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先商文化，目前考古學界爭議頗多，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
（一）鄒衡先生認為，先商文化是指“商湯滅夏以前主要屬于商人的考古學文化”?；蛘哒f“是商族（或以商族為主體）滅夏以前的文化”。[1]“其義與二三十年代考古學界提出所謂先殷文化是不盡相同的，后者泛指早于殷墟商文化的所謂殷商文化的前身，若從現(xiàn)在的認識來理解，則是包括早商和先商文化兩者在內(nèi)的?！盵2]因為鄒衡先生力主鄭州商城是“成湯始居亳”的“亳都”，所以二里崗期文化是屬于早商文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先商文化的三種類型：（1）漳河型，（2）輝衛(wèi)型，（3）南關外型。[3]
（二）主張豫東地區(qū)造律臺類型龍山文化為先商文化的有以下諸位先生：一是吳秉楠、高平[4]，二是許順湛[5]，三是李仰松[6]，四是孫飛[7]、安金槐[8]等。
（三）主張豫北、冀南地區(qū)的二里頭文化為先商文化的，有趙芝荃先生。[9]
（四）近年來考古學界李伯謙先生認為：“從夏代傳說商族活動的地域內(nèi)諸考古學文化的分析入手，排除了二里頭文化、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南關外型文化是二里崗早商文化直接來源的可能，進而同意將漳河型、輝衛(wèi)型文化視為先商文化，并將此類遺存命名為下七垣文化，同時又指出二里崗下層以Hq為代表的偏早階段屬于'湯始居亳’至滅夏之前的先商文化”[10]。此觀點得到一些人的贊同，并認為：“用下七垣文化一名來命名漳河型、輝衛(wèi)型遺存，避免直呼其先商文化?！盵11]
以上諸種說法，我們同意先商文化是指成湯滅夏以前的商人考古文化，也就是指漳河型、輝衛(wèi)型，或者稱為下七垣文化。不同意將南關外型、造律臺類型龍山文化，或者冀南、豫北的二里頭文化視為先商文化的看法。
第一，鄒衡先生將南關外型視為先商文化有不恰當之處。
我們知道，商代南關外型是從鄭州南關外商代遺址——壕溝里的文化堆積中分出來的一個文化發(fā)展期。連鄒衡先生也認為：“鄭州南關外遺址的中下層的內(nèi)涵并有嚴格的區(qū)別，有的陶器固然特殊，但由于它們又與原屬二里崗下層的許多典型的陶器共存，似不宜分化出來成為單獨一期?！盵12]鄒衡先生為什么把南關外型單獨列為一期考古文化，是因為他力主鄭州商城為“湯始居亳”的“亳都”。因此，他不得不把南關外型分出來作為先商文化，從而認為，“這樣，商文化的老家就算找到了”。“南關外型是從輝衛(wèi)型而來，輝衛(wèi)型又是從漳河型而來”。[13]
實際上南關外型是屬于二里崗下層，這一點仇禎同志早就指出：“該水溝從地層、器物上皆不宜分作兩層，器物有新鮮式，不一定就早，因此整個水溝堆積都應屆二里崗期下層。”[14]又說：“南關外下層又相當二里頭四期，也就是說它的鼎、鬲、斝、爵、盆、平底盆、斂口甕、高頸缸、盆、大口尊、器蓋等等與二里頭四期同類器物相同或相似。”[14]從這里不難看出，“即二里頭四期與二里崗下層及南關外下層是同時代的商文化”[14]。最近杜金鵬同志明確舉出四點理由說明：“鄭州南關外下層文化B組器物可能與魯西南西區(qū)的岳石文化有密切關系”，又認為“南關外下層文化所包含的岳石文化因素，是仲丁東征所獲的藍夷或東夷人所留下的文化遺存”。[15]所以杜金鵬與仇楨所得出的結論，都認為“南關外期和二里崗下層的一部分置于早商或先商是不適宜的，它們與二里崗期皆屬商代中期的一個文化發(fā)展期”[15]。其時代應是完全一致的。
現(xiàn)在看來，南關外型的考古學材料問題，是比較復雜的問題，從其中器物上來看具有商文化特征是很明顯的，如AaB型鬲、甗、敞口斝、B型盆、榫口深腹罐。所飾規(guī)整細繩紋、甗腰所飾鎖狀堆墳、橫人字紋、方格紋同于豫北先商文化漳河型、輝衛(wèi)型。如Ab型鬲、C型盆受岳石文化或北方青銅文化影響。”[16]有的同志直接就說：“綜合分析，'南關外型’在鄭州地區(qū)的出現(xiàn)，應是由于外來的'岳石文化’因素”[17]。因此，我們認為“南關外型”應是屬于商代中期的文化的內(nèi)涵，不能作為先商文化。所以一些同志清楚地認識到“漳河型”“應是鄭州早商文化的直接來源”[18]。這說明南關型不是先商文化。從地理上看是很清楚的，鄭州早商文化是從北南下漳河型發(fā)展而來的。因此，鄭州南關外型是時代較晚的商文化，不可能是屬于先商文化。
第二，造律臺類型龍山文化是不是先商文化？
造律臺類型是指豫東以及魯西南、皖西北地區(qū)以河南永城縣造律臺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文化遺存。最早使用此稱呼的為嚴文明《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文物》1980年第6期）。也稱為青堌堆類型[4]或者稱為“王油坊類型”[19]。一些同志認為“由于永城王油坊遺址經(jīng)過大面積的發(fā)掘，資料比較豐富，名稱提出的也早，因此，這里暫稱王油坊類型”。又說：“王油坊類型的分布區(qū)域和所處時代，均與古史傳說中的先商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因此有的認為是屬于“先商文化”。[20]
但根據(jù)現(xiàn)有考古發(fā)掘資料看來，造律臺類型分布大致輪廓，往北的到河南濮陽以東的山東東平、梁山一帶，青堌堆遺址是迄今已發(fā)現(xiàn)最靠北的一處遺址，往西大約不超過今京廣鐵路一線，鄭州二里崗、王等龍山文化遺存，雖有造律臺類型因素，仍然是屬于洛陽王灣三期[21]。東面的到山東濟寧、江蘇徐州和安徽宿縣以西地區(qū)，南面考古工作做得少，但淮陽平糧臺，沈丘乳香寺仍屬造律臺類型文化遺存[22]。如繼續(xù)往南延伸有可能到達淮河以北的潁河、汝河下游地區(qū)[23]。大致以魯、豫、皖三省交界一帶黃淮平原，主要包括山東菏澤地區(qū)，河南商丘地區(qū)和周口地區(qū)之一部分以及安徽省的西北部，這樣一大片區(qū)域，怎么能與古史傳說商人的先公活動聯(lián)系在一起呢？故有的同志認為是“古史傳說的有虞氏”[23]。從上述造律臺類型分布的區(qū)域看，把它說成是“商族起源和商先公活動的主要地區(qū)”[24]，顯然與古文獻記載的商人先公活動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們認為王油坊類型遺存，不能說明是商族的先商文化。
