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里講的“18世紀”并不刻板地僅限于18世紀，實際上它有一個興起的過程，也有一個退潮的過程，涉及到16世紀、17世紀甚至到19世紀，但18世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高潮。
中西文化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西方是一個基督教社會，17世紀以后還是一個工業(yè)社會。中國是一個農耕社會，到現(xiàn)在文化跟生產力的發(fā)展還不是那么同步，依然還是農耕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信基督教，雖然有佛教、道教，但我發(fā)現(xiàn)我們國家是沒有真正的宗教的。所以，這兩種社會的文化形態(tài)必然不一樣。
文化是關乎人類本性的東西，有這樣一個基本的紐帶相聯(lián)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區(qū)的文化一旦接觸，能夠相通、相容，但有的時候文化的交融不是那么快，甚至會發(fā)生沖突。比如歷史上發(fā)生許多次宗教戰(zhàn)爭，在歐亞非十字軍東征和17世紀歐洲的三十年戰(zhàn)爭都是非常厲害的宗教戰(zhàn)爭。但從長期來看，文化還是要交流和融合的。
一般來講，不同民族、不同地區(qū)生產力發(fā)展的先后會對文化產生直接的影響。關于中西兩種文化，我把中國文化定型為農耕文化加儒釋道文化，它是一個守成型的文化；把西方文化定型為一種工業(yè)文化加基督教文化。工業(yè)文化加基督教文化有一個特點，因為有工業(yè)做背景，有物質力量做支撐，所以比較陽剛，比較有力，形成出擊型文化，往外進攻。同時，因為西方人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所以進取心也比較強。農耕文化與之相比，相對來講是比較封閉、比較保守的。在這樣兩種文化背景之下，18世紀這次中西文化友好的碰撞，西方文化是主動的。
初潮階段
中西文化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接觸、交流的起因就是西方的傳教士。過去，人們對西方傳教士有一些不夠公正的理解，好像這些人都是為侵略做準備的，從客觀來講，他們確實做了這種準備，但我覺得起初的動因不具備這種意圖。
第一位來中國的傳教士叫利瑪竇，來自意大利，是天主教會委派的，生活在1552年一1610年，也就是十六七世紀。他1582年來中國，經(jīng)過了19年的苦心經(jīng)營，上上下下結交了許多士大夫、京城的重要官員，后來見到了中國的皇帝——萬歷皇帝朱翊鈞。他在中國的這28年（1582年一1610年）里，收集了很多中國的東西，研究了中國的很多東西，而且把中國的古代經(jīng)典“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譯成了拉丁語，并呈送給了梵蒂岡教皇。利瑪竇開了個好頭，不久他的繼任者金尼閣把“五經(jīng)”（《詩經(jīng)》、《尚書》、《禮記》、《周易》、《春秋》）也翻譯成拉丁文，而且在杭州發(fā)表出來，這是中國古籍最早的西文譯本。
這兩個人的譯本只是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譯得不是那么精細，算不上完善的譯本。他們的后繼者們繼續(xù)努力完善，在前人的基礎上，比利時傳教士衛(wèi)方濟經(jīng)過20多年的努力，終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學刊印了他的“四書”全譯本和介紹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書籍《中國哲學》。“五經(jīng)”的拉丁文全譯本是由好幾位傳教士完成的，如法國的白晉、劉應、馬若索和雷孝思等。到了18世紀乾隆時期，這些古籍都有了法文的譯本，由孫璋、宋君榮、錢德明等人完成。不久以后也有了德文、西班牙文等其他文字的譯本。他們還寫了《孔子傳》、《孔子子弟傳略》等一些重要的著作。這時，中國文化的精華在西方有了很好的資料。這個階段是16世紀到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在這個階段做了基礎性的準備。
