近幾年來,國內(nèi)先后影印出版了三本《天發(fā)神讖碑》: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沈樹鏞、趙烈文、蔣祖詒等舊藏本,現(xiàn)藏上海圖書館,是為明拓;故宮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和二〇一五年分別出版了寶熙、羅振玉等舊藏本和楊介侯、周季木等舊藏本,后均歸朱翼庵,現(xiàn)均藏故宮博物院,由朱氏捐贈,分別定為宋拓和明拓。仲威先生寫有《<天發(fā)神讖碑>善拓排比細說》一文(載于仲威著《碑帖鑒定要解》,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對《天發(fā)神讖碑》善拓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涉及到前兩本,結(jié)論如下:
一是,故宮博物院藏傳稱“宋拓”之本為存世最早拓本,中段第十六行“刊銘敷垂億載”之“敷垂”二字完好(圖一),“載”字下半尚存(圖二),是為僅見之最善之本。朱翼庵稱之為“宋拓‘載’字不損本”(《歐齋石墨題跋》,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附帶說明一下,《天發(fā)神讖碑》曾幾何時就斷為上中下三段,稱為“三段碑”,每段的行數(shù)、字數(shù)均有不同,故校碑筆記多有具體指向某考據(jù)點是在哪一段。
二是,上海圖書館藏明拓本堪稱“天下第二本”(仲威語),亦稱趙烈文藏本,“刊銘敷垂億載”之“敷”字左半下“方”部微損,但未與下方石花泐連;“垂”字左上角也微損,但筆畫基本可見(圖三)。在我看來,故宮藏明拓本,亦稱楊介侯藏本,該考據(jù)點(圖四)接近此本,但顯然稍遜一籌。
依照仲威先生的進一步分析,接下來的是清初拓本:“刊銘敷垂億載”之“敷”字左半下“方”部已損,且已與下方石花泐連,但未徹底泐去,尚殘留余石;“垂”字左半幾近損泐;他舉的相應(yīng)例子是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整紙卷軸本,早些年曾出版于《中國美術(shù)全集》。最后是雍乾拓本及乾隆拓本,“刊銘敷垂億載”之“敷”字左半下“方”部全泐;他舉的例子均來自上海圖書館藏本。
所見《天發(fā)神讖碑》善本有兩種裝裱形式:故宮博物院兩本依碑石上中下三段次序剪裱裝幀,上海圖書館藏趙烈文本是依照碑文原來的次序裝幀的。本次原色原大影印之嘉樹堂藏本裝裱次序與趙烈文藏本相同。該本在幾百年的收藏、鑒賞過程中,前人已將之定為明拓本,也多有議論。本人認同了這樣的判定,只是從現(xiàn)代校碑及鑒別的角度,說明一二,略加充實,并作為收藏者本人,談點藏弆的切身感受,向大家匯報一下。
參考仲威先生以上排比,本次影印之本定為明拓本:“刊銘敷垂億載”之“敷”字左半下“方”部已微損,且已與下方石花泐連,損泐狀況稍弱于上述兩明拓本,故要稍晚于此兩本,但要稍好于清初拓本(圖五)?!按埂弊謸p泐狀況也類似,但左半未全損盡,要明顯好于左半幾近損泐的清初拓本。另外,“億”字可見筆畫(圖五)。
該本有一個缺憾:未見原石中段第十八行、第十九行“吳郡”、“工陳”四殘字。要知道,根據(jù)仲威先生的研究,并有上海圖書館藏乾隆拓本佐證,此四殘字未如傳統(tǒng)校碑書籍中所言“雍乾拓本吳郡二字泐盡”,在乾隆后期仍然依稀可見,只是甚為漫漶罷了。將本次影印之本定為明拓本,遠在乾隆之前,那么,如何解釋該本沒有“吳郡”、“工陳”四殘字這一情況呢?