有的同志卻提出：豫北冀南地區(qū)早商文化與后崗類型龍山文化和王油坊類型龍山文化有密切關系，認為魯西豫東地區(qū)是商人先商活動的中心，為商人起源于東方找到了根據(jù)[25]。但從1976年底到1977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區(qū)文管會在豫東地區(qū)六個縣進行調(diào)查，共發(fā)現(xiàn)了商人遺址15處[22]。其中商丘塢墻遺址屬早商時期，試掘結果表明，其文化遺存仍相當于二里頭三期[26]。根據(jù)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豫東的調(diào)查，屬于二里崗期的早商遺址也不多，僅只有柘城孟莊（心悶寺）和民權的英崗兩期，其他均屬小屯期，出土遺物與常見相同，這怎么能說明豫東地區(qū)是殷商先公先王的活動中心呢？對于王油坊龍山文化與先商文化的關系，在這里想多說幾句。因為我們知道夏代遺存的標志性器物高領陶鬲與三足甕這二類器物的相隨傳人下七垣先商文化，這些器物在豫東王油坊類型根本沒有出現(xiàn)[27]，這怎么能說明王油坊類型是先商文化呢？再根據(jù)近年來考古工作研究，豫東龍山文化王油坊類型是從當?shù)赝林筱肟谖幕砥谶z存發(fā)展而來的，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同時又受到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后崗類型和山東龍山文化的影響，最終它又被當?shù)氐脑朗幕^承和替代，這個結論恐怕會被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所證實?！霸|龍山文化其來源于大汶口文化，與山東龍山文化又非常接近，后又發(fā)展成為當?shù)氐脑朗幕拾阉鳛樯綎|龍山文化一個地方類型較為合理。”[28]這些結論應該說是正確的，我們表示同意。因此，豫東地區(qū)王油坊類型不是先商文化，也不是先商文化的前身，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故有的同志說：“豫東地區(qū)東部岳石文化的發(fā)現(xiàn)有著重要意義。以往的學者根據(jù)文獻記載多認為商族起源于商丘一帶，并力圖從考古中尋找證據(jù)，結果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從年代上看，岳石文化的下限可延至二里崗下層偏晚階段，即在二里崗下層偏晚時豫東地區(qū)東部仍為岳石文化，而不是商文化分布區(qū)。岳石文化和早商文化曾有過一段并行發(fā)展時期，但非先商文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岳石文化在豫東地區(qū)東部發(fā)現(xiàn)的同時，也就宣告了商文化東來說的破產(chǎn)”[29]。
最后要指出，造律臺類型的陶器器形種類很多，計有鼎、甗、甑、鬶、盉、罐、甕、盆、圈足盤、壺、碗、杯、豆、尊、盆、研磨器、箅子和器蓋等，其中以鼎、甗、中口罐鬶、高流鬶、子母口甕、子母口缸、大平底盆、長頸壺、筒形杯和大器蓋等最具有代表性，可是就沒有發(fā)現(xiàn)鬲，這怎么能說是先商文化呢？在這里正顯示出它是山東龍山文化的特色。楊子范先生在談河南龍山文化與山東龍山文化的關系時就說：“河南的西部地區(qū)，鬶很少見，而出現(xiàn)了大量的鬲，愈向西鬲愈多而鬶愈少，看來在河南的主要炊具是鬲而不是鬶，晚期也使用了甗。而在山東龍山文化的前期多鼎，后期多鬶，它是當時的主要炊具，而絕不是鬲。”[30]這就充分說明造律臺類型文化，應屬于山東的龍山文化，而不是先商文化。所以有的同志說：“在大的文化區(qū)系上，王油坊類型本來就不屬于中原系統(tǒng)，而是東方的海岱系統(tǒng)的一部分”[20]。這個結論應是正確可靠的。
最近張光直、張長壽先生在商丘地區(qū)尋找殷商文明，找不到任何先商文化的東西，認為：“先商文化也許就是岳石文化的一支”[31]。有的同志又說：“魯豫皖一帶岳石文化（或可稱為安丘堌堆類型）的創(chuàng)造者，就是先商時期的居民”[32]。岳石文化又怎么成為先商時期的居民創(chuàng)造呢？我們知道在先商文化中，尤其是下七垣文化的因素中，其中具有特色的鋬手鬲，在岳石文化中是無法找到的，因此，有的同志指出“先商文化的陶鬲是從晉中地區(qū)分化出的，這樣的說法顯然是十分切合實際的?！盵33]它表明岳石文化不應是先商文化的主要來源。
第三，趙芝荃先生將二里頭文化說成是先商文化，這個看法也是值得商討的。
所謂先商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化是完全不相同的另一支考古學文化。與趙芝荃先生合作的劉忠伏同志根據(jù)他在二里頭和尸鄉(xiāng)溝商城長時期發(fā)掘的經(jīng)驗和直觀認識，經(jīng)過研究，最近斷定說：“二里頭遺址作為都邑使用一直延續(xù)到四期”。并認為：“在中原地區(qū)，繼二里頭四期文化之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偃師、鄭州兩座商城為代表的商文化”。[11]很明顯這個論斷與趙先生的說法是完全不相同的。把二里頭文化四期排除在早商文化之外。而晚于二里頭文化四期的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則是商文化之始。最近考古工作者已作出判斷，認為是夏商文化的分界線，這是正確的。[34]
作為先商文化即鄒衡先生所指出的關于漳河型、輝衛(wèi)型一類文化遺存，亦即李伯謙先生新近所命名的下七垣文化。[35]所謂先商文化即是指包括滅夏之前的成湯時期的商族文化，也將包括整個先商先公時代的商族文化。尋找這種文化，一些同志從豫北豫東的龍山文化或山東龍山文化中去找先商文化這是不恰當?shù)?。因為龍山文化與先商文化雖然有一定的傳承關系，但它只能是間接的關系，現(xiàn)在要尋找的是商文化，卻是早商文化的直接前身，要與早商文化直接銜接的商文化。因此上述的造律臺類型，或者后崗二期龍山文化、岳石文化都不是先商文化，都不可能成為早商文化的直接前身。南關外型雖然與先商文化有一定的聯(lián)系，但它是晚期的商文化，是受岳石文化影響較深的商文化，因此，它也不應是先商文化。
其實從早商文化分布區(qū)及其鄰近已發(fā)現(xiàn)早于商文化晚于龍山文化的各種類型文化來看，在豫西、陜東、晉南有二里頭文化，在晉中還有光社文化早期和白燕的早期。[36]在冀西南和豫北有漳河型、輝衛(wèi)型。在長城內(nèi)外還有夏家店下層早期。在河套地區(qū)有朱開溝文化的早期。[37]在山東有岳石文化。在安徽（江淮間）有斗雞臺文化[38]，在湖北有盤龍城早期和荊南寺早期。只有在這些文化中去尋找先商文化[2]。我們通過多次認真分析、研究，認為只有漳河型、輝衛(wèi)型才是先商文化。
