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第一次接觸行為藝術 參與“自殺系列”表演
馬六明第一次接觸行為藝術是1988年在大學期間，他的老師魏光慶做了一個行為藝術叫“自殺系列”，馬六明是這個作品里面的表演者。這算是他第一次接觸行為藝術。后來在1989年的時候，這個作品也參加“八九現代藝術大展”，在中國美術館展出。
第一件行為藝術《狀態(tài)系列》 獻給大學教室
后來1989年，馬六明開始自己嘗試做行為藝術。第一件作品《狀態(tài)系列》是在他的大學教室里面完成的。在教室里的木頭臺上，他裸體做出了不同的狀態(tài)，并用塑料薄膜包住自己的身體，做了一系列的造型和動態(tài)。另外一個系列作品是用撕成一條一條的報紙裹住自己的身體，這些作品都是他第一次的獨立行為藝術。
第一件行為作品《狀態(tài)系列》是受八五新潮的一些早期的藝術家影響。因為那個時候行為藝術普遍有一種形式就是“包裹”，包裹自己的身體，傳達生活里的一種束縛感。
很多人對行為有著一些偏激的理解，總是能把“自殘、裸體、神經病……”聯系在一起。當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馬六明對行為藝術是這樣理解的：“行為藝術首先還是從一個藝術家的身份出發(fā)，畢竟它是跟繪畫不一樣的一種形式，它是比較強調這種現場，這種身體語言，這種現場的行動，這個行動里面肯定從藝術角度來說，他為了傳達某種感覺，會設計一些比較荒誕的場景，或者一些比較非日常的一些行為在里面，往往這種東西會讓普通的觀眾會產生一些誤解。
《當行為與繪畫重疊》藝術家：馬六明 作者：烏藍 攝影：李大為
不管是行為藝術還是繪畫，馬六明覺得首先要讓觀眾是要有感覺，這個很重要，就是你看一個藝術家的行為藝術首先你覺得很有意思，然后在這個有意思里面去體會他想表達的東西。
行為藝術就像搖滾樂 感染力更強
馬六明在大學期間是油畫專業(yè)，在第一次接觸到行為藝術以后，這種藝術形式讓他挺激動，一直也是堅持在畫畫，覺得畫畫還是有點不能完全表達自己的情感。而且年輕時，通過做行為有很多激情，還有一種釋放的感覺。行為藝術它更像音樂里面的搖滾音樂，感染力會更大一些。
兄弟情深 哥哥是他藝術的領路人
馬六明從小跟著他二哥畫畫的，他哥哥也是他繪畫的啟蒙“老師”，后來由他哥哥介紹馬六明到學校辦的美術訓練班，開始了他的繪畫之路。
因為家里的經濟條件不是太好，所以哥哥放棄了繼續(xù)畫畫，而是選擇做生意補貼家里。他哥哥一直非常支持他，包括他上大學的時候的生活費都是他哥哥幫助解決的。包括大學畢業(yè)后的幾年，馬六明來北京畫畫，一直都是他哥哥在支持著他。在北京畫畫的時候，至少沒有為生活犯過愁，能夠安心做藝術，都是有一位哥哥做他后盾。馬六明說自己很幸運有這么一位支持他的哥哥。
Fish Child 1996Beijing
1993年前往北京東村 開啟北漂路
1993年馬六明孤身一人來到北京，到京后的第一天就入住北京東村（畫家村），起初他并不知道東村里有那么多的藝術家。大概過了一個月，大家慢慢認識了，那時候還沒有人做行為藝術，主要是有的藝術家還在中央美院進修，有的是做攝影的，有的是做音樂的，就是不同的人，后來在東村的狠人都成了朋友以后，經常聚在一起，聊藝術。一個偶然的機會出去參加了一個杰布勒喬治（音）的個展開幕式，開幕式的時候是有很多記者在那拍照，國外的記者，馬六明就跟另外一個東村的藝術家也上去一人摟了一個參展藝術家，然后就讓記者拍照。拍完了之后這兩位藝術家很好奇，問馬六明他們是做什么的？馬六明說：“我們是在北京的一幫年輕的藝術家……”國外的這兩位藝術家一聽非常感興趣，第二天就東村看望這些北漂的藝術家。
迎接國際友人的行為藝術 成為北京東村史的第一個行為藝術
其實這是第一次有國外的藝術家來東村看望這些中國的年輕藝術家，大家都特別激動。當時，馬六明用一個行為藝術來迎接這些遠方的客人，而這個行為藝術也是北京東村的第一次行為藝術。當時馬六明帶著這兩位英國的藝術家看了所有東村的藝術家工作室，最后來到馬六明的工作室，只有他的一個朋友知道馬六明要做一個行為藝術。當這兩位英國藝術家走進馬六明工作室后按慣例他們就是看墻上掛的一些畫。就在這個時候，馬六明搬了一個小桌子到屋子中間，用錄音機放了一首音樂，然后他脫掉上衣，站在桌子上看著天花板，發(fā)現天花板有一條裂縫，然后就用手這樣戳進去，手開始有血流下來，一直流到臉上、身上……一直到他產生了眩暈感后，另外一個朋友上去把他抱起來，這樣一個簡短的行為藝術卻成了東村史上的第一個行為藝術作品。