高潮階段
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形成于17世紀后期到18世紀中葉的100年，主要有五個標志。
第一，中國學成為熱門。
這些西方傳教士為了達到更有效的傳教布道的目的，做了堅韌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對中國的國情進行了全方位的了解，不僅是古代典籍，還有對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天文數(shù)學、科學技術、醫(yī)學、農業(yè)、園林等都進行了研究、考察。他們著書立說，出版了許多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許多人成了了不起的學者。
根據(jù)有關記載，1682年意大利傳教士柏應理回羅馬時，帶了好多在中國的傳教士寫的書籍，加起來有400多本，現(xiàn)在至少需要幾十個人甚至幾百個人才能寫出那么多書來。同時，他們也把中國大量的各種書籍帶回西方。1794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回國的時候，光送給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的中國書籍就有300冊。另一位法國有名的傳教士和翻譯家馬若索為法國皇家文庫收集了幾千卷中國圖書。在傳教士寫的著作中，像語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衛(wèi)匡國寫的《中國文法》，西班牙人華羅寫的《官話簡易讀法》，路易十四的顧問傅爾蒙寫的《中國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是非常有名的史料著作，于1585年完成，被譯成了多種文字。還有馮秉正的12卷本的《中國通史》是規(guī)模較大的卷宗。特別是基爾契的《中國》一書由于是普及性的，影響非常大。法國傳教士杜赫德編撰了一部規(guī)模更大的書叫《中華帝國志》，很受到啟蒙學者的歡迎。其他像哲學、天文學、醫(yī)學乃至武術方面的書籍都不少。
第二，哲學家唱出了最高音。
這個唱最高音的人是啟蒙運動的先驅者——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一1716）。萊布尼茨是康德的祖輩，他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全才，德國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家，也是數(shù)學家、物理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他曾經(jīng)當外交部長出使過法國。他也是一個科學活動家，曾經(jīng)在柏林建立了當時世界上三座科學院之一的柏林科學院，而且應俄國沙皇的要求，為彼得堡建造了一座科學院。歐洲人的進取精神在萊布尼茨身上表現(xiàn)的非常突出。他對遙遠的中國表現(xiàn)出巨大的興趣。他從21歲起就研究中國，也贊頌中國，而且終身不渝一直到死為止。他比黑格爾更有眼光，黑格爾關注的是中國人的國民性，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缺點方面計較的比較多，而萊布尼茨是著眼于中國在世界各地中的地位以及發(fā)展?jié)摿εc前途。在萊布尼茨看來，中國與歐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兩極，就是兩個階段。當時歐洲中心論盛行，歐洲自我優(yōu)越感非常強。在他看來，這兩個地區(qū)相比，可說各有長短，難分軒輊：歐洲人講究思考甚至思辨，而中國人善于觀察善于實踐。他列舉了一系列歐洲人最引以自豪的方面，諸如在日常生活以及經(jīng)驗地應付自然的技能方面，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在用以證明人類知性的偉大的理解力方面，在戰(zhàn)爭藝術與戰(zhàn)爭科學等方面，歐洲人確實要比東方人比中國人要略勝一籌。