二
關于先商文化的特征及其來源。我們知道，遺址文化的內(nèi)涵是確定文化性質的根據(jù)。但我們在研究文化性質內(nèi)涵的特征及其復雜性時，不能只看到某些因素與某文化相似，就輕易地將它劃歸為某一文化系統(tǒng)，而應該看到占主導地位的是什么，然后才能確定它的文化性質。在這里還應該指出研究文化性質內(nèi)涵，特征、切入點是什么？我們同意最近徐基同志所提出的，應從陶器著手，因為陶器是古代先民們的一項偉大的創(chuàng)造[39]，是人們須臾不能離開的日常生活用器，他們走到哪里，就把它帶到哪里，由于它們分布地區(qū)的不同及其族屬的各異，因而產(chǎn)生不同的文化特征，以及在其生存遺址上帶有不同的內(nèi)涵，其主要也就表現(xiàn)在陶器上。
（一）作為先商文化漳河型，其時代上限可至二里頭文化早期，其晚期與二里頭文化晚期并行。主要遺物，陶器是以灰陶為主，紋飾多見細繩紋，器物類中以鬲數(shù)量較多。一般為卷沿圓唇，束頸，腹飾細繩紋，有的足上亦飾有繩紋。甗為夾砂灰陶，侈口圓唇，頸部飾有楔形點紋，腰飾鎖鏈狀附加堆紋，體飾細繩紋。其他深腹罐為卷沿束頸橄欖狀腹上飾細繩紋，平底。盆卷沿近折，束頸，肩稍凸，下腹飾細紋，亦有素面盆。豆盤如碗形，細高柄，直口甕肩部飾有楔形點紋。其他器類還有平口甕（蛋形甕）、敞口斝、鼎等。[16]
陶器特征可分類為三組。第一組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而具有與其相同或相似特征的器物，如鼎，紋飾如雞冠扳，花邊口，雖近似于二里頭文化，卻與之有差別。第二組反映先商漳河型特征的器物群，如B型鬲、甗、碗形豆、凸肩盆、橄欖狀深腹罐、敞口斝，紋飾楔形點紋，橫人字紋等。第三組受其他文化因素影響，如蛋形甕多見于山西東下馮遺存，A型鬲、素面盆，可能與岳石文化有某種聯(lián)系。
以上第三組與第二組數(shù)量最多，居主導地位，應是作為漳河型先商文化的主要特征。[16]
（二）輝衛(wèi)型，其時代大致同于二里頭文化三期偏晚和四期。
陶器以灰陶為主，也有褐陶和黑陶，以規(guī)整細繩紋為常見紋飾，其他還有淺紋、旋紋、云紋、楔形點紋、附加堆紋等。器類有鬲、鼎、甗、罐、豆、盆、甑、平口甕（蛋形甕）、斂口甕、小口甕、大口尊、器蓋等，其中鬲為卷沿束頸、鼓腹上飾細繩紋，有的足上亦飾有繩紋。腹有厚薄之分，甗腰部飾有附加堆紋。深腹罐為卷沿束頸，鼓腹上飾繩紋，小圈底微凹。盆為寬卷沿微束頸，凸肩上飾云紋，下腹飾細繩紋，平底。大口尊口徑等于或大于肩徑，體飾堆紋。
陶器分為三組，第一組明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具有二里頭文化特征的，如環(huán)底深腹罐、鼎、刻槽盆、大口尊。小口甕等器類紋飾如箍狀堆墳，雞冠扳，花邊口上有所蛻變與二里頭文化風格不同。第二組具有先商文化特征的，常見器物如厚胎鬲、甗（腰飾鎖鏈狀堆紋），其他如飾卷紋凸肩平底盆，數(shù)量較多的蛋形甕，花邊口平底深腹罐，寬卷沿小口甕等。第三組受東下馮和北方青銅文化影響的器物。前者如蛋形甕，后者如厚胎鬲。
以上三組陶器，是以具有先商文化飾卷云凸肩平底盆，蛋形甕，花邊口平底深腹罐，寬卷沿小口甕占主導地位的。[16]
從以上漳河型與輝衛(wèi)型的陶器可以看出作為先商文化為什么會形成如此特點。主要是因為它在產(chǎn)生和發(fā)展過程中，因時間先后不同，吸收了周圍的一些文化并受影響，因而產(chǎn)生這些特點。在這里我們應該區(qū)別它們來源、基礎與影響三者之間的不同及其先后關系，不能將文化“來源”說成是多元的，或說成是影響。我們說漳河型是先商文化的原生形態(tài)，它是因商族從晉中南遷徙而來的，到豫北、冀南后，在豫北、冀南后崗二期文化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先商文化。因此，我們不能將后崗二期文化說成是“來源”，因為“來源”是指族從何處遷徙而來到這個地方，這是族屬問題。它自然生活在這個范圍內(nèi)，也受周圍其他文化的影響，如岳石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影響。而輝衛(wèi)型，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次生形態(tài)，在其發(fā)展過程中，由北向南發(fā)展而產(chǎn)生。因此，它是在豫北、冀南漳河流域漳河型先商文化向南遷徙發(fā)展過程中，產(chǎn)生的次生形態(tài)。所以輝衛(wèi)型也有漳河型的主要器物，這二種類型可以通稱為下七垣文化亦稱先商文化。近年來發(fā)掘的邢臺葛莊早期遺存，使大家對它的文化面貌認識更為清楚。即它是以鬲、甗、長腹罐（小平底）、鼓腹盆、斂（平）口甕、碗或豆等為基本器物的。而岳石文化是以鼎、甗、大沿罐、子母口器（甕、罐、杯）、折棱盆和菌狀紐器蓋等為基本器物的。而二里頭文化反映在陶器上面的特征，主體器物是由鼎、甑、長腹罐（圓底）、圓腹罐、三足盤、大口尊、刻槽盆和觚、爵等組合成的。三者都含有一定數(shù)量的夾砂褐陶和泥質黑皮陶。這些都表明它們的大體時代的共性和時尚，但是族屬是不相同的，一為夏族的文化，一為東夷文化，一為先商文化。三者的差別是主要的，尤其是如炊器類，二里頭文化以扁足鼎和長腹罐為主要炊器[39]。先商文化是習見鬲、長腹罐，岳石文化則為錐足鼎、甗和大口罐，而基本沒有鬲。由炊器的不同可以窺見三者文化面貌的不同，也反映出族屬的不同。因此，我們絕對不能混淆在一起。據(jù)最“新近調(diào)查表明，山東以東的濮陽—滑縣東部—長垣—杞縣—鹿邑一線，均發(fā)現(xiàn)有漳河型一類文化遺址與遺物”[18]。這表明漳河流域應是殷人先公的活動中心區(qū)和發(fā)源地。輝衛(wèi)型是面向南發(fā)展的一股勢力，而不是它的原始活動中心區(qū)，所以后來才逐漸擴大發(fā)展，而這一地帶就成為殷人先公先王的活動地域。作為先商文化的來源，從何處而來？鄒衡先生在《試論夏文化》一文中明確指出，“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來源并不是單一的，它應該有三個主要來源：一是河北省的河北龍山文化澗溝型，二是山西省的河北龍山文化的許垣型，三是山西省夏文化東下馮型?！倍姨貏e強調(diào)若就地區(qū)而言，這三個主要來源中有兩個屬于山西省，因此在另一個意義上可以說先商文化漳河型中的不少因素是從山西來的。[3]以后李伯謙先生又說：“晉中地區(qū)的龍山文化也應是先商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先商文化似乎就是后崗類型龍山文化和晉中地區(qū)龍山文化相結合的產(chǎn)物”[40]。
