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從學術命題的價值來看，還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研究中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均或多或少地與文獻層面的激烈爭議相關聯(lián)，而且集中地表現在名著研究之中。
不過，對于白話小說文獻的研究，卻始終沒有被按照“學”的角度來做系統(tǒng)梳理——魯迅、孔另境、朱一玄等前輩更多地從資料層面處理這些內容，常以“小說史料”[1]命其書名，文獻研究“辨章學術”之旨趣并未充分發(fā)明；而提及“小說文獻”的一些著作[2]，多數仍將其看作是“?？莆墨I學”之一種，雖有側重論證和細致考辨，但從事系統(tǒng)性建構的研究，尤其是細致研判白話小說文獻特殊性的內容還不算多[3]。宏觀而言，這為白話小說研究者帶來多方面的限制：
其一，由于通論性、理論性的著作不多，白話小說研究者的文獻學意識相對薄弱（這是較之古典詩文研究者而言），這就影響到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深度。
白話小說研究中的不少爭論，雖然是討論文獻問題，但卻沒有采用文獻學應有的論證邏輯，其結論甚至具有非常強的誤導性——某些亟需展開深度文獻研究的議題，反而令文獻學者聞之避席，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太正常的現象。
這些具誤導性的論證，由于缺乏系統(tǒng)的文獻學評判，有一些甚至進入文學史[4]、乃至影響到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5]，其流弊亟需扭轉，需要對現有研究成果去蕪取精。
其二，白話小說文獻實際兼具兩方面的特征。
一方面，白話小說文獻研究，應被看作是“文學文獻”的一個分支，如目錄、版本、?？钡取捌胀ㄎ墨I學”[6]的研究方法，對研治白話小說當然具備有效性（只是某些從業(yè)者的這方面基礎相對薄弱，故方法“特殊”）。
另一方面，白話小說文獻的成書過程、作者研究、版本研究等問題，又彰顯出諸多復雜性、獨特性，不能簡單套用一般性的文獻研究方法，需要根據現存文獻的實際情況，加以針對性的調整、開新。對于“獨特性”的一面，雖有前賢篳路藍縷，但畢竟問題復雜，頭緒繁多，還有待于規(guī)律性的總結。
其三，在這樣的背景下，白話小說文獻研究者之間，常常缺乏共同的討論基礎，于是，學術爭議很容易導致治絲益棼——不同小說的研究者多采取不一樣的論證策略和考據標準，持不同學術意見者亦多以“假設”“猜測”混淆“研究”，真正能夠系統(tǒng)梳理材料，平心衡定各家說法得失的研究目前看還是少數，更未見到能夠總體性認識這些問題的史著。
如果我們以胡適的《紅樓夢考證》（1921）作為現代意義上白話小說研究的出發(fā)點，則這一領域的研究已走過百年歷程。不論站在何種立場上評價，現代學術體制的“整理國故”和“文學研究的考據化”[7]，與白話小說文獻研究的關系頗為密切，可以說，白話小說研究者曾引領過一時的文獻研究風氣。
但，即使是從考據學這一特定層面回溯百年學術史，依然能夠發(fā)現很多亟需解決的流弊——由于在根本方法上存在一些弊端，以往積累的考據成果并非全部可靠。在新的學術環(huán)境下，當有必要重建白話小說研究的基礎，進一步厘清白話小說文獻研究的“通性”與“個性”。
這，就需要系統(tǒng)梳理“小說文獻學”這一研究領域的邏輯起點，嘗試建構白話小說文獻研究規(guī)范，避免既往那些“事倍功半”的無謂爭議。若然，或許能夠推動白話小說文獻的系統(tǒng)梳理、考辨，并在此基礎上撰著出更精密的白話小說史。
