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前121年夏，霍去病西征匈奴，由北地郡出發(fā)，經(jīng)鈞耆水、居延水、小月氏而攻祁連山、鱳得。其中的居延在過去一般被解釋為內(nèi)蒙古額濟納旗居延澤，而霍去病攻河西匈奴沒必要繞道居延澤，所以學術(shù)界遂將霍去病所攻的祁連山解釋為東天山。然霍去病西征經(jīng)過的五個地名，即鈞耆水、居延水、小月氏、祁連山、鱳得，有三個都可見于居延和懸泉發(fā)現(xiàn)的里程簡中，從中可以看出居延實際在甘肅省景泰縣境內(nèi)。結(jié)合史書記載，可知霍去病行軍路線為北地郡（治今甘肅環(huán)縣東南馬嶺鎮(zhèn)）→鈞耆水（具體位置不詳）→居延水/居延置（今甘肅景泰縣境內(nèi)）→小月氏（位處今甘肅武威與甘肅張掖之間）→祁連置/祁連山（今甘肅張掖市南）→鱳得（今甘肅張掖市），從而證實月氏的故地當在河西而非新疆東天山地區(qū)，霍去病所攻之祁連山亦在河西而非東天山。
關(guān)鍵詞：霍去病；西征路線；居延；月氏；祁連山；漢簡
近年來，學術(shù)界就月氏的故地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之相關(guān)的問題就是霍去病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征匈奴時所至祁連山的具體方位?！妒酚洝贰稘h書》均記載月氏的故地在“敦煌、祁連間”，祁連山方位的確定，不論對月氏故地的確認還是對霍去病西征路線的研究來說，都具有關(guān)鍵性意義。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曾二度征伐河西。第一次發(fā)生在是年春天，《史記》記載：“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zhuǎn)戰(zhàn)六日，過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zhí)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余級，收休屠祭天金人。”[1] 這一次霍去病率軍出隴西郡，進入河西走廊，攻盤踞于河西走廊東部的匈奴渾邪王、休屠王等部。第二次發(fā)生在同年夏季，《史記》載：同年夏，霍去病與公孫敖兵分兩路出北地再擊匈奴。公孫敖失道，霍去病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其中就包括匈奴休屠王。
對第一次戰(zhàn)役，從隴西郡出發(fā)直搗焉支山，擊敗渾邪王、休屠王所部，大獲全勝。由隴西至焉支山，二者相距600余千米，按照常規(guī)，日行50千米，需要12天，彼時河西四郡尚未設(shè)立，整個走廊都控制在匈奴之手，漢朝的最西根據(jù)地主要在蘭州一帶。蘭州至焉支山500千米，在交通不發(fā)達的漢代，可以說已經(jīng)是相當遙遠的軍事征伐了。但有一種觀點認為焉支山不在河西，而是今天哈密的哈爾里克山。須知哈密至隴西的直線距離為1506千米，霍去病在沿途無給養(yǎng)又無援兵的情況下孤軍馳驅(qū)三千里，由隴西經(jīng)河西走廊直搗天山，擊敗匈奴大軍，無論如何都令人難以想象。
對于第二次戰(zhàn)役，學術(shù)界爭議很多，尤其是對霍去病從北地出發(fā)后的進軍目標和路線問題?！妒酚洝ばl(wèi)將軍驃騎列傳》記載：
其（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2]
此外，《漢書·衛(wèi)青霍去病傳》引漢武帝說：“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盵3]《史記·匈奴列傳》和《漢書·匈奴傳》亦有“過居延，攻祁連山”之載。
這里涉及的地名有五個，分別為祁連山、小月氏、居延、鈞耆、鱳得。《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4] 學術(shù)界對南山有不同的解釋，一般認為應指祁連山，但也有論者認為除了祁連山東西部，還有可能包含昆侖山在內(nèi)。[5] 但就漢代羌族地望言，此南山的確應為祁連山東部，當無可疑。果若是，霍去病經(jīng)由小月氏而攻祁連山，俘獲休屠王。《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睗h武威郡轄姑臧、張掖、武威和休屠等十縣，治姑臧（今甘肅武威市），霍去病于祁連山俘獲休屠王，這里屬于休屠王的分地，休屠王城即位于今甘肅民勤縣祭旗堡鄉(xiāng)境內(nèi)。[6] 若言霍去病在東天山俘獲休屠王，那就太超出想象了。