現(xiàn)在看來，先商文化的來源，只能有一個源頭。作為族居遷徙，只能是從山西晉中南而來的，因商族的先王最初活動于晉中南，后來因封于商（漳），即漳河流域，所以先商文化的分布區(qū)域是與以河南省安陽后崗遺址第二期代表的后崗類型龍山文化基本相符合的。再根據(jù)河北邯鄲澗溝，河南修武李固等遺址的地層關系，先商文化堆積疊壓在龍山文化層之上，年代顯然晚于后崗類型龍山文化。我們在分析先商文化早期遺存的內(nèi)涵時，發(fā)現(xiàn)其中不少因素與后崗類型龍山文化有一定的關系，明顯具有承先啟后的承襲關系，如兩者的陶器群基本相同。都有鬲、甗、罐、豆、盆、甕、平底盤等日常生活用具。陶器表面流行繩紋裝飾，許多器物如長腹罐、鼎、平底盤、小口甕等的形制相近。故李伯謙先生說：“可以排列出一脈相承的演化規(guī)律，兩者均流行占卜習俗，所用卜骨均不鉆不鑿，顯然先商文化在形成過程中繼承了當?shù)睾髰忣愋妄埳轿幕脑S多因素?！盵40]但后崗類型龍山文化無疑是先商文化產(chǎn)生的基礎，但絕對不是它的族居文化來源。它的族居文化來源只能有一個——來自山西境內(nèi)。故鄒衡先生說“先商文化與山西境內(nèi)的古代文化的確是有著密切關系的”[3]。李伯謙先生也說：“先商文化除繼承后崗類型龍山文化外，還大量吸收了晉中地區(qū)龍山文化的因素?！盵41]先商文化早期陶器中有較多的褐色陶，這種顏色的陶器在后崗類型龍山文化中數(shù)量很少，而在晉中地區(qū)龍山文化晚期遺存中卻呈現(xiàn)明顯增多的趨勢。鬲是先商文化的主要炊器，數(shù)量多，從早到晚有清晰的考古演化系列，這種器物在后崗類型龍山文化中雖也有少量存在，但在豫東王油坊類型中卻不存在。從形態(tài)上觀察，主要是矮頸肥袋足鋬手鬲和單把鬲與先商文化早期常見的長頸鬲不一類型，不應屬一個系統(tǒng)，而晉中地區(qū)龍山文化晚期流行的長頸鬲則與之十分相似，可以排列出演化的譜系，可以看出先商文化與晉中地區(qū)的淵源關系密切。同為先商文化典型器物的蛋形甕在后崗類型龍山文化中基本不見，而在晉中地區(qū)文化中卻可以找到自己的祖型。晉中地區(qū)龍山文化陶器上流行的口沿花邊裝飾，楔形點紋（戳印紋）鬲，和甗實足根上的豎行溝漕作風，在后崗類型龍山文化中不見或少見，而在先商文化中卻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這說明先商文化應是從晉中地區(qū)遷徙到豫北冀南后，而在后崗類型龍山文化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
在過去一些研究著作中，許多學者都將陶鬲的使用作為先商文化區(qū)別于夏文化的最重要標志。故鄒衡先生曾說：“陶鬲作為主要的炊器，才是商文化的最突出的特點?！盵3]這是具有科學的創(chuàng)見的，因此，將漳河型、輝衛(wèi)型遺存稱為先商文化這是正確的，是有貢獻的?？墒怯行┩驹谟懻撓缕咴幕瘯r，發(fā)現(xiàn)下七垣文化分布中心的豫北、冀南地區(qū)龍山遺址中的陶鬲顯然又不是典型器物，它的數(shù)量少，形態(tài)又不固定，即有帶雙耳的也有帶單耳的，認為它們受太行山以西地區(qū)的影響而不是晉中地區(qū)的影響。但我們在這里要注意下七垣文化是吸收了晉中高頸孤腹鬲和鼓腹鬲的陶鬲文化影響的。所以有同志才說：“下七垣文化所吸收的這兩類陶鬲在其演進的過程中走上了晉中地區(qū)不同的軌跡?！盵11]這種認識應是正確的。前幾年就有學者明確指出：“先商文化的陶鬲是從晉中地區(qū)分化出來的”[10]。這個說法顯然是切合實際的，也是非常正確的，不能表示懷疑。
下七垣文化的三足甕，已有學者指出它起源于晉中地區(qū)龍山文化的環(huán)底籃紋甕。[42]因此有的同志說：“而豫北、冀南地區(qū)龍山遺存中卻并沒有使用這類器物的傳統(tǒng)。所以下七垣文化中的三足甕也當是來源于晉中?！盵11]
在這里還要注意研究的就是鄒衡先生提出的將東下馮類型也列入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三個主要來源之一。但有的同志卻認為：“恐怕是由于當時晉中和三北地區(qū)大規(guī)模的工作尚未展開，人們對那里的遺存特征認識有限的緣故”[11]。實際上并不是那樣，應該充分認識到東下馮類型對下七垣文化的影響，也可以說是它的影響最大。這些都應該歸之于商族興起于晉南，而到豫北、冀南后得到充分的發(fā)展的結果。
東下馮類型的發(fā)現(xiàn)是20世紀70年代晉南地區(qū)考古工作的一大收獲。這幾年來的工作表明，其遺存分布集中在汾水下游、澮水流域及涑水流域，往北約以霍太山為界，往南則以黃河為界與二里頭類型分布范圍毗鄰，往西至黃河、往東則不過沁河流域一線。除夏縣東下馮遺址外，迄今經(jīng)試探的有永濟東馬鋪頭遺址[13]、翼城感軍遺址[43]、葦溝遺址[44]、南石遺址[44]、襄汾大柴遺址[45]。考古發(fā)掘的材料說明，晉南地區(qū)龍山期文化的二個類型分布范圍同東下馮類型分布范圍大致相當。所謂晉南地區(qū)龍山期文化同東下馮類型的關系，實際上是上述兩個（北部、南部）龍山文化類型的關系；根據(jù)碳十四數(shù)據(jù)及地層關系已表明東下馮類型晚于龍山文化，實際上就是夏文化。[46]也就是說考古工作者認識到東下馮類型就是夏文化在晉南的分布。由于時代和地域相鄰等原因，因此，先商文化在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不同程度地也受到夏文化的影響，這也是很自然的。
具體分析起來說，東下馮類型以鬲、斝、甗及夾砂罐為主要炊器，以盆、罐、尊、甕等為主要盛食器。而在漳河型的先商文化中，陶鬲最為常見，占了全部陶器的1/4以上。陶甗也是極為普遍的，是僅次于陶鬲的炊器，也有夾砂罐。從這些情況看來，我們不能忽視晉南東下馮夏文化對先商文化的影響。由于時代和地域直鄰的原因，先商文化在形成發(fā)展過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東方岳石文化和北方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影響，但還不如說受到東下馮類型夏文化的影響較大。因為商族興起于晉南，而發(fā)展于豫北、冀南，到豫北、冀南后逐漸擴大，吸收周圍文化的有利因素，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獨立的先商文化，為中國遠古的殷商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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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先商文化的分布區(qū)域。