限于篇幅，本文僅反思白話小說“作者”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這絕不是白話小說唯一的重要爭議話題，但該問題卻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尤其是與詩文作者研究相比），且與白話小說的成書過程、版本?？钡群诵膯栴}密切勾連。
在把握作者問題的時候，對于白話小說文獻的諸多領域，都必須要有所認知。故，本文稱之為“白話小說文獻學研究的基源問題”。
相比起詩文往往為文人獨立創(chuàng)作[8]，古代白話小說的作者常常有較大爭議，且多為長期不易推進的學術公案。
首先的爭議就是：什么是“作者”？白話小說是否都有“作者”可考？
一部作品，假如從頭到尾都由一個人完成，那么其“作者”身份當然無可爭議。但是，古代白話小說，尤其是那些“世代累積型”的小說，從初具雛形到完全寫定，常常經過多人之手（包括有名可考者和無名可考者），時間跨度亦較長，文本沿革也多存“斷環(huán)”，研究難度極大。
這就需要首先界定，這種情況下的白話小說，有沒有一般意義上的“作者”？應該用什么方式來確定“作者”？研究者需要充分認識白話小說作者的復雜性，并嘗試尋找一種可以適用于大多數作品的標署體例，以使小說史的書寫更具學理深度和說服力。
在以往的作者考據，或小說史書寫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對何為“作者”，并沒有找到固定標準。以對幾部名著作者的通常認知為例，略檢當代整理本的不同標署方式，就可以看出，研究者采取了不同的作者認定標準。
第一種，把（可能的）初稿整理者標署為作者。
如《三國演義》，不論何種版本，基本都稱元末明初的羅貫中為作者。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盡量恢復了毛本的原貌”[9]，實際上是以毛倫、毛宗崗父子的刪訂作為文字標準，但依然持“羅貫中著”的標注方式，在封面署名中根本不提及毛氏父子的貢獻。類似的，部分以金批為底本的《水滸傳》整理本，也不會在署名層面上考量金圣嘆對《水滸傳》正文的修改。
第二種，把最后的寫定者標署為作者。
如《紅樓夢》后四十回，長期將程偉元、高鶚看作是續(xù)書作者，對于程偉元、高鶚所談到的“竭力搜羅……數年以來，僅積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擔上得十馀卷”“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10]一類說法，學者往往不加深思、辨析，認為既然后四十回在程、高手中完成，那么就將二人判定為后四十回的續(xù)作者。
第三種，把某個典型“定本”的完善、寫定者標署為作者。
如《西游記》，其前有元末明初的“全真化”版本[11]，其后有“證道書”版本，但學界一般認為作者是明中后期的吳承恩。黃永年、黃壽成點校整理的《西游證道書》，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學四大名著”本中，徑自署名《西游記》。雖然對“吳承恩”持模糊處理的方式，但前言指出“吳承恩的名字是學者們考訂出來的，只是證據還不夠確鑿”[12]。至于能否用明“百回本”之“作者”、書名概括清初改編的《西游證道書》，則不在討論之列。
第四種，僅標署最大貢獻者為作者。
脂硯齋評本的《紅樓夢》，評語構成比較復雜，按照流行觀點，“《紅樓夢》各脂本中匯錄了如此眾多而復雜的評語，這些評語僅署名的就有十人之多，而其中可歸入脂評的至少有五人”[13]。但如對評語加以署名，一般只署脂硯齋一人，而很少有學者在署名層面上關注今存脂本上的評語出自多人之手[14]。這雖不是嚴格意義的“小說作者”，但思維方式卻是相通的，可為參證。
第五種，盡量標署各個環(huán)節(jié)的貢獻者為作者。
