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官泯：海德格爾、施特勞斯與希臘——我什么還要研究希臘哲學？
成官泯
我的講題是“施特勞斯學派與中國的古希臘哲學（研究）”。它還有一個副題是：“我什么還要研究希臘哲學？”在我看來，這并沒有跑題。六年前，正是受施特勞斯的影響，我開始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我為什么還要做哲學？既然對我來說生活意義的確立更在于信仰而非哲學，那為什么我還要做哲學？第二，假如我信了基督教，我還能自稱是一個中國人嗎？既然中國文化信奉的天命根本不同于西方人信仰的人格化上帝，那信了上帝，還能說自己是中國人嗎？六年來，這兩個問題一直與我的學習生活緊密相連，今天，我把這兩個問題在表面上合起來，取一個交集，由此而有這樣的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即便我要研究哲學，為什么不研究中國哲學而要研究西方哲學，而既然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哲學就等于希臘哲學，于是，問題簡言之就是：我什么還要研究希臘哲學？照說，作為一個中國人，研究自身、認識自身應該比研究別人更緊要，為什么我還要立志研究希臘哲學，何況這是一個中國人費盡畢生心血也未必能入其堂奧的難事？
對這一問題最有力然而也最可笑的反應，莫過于說：這是一個偽問題！西方哲學或者希臘哲學研究是一個專業(yè)，一個行當，所以從事它顯然是有意義的！不錯，然而，有意義的行當多的是，為什么我偏偏要從事這個行當呢？它跟我的安身立命有什么關系？
對一個哲人來說，他之安身立命的中心工作是認識自身。就對自身的意識與認識來說，人身總是處在縱橫時空兩條線組成的坐標中。從縱的維度說，為認識自身，他必須認識自身的傳統(tǒng)；從橫的維度說，為認識自身，他必須認識與自身相異的他者，中國人的這一他者就是西方人。希臘哲學正是西方人的認識之學。于是，我們便初步回答了為什么要研究希臘哲學的問題：認識他者是認識自我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方面。
為什么要研究希臘哲學，也許還在于：甚至為了認識我們自身的傳統(tǒng)也必須研究希臘哲學。我認為，施特勞斯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一次關于存在主義的講演 中的兩個說法都正確。其一，說到海德格爾認為要超越理性主義的界限，西方必須向東方特別是中國學習，施特勞斯馬上加一句：“但是，中國正屈從于西方理性主義?！敝袊谇鼜奈鞣?，這并非施特勞斯或者海德格爾的一個判斷或者洞見，超過一百年了，這是一個事實。一百多年來中國屈從于西方，與此相伴的是，不斷自覺地用西方的眼光來看待自身的傳統(tǒng)。其二，說到海德格爾認為，必需有東西方的交會，施特勞斯說，對，不過在當今思想水準上，不可能有西方和東方的真正交會，當今的交會是“不論西方而且東方的最淺薄時期的最夸夸其談、最華而不實、最淺薄的代表們之間的交會”。確實，超過一百年了，我們對自身傳統(tǒng)的認識，可能正是被一些縱不認識自身，橫不認識西方的叱咤風云的淺人們的見識所左右，對自身傳統(tǒng)的不覺與不識使他們轉向西方，而對西方的不識反過來加深了對自身傳統(tǒng)的不覺不識。鈴是怎么系的就需要怎么解。既然一百多年來并且在可預見的將來，對西方的認識必然與我們對自身的認識如影相隨，我們便首先必須消除百年來淺人們的西方認識對我們自身認識的支配；為贏回對自身傳統(tǒng)的真正認識，我們竟然首先需要真正認識西方。看來，我們整個的自身認識（不論是認識他者還是認識自身傳統(tǒng)）都要求我們認識西方。與這整個的自身認識相對應的是，整個地正視西方。
整個地正視西方，其必要性與可能性，都是海德格爾提出來的，施特勞斯在多個場合這樣說。 對西方文明危機的直覺和洞察，使海德格爾在自身的興趣和學識范圍內，把西方文明的整個核心，當作某種異在來進行審視。《存在與時間》的導論就向我們展示了海德格爾這一審視工作的概貌。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海德格爾給自己的哲學（形而上學）工作規(guī)定了雙重的任務，這任務處在“前科學的–科學的”以及“歷史的–現(xiàn)實的”這兩條經(jīng)緯的交織之網(wǎng)中。哲學活動是從前科學的經(jīng)驗上升到概念科學，而我們學習哲學時首先面對的則是已經(jīng)概念化的科學。