一般認為：先商文化漳河型，主要分布于河北省滹沱河以南、漳河以北之間；輝衛(wèi)型主要分布于黃河以北、淇縣以南，包括沁河、衛(wèi)河上游一帶。[1]根據(jù)近來考古發(fā)掘的材料，北邊河北省中南部主要有磁縣下潘汪。[2]河北省最早發(fā)現(xiàn)先商文化遺址是在石家莊市區(qū)西北角的市莊遺址（原省府建筑工地），其次就是內(nèi)丘南三岐村遺址和磁縣下七垣在內(nèi)三處。[3]再其次還有邯鄲澗溝，[4]新鄉(xiāng)潞王墳。[5]目前滹沱河流域的先商文化遺址還沒有正式大規(guī)模發(fā)掘，自然對其文化面貌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正定小客莊發(fā)現(xiàn)的陶器與目前稱為先商文化為同類器物相近，接近漳河流域的先商文化，[6]這算是先商文化的北邊分布。這種先商文化分布主要見于太行山東麓，南至鄭州、新鄉(xiāng)，北至易縣、淶水流域。近年來，在河北容城縣上坡遺址發(fā)現(xiàn)有先商文化遺存。[7]類似文化遺存的在保定地區(qū)還有容城白龍，[8]易縣下岳各莊，淶水龐家河，[9]其次河北曲陽縣[10]也均有此類文化遺存的發(fā)現(xiàn)。在河北省磁縣界段營至少發(fā)掘七個地點[11]。以上這些遺址都是沿滹沱河流域的分布。最北邊，只能到達河北省拒馬河流域。[12]
在河南豫北地區(qū)，先商文化東邊在濮陽地區(qū)發(fā)現(xiàn)有先商文化遺址多處，共復查了馬莊、鐵丘、戚城、程莊、咸城、瑕丘、臺上、商城等八處。在馬莊進行試掘，先商文化層居于龍山文化層之上，可辨的陶器器形有繩切紋罐，折沿罐，鬲和甗等與邯鄲澗溝，磁縣界段營的先商文化相近。[13]1991年至1994年又在濮陽進行了兩次考古調(diào)查，在濮陽和浚縣發(fā)現(xiàn)的先商文化的標本不算很多，但都具有漳河型的特點，如紋飾多見細繩紋和線紋，器類多見夾細砂薄胎、深灰色鬲和橄欖形罐等。這些都是邯鄲澗溝、永年何莊、杞縣鹿臺崗等先商文化的典型特征[14]。先商文化向南發(fā)展，達到鄭州、杞縣鹿臺崗。[15]先商文化向西南發(fā)展亦到達修武、武陟等縣。在修武縣有李固遺址。[13]武陟縣有趙莊遺址[13]。還有東石寺遺址等。[16]
根據(jù)現(xiàn)有考古材料看來，先商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區(qū)，大體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中部。其北界與燕山軍都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相鄰。他們之間交錯交匯區(qū)就在河北滄州一帶。[17]其東界與岳石文化交匯處是在濮陽。雖然該地沒有發(fā)現(xiàn)典型的岳石文化標本，但個別陶片具有岳石文化的特點，說明濮陽在這里是先商文化與岳石文化的交匯地。[14]在東南是杞縣鹿臺崗遺址，[15]鄭州南關外型，[18]作為與岳石文化的交匯地。過去都認為先商文化以西是以武陟沁水為界，沁水以西為夏文化，沁水以東為先商文化[19]，現(xiàn)在看來根據(jù)最近一些考古材料，在沁水以西也有先商文化的分布，沁水應作為夏商文化的交匯地，不能作為分界線。沁水以西，武陟縣大司村發(fā)現(xiàn)有先商文化遺存，調(diào)查認為是屬于早商文化。[20]但根據(jù)鬲、簋和大口尊的出土情況，應屬于先商文化。最近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又重新到焦作地區(qū)進行調(diào)查，在表中列舉商代遺址共有七處，作者認為由于商代遺址發(fā)現(xiàn)陶器較少，多為碎片，其中雖然沒有明確指出為先商文化時期的東西，但可以肯定焦作地區(qū)的沁水為界是有所突破的，[21]因為在山西平陸縣發(fā)現(xiàn)前莊遺址同期的大祁遺址。根據(jù)器形判斷，大祁遺址與前莊遺址在年代上和文化面貌上基本上一致同屬商代前期遺址，文化性質屬二里崗期。[22]說明先商文化在經(jīng)過沁水向西進行到山西垣曲（亳），始居亳地之后，商湯完成滅夏任務把商文化又擴大到晉南平陸地區(qū)。[23]
考古工作者根據(jù)考古材料初步推測，分布在豫北地區(qū)的先商文化曾與魯西南地區(qū)的岳石文化對峙，并南下進入豫東地區(qū)的西部和當?shù)氐亩镱^文化一度并行。分布在豫北地區(qū)的先商文化，基本上是與以河南省安陽后崗遺址第二期為代表的后崗類型龍山文化基本重合。據(jù)邯鄲澗溝、修武李園等遺址的地層關系，先商文化的堆積疊壓在龍山文化層之上，年代顯然晚于后崗龍山文化，[24]很明顯先商文化是從外地遷徙來到這里的。其間分布在豫北、豫東西部的先商文化，不可避免地與分布在魯西南和豫東地區(qū)的岳石文化相鄰，互相影響。安邱堌堆、清涼山和鹿邑欒臺等岳石文化遺址等包含有先商文化因素，濮陽馬莊、杞縣鹿臺崗等先商文化遺存包括的岳石文化因素，正說明這個地區(qū)先商文化與東夷族之間的相互交流關系，以及該地區(qū)作為交匯地帶。這正可表明商族并不興起于豫東地區(qū)。一些同志認為是從東海岸沿著現(xiàn)在隴海鐵路的路線從蘇北經(jīng)至徐州進入豫東，征服了土著在商丘一帶建立了他的第一個都城“商”的說法，[25]是無任何考古根據(jù)和文獻記載的，是絕對不可信的。
殷人先公最初活動的區(qū)域，現(xiàn)在看來應在漳河流域，其次擴充到淇水，沿衛(wèi)河，西邊最初以沁水為界，以后突破沁水到沁水西岸。東部、東南部以濮陽、杞縣為界，北邊以拒馬河流域為界，沿太行山東麓這一狹長地帶應為先商文化的分布區(qū)域。宋豫秦先生認為：“新近調(diào)查表明，衛(wèi)河以東的濮陽—滑縣東部—長垣—杞縣—鹿邑一線，均發(fā)現(xiàn)有漳河型一類文化遺址和遺物。這一線的黃河以北地區(qū)，東西分別與岳石文化和輝衛(wèi)型文化為鄰，黃河以南其東西則分別為岳石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盵15]
在這個分布范圍內(nèi)，其間先商文化所處自然地理形勢復雜。北部漳河以南到輝縣間為廣大低山丘陵盆地，南部焦作、濟源一帶也為低山丘陵盆地。包括林縣、安陽、鶴壁市、淇縣、汲縣、輝縣、焦作、博愛、沁陽和濟源等部分地區(qū)；其次是洪水沖積傾斜平原，低山丘陵盆地的前緣。包括安陽，安陽市以北地區(qū)，以及內(nèi)黃、湯陰、淇縣、汲縣、浚縣、滑縣、新鄉(xiāng)縣、新鄉(xiāng)市、獲嘉、武陟、輝縣、修武、焦作、沁陽等，位于太行山的傾斜地帶。北部在安陽、汲縣、湯陰一帶，靠近山區(qū)邊緣由微起伏的剝蝕臺地，殘山低崗，洪積坡積裙所組成，其下界由平緩而微有起伏的波狀傾斜平原，逐漸過渡到地勢坦蕩的沖積平原。南部，在焦作、濟源以南地勢是洪積沖積的傾斜平原。在傾斜平原的外緣，地勢低平，經(jīng)常積水。在地勢低平處，土壤肥沃，適應農(nóng)業(yè)，所以人類最早開發(fā)了這個地區(qū)，并在這里繁衍生息。因此，在沿河流處，分布著很多先商文化遺址。