再說小月氏之所在?！妒酚洝ご笸鹆袀鳌贩Q月氏故地原在“敦煌、祁連間”，西漢初因遭匈奴所迫而遠遁中亞，“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7] 小月氏寄籍的“南山羌”實指居住在今甘肅、青海祁連山東部山地的羌族。[8]
依中國傳統(tǒng)觀點，小月氏、祁連山都毫無爭議地被界定在河西走廊一帶。20世紀初，日本學者內(nèi)田吟風就曾經(jīng)提出，霍去病由東向西遠征河西的匈奴，不可能或沒有必要繞道今居延海一帶，由那里迂回南下而至河西祁連山，故而推定漢代祁連即今東天山。[9] 岑仲勉稱“祁連”為天山別號，以此推定霍去病西征的目的地有可能是天山，認為其行軍經(jīng)過的鱳得應在匈奴國境內(nèi)，而單桓應在天山附近，小月氏的分布地應延及阿拉善山脈。[10] 余太山認為，霍去病經(jīng)過的小月氏在天山東端，同樣強調(diào)霍去病進軍遠至天山東端的可能性。[11] 林梅村通過對“祁連”語源的論辯，指其為吐火羅語詞的漢代譯名，“天山”是漢語意譯，進而論定漢代的“祁連山”實乃唐代西域胡人所謂的“析羅漫山”，月氏故地“祁連”也就是今哈密北面的巴里坤山。這種觀點認為《史記》所言月氏原居“敦煌、祁連間”其實并不在河西走廊，而是在今天新疆東部，其中的敦煌=敦煌山=敦薨之山=天山之博格達山，祁連山=析羅漫山=巴里坤山，焉支山=哈密的哈爾里克山。[12] 這一說法影響很大，后來經(jīng)過進一步推演，祁連山不再是傳統(tǒng)觀念中的河西走廊之山而是新疆東天山。[13] 于是乎，月氏、烏孫的故地便不再是河西，而是新疆昌吉州博格達山以北草原地帶。[14] 小月氏乃月氏大部西遷中亞后之孑遺，如果按照上文的說法，小月氏的活動區(qū)域自然就應在天山地區(qū)了。
上述說法頗值得商榷。首先，《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明言匈奴與月氏是地域相連的。秦漢時代，上郡位處月氏的東方，其西鄙與月氏相連，正說明月氏在河西走廊東部。如果月氏居于東天山，那里距離上郡有數(shù)千里之遙，再言月氏與上郡地域相接，恐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我國古代文獻在敘述地名時，一般遵循以首都為中心由近及遠敘述的傳統(tǒng)，如河西五郡表述為涼、甘、肅、瓜、沙，新疆東部地區(qū)表述為伊、西、庭三州，《史記》“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之表述正好符合這一習慣，如果月氏在東天山，而羌又在氐之南，這種表述豈不成了遠—近—遠的關(guān)系？有違傳統(tǒng)明矣。
其次，論者言大量考古資料證明月氏故地就在東天山，例如，西北大學考古專家在王建新先生的率領(lǐng)下，在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等地進行聯(lián)合考古發(fā)掘，取得重大收獲，發(fā)表了對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考古調(diào)查報告[15] 及2017年發(fā)掘烏茲別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的情況，其中有不少出土物都被歸諸于月氏與貴霜。[16] 然揆其證據(jù)，則頗有難以服人之處，在月氏文化特征完全不明朗的情況下，何以判斷東天山及中亞諸地出土的考古遺物就是月氏的呢？公元前一千紀前后河西史前考古學文化遺存主要是騸馬文化和沙井文化，前者為烏孫遺存，后者為月氏遺存，學界大體已有成說。[17] 騸馬文化主要分布于酒泉、敦煌、玉門、瓜州等地，[18] 沙井文化（公元前1000年）主要分布于張掖、民勤、永昌、武威等地。[19] 二者之間存在著很多共性，而且又有諸多交叉，體現(xiàn)出牧業(yè)民族畛域不那么分明的特點。如果能將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等地的出土物與河西的沙井文化進行比對，弄清楚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文化聯(lián)系，或許更有利于確定中亞出土物的文化屬性。
其三，早在張騫“鑿空”之前，西域“昆岡之玉”和“禺氏之玉”就已經(jīng)通過河西走廊被運輸?shù)街性貐^(qū)了?！稜栄拧份d：“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瑯玕焉?！盵20] 《楚辭》中有“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之句。[21] 成書于戰(zhàn)國至西漢時期的《管子·國畜》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22] 王建新、王茜著《“敦煌、祁連間”究竟在何處？》