但是，他話鋒一轉說，“然而有誰過去曾經(jīng)想到，地球上還存在這么一個民族，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所有方面都教養(yǎng)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養(yǎng)？自從我們認識中國人以后，便在他們身上發(fā)現(xiàn)了這一特點。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與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略勝一籌的話，那么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strong>他認為，“人類最大的惡源自人類本身”，以至“人與人相互為狼”，這是最大的愚蠢。誰來匡正這個愚蠢呢？他認為惟有中國。因為“中國人較之其他的民族無疑是具有良好規(guī)范的民族”。他認為，中國人尊敬長輩和老人；中國人等級觀念不像歐洲那么森嚴，比如農民與仆人之間，平等相待，相敬如賓，完全可以與歐洲貴族的所有社交禮儀相媲美。而達官顯貴之間的交談也溫文爾雅，從不侮辱對方，即使有憤怒之情，也不訴諸于辭色，而在家庭、鄰里之間都保持著這種禮儀，這跟歐洲大不一樣。應該說，萊布尼茨在這里講的未必句句都中肯。因為他畢竟沒有到過中國，但他提出一個重要的思想：各個民族都有優(yōu)缺點，匡正缺點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因此，他提出：相隔遙遠的民族，相互之間應該建立一種交流認識的新型關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點燃智慧之光。為此，他給即將從羅馬回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寫了兩封長信，向他提出了30個關于中國的問題，請他詳細了解。這些問題大到天文、地理、生活、技術、音樂、衛(wèi)生，小到養(yǎng)蠶的方法、棉絮制造，以及介紹幾種值得歐洲人借鑒的生活方式。他想通過這樣的借鑒，“我們的求知欲可以從中國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發(fā)。”
萊布尼茨把他對中國的態(tài)度傳給了他的弟子沃爾夫。沃爾夫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家，因為有了老師的教導，也成了一個中國迷，寫文章，四處演講。沃爾夫有一個重要的學生叫康德，康德應該是近代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哲學家，生活在18世紀。但是康德既不像萊布尼茨、沃爾夫那樣對中國全力以赴的研究和贊頌，他保留了一些看法，他曾經(jīng)寫過《中國》這樣一篇文章，他贊頌了中國有長城、黃河、運河這么大的歷史工程。但他對中國當時有肯定，有質疑，也有否定。
第三，啟蒙運動中的“中國熱”。
啟蒙運動中的“中國熱”主要表現(xiàn)在法國思想家的身上。興起于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啟蒙運動是反對封建貴族的專制統(tǒng)治，張揚人文主義精神的思想解放運動，客觀上為新興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輿論準備，直接導致了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
啟蒙運動席卷了歐洲所有的主要國家，但中心在法國。法國的啟蒙運動以法國“百科全書派”為核心。這個學派是創(chuàng)始性的，有狄德羅、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霍爾巴哈，拉梅特里、愛爾維修、波維爾、魁奈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至今仍然是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他們的關注點涉及到各個領域。他們在思想領域的主要矛頭指向基督教統(tǒng)治，主張自然神論。