衛(wèi)河是海河的主要支流之一，上游源于山西高原，衛(wèi)河的支流很多，較大的有安陽河、淇河、漳河等。山地丘陵區(qū)年降水高度集中于夏季，且多暴雨，流失快，沖刷嚴重。地下水源不易開發(fā)。由于古代黃河流經(jīng)這個區(qū)域，而且又不斷改道，因此，受黃河的水患影響也很大。所以先商文化的分布只能沿著黃河河道向西發(fā)展。[26]能越過古黃河達到濮陽、?？h是經(jīng)過人們長時期努力，才能取得這樣可喜的成績。
四
殷先公遷徙歷史地理考察。大家知道，考古學文化與族文化是既有聯(lián)系而又相區(qū)別的兩種概念，二者絕非可以簡單地對立。歷史上的商族，據(jù)文獻記載，成湯所建之國，在滅夏前都城只能是在方圓七十里的范圍，比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分布范圍往往要小得多，所以，能否和一個考古學文化某一類型相對應，雖然是不可妄斷，但是大致說來應該說是相對應的。我們從古文獻和考古材料相結合與實際調(diào)查三者對應起來，基本上可以看出商族的發(fā)展線索及其脈絡，自然是很清楚的。由于商族不斷遷徙，因此，它的文化面貌也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所以，我們認為如果下七垣文化屬于先商文化，也只能理解為商族先公時期的一種文化，不能認為是代表全部商族的先公文化面貌。
在夏商文化的斷限討論中，一些同志同意鄭州商城為成湯的亳都，可是有的又卻不相信鄭州商城是“成湯始居亳”的亳都。因為《書序》和《殷本紀》都有：“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的說法。而鄭州地區(qū)目前又沒有更早的先商文化，無法落實“從先王居”的事實?，F(xiàn)在我們可以回答山西垣曲商城可以說是“湯始居亳”的“亳”都，因在黃河以北稱為北亳，[23]是商族的發(fā)源地。[27]在史書上明明白白地記載，商祖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商族的誕生始于契。
《詩經(jīng)·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堕L發(fā)》又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即指此?！秶Z》曰：“玄王十有四世而興”。當即指契，因契傳為玄鳥所生故有玄王之稱。《商頌·長發(fā)》中也稱玄王。從契開始至成湯大約經(jīng)歷了十四世，這一歷史時期的商史稱為先公時期。
《尚書·盤庚》上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span>
《尚書·商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薄妒酚洝ひ蟊炯o》也同義。張衡《西京賦》又說：“殷人屢遷，前八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居?！睂τ诔蓽郧暗陌诉w，王國維曾有考征：
契自亳遷居蕃一遷。
昭明自蕃遷居砥石二遷。
昭明自砥石遷商三遷。
相土自商遷商邱四遷。
相土自西都商邱遷居東都泰山下后復歸商邱五遷。
商侯自商邱遷殷六遷。
殷侯復歸于商邱七遷。
湯始居亳八遷。[28]
鄒衡先生認為王國維所列八遷中提到亳、蕃、砥石、商、商邱、殷、泰山下等七個地名。亳在河南鄭州，所謂相土西都商邱，實為宋都邑，與商王都無涉，而東都泰山下（《左傳》定公四年杜注）也很渺茫。其余可以考實者只有如下四地?！捌蹙愚?，昭明居砥石，商邱遷于殷，契封于商。”[13]
根據(jù)我們的考證，契居蕃就是契居蒲，應在山西晉南。丁山先生認為：“博、薄、蒲、番、蕃”五個字漢初寫法，尚無刻定之形。”“契居蕃”應在滱水支流的博水流域。丁山推論亳發(fā)祥在今永定河與滱河之間。[29]我們認為丁山《商周史料考證》這些說法都不一定可靠。“湯始居亳”就是“湯始居蒲”。因博、薄、蒲、番、蕃五個字，按丁山先生說法：“漢初寫法尚無刻定之形，故蕃、蒲、亳可以相假?！盵29]故“契居蕃”就是“契居蒲”。其地應在晉南。蕃，《說文》“草茂也。從草番聲?！逼?，《說文》“水草也，從草蒲聲?！笨梢娹?、蒲都是草。因這種草喜水，山西境內(nèi)特產(chǎn)這種蒲草，因此，以蒲命名的地名很多，因蕃、蒲、博古相通假，故“契居蕃”實為“契居蒲”在山西晉南永濟縣，也就是“契居薄”?！独ǖ刂尽吩唬骸捌阎莺訓|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厲山，亦名薄山”?！皽季淤瘛睉x薄山、中條山不遠。據(jù)《山西歷史地名錄》記載厲山在垣曲縣東北九十里，俗稱舜王坪，相傳舜帝嚳耕于此。海拔2321米，為本縣最高山峰，山上樹林茂密，盛產(chǎn)藥材，此厲山，應即薄山，也就是蒲山?！皽季淤瘛睉谏轿髟h商城遺址。[23]
為什么“契居蕃”就是“契居蒲”在山西永濟縣？是因為契母簡狄，在此活動。《史記·殷本紀》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娀之女，為帝嚳次妃。”《正義》曰：“按《紀》云，桀敗于有娀之墟。有娀當在蒲州也?！薄蹲x史方輿紀要》記載：“蒲州，古蒲阪，舜都也”。蒲州蒲阪，即今山西永濟縣西蒲州鎮(zhèn)。蒲阪，《山西歷史地名錄》曰：“《帝王世紀》舜都蒲坂”。《史記正義》引《地記》注“河東縣東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故址在今永濟縣蒲州老城東南隅。[30]《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代桀升自陑。遂與桀戰(zhàn)于鳴條之野?！标z，地名。鳴條，在山西永濟縣。結合《史記·殷本紀》“桀敗于有娀之墟，奔于鳴條，夏師敗績。”可證有娀之墟應在山西蒲州永濟縣是可信的。《淮南子·地形訓》曰：“有娀在不周山”。不周山即永濟縣的蒲山，當可說明有娀也應在永濟縣。
《史記·殷本紀》記載：“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span>
從《史記·殷本紀》的記載說明契活動于晉南，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因為助佐禹治水有功而后來被封于商（漳）。