（以下簡稱王文）一文將月氏之地界定在東天山東南側(cè)今甘肅肅北縣馬鬢山區(qū)以西、新疆哈密市伊州區(qū)東北部的區(qū)域。[23] 果若是，則“禺氏之玉”就需與東天山相聯(lián)系了。東天山古來不產(chǎn)玉，和田玉的產(chǎn)地在昆侖山和阿爾金山一帶，其玉東輸應該沿昆侖山北麓之絲路南道而東，經(jīng)由河西月氏地區(qū)而抵達中原，焉可舍近便之道而繞道東天山乎？尤有進者，古代交通條件非常落后，在此情況下，如何穿越浩瀚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本身就是難以解決的問題。21世紀以來，河西西部地區(qū)多地發(fā)現(xiàn)古代玉礦遺址，主要有甘肅省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馬鬃山徑保爾草場玉礦、寒窯子草場玉礦和敦煌的旱峽玉礦，經(jīng)測定，三者皆屬于廣義的和田玉。[24] 古代生產(chǎn)力低下，制玉當以“就近取材”或“就地取材”為主。河西三處玉礦的存在表明“禺氏之玉”既有可能是月氏運輸之玉，也有可能是月氏所產(chǎn)之玉。不管產(chǎn)玉還是運玉，月氏的活動區(qū)域都只能界定在河西走廊，無法與東天山相聯(lián)系。[25]
二、居延、懸泉里程簡所見“居延”之所在
目前學術(shù)界對月氏居地與祁連山地望之探討，依靠的皆為《史記》《漢書》的記載，但面對同樣的史料記載，學術(shù)界的解讀卻是言人人殊?？磥?，要解決這些問題，僅靠《史記》《漢書》的記載是不夠的，需要另辟蹊徑。
前賢之所以會有霍去病深入東天山的遐想，原因在于《史記》的有如下記載：“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盵26]這里的居延，一般都被理解為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額濟納旗的居延澤（又稱居延海、居延塞等）。如果在漢簡“里程簡”還為面世之前，做出這樣的解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也是最有說服力甚或可謂唯一可能的解釋，但居延、懸泉“里程簡”的發(fā)現(xiàn)，完全顛覆了舊有的結(jié)論?！妒酚洝贰稘h書》所載霍去病西征具有標志意義的五個地名（鈞耆、居延、小月氏、祁連、觻得），其中有三個，即居延、祁連、觻得，都出現(xiàn)在“里程簡”中，可為其西征路線的確定提供較為確鑿的證據(jù)。
“居延里程簡”（EPT59.582）（圖1）記載：
長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好止至義置七十五里，月氏至烏氏五十里，烏氏至涇陽五十里，涇陽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缺4行文字）媼圍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觻里九十里，觻里置揟次九十里，揟次至小張掖六十里，刪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鈞著置五十里，鈞著置至屋蘭五十里，屋蘭至氐池五十里。[27]
圖1：居延里程簡（EPT59.582） 圖2：懸泉里程簡（Ⅱ90DXT0214①:130）
有意思的是，在敦煌懸泉置遺址亦有《里程簡》（Ⅱ90DXT0214①:130）（圖2）出土，所記河西諸驛的里程可與“居延里程簡”相補充、相印證，簡文曰：
倉松去【纟+鸞】鳥六十五里，【纟+鸞】鳥去小張掖六十里，小張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顯美七十五里，(第一欄)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第二欄)玉門去沙頭九十九里，沙頭去干齊八十五里，干齊去淵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縣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第三欄)。[28]
依上述二簡，可以勾勒出長安至敦煌之驛程：從長安出發(fā)，在涇川一帶過涇河，經(jīng)月氏、烏氏、涇陽、平林置等地先到達固原（高平），經(jīng)景泰蘆陽，過黃河進入河西走廊。然后經(jīng)大靖一線抵達涼州，再由涼州前往張掖、酒泉、敦煌。漢代的媼圍即今景泰縣蘆陽鎮(zhèn)響水村北的窎溝城遺址，[29] 居延置位處媼圍西七十里，學界一種意見認為地當景泰縣寺灘鄉(xiāng)之三道埫附近或白茨水，[30] 另一種意見認為地當景泰縣紅水鎮(zhèn)紅墩子村南老婆子水遺址。[31] 由居延置西行九十里至觻里，觻里位于今古浪縣大靖鎮(zhèn)，再西行九十里至揟次，揟次在今古浪土門鎮(zhèn)西3千米王家小莊一帶。[32] 如是一來，居延置的所在也就明晰了，其地當在景泰縣境內(nèi)無疑。
