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波
內(nèi)容提要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作為最著名、被后世利用最多的杜集宋注本之一，存在通行本編次淆亂、注文歸屬不明兩大隱患。在找到并補全五十卷系統(tǒng)宋本、解決編次問題之后，可以用現(xiàn)存全部杜集宋注本為依據(jù)，逐一比對考辨《杜工部草堂詩箋》全部注文來源，復(fù)原被蔡夢弼刪去的注家名，還原蔡夢弼改寫注文的體例并評價其是非功過，同時判明真正屬于蔡夢弼自注的內(nèi)容，從而徹底厘清《杜工部草堂詩箋》的注文構(gòu)成情況。在此基礎(chǔ)上，后世一系列杜集注本（以宋、元之際署名劉辰翁批點、高崇蘭編次《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為嚆矢）對此書的誤用也將逐步得以厘清。
關(guān)鍵詞 杜工部草堂詩箋 注家 注文 改寫 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
杜詩注釋在歷史上有兩次高潮，一次是宋人“千家注杜”，一次是清代“集大成”杜集注本出現(xiàn)。目前學(xué)界對杜注的整理與推進主要以清代“集大成”注本為出發(fā)點，雖也注意對宋注的利用[1]，但直接針對杜集宋注本進行整理研究仍然大有空間。杜集宋注本現(xiàn)存者計有十種（說詳下）。其中八種杜集存世版本情況清楚，流傳過程中未出現(xiàn)闕卷拼合、編次淆亂的情況，整理所用底本、校本都很明確，整理難度與工作量都不大。需要進行研究性文獻整理者僅兩種，即趙次公《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與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以下簡稱《草堂詩箋》）。前者已有林繼中先生輯校本。后者成書、流傳情況尤為復(fù)雜，整理難度大。原因有二：第一是版本問題。《草堂詩箋》為編年本，其編次代表著詩篇系年。宋代初刻五十卷在流傳過程中卷帙闕失，元刻本為彌補闕失之跡，隨意調(diào)整卷次與詩篇目次，形成了四十卷加“補遺”十卷的新版本系統(tǒng)，編次系年淆亂，不可為用，卻流傳最廣（近代以元本為源頭的“古逸叢書”本《草堂詩箋》是其代表）。宋本五十卷系統(tǒng)今存四十八卷，長期埋沒，未得到合理使用[2]。筆者對各本傳承線索作了研究調(diào)查，以五十卷宋本的四十八卷為底本，再尋訪補配余下兩卷（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上海圖書館）[3]，還原了最初的完整系年編次。第二是注文問題。蔡夢弼作集注會箋時將注家主名全部刪去，使得實質(zhì)是集注本的《草堂詩箋》在外貌上呈現(xiàn)為純粹單注本形態(tài)，完全無法辨識注文的來源，也就無法辨識蔡夢弼對前人注文的改動，以及屬于蔡夢弼自注的原創(chuàng)內(nèi)容[4]。如圖所示（國家圖書館藏宋刻五十卷本卷一第一葉）：
因此有必要恢復(fù)《草堂詩箋》全部注文的注家名，還原其本來的“集注”面貌。《杜工部草堂詩箋》經(jīng)過這兩方面的工作，才能恢復(fù)“編年”“集注”的最佳使用價值。
對《草堂詩箋》注文還原工作有一個邏輯前提，如果判定《草堂詩箋》采用其他注家注文而刪去注家名，那就意味著諸家注本注文產(chǎn)生于《草堂詩箋》成書之前，否則將意味著是其他注家采納了蔡夢弼注。為了明確這一前提，在具有明確成書刊刻年代的杜集注本基礎(chǔ)上，參考前人論述，證以筆者全面比對全部杜集宋注本注文的結(jié)果，略述現(xiàn)存全部杜集宋注本成書時序如下：
（1）紹興四年（1134）至十七年（1147），趙彥材《杜詩趙次公先后解》[5]。
（2）《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存卷一——卷六），《門類增廣集注杜工部詩》（存卷八）。兩書為孤本，僅藏于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索書號為06989、06642）。據(jù)筆者比對，《門類增廣集注杜工部詩》卷八與《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卷四內(nèi)容完全相同，可知兩書屬于內(nèi)容相同而卷帙劃分有別的不同坊本。兩書最顯著特點為皆包含大量偽蘇注。按，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主要優(yōu)點之一為刪去偽蘇注，則此兩種當(dāng)早于《九家集注杜詩》[6]。