商在何處？有不同說法。一是上洛說。《尚書湯誓》鄭玄注曰：“契始封商，遂以商為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史記·集解》曰：“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曰：“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圖片所封也?！逼涞卦诮耜兾魃炭h。《水經(jīng)注》卷二十《丹水》曰：“契姓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骃，并以為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于此矣。”可是在這些地方并沒有先商文化的發(fā)現(xiàn)，因此，商在陜西上洛商縣是不可信的。
二是今河南商丘宋國說。這是傳統(tǒng)的說法。《左傳》昭公元年曰：“昔高辛氏有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倍蓬A《春秋釋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商丘此地仍無先商文化發(fā)現(xiàn)。
三是殷墟說?！妒酚洝む嵤兰摇ぜ狻芬Z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春秋釋例》說“商丘在宋地，或以為漳水之南故殷墟為商丘者，非也”。[31]鄒衡先生說：“顯然本自盤庚遷殷，故杜預非之”。不可信。鄒衡先生提出應在“漳河地區(qū)”。[12]可信。
有的同志提出契封商，堯舜時代是原始社會，不可能有分封之事，不符合實際。根據(jù)古文獻記載，除了契被封于商之外，在原始社會還有堯之子封于唐?！独ǖ刂尽吩唬骸岸ㄖ萏剖菆蚝笏?。”《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太平寰宇記》曰：“唐縣，本堯為唐侯國于此?！薄妒酚洝の宓郾炯o·正義》鄭玄云：“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薄兜弁跏兰o》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汲冢紀年》：“后稷放帝子丹朱?！狈锻簟肚G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舜之子封于虞。《史記·夏本紀》《集解》引皋陶之后封于英，六在今河南信陽地區(qū)?！妒酚洝ぶ鼙炯o·正義》棄封于邰。這些記載當可說明堯舜時代應有分封之事。無分封之說，是不符合實際的。不過這時的分封與后世分封應有所不同，地域范圍不算很大，只不過是族的遷徙，原始部落的殖民活動。
漳水就是滴水。葛毅卿《釋滴》說：“讀為漳”[32]。楊樹達《釋滴》也認為滴為漳水?！渡袝べM誓》曰；“我商賚汝”[33]。曾運乾《尚書正讀》卷六曰：“商讀為章”。因此，卜辭中之滴可以解釋為漳水。在卜辭中有“滴北”（《鄴》3，45，11）和“滴南”（《甲》623），可見該水是從西向東流。卜辭有洹水而無漳水，則滴水當即今之漳河。葛毅卿《釋滴》、楊樹達《釋滴》、丁山《商周史料考證》等書均有此說。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釋林·釋圖片》中，更直接釋滴為漳，說明釋“滴”為“漳”已成定論，因為商與章古音相同，章字古音在陽部，商字古音也在陽部，故相通假。所以釋滴為漳?！稘h書·律歷志》記載：“商之為言章也”?！讹L俗通義·聲音篇》謂“商，章也”?！秴问洗呵铩の鸸吩唬骸俺疾蝗缦艺隆??！俄n非子·外儲說》：“作弦商”?！蹲髠鳌焚夜迥辏蓬A注商密，在今南陽丹水縣?！独m(xù)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xiāng)。據(jù)以上材料可以說明商、章可能通假。故鄒衡先生說：“滴水所以稱商，大概是因為商人遠祖居住在漳水，而最早的漳水或者就叫做商水?！盵12]漳水始見于《尚書·夏書》中的《禹貢》篇：“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衡漳，《漢書，地理志》作濁漳，謂“上黨，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曰：“沾縣，大要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鼻逭娜牒右院?，《水經(jīng)注》云，“又東北過高縣東，又東北過揚虛縣東，商河出焉”。這條商河世謂之清水，又俗稱小漳河，顯然是由清漳名分衍而得名的。丁山先生考證漳水下游分為二支：一支由滹沱河入海，所謂濁漳也；一支由絳河故瀆，張甲河左瀆，屯氏河故瀆入小漳河，所謂清漳也。[29]清漳河下游一名商河，正與卜辭所見“滴水”名字相應。所以殷商時代商河的干流，就是今漳水。也就是殷先公活動的中心區(qū)域。
昭明居砥石?！妒辣尽吩唬骸罢衙骶禹剖?。
《荀子·成相篇》曰：“契玄王先昭明，居砥石，遷于商”。砥石在何處？丁山考證認為“砥石為詆字傳寫之誤。砥石，即泜水與石濟水的混名”。又說：“泜水，今河北隆平縣北入寧晉泊。寧晉泊于冀縣北入滹沱河，在古代，應如濁漳水注云，泜水東入泜湖。泜湖東注衡水，衡水者，橫漳也?！盵29]我們認為，古之泜水，即今河北省之槐河，泜，《說文》曰：“泜水在常山?！倍巫?，“今泜水在元氏縣源出封龍山，東南流經(jīng)縣西南六十里泜屯村，入槐河，泜與濟互受通稱”。《漢書·地理志》元氏縣條下云：“泜水（舊讀作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漢元氏縣在今縣西北。《清一統(tǒng)志》曰：“槐河源出贊黃縣西，東北流入順德府境，經(jīng)元氏縣南又東流入商邑縣界，即古泜水，訛為沮水者也，此為北泜水”。今天河北的槐河就是古代的北泜水。西周青銅器匍雁銅益銘文有氐地，就是指北泜水。[34]當為昭明所居之砥石，在今河北元氏縣境內(nèi)。
相土遷商丘。《今本竹書紀年》曰：“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薄蹲髠鳌废骞拍暧浽唬骸疤仗剖现鹫懖由糖穑氪蠡鸺o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相土即殷先公，此商丘古之帝丘。[35]
“相徙商丘”。（秦嘉謨據(jù)《太平御覽》輯錄）
“相土徙商丘”。（張澍據(jù)《太平御覽》輯錄）