居延置應因地名置?！妒酚洝ば倥袀鳌酚涊d：“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盵33] 朐衍原居住于北地郡，在秦國打擊下，不斷西遷，越過黃河而進入河西地區(qū)。[34] 居延置所在的景泰距北地郡不甚遠，有朐衍戎留存，當在情理之中。漢武帝圣旨中出現(xiàn)的“居延”乃“朐衍”在彼時的稱謂。是見，居延置乃以族名地，以地名置而來?！妒酚洝ば倥袀鳌吩陔匝苤傲袨跏?，與“居延里程簡”一致，依漢簡提供的數(shù)據(jù)，由烏氏到居延置的距離為50里+50里+60里+80里+90里=330里＝137.2千米。說明二者相距不遠，屬于比鄰而居的兩個部族?？梢钥闯?，作為地名，景泰的居延，出現(xiàn)于秦穆公（？—前621年）時代，是比較早的，至于額濟納旗之居延名稱何時出現(xiàn)，不得而知。
前賢拘泥于居延為今額濟納旗之居延澤，所以一直難以合理解釋霍去病的西攻路線。由上分析可以看出，霍去病和公孫敖都是沿著河西走廊西行的，只是一路偏南，一路偏北而已?；羧ゲ〈诵薪K達祁連山，獲匈奴休屠王而止。有意思的是，在懸泉《里程簡》中就有祁連置之謂：“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昭武故城地當今甘肅省臨澤縣鴨暖鄉(xiāng)昭武村一帶，表是為酒泉郡屬縣，地當今高臺縣宣化、高橋和安定一帶，祁連置東承張掖郡昭武縣，西達酒泉郡表是縣，其南就是祁連山，則以山名地，因地名置。[35] 質(zhì)言之，“出居延”意為從景泰境內(nèi)的居延置出發(fā)，而非張掖通漠北之居延澤。學者之所以一定要將居延與居延澤相聯(lián)系，主要在漢武帝詔中有“濟居延”一詞。居延應為河名當無問題，河流之得名又與朐衍部息息相關(guān)，“居延置”則因在居延水（景泰境內(nèi)的白茨水或老婆子水）之旁而得名。以部族名而命名河流，于史常見，如烏孫河、龜茲河皆是也。如果將居延解釋為居延澤，霍去病千軍萬馬，哪有那么多船只使之得“濟”？最多只能繞行而已?；羧ゲ∷皾本友颖貫楹恿鞫豢赡転榇笮秃?。
茲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即鈞耆之所在。王宗維先生將“鈞耆”與今居延以北蒙古國境內(nèi)的浚稽山相聯(lián)系，因史書有“涉鈞耆”之載，顯然可見鈞耆不可能指一座山，于是便將鈞耆解釋為?；侥现车?，認為霍去病自北地郡至?；侥仙车兀缓笳鄱蚰?，濟居延（澤）而到達祁連山小月氏部。[36] 此說得到王文的認可。[37]《史記》《漢書》明載浚稽山位于朔方郡（雞鹿塞）“西北二千余里”，《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出居延北可千余里”至?；?，由居延至哈密又有千余里，如是算來，霍去病西征路線差不多在五千里左右，即北地至浚稽山二千余里+?；街辆友訚汕в嗬?居延澤至哈密千余里≈五千里。即便如王文所說，鈞耆等同于?；惶幘友訓|120里，照樣還有三千余里途程。古代行軍打仗，糧草為先，如此繞道而行，又頻繁穿越沙漠地區(qū)，孤軍奮戰(zhàn)，對于以稼穡為主的漢族兵家來說，恐莫敢為也。學界有一種意見，指鈞耆即“歷程簡”中的“鈞著置”， 認為“鈞著”乃“鈞耆”之誤。[38] 當非。霍去病西征路線是先鈞耆后居延，而鈞著置在居延以西，地不相當。
三、霍去病西征路線
《史記·匈奴列傳》載，天漢二年（公元前99）“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于天山，得胡首虜萬余級而還。”同一史事又見于《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公元前99）“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zhàn)于天山”。
這里的“天山”，顏師注為“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尚然?！盵39] 當其為“祁連山”做注時，又言：“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40] 學界遂有人以此為據(jù)，認為漢代的祁連山指的就是今天新疆的東天山，而河西的祁連山被稱作“南山”。[41] 其實，顏師古注《漢書》，注重?？蔽淖?、考訂史實、糾正舊說、訓釋疑難、文字釋義和音韻訓詁，[42] 但一般不釋地。就顏師古對“天山”“祁連山”的注釋，明顯在于釋義而不在于釋地，僅解釋山名含義而未言天山與祁連山為同一座山脈。北方阿爾泰游牧民族薩滿教習俗，逐水草而居，走到哪里都會依山傍水住牧，都會形成當時當?shù)氐摹疤焐健裆健ド健?。匈奴人所稱之天山有多處，非限于一地，漢代史籍欲令人清楚明了不同天山地望之所在，新疆者以義稱之，河西者以音稱之。[43] 正因為在匈奴語中天山被呼為祁連，故而在古文獻中天山有時又被稱作祁連天山，如《史記·李將軍列傳》曰：“天漢二年（公元前99）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于祁連天山?！薄尔}鐵論·誅秦》亦謂：“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渾邪率其眾以降。”[44] 如果不加“天”字，則一般皆指河西走廊的祁連山。[45]