（3）托名王十朋《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周采泉《杜集書錄》判斷此書早于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郭知達雖無籍籍名，但決非一般書賈，其輯此書全為針對東坡《老杜事實》以及《王狀元集百家注》等偽書而作?！?/span>[7]又按，《杜陵詩史》既包含偽蘇注，其偽蘇注的數(shù)量比例又明顯低于《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門類增廣集注杜工部詩》，故置于兩書之后、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之前。
（4）《分門集注杜工部詩》。按，洪業(yè)《杜詩引得序》指出《分門集注》為《杜陵詩史》發(fā)展出來的支流。[8]筆者比對《杜陵詩史》與《分門集注》兩書全部注文，《分門集注》注文一方面全不出《杜陵詩史》范圍，另一方面又有刪削減省，可證洪業(yè)之說確鑿。
（5）淳熙八年（1181），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
（6）嘉泰四年（1204年），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
（7）嘉定九年（1216），黃希、黃鶴《黃氏補千家集注紀(jì)年杜工部詩史》（簡稱《補注杜詩》）?！堆a注杜詩》刊刻時間有明確記載，然需補充說明兩點：第一，洪業(yè)認(rèn)為《補注杜詩》與《分門集注》是《杜陵詩史》發(fā)展出來的兩條支流。筆者比對《補注杜詩》與《分門集注》兩書注文，幾乎完全一致，這說明《補注杜詩》直接參考的是《分門集注》而非《杜陵詩史》。故應(yīng)在洪業(yè)說上再進一步，“兩條支流”說應(yīng)修訂為“一條支流、上游（《分門集注》）下游（《補注杜詩》）”說。第二，《補注杜詩》成書時間與《草堂詩箋》頗為接近，但從兩書“原創(chuàng)性”注文內(nèi)容（就《草堂詩箋》而言指所謂“（蔡）夢弼曰”，就黃氏《補注杜詩》而言指“（黃）希曰”“（黃）鶴曰”）不相交涉來看，屬于互不知情，未相引用。
（8）《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存卷十四——卷二十）。按，據(jù)筆者考證此書實際上是以黃氏《補注杜詩》為底本，既保留每詩“題下系年”，又進一步以“體下再分體”方式編纂而成[9]。
（9）宋末元初，署名劉辰翁評點、高崇蘭編次《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按，此書注文主要采納了蔡夢弼《草堂詩箋》、黃氏《補注杜詩》，編次以蔡夢弼本為主干，同時又遵從黃鶴系年辨證作了較大規(guī)模調(diào)整[10]。
綜上所述，排在《草堂詩箋》之前的五種杜集宋注本中注文，皆為蔡夢弼注來源。在《草堂詩箋》之后的兩種黃氏《補注杜詩》、署名劉辰翁評點、高崇蘭編次《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的注文，前者大量承襲《草堂詩箋》之前的注本（主要是《分門集注》），后者大量承襲《草堂詩箋》之前的注本與《草堂詩箋》注文，兩書的“原創(chuàng)性”注文只有黃希、黃鶴補注與署名劉辰翁批點。因此，考察《草堂詩箋》注文來源可以以現(xiàn)存全部杜集宋注本為基礎(chǔ)，只要排除黃希、黃鶴補注與署名劉辰翁批點即可。
還可以從另一角度看待注家時間先后問題。筆者全部通讀杜集宋注，發(fā)現(xiàn)從“十家注”“九家注”到“百家注”“千家注”，注家數(shù)量尚有一定增加，但“百家注”與“千家注”之間的注家數(shù)量基本沒有變化（第一個稱“千家注”的是黃希、黃鶴的《黃氏補千家集注紀(jì)年杜工部詩史》，此書較之《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注文僅多出黃希、黃鶴補注內(nèi)容）。換言之，“百家注”之后的各種杜集宋注本注文多為因襲傳承，注本成書時間的先后實際上不影響注文內(nèi)容的增加與否，而“百家注”成書公認(rèn)在《草堂詩箋》之前。從這個角度審視杜集宋注本，“百家注”之后真正增加的原創(chuàng)性內(nèi)容，也就只有蔡夢弼注（包括蔡氏自注與蔡氏對其他注家注文的改寫兩種情況，說詳下）、黃希、黃鶴補注與署名劉辰翁批點三種而已，[11]后兩種成書時間確鑿無疑在《草堂詩箋》之后。也就是說，考察《草堂詩箋》注文來源只需排除黃希、黃鶴補注與署名劉辰翁批點，即可以現(xiàn)存全部杜集宋注本為參照系，這與上述通過各本成書時間推測得到的結(jié)論一致。
以《杜工部草堂詩箋》宋刻五十卷為底本，按照上述原則將其書全部注文與現(xiàn)存全部杜集宋注進行比對，可以找到《草堂詩箋》超過95%以上注文的相應(yīng)歸屬，據(jù)此注明注文來源與改動情況?，F(xiàn)在可以判定，《草堂詩箋》全部注文的來源與改動有三種基本規(guī)律：
第一，蔡夢弼完全照搬其他注家注文，僅將注家主名刪去。《草堂詩箋》至少有一半的注文屬于此類，只需補出被蔡夢弼刪去的注家名即可。此種情況簡單明確，不必贅言。