一方面，為找回哲學的原本活力，需要從原初的、前科學的存在經(jīng)驗和理解出發(fā)，構造適當?shù)谋倔w論（存在論）科學，另一方面，這種合適的本體論科學構造工作看起來卻似乎是在反對通常的、健全的人類理智，因為，我們現(xiàn)在通常對存在的理解，本身已經(jīng)是哲學史上各種以科學形態(tài)出現(xiàn)的存在論所塑造的結果，所以，一方面是從原初出發(fā)的建構，另一方面則是拆解哲學史，以便回到原初，這兩個工作一體兩面，相輔相成，這也構成了《存在與時間》寫作計劃的兩個部分。我們還可以看到，無論是建構還是拆解的工作，希臘哲學特別是亞里士多德哲學都處在核心的位置。從原初經(jīng)驗出發(fā)的建構開始于學習亞里士多德，因為他的哲學是對原初經(jīng)驗的第一次真正的科學化，對哲學史的拆解工作最終也要走向亞里士多德，拆解不僅要顯明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的形而上學發(fā)展是一種“去掉了根源的”發(fā)展，而且要顯明康德存在論的根本方向仍然是希臘式的，顯明這去掉根源本不可免，這去掉根源的“根源就在古代存在論”，即在亞里士多德身上，這就是說，亞里士多德不僅是對原初經(jīng)驗的第一次真正科學化，也是第一次科學地局限化或歪曲化。似乎可以并不夸張地說，對于早期海德格爾，學習哲學，就是學習亞里士多德，盡管那意味著“爭論”和“創(chuàng)造性的占有”。早期海德格爾把西方文化似乎當作某種異在進行的審視，并沒有在實際上借助一個他者，他的審視主要是縱向的。從早期到后期，不論他的思想有多大變化，他本人并不承認在根本傾向上有改變。對西方文化的主流哲學史的反思，使他后來的尋思更深入，縱的方向上，追尋前經(jīng)典希臘時代詩人們對存在的近乎神秘的經(jīng)驗，與此相應，橫的方向也開始了，他試圖向東方、向中國學習，因為那種存在經(jīng)驗在中國一直保持。
無論是雅可布·克萊因（Jacob Klein）還是列奧·施特勞斯，根據(jù)他們自己的供述，都是在早期海德格爾的直接影響下開始真正的哲學思想的，對于這一思想淵源，我們還沒有足夠重視。按施特勞斯的說法，海德格爾并非簡單地拒斥西方哲學傳統(tǒng)，而是把它整個連根拔起來進行審視，對于這一傳統(tǒng)，海德格爾第一次開啟了這一可能性：“觀審這傳統(tǒng)的諸根源，恰如它們自身所是的那樣”，從而可能去知道——而不是像如此之眾僅僅是相信——那些根源是唯一自然的也是健康的根源。施特勞斯還分析了海德格爾之所以如此無與倫比的外在原因：天主教學術背景使他知悉亞里士多德的方式一開始就是前現(xiàn)代的，也反對把亞里士多德現(xiàn)代化，但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又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不通過托馬斯·阿奎那來理解亞里士多德，總之，他意圖把亞里士多德連根挖起來，帶著無比的驚贊打量他。于是，克萊因和施特勞斯領會了海德格爾并沒著意地開創(chuàng)的這一可能性：真正回歸到古代哲學，回到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哲學的可能性。施特勞斯并沒有過高估價海德格爾引發(fā)的回到希臘去的運動，這一回歸不是古典主義的帶著好古信念的回歸，不是德國新教哲學帶著自大體系的回顧研究，也不是浪漫主義的自身現(xiàn)代情感向古代的投射，確實，像施特勞斯說的，幾百年來，它是第一次真正的回歸。的確，沒有海德格爾，很難想象我們今天在這里正襟危坐，把獻身研究蝌蚪文的事業(yè)上升到安身立命的高度。正是在早期海德格爾的激發(fā)下，施特勞斯堅定地回到古希臘。施特勞斯和早期海德格爾表面的不同是，海德格爾早期回到亞里士多德，施特勞斯則畢生回到柏拉圖。他們回歸的方式也有不同，海德格爾是相爭、徹底考問亞里士多德、創(chuàng)造性占有，在施特勞斯看來這最終仍然是現(xiàn)代立場，登峰造極的歷史主義。施特勞斯則主張像柏拉圖自己理解自己一樣理解柏拉圖，至于為什么要這樣，施特勞斯多次講過，這可絕非出于任何好古癖。就向希臘的回歸來講，施特勞斯似乎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比海德格爾更徹底。如果說施特勞斯的思想中有什么猶太背景，在我看來，那就是，對猶太人所遭受的慘絕人寰的大燔祭的清醒認識，使施特勞斯明白，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偉大文明，在其根本的地方，很難（或者說根本不會）與另一個同樣的文明融合或者相互學習。