杰布勒喬治這兩位藝術家也很意外，居然看到了中國藝術家做行為藝術，這讓他們當時很驚訝，也表示祝賀。這次經歷，讓馬六明深刻的感覺到行為藝術是他想要的形式，這種形式更能表達他的想法和情感。后來陸陸續(xù)續(xù)的就開始了行為藝術。
曾經的北漂生活 完全看不到前途
馬六明說那時候的北漂族，更多的是帶著一份理想來的，然后完全看不到前途?，F在的年輕藝術家來是看到有很多范例，成功藝術家的范例，但是他們那時候是沒有的，和現在的北漂族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東村畫家村 今天已成為北京朝陽公園
馬六明說：“其實我是坐火車來北京的，當時我同學來火車站接的我。從火車站到東村，第一印象是覺得好遠，第二印象是怎么到了農村了？因為我在湖北是沒有在農村住過，怎么到農村了？就覺得是一個比較荒野的一個地方，也是朝陽區(qū)很大的一個垃圾場，撿破爛的，全部集中住在那邊，當租的是農村的院子房。流動人口很多，比較亂。后來才了解，其實東村這個地方是離中央美院比較近，這也是開始有一些藝術家選擇在這個地方的原因。而東村現在已經變成了北京朝陽公園。
因為沒有錢 畫家們聚餐時大蒜充當“水果”
在東村的時候，很多藝術家會一起騎自行車出去看展覽，或者參加一些活動，這讓他們覺得是件很開心的事情。還會經常在一起聚會喝酒，當時因為沒有錢，他們去小餐館吃飯，每人都要一碗面，然后會跟老板說再來一盤“水果”，那盤“水果”其實就是生大蒜，吃面時用的。馬六明很快適應了這種北方的生活方式。
《為無名山增高一米》北京東村藝術家集體創(chuàng)作,1995年
在東村 藝術家們經常去左小詛咒家聽音樂
左小詛咒當時也在東村，他最早是在外面賣打卡帶（磁帶），左小詛咒經常會給這些藝術家介紹很多好聽的搖滾音樂。這些藝術家經常聚在一起喝酒、吃飯、聊藝術，他們很愛去左小詛咒家里聽音樂。這些深刻的記憶，讓馬六明覺得在東村的日子很快樂！
在北京一直有種流浪的感覺
九十年代的東村，那些追逐藝術夢的畫家其實沒有一個人的經濟來源來自于藝術。很多人會選擇零散的打工來維持生活和創(chuàng)作，而馬六明是由他的哥哥資助他。但他們不覺得苦，因為大家都是這樣，都是一個起跑線，也沒有好的對比，覺得生活就是這樣的，出來創(chuàng)作，出來流浪，就是這樣的生活。馬六明覺得在北京應該一直是有流浪的感覺吧，到現在也有。
行為藝術《芬·馬六明》一舉成名
在東村馬六明做完第一個行為藝術后，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一幫朋友在一起聚會玩兒的時候，有個香港的朋友他有照相機，馬六明那時候頭發(fā)很長，然后跟女孩交換衣服，扮成女孩的形象拍張，后來發(fā)現那些照片里馬六明的形象特別像女孩子。后來，馬六明利用這個天生的形象來做行為藝術，并請來化妝師將他打造成女孩的形象，攝影師跟拍他化妝到完成的整個過程。在那之后也給了很多老師來請教，看他的作品，大家都覺得這個形象真的是特別好，利用了這個形象，但是從藝術角度來說，覺得還是有一點像一個化妝術，如果是通過這樣一個化妝術，其實很多人都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東西，雖然是你先把它當成藝術來做。
后來馬六明就開始，臉部還是化妝，然后自然的流露出男性的身體，創(chuàng)造出“芬-馬六明”這個形象，就是它有更多的一種矛盾的東西在里面。
行為藝術被誤認為“流氓活動” 被警察抓走
在九十年代當代藝術是一種地下的活動，行為藝術就更加是一種地下活動。馬六明回憶：“1994年我在東村做一次行為藝術的時候，后來被警察抓了，關了兩個月。我做的是一個《芬-馬六明午餐系列二》，也是在東村我住的那個院子里，然后我是先化好妝出來，就是《芬-馬六明》的那個形象出來，裸體的，然后是開始煮土豆，然后在紙上畫的土豆，包括筆那些東西都放在一起煮，煮完了之后就是把那個熟的土豆就埋在我的院子里，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因為這里面也帶有一些荒誕性的東西，因為熟的土豆是不可能發(fā)芽的嘛，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品。最初，警察對行為的界定是“流氓活動”，他們問我為什么要做這種行為？都有什么人來看等等這樣的問題，后來問來問去也問不出什么，就把我放掉了，那算是一個矛盾的高峰。然后東村其他的藝術家一下子就都害怕，都跑了。其實是一年的時間，我們東村就是以前住的那個地方就沒有藝術家了，都被趕走了。離開那個地方，大家就分散住，有的藝術家就往更東的郊區(qū)，因為藝術家那時候都是沒有多少收入的，他們租的工作室都很便宜，就是盡量的往外搬。”