相對而言，這種署名方式較少。比較典型的例證是，《水滸傳》明代開始，就有施耐庵作、羅貫中作、施耐庵羅貫中合作三說?！叭宋谋尽鼻把砸詾椤艾F在學術界大都認為是施耐庵作”[15]，但在封面署名則寫“施耐庵、羅貫中著”，可能就是出于盡量求全的考慮。最新出現的《紅樓夢》后四十回“無名氏續(xù)”說[16]，則是嘗試把可能做出貢獻，但毫無文獻依據的“無名英雄”納入作者研究的視野，較之前者走的更遠。
以上幾種，屬相對常見的白話小說作者標注方式。除此之外若再細分，當然情況更加復雜。
在現有的文獻條件下，上述幾部小說的“作者”還難以得出定論，各種標署既面臨文獻困境，也自有理據。此處不打算逐一評判各觀點之是非，而是希望提出，真正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是：
如果站在小說史和文獻研究的高度看，造成標署體例極度混亂的根本原因顯然是——“什么是作者”的一系列問題——在哪個/哪些關鍵環(huán)節(jié)作出貢獻，才能夠被稱為“作者”？“作者”必須有某些確定信息，還是可以成為“無名氏”？如果某一關鍵環(huán)節(jié)的貢獻者無法考知，是否可用其他環(huán)節(jié)的貢獻者在署名時代替？“作者”之名既定之后，是否可以由此統(tǒng)攝一切流傳版本，并遮蔽其他“不太重要”的整理、刪訂者？
這些問題，在以往討論中幾乎沒有得到太多正視，更罕有宏觀思辨。不客氣地說，這顯示出相當一批小說文獻的研究者，既沒有用小說史的總體視角思考問題，也沒有關注到古典文獻研究的一些常見理念和方法，僅僅是希望為小說冠上某個作者“名字”，以便于一般的傳播、稱引。
于是，《金瓶梅》的提名“作者”竟然達到七八十位，《紅樓夢》的提名“作者”正以加速度追趕，已經超過二十位。而“作者”“施耐庵”的故事也已編成多種小說、電影、電視。
我們認為，應該首先切分“作者”研究中的不同層面，在此基礎上才能繼續(xù)深化認識，并進行有學術意義的討論。主要觀點如下：
第一，作為社會一般文學知識來說，在通常情況下，不妨沿用以往公認的署名方式，將作者姓名看作一個約定俗成的“符號”，而不必過度糾結文獻學爭議。
從現實背景來看，將小說作者的復雜爭議引入到公共領域，可能會引發(fā)不必要的混亂。拿早期文獻來舉例，先秦子書的時代背景、成書歷程等問題素有爭議，但向社會大眾介紹時，就可以從簡提取“最大公約數”，認為其可代表某一特定思想家的觀點，如認為《道德經》就代表老子的觀點（盡管老子究竟是何人也有爭議）；司馬遷《史記》“十篇有錄無書”，今本中有不少褚少孫等人的續(xù)補文字，但在一般性的描述里也可以較少涉及，不必特意署名為“司馬遷著、褚少孫續(xù)”。
從這個角度來看，一般出版物所標署的小說作者也許有“箭垛子”之嫌疑，但卻并非沒有文獻學依據。相較而言，《紅樓夢》的“無名氏續(xù)”及類似說法，至少從目前來看反而不宜迅速進入大眾傳播領域。
第二，作為文學史的書寫，則應當進一步揚棄“作者”這一空泛的概念，以加強白話小說文獻研究的精細程度。
文學史、小說史上所談的一般性小說問題，很多時候指的是系列文本群展示的共同傾向，在這個背景下當然無需特別糾纏“作者”和“版本”的問題。但是，文學史的評價，尤其是較為普遍的藝術分析、主旨闡發(fā)，常常是聚焦于某一個版本（且多為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加以論析。
在這里，重要的是這個具體版本的文字特殊性。如《水滸》之金本、《三國》之毛本，全書主體部分當然是沿用了既往內容，但那些最具文學性、甚至帶有“現代性”的微妙之處，卻往往出自明末清初這兩位批評家的整理與改寫。如果是要描述、研究這些內容，就要考察這一文本對應的具體歷史時間和實際影響，并區(qū)分其來源于作者/述者/評者/抄者等等，更早的所謂“施耐庵”“羅貫中”不妨暫時擱置。
從署名的角度來說，后世那些重要的修改者當然有資格加入“作”者行列（當然具體署法、體例可以再商榷）。而若對小說名著加以更細化的研究，更重要的似乎是對成書、版本的發(fā)展過程加以系統(tǒng)描述，而避免用某一作者姓名概括在百十年間仍在不斷變化的文本——這，常常會將研究者引入某些思維誤區(qū)。從“史”的方面講，小說史理應深度呈現白話小說生成、修改的復雜層累過程，以研判文本形態(tài)之變化[17]，而非用過于簡單的符號遮蔽歷史本身。