對于第二次戰(zhàn)役的路線問題，學術(shù)界爭議較多?！稘h書·衛(wèi)青霍去病傳》記載：“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盵46] 依上引“懸泉里程簡”，“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觻得置和祁連置相距123里，匈奴被擊敗后，首領(lǐng)逃至鱳得，在那里被霍去病擒獲。觻得也就是后來的張掖郡治。若將祁連山置于東天山，未免與觻得過于遙遠。[47] 王文認為從“揚武乎鱳得”開始，講的是漢武帝對霍去病及部下戰(zhàn)績的褒獎。[48] 揆史書所載之文，一氣呵成，前因后果，環(huán)環(huán)相扣，將之解釋為前后二部分，反有割裂文意之嫌。
霍去病之攻祁連山，《史記》《漢書》皆有記載，只是該山被王文解釋為東天山了。從這個思路出發(fā)，王教授將霍去病的行軍路線構(gòu)擬如下：北地郡（治今甘肅慶陽市慶城縣馬嶺鎮(zhèn)）→浚稽山南沙地（蒙古國境內(nèi)）→居延（居延澤）→小月氏（今新疆哈密一帶）→東天山（圖3）；而與之分路而行的公孫敖所部行軍路線為：北地→隴西→河西走廊→東天山。[49] 王教授明言，霍去病是沿著草原之路到達居延澤的。果若是，則其西征天山，只有一條道路可行，那就是出北地郡由靈州渡黃河，越騰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進入蒙古國境馬鬃山（非河西走廊之馬鬃山），沿“漠南道”西行，途次哈密進入天山。
“漠南道”的大體路線如下：由今新疆哈密往北行，進入今蒙古國西南、阿爾泰山以南的多水泉地區(qū)，又東經(jīng)察罕敖包周圍的濕地，行至今查干托洛蓋一帶，由蒙古國滿達勒戈壁附近的馬鬃山南行，進入今我國內(nèi)蒙古境內(nèi)，到達今烏拉特后旗，又沿陰山北麓東南行進至今包頭市，又東行經(jīng)呼和浩特東南的和林格爾，又東經(jīng)今山西大同、河北張家口、北京市密云縣，再東至“漠南道”的終點今遼寧朝陽。[50] 其中的馬鬃山，見于北宋使者王延德的《高昌行紀》：“次歷阿都族，經(jīng)馬鬃山，望鄉(xiāng)嶺，嶺上石龕，李陵題字處?！盵51] 此馬鬃山位于蒙古國境內(nèi)，地處阿爾泰山和戈壁阿爾泰山之間，因形似馬鬃而得名。王延德由馬鬃山南下而入居延澤，再沿弱水南行，進入河西走廊，再西行進入東天山。
王文認為，霍去病的軍隊就是由蒙古國境內(nèi)的馬鬃山南行至居延澤，然后再西行哈密，最后直取東天山。這一構(gòu)想完全不能成立，因為居延海向西是無路可通的，要么向南沿弱水至張掖，然后循河西走廊西行，要么向北至馬鬃山，然后西行。由馬鬃山出發(fā)到居延海繞一圈再回到馬鬃山，這圈子兜得不小，卻無任何意義。再說，盡管由馬鬃山向西到達哈密是有漠南道（圖3）可通行，但這條道路古來只知有使者往來，從未見大軍通行，那么，這條道路能否容得下千軍萬馬，看來也是需要考慮的。
圖3：漠南道示意圖（張多勇繪）
霍去病第二次出征，時間是在夏季，這個季節(jié)牧人一般不會帶領(lǐng)馬匹入沙漠的。赤日炎炎，沙漠地區(qū)尤甚，人畜體力消耗都很大，極易導致脫水或灼傷。該季節(jié)馬匹適合在草地或近水邊地區(qū)活動；而由北地郡西北行至?；絽^(qū)域，需要穿越兩個大沙漠，即騰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須知霍去病所率隊伍皆為騎兵，馬蹄尖細，容易陷入沙中，在沙漠中行走都很困難，更別說急行軍了。不若駱駝掌寬大，受力面比較大，不易陷進沙里，行走緩慢，適宜在沙漠中穿行；馬匹在堅硬地面上奔跑速度很快，但耐力不足，無法在沙漠中長時間奔跑，容易脫水，而沙漠之地水資源嚴重缺乏，水分補充不及時就會嚴重妨礙馬匹的戰(zhàn)斗力，甚至導致死亡，耐旱力與駱駝不可同日而語。