大家知道，文藝復興掙脫了神的統(tǒng)治，確立了人的尊嚴。但那時候，教會勢力仍非常強大，人們不敢公開提出反對上帝，反對基督教的口號。馬克思說，人們只能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請出古代的幽靈，來為自己壯膽，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而啟蒙學者們敢于公開這么做了，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他們認為，基督教用謊言蒙蔽了世人，掩蓋了世界的真實面貌，把基督教統(tǒng)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歐洲。
百科全書派的學者們從傳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了中國的情況，發(fā)現(xiàn)中國恰恰是一個屬于自然神論的國度，對中國很快產生“熱戀”，其中最熱烈的是伏爾泰。伏爾泰把中國視為人類社會最好的標本，是舉世最優(yōu)美、最古老、最廣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國家，這是他在《哲學辭典》里講的。他用中國的歷法駁斥了《圣經(jīng)》中的上帝創(chuàng)世說。因為根據(jù)圣經(jīng)《舊約》記載，人類創(chuàng)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國整個民族的聚居與繁衍有50個世紀以上，就是我們講的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而且他認為人類的文明科學和技術的發(fā)展，無不從中國肇始，而且早就遙遙領先。于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詡的基督教徒。他說，當中國已是泱泱大國，而且治理有方的時候，“我們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他稱贊中國的歷史記載“幾乎沒有絲毫的虛構和奇談混亂，絕無埃及人和希臘人那種自稱受到神的啟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國人的歷史一開始就寫得合乎理性?！薄袄硇浴笔菃⒚蛇\動的一個旗幟。伏爾泰也高度稱贊中國天文學成就的神奇。他說，世界各民族中惟有中國的《史記》持續(xù)不斷地記下了日蝕和星球的交匯。我們的天文學家驗證他們的計算后驚奇地發(fā)現(xiàn)，幾乎所有的記錄都真實可靠。伏爾泰把孔子的儒家學說看作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論，認為這種以遵循自然規(guī)律為原則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西方的帶有迷信色彩的宗教。在伏爾泰看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只是道德的最高準則，應當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這里有段插曲，伏爾泰曾經(jīng)結識了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二世，在他的影響下，腓特烈大帝對中國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在他的“無憂宮”的“逍遙園”里蓋了一座“中國茶亭”，成為皇家園林里醒目的一景。
百科全書學派的另一個主要成員就是霍爾巴哈。他是了不起的一個學者，撰寫了376條百科全書的條目，應該說是當時百科全書的初創(chuàng)者。霍爾巴哈把中國的政治倫理視為治國的良策。他說，“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將政治與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tǒng)治者都明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并且號召“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楷?！薄?/p>
狄德羅與上面兩位同仁的思想是相近的，在他的視線里，中國儒教“只須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國平天下”。他把孔子與古希臘的圣哲蘇格拉底相提并論，甚至認為孔子與荷馬相比，荷馬不過是“糊涂蟲”。