第二，蔡夢弼以其他注家注文為材料，按照不同體例進行剪裁拼合，形成內(nèi)容上與原注基本一致、外部形態(tài)不同的新注文。
第三，專門標(biāo)明為“夢弼曰”（夢弼謂、夢弼按、夢弼詳考、余謂、余按、余詳味）的注文。這類注文經(jīng)過核驗之后呈現(xiàn)兩種結(jié)果，或為其他注家注文而為蔡夢弼攫為己有，或確為蔡夢弼原創(chuàng)。
下面闡述第二種情況。具體而言，蔡夢弼《草堂詩箋》以其他注家注文為材料，按照不同體例進行剪裁拼合，形成內(nèi)容上與原注相近、外部形態(tài)不同的新注文，有六種類型（限于篇幅，每種類型僅舉一例）：
杜集宋注各家注本往往自有注釋體例，《草堂詩箋》自成一家之言，當(dāng)然要對所引用的各家注文按照本書體例加以統(tǒng)一。
如偽王洙注、趙次公注往往在一聯(lián)兩句之后出注文，而《草堂詩箋》則每句之下出注文，若要使用偽王洙注、趙次公注，則不得不將原注割裂，分屬兩句之下。如《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鑾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一聯(lián)，偽王洙注：“《地理志》：鳳翔府，扶風(fēng)郡，隋置鳳棲，尋改為麟游郡。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漢下辨縣，舊名武街城?！薄恫萏迷姽{》將原注分為兩截，關(guān)于“鳳翔府”的注文列在“鑾輿駐鳳翔”句下，將關(guān)于“同谷郡”的注文列在“同谷為咽喉”下。又如《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堂五首》其二“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云”一聯(lián)，趙次公注：“畏人在于江北之草間，旅食在于瀼西之云里，此公之自嘆也?！薄恫萏迷姽{》分別系于兩句之下，一作：“自嘆其畏人，居于江北之草間也?！币蛔鳎骸白岳⑵渎檬?，寓于瀼西之云里也?！狈指罡膶懲滋?。最為典型的是師古注，往往在篇末統(tǒng)說詩意，《草堂詩箋》不得不將其割裂分屬每句之下，其例甚夥[12]。如《題省中院壁》，師古注：“甫自賦歸謁肅宗，肅宗授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退食遲回違寸心，言老年仕宦，非其本心。況無忠言以補天子，無以報君恩之重，故云許身愧比雙南金?！薄恫萏迷姽{》以其中第一句注“腐儒衰晚謬通籍”，第二句注“退食遲回違寸心”，第三句前半句注“袞職曾無一字補”，后半句注“許身愧比雙南金”。偶爾也有反其道而用之的情況，如《無家別》一首，題下師古注：“甫言無家者，蓋言離別不成家計爾。”篇末又有師古注：“昔宣王中興，勞來還定安集之，而鴻雁之民獲安其居。今肅宗中興，使民無家，而至于生無以養(yǎng)、死無以葬，其視宣王之安民，不亦厚顏乎！觀甫詩，時政之美惡，皆可得而知也?！薄恫萏迷姽{》將兩條合為一條，置于題下注。再如《八哀詩》，偽王洙注敘述每一篇傳主生平經(jīng)歷，散見于該篇各句之下，《草堂詩箋》將其匯總連貫成文，統(tǒng)一置于篇題之下，有提綱挈領(lǐng)之功，甚便讀者。
有些次序調(diào)整出于統(tǒng)一注釋體例的考慮。其他注本往往以注家年代先后、注本成書時間早晚等標(biāo)準(zhǔn)排列注文，如《課伐木》序“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截篠簜”句，《杜陵詩史》《分門集注》《補注杜詩》注文皆為：“王洙曰：‘《禹貢》：揚州篠簜?！崊n曰：‘篠，先子切，小竹也。簜，徒黨切，大竹也?！眰瓮蹁ㄗ⒃谇埃崊n注在后?！恫萏迷姽{》一般先注難字讀音及意義，再注引文出處，即如俞成《校正草堂詩箋跋》所說“其始考異，其次音辨，又其次講明作詩之義，又其次引援用事之所從出”，故將注文調(diào)整為鄭卬注在前，偽王洙注在后，以統(tǒng)一體例，其例甚夥。
當(dāng)然，《草堂詩箋》對原注次序的調(diào)整也有不恰當(dāng)?shù)臅r候。如《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隴右節(jié)度使三十韻》“周行獨坐榮”，偽王洙注：“《詩》：置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逗鬂h》：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并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時英乂為中丞。”由詩句“周行獨坐榮”可以看出，偽王洙注是嚴(yán)格按照詩句語詞的出現(xiàn)順序進行注釋，即《詩》對應(yīng)“周行”，《后漢書》對應(yīng)“獨坐”，介紹郭英乂任職中丞對應(yīng)“榮”?！恫萏迷姽{》調(diào)整為：“《詩·卷耳》：置彼周行。獨坐，美英乂為御史中丞也?！逗鬂h·宣秉傳》：秉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并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薄恫萏迷姽{》將偽王洙注原來的三個意義段落，“1《詩》—2《后漢書》—3介紹郭英乂史實”，調(diào)整為“1—3—2”。這一調(diào)整打破了偽王洙注合理對應(yīng)詩句語序的意義解釋鏈條，毫無必要。