就軍事謀略言，霍去病善長途奔襲，其第二次西征理應沿著路途平坦、近捷、物產(chǎn)豐富且水草豐美的河西走廊而行。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軍由隴西出發(fā)而征河西中部的匈奴，道路已經(jīng)熟悉，第二次出征同樣的地區(qū)，理應走熟悉的道路。舍熟悉的道路不走而偏走陌生之途，令人費解；如果沿河西走廊西行，馬匹需要的草料和豆餅隨時可以得到補充，而走沙漠地區(qū)和道路崎嶇難行的“漠南道”，則后勤難以保障，古來為騎兵大忌；漠南道距匈奴腹地甚近，既危險又不符合霍去病一貫的速戰(zhàn)速決戰(zhàn)術(shù)，也沒有任何軍事意義。王宗維言霍去病第一次西征的進軍路線“只能在不南不北，既不深入羌中與強大的西羌部落相遇，致遭阻擊，又不接近匈奴本部，驚動匈奴主力，前來鏖戰(zhàn)，陷入重圍。當時，霍去病只能在匈奴統(tǒng)治勢力薄弱和接近西羌本部的邊沿地區(qū)，即兩大勢力的結(jié)合部穿行而過，才能迅速到達休屠部地，達到輕騎出擊的目的?！盵52]此論頗得鵠的。雖然是針對霍去病的第一次西征而言，若用諸第二次出征，其狀亦應相合。
在霍去病西征之前，西漢中央政府即已加強對蘭州黃河以南地區(qū)的管轄，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設(shè)榆中縣。秦朝大將蒙恬于公元前214年設(shè)榆中縣，地當今蘭州市城關(guān)區(qū)東崗鎮(zhèn)一帶。西漢榆中當沿襲而來。以理度之，霍去病第二次西征，應先由北地郡到達榆中縣一帶，秣馬厲兵，然后循第一次出征路線而行，避免以疲憊之師遠征，這樣才有必勝的把握。
若按照王文所構(gòu)擬的線路，霍去病軍需要穿越沙漠，然后沿路途回遠、水草匱乏且遠離城邑聚落的沙磧之路——“漠南道”而行，由北地郡至直達東天山，孤軍遠征五千里，即使今天的現(xiàn)代化軍隊，恐怕也是難以完成的。王文之所以如此推想，當與前文所述沒有機會看到懸泉里程簡的諸前輩學者一樣，把《史記》《漢書》中“居延”誤解為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北部的居延澤了。
祁連山原本為河西走廊南部之山，與新疆東天山?jīng)]有多少干系，漢代的“敦煌、祁連間”指的就是河西走廊地區(qū)。這個問題，其實早在清末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記》中其實業(yè)已辨之甚詳，認為“若伊吾北之天山，終漢世未嘗全屬于漢，安得謂祁連即西域天山乎？”[53]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霍去病的第二次西征，應由北地郡出發(fā)，然后沿著河西走廊西行，具體行軍路線為：北地郡（治馬嶺縣，今甘肅慶陽市環(huán)縣東南馬嶺鎮(zhèn)）→鈞耆水（具體位置不詳，應在景泰東某地）→居延水/居延置（今甘肅景泰縣境內(nèi)）→小月氏（位處今甘肅武威與甘肅張掖之間）→祁連置/祁連山（今甘肅張掖市南）→鱳得（今甘肅張掖市）。（圖4）
圖4：元狩二年霍去病西征祁連山行軍路線示意圖（張多勇繪）
四、結(jié)語
史載大月氏的故鄉(xiāng)在“敦煌、祁連間”，但近期學術(shù)界有一種傾向，把敦煌解釋為新疆天山之博格達山，[54] 將祁連山解釋為新疆東部的巴里坤山，把焉支山解釋為哈密的哈爾里克山。如是一來，大月氏的故鄉(xiāng)也就被界定在新疆東天山一帶了。有幸的是，敦煌懸泉置與居延出土的漢簡中有里程簡，可確認霍去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攻伐河西休屠王并沒有繞道巴丹吉林沙漠和蒙古國而至居延澤，而是由北地郡西行直達河西，由景泰縣境內(nèi)的居延置西行，越小月氏而達張掖、酒泉之南的祁連山，俘獲休屠王而止，與東天山略無干系。居延置、祁連置之設(shè)，皆以地名置，可證祁連山就在河西走廊之南。將敦煌、祁連山、焉支山地望搬遷到東天山，證據(jù)不足，尚有待進一步探討。只要不拘泥于“居延”就是“居延?！保菍⒅斫鉃榫友又?，則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基金項目：國家民委民族研究重點項目“敦煌歷史文化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項目編號：2021-GMA-004）。
作者簡介：楊富學（1965- ），男，河南鄧州人，敦煌學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員，燕山大學特聘教授，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碩導，蘭州大學兼職教授、博導，主要從事北方民族史、敦煌學、中外關(guān)系史研究。
注釋：
[1] 《史記》卷一二三《衛(wèi)將軍驃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929—2930頁。
[2] 《史記》卷一二三《衛(wèi)將軍驃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930—2931頁。
[3]《漢書》卷五五《衛(wèi)青霍去病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480頁。