曾經想過放棄行為藝術
曾經馬六明也有想過放棄做行為藝術，包括他的家人也勸他放棄行為藝術一直畫畫兒算了。但是他還是挺喜歡這樣一個形式，所以還是一直堅持做。到1996年他開始參加日本國際行為藝術節(jié)，從那開始以后他就開始有很多機會在國外參加行為藝術節(jié)，他們盡量的是有機會就在國外去做，在國內做就更多的是地下行為，也不會像之前請很多人來現場觀看，而是就只是請攝影師來幫忙記錄行為藝術的過程而已。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現在國人對行為藝術的認識提高了很多， 從2000年開始在中國也有了自己的行為藝術節(jié)，到現在大概有十三年了，也會請很多國外的一些藝術家來中國做行為藝術。
《為無名山增高一米》成為中國當代行為藝術的經典之作
1995年，一群來自北京“東村”的自由藝術家們，聯袂創(chuàng)作了《為無名山增高一米》，不僅成為了中國當代行為藝術的經典之作，在中國攝影史上更留有濃重的一筆。
在一個詭異而又充滿辯證張力的“場所”，10個全裸的男女按照體重的順序，從下而上以3、2、2、2、1的人數層層“裸疊”，最重的人趴在最下面，最輕的伏在上面，身體羅疊為1米的高度，為無名山增加了1米。聳立下一座無名的山巔，把人與人、人和自然以及男女兩性，重新置于關愛和憐憫的維度上來探討本源性的存在關系，給出了身體藝術前所未有的“中國經驗”。
馬六明回憶《為無名山增高一米》的創(chuàng)作過程：“當時參加這個行為藝術的十位藝術家，都是我們東村的藝術家，因為我們1994年不是我被抓了以后嘛，大家其實是分散住了，但是大家那種友誼就更深了，因為好像是經過一個劫難一樣，感情更加深厚了。到1995年其實大家經常聚在一起，會在某個地方或者誰家聚會，喝酒、聊藝術，或者是交流自己想做什么，經常在一起玩兒。然后大家想，可以嘗試合作做一個作品這樣的，其實它的起因就是大家是因為有這種友誼，然后就聊這種事情，開始慢慢有這種想法，就開始做，在1995年的時候。在北京郊區(qū)的一個山上，我們十個人在山頂上像疊羅漢一樣疊起來。我們先在家里還做實驗，先一個一個疊上去，發(fā)現底下的人受不了，然后說那怎么辦？底下是三個人第一層，然后是兩個、兩個兩個，再一個，這樣的，我們就做這種實驗，像金字塔一樣的這種形式，想了很多細節(jié)，然后是按體重來疊這個。后來我們大家一人出200塊錢作為做這個作品的經費，然后包括找車、請攝影記錄，一些幫忙的，包括我們做完一起吃飯，作為這樣的一個經費，包括我們后來剪輯這個錄像帶都是在這個經費里面出的。我覺得要還原到那個年代，是這樣一種感覺，首先我們在美術界給外界的感覺是，我們的行為藝術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我們用身體作為一種語言，來做我們的行為藝術，這個在美術界大家都是公認的，這樣我們用了這種形式，而這種形式在美術界也是比較獨特的一種方式，當時我們采取裸體的形式是用的這個，第二個就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感覺，就是把身體物質化，把精神抽掉的話，人這樣疊起來就是這樣一個肉體的這種感覺。還有一種就是說我們古人有一句話，叫做山高人為峰，為無名山增高一米，是通過我們的身體來去增加一米的，就是有這幾個因素在里面。
行為藝術更應該發(fā)自內心
馬六明認為行為藝術還是要做發(fā)自內心的東西，減少外界的一些干擾，這種干擾甚至來自于一些利益上的，一些所謂成功學的東西，把這些干擾應該排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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