“相徙商丘，于周為衛(wèi)”。（張澍據(jù)王應麟《地理通釋》輯錄）
《帝王世紀輯存》曰：“相徙商丘，本顓頊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居也。”此商丘為古之帝丘，即今河南濮陽。故《帝王世紀》云《世本》：“契居番，相土徙商丘，本顓頊之墟……今濮陽是也?！薄蹲髠鳌氛压吣辍靶l(wèi)，顓頊之墟也，故為帝丘”。在這里發(fā)現(xiàn)有先商文化遺址多處，當今之濮陽應為古之商丘，[35]即帝丘。
《左傳》定公四年曰祝佗論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此東都應如何解釋？契封商在今河北省漳河流域，相土亦曾居之，可稱為相土之西都。相土后又徙帝丘，因此，濮陽可稱為東都。一些人不名此歷史地理之關系，把泰山作為相土之東都，是不恰當?shù)摹?/span>
商侯遷于殷?！督癖局駮o年》云：“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古本竹書紀年》云：“盤庚旬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殷在鄴南三十里?！?/span>
《左傳》定公四年曰：“分康叔以殷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span>
殷的地望在何處？有的人認為在今新鄉(xiāng)沁陽縣附近。郭沫若在《卜辭通纂》一書曾指出：“衣當讀為殷”。其“地在今沁陽縣”。[36]有的同志認為“衣”這個地點就在安陽附近，而與王都有密切關系。[37]我們認為殷即北蒙，當在洹水北，應在鄴縣南三十里之臨漳鎮(zhèn)，距河南安陽市18公里，[38]今洹北有商城發(fā)現(xiàn)，即古殷地。
《帝王世紀輯存》曰：“《春秋外傳》所謂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是也?！?/span>
《國語·魯語》曰：“冥勤其官而水死。”
《今本竹書紀年》謂：“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庇种^：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此河應即指古黃河。古黃河河道流經(jīng)此流域，“歷史上黃河大部分時間流經(jīng)古黃河，由河北省流入渤海?！队碡暋芳街菹碌谋辈榫藕?，流經(jīng)平原西部。兗州下的'九河既道’則在平原東部”。[39]最近有的同志考證，在傳說中堯舜禹三代有洪水，實際它持續(xù)了2500年之久，遠遠超過三代之數(shù)。[40]由于黃河下游經(jīng)常改道，所以先商文化的分布只能在現(xiàn)在黃河下游地區(qū)。因此，殷人先公為治河而死的事實，是符合當時歷史地理環(huán)境變遷的情理的。
根據(jù)以上我們考證殷人先公的遷徙歷史地理，八遷如下：
契居蕃封于商（漳）一遷。
昭明居砥石二遷。
相土居砥石遷帝丘三遷。
商侯自帝丘遷于殷四遷。
商侯復歸于帝丘五遷。
太甲徙上司馬六遷。
成湯封欑茅七遷。
后成湯改封于亳，始居亳八遷
《世本》曰：“太甲徙上司馬”。漢宋哀注曰：“上司馬在鄴西南”。《帝王世紀輯存》曰：“鄴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薄渡叹龝べp刑篇》曾言“湯封于欑茅”。杜注《左傳》隱公十一年謂“欑茅在修武縣北”?！缎尬淇h志》也謂：“欑城在縣北二十里”，即今大陸村。《墨子·非命篇上》還曾記載“古者，湯封于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此亳即為“湯始居亳”，即山西垣曲縣商城遺址。在一些著作中說“多數(shù)歷史學家認為位于安徽亳縣附近”，[41]其說很不恰當，應在山西垣曲縣。[23]
在這里還應該指出的就是王國維謂相土自西都商邱遷居東都泰山下七遷，后又回到商邱之說，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在山東境內(nèi)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先商文化。最近在泰沂山脈北側的商文化遺址，已發(fā)現(xiàn)的有百余處，“其中經(jīng)過正式發(fā)掘或多次調(diào)查較為重要的有濟南大辛莊，濟陽鄺冢，章丘的邢亭山，東盤，王推官莊和寧家埠，惠民大郭，鄒平丁公，周村的南家和皇姑頂，垣臺史家，青州趙鋪等”。[42]這里商文化遺址，可以劃分七期，認為一至三期相當于二里崗文化上層階段，沒有發(fā)現(xiàn)二里崗下層的文化遺址。[42]徐基同志認為：“先商遺存，似主要不應在山東龍山文化的類型中去尋找”。又說：“考古研究表明，與先商和早商相對的，在山東為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43]這就表明山東至今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先商文化。因此，王國維先生所說相土遷東都泰山之說是不可能成立的。故鄒衡先生明確表示說：“在夏代和商代早期前段，山東省境內(nèi)絕大部分地區(qū)都沒有夏文化（即二里頭文化）和商文化的分布。而另一種與夏、商文化完全不同的岳石文化卻占據(jù)了幾乎山東全??；直到早商時期的二里崗期上層偏晚階段或更晚一些商文化才在山東省境內(nèi)絕大部分地區(qū)取代了岳石文化的地位?！盵44]所以我們從先商文化的分布與殷人先公的遷徙歷史地理考察，商族并不興起于東方，也不興起于北方，而應興起于晉南，后遷徙到豫北、冀南漳河流域，以后漳河型先商文化發(fā)展為輝衛(wèi)型先商文化，而向東發(fā)展到濮陽，再發(fā)展到沁水流域，沿太行山東南麓南下，最后“始居亳”到山西垣曲商城，稱為北亳，最后完成滅夏任務后，遷都偃師商城，稱為西亳，大其亳邑為鄭州商城居黃河之南稱為南亳。從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相結合說明先商文化的分布區(qū)，二者是完全相吻合的，也是一致的。這就有力地說明商史研究應該走考古發(fā)掘與文獻記載和實際調(diào)查三者緊密相結合的道路，才能推動商史研究的不斷深入。
附記：本文完成于1987年，以后又多次修改，今反復研究又學習鄒衡先生的論著，得到不少啟發(fā)，故重新修改、定稿、發(fā)表，供大家學習參考，為商文化研究貢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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