[4]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62頁。
[5] 榮新江：《小月氏考》，《中亞學刊》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4頁。
[6]陳作義：《休屠王城比考》，《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3—155頁。
[7]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61—3162頁。
[8] 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下巻，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第391頁；[日]榎一雄著，斯英琦、徐文堪譯《小月氏和尉遲氏》，《民族譯叢》1980年第3期，第48頁。
[9]內(nèi)田吟風「月氏のバクトリア遷移に關(guān)する地理的年代的考證上」『東洋史研究』第3卷第4號，1938年，第29—56頁。
[10] 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24頁。
[11] 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綜考》，《中亞學刊》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0—31頁。
[12] 林梅村：《祁連與昆侖》，《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14—115頁；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13頁。
[13] 王建新、席琳：《東天山地區(qū)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第33頁；王建新、王茜：《“敦煌、祁連間”究竟在何處？》，《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27—38頁；姚大力：《河西走廊的幾個古地名》，《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第59頁。
[14] 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15頁。
[15] 西北大學絲綢之路文化遺產(chǎn)保護與考古學研究中心、中國國家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考古調(diào)查——銅石并用時代至希臘化時代》，《文物》2014年第7期，第54—67頁。
[16] 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烏茲別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2017年發(fā)掘簡報》，《文物》2018年第7期，第4—30頁。
[17]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4頁；橫田禎昭「河西にちける匈奴文化の影響——沙井文化考」『中國古代の東西文化交流』東京：雄山閣，1983年，第154—188頁；戴春陽：《月氏文化族屬、族源芻議》，《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第14頁；楊富學：《河西考古學文化與月氏烏孫之關(guān)系》，沙武田主編《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1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6頁。
[18]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4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調(diào)查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4頁；李水城、水濤、王輝：《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調(diào)查報告》，《考古學報》2010年第2期，第251頁。
[19] J. G. Andersson, Research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5, Stockholm, 1943, pp. 197-200.