第三，作為專書文獻研究，要思考的是作者研究的核心意義究竟何在。作為純粹的求真研究，作者研究的獨立意義無需置疑。
但在此基礎上，若想認定一部小說出于、或不出于某位作者之手，對于小說研究的其他領域有何幫助，則需要加以更清晰的思辨與論證。
古代文學研究素有“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傳統(tǒng)，但在白話小說研究中，即使是確定了“作者”的那些小說中，這類關系也往往相當隱微——文言、白話寫作本是兩套不同的語言邏輯，而作者對白話小說創(chuàng)作亦常常隱言、諱言，給深度研究增添了較多難度，作者身份（往往由文言材料證明）和白話文學創(chuàng)作不易找到堅實的關系[18]。這就導致，作者研究有可能變成一個符號性的研究，而并不能成為直接影響小說其他領域研究的關鍵依據。
如果“施耐庵”的唯一文學價值是寫作了《水滸傳》的話，那么《水滸傳》署名張耐庵、李耐庵是沒有本質影響的。從文學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小說的作者是誰不重要，其在何時成書并產生影響才是重要的事[19]，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的作者研究是較有價值的綜合性命題，其他則應該看作是一個獨立命題。同時：另一隱憂也時而浮現：所謂“綜合性”研究實際上采取了某些過于激進的論證方法，有時會導致對其他命題的誤導。這一點，我們將在下節(jié)繼續(xù)展開論述。
前節(jié)所述，主要是分析“作者”這一問題的理論限制。即使不考慮這些問題，單就具體研究出發(fā)，此前學界有關“作者考據”的一些研究方法、考據思路，也有值得系統(tǒng)反思、改良之處。如何將歷史人物與某一特定的小說文本建立起聯(lián)系，需要運用更精密的研究方法。
由于文獻資料有限，且古代文人往往諱言自己的白話小說創(chuàng)作，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并不能確定“作者”的具體身份。有些小說的作者，雖然能夠找到一些線索，甚至出現幾位可能性較高的“候選人”，但能夠稱為“鐵證”的依據往往也是不充分的。
就常識來說，記載同一事件的不同文獻，由于史料性質有別，其證據效力也有高下之差。既往小說作者相關的研究中，學者對文獻的真?zhèn)?，即文物鑒定的層面有比較深入的探索——事實上，這與偽文物的層出不窮實為表里。而對于文獻記錄內容的準確性（或曰正訛），尤其是作者視野、傾向與具體結論的關系，有自覺反思的研究就相對較少，且乏理論總結。
學界有關“史料學”的通論性著作，對史料的分類、鑒別的基本方式均有相關論述[20]，但主要仍是歸納“通則”，專門根據小說文獻特殊性展開系統(tǒng)分層的，似還有不足。本文試著為小說作者相關的文獻史料作初步辨析，更深入的個案研究則有待來日。
其一，利用本人自述。如作者本人在書的某一位置署名，在作品中提及作者姓名，或在其他作品中聲明了自己的寫作過程，這一般被認為是最可靠的材料。
其二，利用外證記載。如作者的好友、同時或稍晚之人，根據某些材料判定某人寫作了某文本，這類材料多被學者高度重視，在作者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
其三，利用文本細節(jié)。如通過小說作品中透露的信息，推斷作者可能是/不可能是什么樣的人，從而縮小研究范圍。這類材料，“推理”的成分遠高于“考辨”，只能理解為旁證，但由于小說作者材料的有限性，往往成為不少學者著力運用的論據。
以上只是非常粗略的分類。理想狀態(tài)下，幾類材料邊界相對清晰，大致證據效力可以估測，可以相互呼應、辨析，得出唯一可能性。