這也許可以從一個側面來說明，為什么施特勞斯早在50年代的“存在主義”講演中，就敏銳地抓住并精辟地總結了海德格爾的思想變化：在從結果出發(fā)對西方理性主義傳統(tǒng)整個地給出了一個否定的論斷之后，海德格爾傾向于向東方學習。如果說施特勞斯在言辭上對此持開放態(tài)度，他畢生的工作卻表明他對此持保留態(tài)度。針對海德格爾所揭示的西方理性主義（雅典）的危機，施特勞斯引入的是東方的耶路撒冷，然而，耶路撒冷是西方之中的東方，是西方內部的東方，藥方不太相同，診斷當然也不太相同，施特勞斯試圖修正海德格爾的西方危機觀，理性主義的危機是現(xiàn)代理性主義的危機，它背叛了古典政治哲學的教誨，敉平了理性與啟示、理論與實踐、哲人與城邦之間的鴻溝，所以，對施特勞斯來說，為永葆西方文明的內在活力，首先需要在西方內部重啟古今之爭，就是要真正回到古代、回到古典的理性主義，而這意味著重新繃緊雅典和耶路撒冷（西方內部的西方與東方）這兩端。可以說，施特勞斯和伽達默爾一樣，都是在海德格爾毀滅性地評判了西方文化之后，試圖挽救西方的真理和正當性，有趣的是，當他們開始其工作時，海德格爾思想的毀滅性還沒有顯示出來?？傊?，就向東方學習來講，施特勞斯似乎比海德格爾更保守。
簡要地清理過海德格爾–施特勞斯的思想淵源后，我們就能明白，正是現(xiàn)代性的命運及其帶來的深刻問題，迫使這兩位大哲整個地審視西方，而這總是意味著回到希臘，于是就有了從“如其自身地”理解希臘人到“如其理解自身一樣地”理解希臘人的不斷徹底化。有了對這問題意識的體會，我們便能理解，為什么早期海德格爾對希臘經(jīng)典的解讀征服了那么多同樣年輕的思想家，也能理解：為什么施特勞斯使猶太裔的學生著迷？因其刻骨撕心的經(jīng)驗和記憶逼迫其反思西方文明的秘密和血腥！為什么施特勞斯也抓住從戰(zhàn)場歸來的美國學生的靈魂？因為又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西方文明理想的動搖使其親身感受了西方的沒落！為什么施特勞斯也受到當今政治保守主義者的推崇？因其在新世紀恢復羅馬帝國榮光的夢想迫使其深思文明的本性！同樣，為什么施特勞斯能風靡重新崛起的中國？因為現(xiàn)代化和西化的大勢要求不愿失去方向的我們正視他者、贏回自我的認同！所以，對施特勞斯派卓有成效也最引起爭議的解經(jīng)學原則與實踐，我今天有充分理由不置一詞（不用說，每一學派的主張在學術上都絕不會是毋庸置疑的），因為真正的施特勞斯派決不會教條化他的思想，以致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教派。施特勞斯“如其理解自身一樣地”理解希臘人的主張，表明了他徹底、真切地認識西方文明之至深根源的努力。在這種意義上，我們之中任何一個有嚴肅思想抱負和文化擔當?shù)膶W者，都很難不是一個施特勞斯份子！聆聽施特勞斯這一主張的急迫性，因為如下事實而加強：由于古今之間的巨大斷裂，對于當今的西方人，希臘人其實也是十足的外國人！——我們的處境又有什么不同，三代以降我們確實一脈相承，但對郁郁周文，我們并不比對外國文化更熟悉！
我們今天立志研究希臘，是為了未來中西之間可能（或不可能）的在根源之處的交會。對此，當代兩位大哲的教誨有所不同，海德格爾認定西方要向我們學習，反過來則沒有說我們是否需要向西方學習，他的態(tài)度讓我們初聽起來感到鼓舞，這鼓舞對照當今的實際卻讓我們覺得是虛幻的，施特勞斯雖對中西交會持開放態(tài)度，卻始終沒有鼓勵西方向我們學習，當然他也不鼓勵我們向西方學習。施特勞斯的學生潘格爾（Thomas L. Pangle），在他特為施特勞斯的一本論文與講演集《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再生》寫的中譯本前言中說，中西的交會當是一場“高貴的競爭”，至于在施特勞斯的激勵下開始研究希臘，研究整個西方的中國學人，雖然知道競爭是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卻并不認可并接受這場所謂“高貴的競爭”，中國文化從來沒有、也不打算把“競爭”作為文化之間適當?shù)慕涣鞣绞剑瑳r且，中國人相信自己信奉的“天”比起西方人的“上帝”要無比地“高貴”。
2009年6月20日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哲學部）
原載《世界哲學》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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