波維爾也把中國人的治國方略看作歐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國的法律變?yōu)楦鲊姆?，中國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見，當年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都以中國為理想的坐標去構想歐洲的未來。
除此以外，中國的科舉制度也普遍受到肯定，認為這鏟除了貴族的世襲制。中國帝王有世襲的權利，一般的達官顯貴沒有這個權利，但歐洲的達官顯貴是代代相承，這個觀念非常的牢固，歐洲好多國家如西班牙、英國、瑞典都還保留王室制度，國王作為一個象征性的領袖?？婆e制度鏟除了貴族的世襲制，每個人靠自己的本事，“學而優(yōu)則仕”。當然，歐洲的達官顯貴世襲制之下，真正有才能的人也還是可以取得貴族身份的。比如德國歌德、席勒以及英國建筑師N·福斯特都取得了貴族身份，這只是極少數(shù)的人。
啟蒙思想家中還有一個學派是“自然主宰學派”（重農學派）。這個學派主張以自然法則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權，這實際上是以盧梭為代表的啟蒙學者“回歸自然”觀點的延伸。當很多人對工業(yè)化津津樂道的時候，他們已經(jīng)看出了人類的危機。這個“重農學派”的主張是歐洲的中國熱在經(jīng)濟領域的表現(xiàn)，它的高潮是18世紀60年代，創(chuàng)始人是法國的魁奈，他于1767年發(fā)表了《中國專制制度》這篇文章，肯定了中國實行專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獲得了“中國的孔子”的聲譽，他的《自然法則》一書強調“自然法則是人類立法的基礎和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而所有的國家都忽視了這一點，只有中國是例外。在他看來，自然秩序是人類理性的依據(jù)，而人類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依據(jù)。他提倡以農為本，極為贊賞中國歷代君王重視農業(yè)的政策，認為只有發(fā)展農業(yè)才能增加財富，貶低貨幣和商業(yè)資本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學生繼續(xù)鼓吹他的思想，并且認為這是遵循孔子的教導，繼承他的衣缽是繼承孔子的教導，實現(xiàn)他的敬天愛人，抑制私欲的道德準則。
還有一位重農學派的改革家叫杜爾戈（1727一1781），他曾經(jīng)當上了法國財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國，致力于發(fā)展農業(yè)的改革。那時他認識了兩個中國留學生高類思和楊德望，兩人正要回國，杜爾戈挽留他們再待一年，讓他們熟悉重農學派的思想和理論觀點，并且交給他們52個調查提綱，對中國的勞動資本、賦稅等農業(yè)經(jīng)濟問題，造紙、紡織、印刷等工業(yè)問題，乃至對中國的經(jīng)濟、文化與歷史等進行廣泛的了解。這兩人回國后根據(jù)提綱把了解的情況，定期向法國國務大臣貝爾坦匯報。同時在中國的法國傳教士也根據(jù)重農學派的要求，收集豐富的資料寄回法國。這些人主要對水稻、茶葉、桑樹栽培方面進行了研究，另外也將一些優(yōu)良的種子寄回去。在整個18世紀，因為某些學派重視農業(yè)，所以中國的花木嫁接技術傳到了歐洲，推動了歐洲的園林建設。
第四，文學、藝術激起的反響。
對于文學愛好者來講，頗為遺憾的是西方派到中國來的傳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學者，幾乎是沒有文學家和藝術家。所以盡管中國文學非常豐富，但是沒有引起他們的興趣，直到18世紀中葉，中國文學才開始傳播到西方。它的第一個引領者不是傳教士，也不是文學家，而是一位英國商人詹姆斯·魏金森。他曾經(jīng)在廣東生活了多年，通過英語和葡萄牙語譯了一個四卷本的中國小說、戲劇、諺語和詩歌合集，像《風月好逑傳》、《中國戲提要》、《中國諺語》等。這部合集由英國人湯姆士·帕塞刊印了出來已經(jīng)是1719年的事了。