仲威先生在文中也承認:在椎拓或裝裱《天發(fā)神讖碑》拓本時,“吳郡”、“工陳”四殘字,“或遭拓工漏拓,或遭裝裱工匠剪裁丟棄”,導(dǎo)致人們“不辨其真面”(同上)。我的理解是,如果這一情況是可能的話,要辨其真面目,我們就必須借助于其它考據(jù)點來作判斷了,上面談到的中段第十六行“刊銘敷垂億載”之“敷垂”二字就是,另外還可參考看一看上段第二十二行“東海夏侯”四字。
該本“東海夏侯”四字雖已漫漶,但“東海侯”三字筆道依然清晰可見,似乎符合明拓本的狀況。所以,該本“吳郡”、“工陳”四殘字很可能被人漏拓或剪棄。
舊藏者陳景陶不愧行家里手,“藏石墨甚富,而又善于抉擇”(禇德彝冊前題記語),他在冊前題記中不無得意地寫到:“東海夏侯未泐尤為罕見,楊龍石定為明代精拓”。雖語意乖巧,也言之鑿鑿,不無道理。可能禇德彝的說法更加接近當代人的校碑經(jīng)驗:“是本第一段東海下有夏字,為萃編所無;第二段敷字下有垂字,其下尚有億字可辨,皆可為明拓之證”(同上)。
如果說以上所述是“往上看”,下面讓我們再“往下看看”。
還是仲威先生的研究。他在《中國碑拓鑒別圖典》(文物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中將雍乾時拓本的特點歸納為:“刊銘敷垂億載”之“敷”字左半下“方”部已全泐,“垂”字僅存右上角(約占全字的四分之一);上段第二行“步于日月”之“日”字中間橫筆右上角泐;上段第十二行“中書郎”之“郎”字左上角泐。至于對“吳郡”、“工陳”四殘字的考據(jù)意見,因該本佚失未見,在此略而不論。
該本“敷垂”二字的考據(jù)如上所述,不再贅言。而該本后兩個考據(jù)點的情況是:“日”、“郎”二字完好,顯示它絕對是雍乾之前的拓本。這再一次表明,該本盡管未見“吳郡”、“工陳”四殘字,但不能將它看作《天發(fā)神讖碑》的晚期拓本,即此四字徹底泐盡后的拓本,亦即乾隆晚期至嘉慶初年的拓本。
順便說一下,二〇〇一年上海書畫出版社曾據(jù)舊版影印了羅振玉舊藏本《天發(fā)神讖碑》,是為明拓本,考據(jù)點“敷垂”與此本極為接近(圖六),傳此本現(xiàn)亦在故宮。
至此,綜上所述,在存世拓本中,首屈一指的是傳稱“宋拓”的“載”字不損本,其次趙烈文藏本,再次是羅振玉藏本和嘉樹堂藏本,以下再諸多他本,等等。楊介侯藏本或許年份比羅振玉藏本和本次影印的嘉樹堂藏本稍早一點,但拓工平平,墨色一般,不甚可愛,我可能還是更加喜歡這兩個稍晚一點的本子。除嘉樹堂藏本之外,上述幾種善本已先后有了影印本,甚至早在民國,本次影印嘉樹堂藏本希冀“錦上添花”,給研習(xí)和鑒賞《天發(fā)神讖碑》存世善本者提供一個新的影印本,想必能湊成“全家?!卑伞?/p>
幾年前得到的這本《天發(fā)神讖碑》,在我一眾收藏的碑帖中,它一直是我很喜歡的一本,除了如上所述,原石于嘉慶十年(一八〇五)燬于火,存世拓本稀見且此本為明拓善本外,還有以下幾層原因:
首先是外觀形式,裝幀考究,古錦面板,且面板上禇德彝專此為陳景陶題簽,很精到。如仲威先生在《碑帖鑒定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中所言:“拿到一冊碑帖,首先躍入眼簾的是碑帖的面板以及面板上的名家題簽”,“古錦之花樣繁多,或圖畫或圖案,一般以小格花樣重復(fù)組合為常見。又因古錦柔軟而不耐磨損,經(jīng)不起長期翻閱和觸摸,故善本碑帖一般在古錦面板的四周邊線上再加裝細條木框,式樣類似于精細鏡框中再安放入古錦面板,其四周木框之材質(zhì)一般以紅木類硬木為主,起到保護古錦面板四周邊緣的作用”。相信此本在外觀上符合善本碑帖的要求,絕對“表里如一”,一上來就吸引住了我的眼球。