如按通常的思維方式，上述三類材料的證據效力一般來說遞減，其層次可以判斷。但在實際的研究中，所面臨的情況會非常復雜，體現出白話小說作者研究的高難度。由于文獻有限，學者在面對材料時，往往因過度欣喜而無暇細致甄別。此類結論，未必是錯誤的；但論證過程一定是有問題的。
比如，“作者自道”看上去是第一手資料，但應該如何運用，學界的認識也有比較大的差異。
最著名的，《紅樓夢》第一回“楔子”，其中所述“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后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21]諸語，當然首先應該看作是曹雪芹對個人著作權的自我聲明。
但是，如讀者將其中內容完全坐實，則會從中引出對《紅樓夢》成書過程、作者合作等問題的諸多推論。
至于甲戌本獨出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名《石頭記》”[22]等語，雖然出現在小說正文中，但此特殊異文究竟與曹雪芹原筆是何關系，也必須首先加以考定，才能正確判斷這一材料所包含的歷史信息。
小說原文、作者自述尚且如此，好友之記錄、同時人之傳聞，也不能輕易不加辨析地相信——如與曹雪芹卒年相關的幾則史料，可指向壬午、癸未、甲申諸說，必有一則或多則是較欠精準的。
由于小說創(chuàng)作的情況比較特殊，故相關文獻記載也常常存在值得推敲之處。最典型的如《西游記》的作者研究，在沒有明確證據說明《淮安府志》等書著錄之“西游記”必為小說《西游記》的情況下，不少學者就直接認定了《西游記》系吳承恩所作[23]?？紤]到古代同名異書情況往往出現，“西游記”本身又不是非常特殊、難以偶合的名字，這種論證是尤其需要慎重的。
以小說文本中展現的某些特殊“語言指紋”[24]，為作者研究縮小范圍，也存在諸多危險。如，《金瓶梅》的“賈三近”說，就是典型的濫用推論之例，這類現象在白話小說作者研究中實不少見。即使是較為持重的論證，也常常出現將推論與考據混淆的現象。
比如，在一部小說中出現某種方言詞，只能證明作者的文學語言與該方言存在相似性，并不能證明作者必與該方言區(qū)有直接關系（其他地區(qū)的方言可能也有類似詞語）、也不能證明作者必為該地之人（可能僅是居住、任職或通過某種方式搜集到相關素材）。立足于上述假定的“縮小范圍”很有可能會誤入歧途。
考慮到小說版本的復雜性，即使文本中出現了時代較后的名物、制度，也不能完全排除后人改竄的可能，在難以明確界分文本的不同層次之前，想要得出“定論”的難度是相當大的。
至于諱言己名[25]、妄托他人[26]之類現象，在白話小說研究中也有出現，這些問題共同構成白話小說作者研究的障礙。
約言之，就現有文獻情況來說，相關內容真?zhèn)?、正訛之交叉比比皆是，一份材料，在物質上看只是一項史料，但其中可能就同時含有多種性質、不同階段的內容，研究者若對材料不能時刻保持謹慎心態(tài)，很容易得出欠嚴密的結論。
就目前來看，不少小說的作者，存在著、且將繼續(xù)存在重大爭議，很難出現百分之百的鐵案，但在做出推論前，至少應按照古典文獻學、考據學的基本程序對所據材料加以檢核，避免輕率使用，甚至據以定論。
此外，作者考辨還常常會引出一個更值得推敲的問題：
以往研究中，有的學者會采信作者研究的某些特定假設，而對小說詮釋提出新的說法，并把此假說看成是文獻鐵證。此類說法，雖往往形成自洽的循環(huán)論證，卻只能看作是“假說”。在假說基礎上建立的假說，沙上建塔之危險往往不少。而小說文本的虛構性、開放性，也同時允許著多種觀點的存在，看上去互相矛盾的假說往往在同一學術語境中并存。
此類論述，對于小說之索隱、探佚及本旨詮釋，有時也產生誤導作用，有必要系統(tǒng)加以辨析、清理。而從積極的層面來說，這是小說作者研究的延展性所在——若能厘清文獻問題，就足以在若干關鍵之處更新小說史認識。