13年后，法國傳教士馬若瑟在1732年把元代紀君祥雜劇《趙氏孤兒》翻譯了出來，題為《中國悲劇趙氏孤兒》。伏爾泰對《趙氏孤兒》非常欣賞，1755年改編為《中國孤兒》在法國上演。《趙氏孤兒》的故事發(fā)生在春秋時代的晉國，是一則舍生取義、替友人救孤復仇除奸的故事。伏爾泰是個人文主義學家，他把這個故事挪到成吉思汗的時代，想用這個故事來感動成吉思汗，使他從一個以血腥征服為能事的暴君轉變?yōu)橐粋€人文主義者，一個懂得體恤老百姓的好君主。
幾年之后，在18世紀60年代，中國“十才子書”里面的第二本《風月好逑傳》除了英譯本以外，也有了法國譯本和德國譯本。但中國文學在德國大作家當中首先引起反響的也是《趙氏孤兒》。歌德在1781年的時候就接觸到了這個劇本，他認為非常深刻動人，并想著手把《趙氏孤兒》跟《今古奇觀》合起來改編成一個劇本叫《艾爾彭諾》，可惜沒有能夠完成。歌德是最早提出“世界文學”愿景的人，也是最早、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說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視野非常廣闊。歌德把他的眼界朝向東方，朝向中國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歌德早年對中國并不是很了解，晚年對中國的好印象也是通過文學作品才得到的，先后讀到的文學作品有《好逑傳》、《玉嬌梨》、《花箋記》、《百美圖詠》、《今古奇觀》以及《趙氏孤兒》。盡管這些作品除了《趙氏孤兒》都不是第一流的作品，但歌德得到了很大的啟發(fā)，他從中發(fā)現(xiàn)“中國人是一個和德國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覺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純潔、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們寫的《赫爾曼與竇綠苔》以及英國理查孫寫的小說有很多類似之處”。盡管歌德知道這些書“肯定不是”中國最好的小說，他相信“中國有千百部這樣的小說，他們開始創(chuàng)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森林里生活呢。”
歌德還把中國詩人與法國詩人貝朗瑞做了對比，他指出中國詩人那樣徹底遵守道德，而現(xiàn)代法國詩人卻正相反……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jié)制，使得中國維持數(shù)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期地存在下去。歌德對于中國人最善于克制這一點非常欣賞。除此以外，他還根據(jù)中國的一些詩歌主題，寫了那些小詩，慢慢結成一個集子叫《中國晨昏四季雜詠》。
歌德的偉大盟友席勒比歌德小10歲，但是比歌德早死30多年，1805年就去世了。這兩個人在1794—1805這10年間，建立了非常親密的友誼，兩個人合作寫東西，把德國文學推向了高峰。歌德的《好逑傳》很可能就是從席勒那邊得到，因為席勒有個朋友就是《好逑傳》的譯者，這個譯者曾經(jīng)在1794年送給席勒一本《好逑傳》。席勒看了這本書以后非常地感動，但他覺得這個譯本不太好，所以他想改寫一下，并和一家出版社簽約、計劃在1803年—1806年完成，可惜席勒在1805年就去世了。1782年席勒23歲時因為《強盜》的上演而一舉成名，曾經(jīng)改編了意大利戈茨的歌劇《杜蘭朵》，因為其中有個中國公主，這也是席勒改編這個劇本的因素之一了。
中國藝術對西方產生影響比古代經(jīng)典要晚，但比文學要早，在18世紀上半葉就引起了反響，主要是法國、意大利和英國。法國有兩位代表這個時代歐洲畫風的畫家對中國藝術情有獨鐘，一位是瓦托，一位是博歇。兩人都是歐洲羅珂珂風格的主要代表，瓦托比博歇更有名。羅珂珂風格主要傾向比較淡雅、柔美的情趣，而中國的水墨畫，特別是山水畫比起歐洲的油畫確實要清淡、雅致。所以，有人評價瓦托深得中國六法。據(jù)說他的一幅具有中國畫韻《孤島帆陰》藏于盧浮宮，我查了一下《盧浮宮藏畫集》，可惜沒有這一幅。瓦托和博歇是師生關系，瓦托常給博歇出一些有關中國的題意，讓博歇來畫?？墒沁@些中國的題材或者中國的題意，在兩個人的主要作品中都沒有體現(xiàn)出來。中國的題材，沒有激發(fā)他們的重大靈感，但是可以見證他們對中國的友好。中國水墨畫在英國也興起了一股流派，就是水彩畫，至少有兩個人的受到中國影響，如柯仁和他的學生特涅。