其次是,沒有任何填墨添筆,淡墨拓成,是我最喜歡的碑帖拓法。明代拓本略微填墨加筆是很常見之事,在一定范圍內(nèi),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有時很難看出來及區(qū)分出來,因為此種情況多發(fā)生在濃墨拓本上。在傳世的《天發(fā)神讖碑》拓本中,或許本人孤陋寡聞,淡墨全本是為僅見。對于淡墨這種拓法,金石大家歷來評價甚高,如王孝禹、朱翼庵等均有褒揚之辭,主要是:拓法精到,文字清皙,字口光潔,圓渾有神,另外,基本為舊拓,年份早,而且難以填墨添筆“做手腳”。
再次是,名家遞藏并多有跋語。此本數(shù)百年來之收藏者有:王澍、吳志恭、吳云、張祖翼、陳景陶、秦淦等。題簽題耑題跋者甚眾,計有:褚德彝、秦淦、陳景陶、吳志恭、楊澥、張祖翼、錢步文等。另有陸鼎、顧承、吳讓之觀款。其中張祖翼冊后之跋語曰:“此本敷垂二字皆顯然可辨,巧工二字雖相連而無裂痕,縱不敢據(jù)為宋拓,然總在明嘉靖甲子以前耿天臺未刻跋之時也。惜匠者裝裱不善,凡模糊剝蝕之字,或一筆或半筆,諸如此類盡行割去,求其殘橫勝直,一筆不脫者,難矣”。需要說明的是,冊后題跋年月次序稍倒錯,估計后人重裝時所致,本次影印一應(yīng)其舊,依照原樣次序印出,力求“原汁原味”。
據(jù)仲威先生轉(zhuǎn)自張廷濟的記載,張氏的年代《天發(fā)神讖碑》拓本就身價頗高:“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南京碑刻店中尚有三段碑,索價已十金,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到金陵訪之肆中,雖懸數(shù)十金不可得”。另,“上海圖書館藏‘乾隆拓本’冊中所載光緒末年售價已經(jīng)高達一百四十兩”(仲威《<天發(fā)神讖碑>善拓排比細說》,見仲威《碑帖鑒定要解》,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第一七四頁)。的確,甚至殘本亦稀奇,如吳榮光、梁啟超遞藏之嘉慶拓本,整紙一條,高七十四厘米,寬三十厘米,僅存中段前兩行,僅十二字,現(xiàn)存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
一九三三年,故宮兩本的捐獻者朱翼庵先生曾寫到:除了這兩本,“此外,所見不下十余,無及介侯本者”(《歐齋石墨題跋》,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即在當年我們上面提到的“楊介侯藏本”那樣的明拓本已經(jīng)難得一見了。
書畫家、篆刻家受《天發(fā)神讖碑》影響最大的莫如徐三庚和齊白石者。曾幾何時,徐齊二人的作品亦是我喜歡一類。見到《天發(fā)神讖碑》后,我想,干脆直接與徐齊二人的“祖師爺”或“偶像”對話吧。當然,如張祖翼所言:“今雖屬余,又不知閱數(shù)十年歸于誰氏,稀世之寶不能私于一家,亦循環(huán)之道也。但使物得其所,不遭污穢煨燼之劫,則於千萬年也可”(冊末張祖翼跋語)。今天我將之影印出來,亦是“物得其所”是也。
丙申秋九月初一日初稿,二十五日修改稿,陳郁寫于嘉樹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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