[20] 周祖謨：《爾雅校箋》“釋地第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頁。
[21] [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209頁。
[22]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279頁。
[23] 王建新、王茜：《“敦煌、祁連間”究竟在何處？》，《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31頁。
[24]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肅北縣馬鬃山玉礦遺址》，《考古》2015年第7期，第3—14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肅北縣馬鬃山玉礦遺址2012年發(fā)掘簡報》，《考古》2016年第1期，第40—53頁。
[25] 樊麗沙、楊富學：《“禺氏之玉”斟議兼論月氏的原居地問題》，提交“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與斷代研究工作坊”（敦煌，2021年6月25-29日）論文。
[26] 《史記》卷一一一《衛(wèi)將軍驃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83頁。
[27]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研究——甲渠候官與第四燧》（秦漢魏晉出土文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95—396頁。
[28]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頁。
[29]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頁；劉再聰：《媼圍古城今何在》，《絲綢之路》1997年第1期，第45—46頁。
[30] 李并成：《河西走廊東部新發(fā)現(xiàn)的一條漢長城——漢揟次縣至媼圍縣段長城勘察》，《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第130頁；李并成：《漢代河西走廊東段交通路線考》，《敦煌學輯刊》2011年第1期，第58—65頁。
[31] 高啟安：《漢居延置所在置喙——以居延里程簡E.P.T59582為中心》，《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第107—111頁。
[32] 李并成：《河西走廊東部新發(fā)現(xiàn)的一條漢長城——漢揟次縣至媼圍縣段長城勘察》，《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第130頁。
[33] 《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83頁。
[34] 王宗維：《西戎八國考述》，氏著《中國西北少數(shù)民族史論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77—112頁。
[35] 戴春陽：《祁連、焉支山在新疆辨疑》（上），《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2頁。
[36]王宗維:《論霍去病在祁連山之戰(zhàn)》，《西北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第75頁。
[37] 王建新、王茜：《“敦煌、祁連間”究竟在何處？》，《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28頁。
[38] 陳秀實：《漢將霍去病出北地行軍路線考——〈漢書〉“涉鈞耆濟居延”新解》，《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第85—87頁；高啟安：《漢居延置所在置喙——以居延里程簡E.P.T59582為中心》，《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第106頁。
[39]《漢書》卷六《武帝紀》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03頁。
[40]《漢書》卷五五《衛(wèi)青霍去病傳》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481頁。
[41] 王建新、王茜：《“敦煌、祁連間”究竟在何處？》，《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33頁。
[42] 王智群：《二十年來顏師古〈漢書注〉研究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4期，第58頁；孫顯斌：《〈漢書〉顏師古注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第59—61頁。
[43] 劉義棠：《祁連天山考辨》，氏著《中國西域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7年，第20—21頁；李艷玲：《西漢祁連山考辨》，《敦煌學輯刊》2021年第2期，第26頁。
[44] [西漢]桓寬著，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88頁。
[45]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史學雜誌』第11編11號，1900年，第3頁。
[46] 《漢書》卷五五《衛(wèi)青霍去病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480頁。
[47] 戴春陽：《祁連、焉支山在新疆辨疑（上）》，《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第97頁。
[48] 王建新、王茜：《“敦煌、祁連間”究竟在何處？》，《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32頁。
[49] 王建新、王茜：《“敦煌、祁連間”究竟在何處？》，《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31頁。
[50] 錢伯泉：《<王延德歷敘使高昌行程所見>的箋證和研究》，《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第25頁；張多勇、李并成：《〈西夏地形圖〉所繪交通道路的復原研究》，《歷史地理》第36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54—255頁。
[51] [宋]王明清：《揮麈錄·前錄》卷四，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第30頁。相同記載又見《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4112頁，應引自《揮麈錄》。
[52] 王宗維:《論霍去病在祁連山之戰(zhàn)》，《西北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第75頁。
[53]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四，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6年，第283頁。
[54] 其實，敦煌不應理解為某一地點，應為河西走廊西端某一區(qū)域的名稱，以盛產(chǎn)瓜而得名，突厥語借用波斯語或梵語，稱瓜為tawuz，“敦煌”或為“tawuz”之音譯。見楊富學、熊一瑋：《“敦煌”得名考原》，《敦煌研究》2022年第2期，第105—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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