中國藝術對西方藝術產生深遠影響的是園林藝術。中國園林飛檐翹角的亭榭、高聳的層塔，石橋、假山、鐘樓等以及蜿蜒的小徑等都使歐洲人非常贊賞，因為歐洲人的公園都是幾何造型，縱橫有序，但一覽無余，不像中國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比較豐富多彩。“蜿蜒小徑”也受到席勒的贊賞。歐洲人把中國“蜿蜒小徑”命名為“蛇形曲線”。歐洲人還把一些園林藝術的元素融入到他們的園林設計當中。比如18世紀德國薩克森公國在德累斯頓附近的易北河河岸蓋了一座皮爾尼茨宮，皮爾尼茨宮有“水宮”和“山宮”，其中“水宮”的房子就是按照中國建筑風格建造的。德國卡塞爾以前有位伯爵叫威廉·索赫，他在一條叫“吳江”的小溪旁建了一個“木蘭村”，連擠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國的衣服，儼然是一個中國村子的樣子。難怪當時有位英國的建筑師——威廉·錢伯斯寫了《東方園藝》一書，他說“中國人設計的園林藝術確實是無與倫比的。歐洲人在藝術方面無法和東方的燦爛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對太陽那樣盡量吸收它的光輝而已”。
第五，羅珂珂風與“中國趣味”。
歐洲的文學藝術在文藝復興（14世紀到16世紀）以后分為兩個大的流派，一個流派是以法國為中心的古典主義流派，一個是以意大利為代表的巴洛克風尚。古典主義的流派是想繼承自古希臘到文藝復興這一個正宗的傳統(tǒng)，強調理性、莊重、對稱、諧調等美學法則，18世紀德國美學家溫克爾曼把這個審美法則概括為“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由于人類的審美藝術不斷地變遷，形成審美疲勞，所以當時有了另一個流派，他們在形式和風格上背離了文藝復興形成的正宗風格，以一種怪的形態(tài)出現(xiàn)，巴洛克是“不圓的珍珠”的意思。這一股流派風行了整個17世紀。
巴洛克流派發(fā)展一個世紀以后演化為羅珂珂了。巴洛克適于把羅珂珂劃到它的流派當中，羅珂珂過于強調纖巧，強調新意，強調艷俗的色調。這股風本來跟中國沒有什么關系：歐洲人用石頭蓋房子，我們用木頭蓋房子；他們吃面包和土豆，我們吃米飯和饅頭；他們用刀叉吃飯，我們用筷子；我們穿長袍馬褂，他們穿輕便的西服；我們的女人三寸金蓮，亭亭玉立，他們的女人邁著大步，信馬由韁。問題是，這時的歐洲由于發(fā)展了工業(yè)，又經(jīng)過了兩個世紀的海外掠奪，生活不斷富裕，特別是上層社會追求奢華；原來的勞動階層許多人上升為市民階層，消費意識產生了，越來越多的人懂得“瀟灑”了！于是建筑講究裝飾，唯恐不能弄得滿滿當當；住宅也想布置得盡量讓人羨慕，穿戴更希望能搶人眼球，而這一切如果能加點“異國情調”那就更刺激了。而經(jīng)過兩個世紀的信息積累和感情升溫，他們正“熱戀”著中國。這時候歐洲人海外貿易也就發(fā)展起來了，恰恰從中國運來了他們所沒有的許多特產。它們顯然可以構成羅珂珂風尚的某些裝飾要素，滿足他們消費的需求。比如，絲綢又光亮又柔軟又細膩，還有精妙無比的刺繡等。特別是瓷器，那瓶瓶罐罐千姿百態(tài)的造型，用的大多是柔和的弧形曲線。這些曲線符合羅珂珂厭棄方形、銳角的審美趣味，對他們來講是多好的裝飾品??！而且是多好的餐具、茶具啊！以前歐洲有錢人用的杯盤都是金屬制作的，錫啊，銅啊，銀啊等等，既昂貴又笨重，而且沒有色澤。現(xiàn)在你看，陶瓷又漂亮，又便宜！所以路易十五曾經(jīng)下令：把所有的銀質餐具統(tǒng)統(tǒng)熔化掉，派作更重要的用場，餐具一律用瓷器替代。在上層社會，瓷器還用來收藏，作為積累財富的一種手段，尤其是王公貴族都競相購買。
1604年，一艘載有中國貨的葡萄牙大帆船被荷蘭人劫掠，海盜們將這批中國瓷器取了個名兒運回國內去拍賣，引得法王亨利四世和英王詹姆斯一世派人去搶購。后來，法王路易十四還命令他的首相創(chuàng)辦中國公司，專門到廣東訂造中國瓷器。凡爾賽宮就辟有專門儲藏這些東西的廳室。俄國的彼得大帝和德國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更不例外，他們把儲藏瓷器作為最大的財富。所以中國的瓷器刺激了歐洲的外貿活動，尤其是荷蘭和英國。