本文拈出白話小說作者研究中一些長期糾纏的復雜論題，對相關研究中的某些傾向持有批評態(tài)度，并認為這些問題已經限制了小說史研究的繼續(xù)推進。
但是，這絕不是否定作者研究的學術價值，亦并非否認前賢既往研究的學術史貢獻。不論從哪種角度看，作者研究都在白話小說研究中占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而現有材料、論證也已經開辟了不少可能的研究路徑。
某一具體觀點之對錯，只屬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并不真正影響對某位文獻研究者的評價。更重要的評價標準應該是從材料、方法出發(fā)，關注哪些研究可能成為當下白話小說文獻研究的方法基礎，并給予更高的學術史評價。
事實上，我們希望指出的是：正是因為這一問題極為重要，且相當復雜，從業(yè)者才應該不斷提升方法自覺，推進深度研究。這，也許能夠成為推動小說文獻學乃至小說史研究范式的重要切入點。
我們認為，系統(tǒng)推進這一問題的理論反思，不能僅停留于個案分析、綜述，而是要站在小說史的高度上，結合文獻學既有研究方法，加以系統(tǒng)、全面的思辨。如果能夠形成一部《白話小說文獻方法論》式的著作，相信對于促進這一領域會大有裨益。試約舉思路如下：
其一，文獻“學”的意識應進一步加強。
從大略來看，白話小說文獻研究者，雖然從事的也是文獻研究，但是與其他文獻研究的關系相對疏離；在個案方面雖有比較豐富的研究積累，但學理思考卻稍嫌簡略。在觀察、借鑒既往小說文獻學者的一些考辨、推論時，應注意整個論證過程是否合乎傳統(tǒng)文獻學、考據學的規(guī)范。對于一些性質復雜的文本，應參考近年來文獻學者對早期抄本的研究思路與理論自覺，以推動更為深入的小說文獻研究。
其二，小說“史”的視野應與文獻研究相因應。
如果說，白話小說文獻研究存在某種成“學”的可能性的話，那么至少在領域內部應有相對清楚的文獻甄別標準，在充分把握文獻復雜性的基礎上，應關注那些有可能成為“共識”的研究規(guī)律。
比如，在考辨《金瓶梅》作者與闡釋文本的同時，應考慮到假如使用這一評價標準，對于《紅樓夢》作者研究會產生哪些影響，及在這種視角下的白話小說發(fā)展史將會呈現何種面貌。史家著述應有義例，一部受限于文獻資料的小說史可以不呈現“定論”，但應在文獻著錄的基本規(guī)范上展現邏輯自洽。
其三，“定論”與“假說”的邊界應進一步厘清。
“鐵證”有限，自然需要研究者發(fā)揮才智，以推論促進學術研究。不過，“推論”終究是一種存在明顯局限性的研究。在前文所涉及的幾部爭議性作品中，各書之“作者”究竟應如何標署，某些階段的參與者是否能夠確定，學界一直有不同意見。
不同意見之間當然有成立概率高下之別，但尤應重視的是不宜把成立概率較高的假說直接目為定論。最典型的如《紅樓夢》自敘傳說，其能否成立、分寸幾何，仍有一定爭議空間，不同學者的具體描述也多有差異甚至捍格。但因持論者眾，遂在假說之上疊床架屋，導致一般研究者在初窺這一領域時，很難判定哪些論述是基于可靠史料的嚴謹考辨，哪些只不過是一家之推測。
其四，學術表述與行文利便的關系也應盡量建立規(guī)范。
每位文獻研究者，自有其考辨、推論的基本理路，也有對文獻性質、研究規(guī)范的不同認知。如果讀者不深入理解及此，那么就很難在最核心的議題方面理解既往研究。有些用語之表述，就很容易導致先入為主的成見。而受限于客觀條件，研究者很難在每篇論文中都詳細闡明這些問題。這也許需要兩途并行：只有基于比較嚴整的研究綜述，將相關問題、表述的意味詳加梳理并得到一定共識之后，隨文論述才較容易采用約定俗成之方式。這，同樣是一項系統(tǒng)性的工作。限于篇幅，本文僅作拋磚引玉，期待學界同仁共襄斯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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