據(jù)統(tǒng)計，1602年—1682年這80年間，也就是明末清初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各國輸入的中國瓷器達1600萬件。我們可以想象看，又過80年，也就是到羅珂珂的末期，該有多少中國瓷器播散到西方世界??！要知道，此80年非彼80年，羅珂珂時期隨著茶葉和咖啡的普及，瓷器已經(jīng)從上層社會走進普通家庭。17世紀末，英國進口的茶葉是2萬磅，至19世紀初達到2000萬磅，增加了1000倍！這1000 倍茶葉的消費，需要增加多少的茶具去適應它？當時瓷器的銷售量非常大非常受寵。
既然瓷器這么吸引人，何不本土制造呢？于是，自16世紀末至18世紀初，意大利、荷蘭、德國都進行了這方面的努力。最后，終于在1709年讓德國人在德累斯頓附近的邁森找到了高嶺土，造出了瓷器，而且燒出了彩瓷。又過了半個世紀，法國在研究了景德鎮(zhèn)的瓷土以后，也在本國找到了瓷土，所以在1768年生產出了硬瓷。同一年英國也獲得了成功。這樣，中國的“瓷蛋”在羅珂珂風中，在歐洲普遍孵出了“瓷小雞”，有力地推動了歐洲的工業(yè)品生產。
在羅珂珂風中，中國的漆器也備受歐洲人青睞。漆除用作墻壁和物件的涂料外，還可制作各種觀賞性的工藝品，不僅王宮里少不了它，作為一般居家的擺設也很常見。漆器這一中國特產，同瓷器、絲綢、壁紙等一樣，都被歐洲人仿制了！他們還出版了有關的專著。當然他們模仿的結果都達不到中國原汁原味的水平。
除此以外，中國的某些生活用品也引起歐洲人的興趣和模仿欲望。比如我們抬的轎子，也贏得了上流社會的興趣。1700年年初，路易十四為慶祝新世紀，開了很大的舞會。他自己穿著中國人的服裝，坐著中國式的轎子，由八個人提著進去。據(jù)說歐洲的轎子誰也沒有抬過，都是提著。還有一些貴夫人，很喜歡中國的扇子。16世紀以前，她們都用鵝毛扇，16世紀以后，貴夫人四季都用中國扇子，冬天也用，就像女人挎著手提包一樣，隨身都要帶著。廣告、書本插圖、舞臺美術、演員化妝以至飯館服務人員的穿戴等，無不以中國的風格為時尚。奧地利的女皇瑪麗亞·苔萊西亞也曾親自在一出歌劇中扮演一名中國婦女的形象。甚至一些貴族，還學中國人飼養(yǎng)孔雀、金魚。
所以，說來就不奇怪了：許多歐洲王宮都設有中國館或中國室。
比如斯德哥爾摩的夏宮、法國楓丹白露宮、凡爾賽宮、奧地利古都茵斯布魯克的宮堡、維也納的美泉宮、柏林毀于二戰(zhàn)的首飾宮、夏洛特堡王宮、慕尼黑的紐芬堡王宮、馬德里的阿蘭霍埃斯離宮、那不勒斯郊外波爾幸齊王的別宮等。
退潮階段
事情有興就有衰，興從17世紀的后期到18世紀的中期差不多100年，衰是從18世紀70年代開始。
兩種不同的文化“一見鐘情”以后，本來就來的太快，也預伏著危機，日久見人心。100年的時間也不算短了，歐洲人進取心變成了咄咄逼人的出擊姿態(tài)，在以防守型為心理特征的中國看來是忍受不了的。因此，1715年，當羅馬教皇聽說他的傳教士在中國參加了中國的祭祀活動，他就下了“禁令”，不許傳教士在中國參加中國民間的祭祀活動，這使在1693年已經(jīng)下令停止傳教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傳教活動。
到18世紀60年代，腓特烈大帝受了伏爾泰的影響，甚至模仿《波斯人信札》書信體的形式寫了本小說，攻擊羅馬教庭，贊美中國，對中國表示友好，他以為這樣做了以后中國的皇帝會高興，因此又向乾隆皇帝提出通商的要求，結果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絕。本來身為政治家的腓特烈對中國的那些好感就不太牢固，這下情緒馬上一落千丈，后來在給伏爾泰的信里面表示了對中國統(tǒng)治者的不高興。他說，那些中國人不過是些少見的古怪的野蠻人，并說那位“當上了中國皇帝的滿族人是個蹩腳的詩人?！彪杼亓掖蟮鄣那榫w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歐洲那些正走上殖民道路的統(tǒng)治者的情緒。這個時候的歐洲人不像17、18世紀前期那樣，一心想了解中國，贊美中國。中國大門不開，對他們來說是如鯁在喉。這樣，中國熱也就無從談起了。
一種文化，魅力昭昭，走出深閨，風情萬種。坐等膜拜，時久魅收。留下血緣，再催新潮！舊的高潮已經(jīng)過去了，中國在歐洲“熱戀”當中也留下一些情種，這些情種在新的時代成為新的友好的種苗，將使中外關系更加融洽、更加豐富、更加多姿多彩。
（據(jù)宣講家網(wǎng)站報告錄音整理 報告人為德語文學研究專家、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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