對繁蕪文字的刪除，如果無損讀者對詩歌文本的理解，是可取的。如《收京三首》其一“妖星帶玉除”句，偽王洙注：“《晉·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二曰孛星，三曰天棓，四曰地槍，五曰天攙，六曰蚩旗，七曰天沖，八曰國星，九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欃彗，十二曰五殘，十三曰六賊，十四曰獄漢，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星，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長庚，二十曰四填，二十一曰地維。曹子建曰：凝霜依玉除。除，階也?！墩f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彤庭?！薄恫萏迷姽{》一言以蔽之：“《晉·天文志》：妖星二十有一?！墩f文》：除，殿階也?！钡悄承r候?qū)ψ⑽膭h削幅度過大，會喪失可與詩歌文本進一步互動的歷史細節(jié)，未必適當(dāng)。如《同谷七歌》“扁舟欲往箭滿眼”句，趙次公注：“《資治通鑒》載：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jù)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荊楚。九月，稱南楚霸王。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荊南節(jié)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按《通鑒目錄》：是年八月甲午朔。則此九月當(dāng)是甲子朔。其下又載戊辰事，則甲子乃初一日，而戊辰乃初五日，又豈誤甲子為甲午邪？今《七歌》有曰枯樹，有曰木葉黃落，則秋時之作，乃聞此荊南之亂矣?！睍r間考辨精確，有心的讀者如果能與杜甫稍后出發(fā)經(jīng)秦嶺赴蜀的時間相聯(lián)系，還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吻合無間。而《草堂詩箋》僅保留：“按《資治通鑒》：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jù)州作亂?！眲h削分寸頗可斟酌。
《草堂詩箋》常在原注基礎(chǔ)上做進一步串講發(fā)揮。如《遣遇》“漁奪成逋逃”句，偽王洙注：“奸黠吏也。漁，如漁獵然。不以法也。逋逃，走竄也。”《草堂詩箋》將其串講為：“漁奪，謂侵奪如漁獵然，不以法也，所以下戶皆走竄也。”又如《鹿頭山》“俯見千里豁”句，偽王洙注：“自秦入蜀，山嶺重復(fù)，極為險阻。及下鹿頭關(guān)，東望成都，沃野千里，蔥郁之氣乃若煙霞靄然?！薄恫萏迷姽{》改寫為：“甫望成都，如饑渴之欲飲食。及至鹿頭山已斷絕，下視成都，沃野千里，豁然舒懷，甚慰其饑渴之望也?！睂Χ鸥懽鲿r心態(tài)作了設(shè)身處地發(fā)揮。
第一種方式是對多家注文簡單拼合、略作裁剪。如《泛江》“方舟不用楫”句，趙次公曰：“方舟，并船也。字出《爾雅》。”大臨曰：“隨流也。”《草堂詩箋》合二注為一句：“謂并船而隨流也?！?/span>
第二種方式，是在異文?？被蛞饬x訓(xùn)釋上擇善而從。如《懷錦水居止二首》其二“萬里橋西宅”句，偽王洙注：“甫之草堂在浣花萬里橋之南，地有百花潭。”趙次公注：“舊本作‘橋南’，非是。公詩‘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北即滄浪’。”《草堂詩箋》征引偽王洙注的同時，也采納了趙次公的?？币庖?，將偽王洙注“南”改為“西”，最終呈現(xiàn)為：“西，一作南，誤也。甫之草堂在浣花萬里橋之西，地有百花潭?！?/span>
第三種方式，是以一家注文對另一家注文加以更深入的說明，類似為注作箋。如《喜達行在所三首》其二“間道暫時人”句，《草堂詩箋》注：“言伺間隙之道而行。不敢保其性命也?！栋喑瑐鳌罚簭拈g道到疏勒?！钡谝痪洹⒌谌錇閭瓮蹁ㄗ?，第二句為師古注?！恫萏迷姽{》將師古注“不敢保其性命也”置于偽王洙注“言伺間隙之道而行”之后，是為了說明何以“從間道歸”即為“暫時人”，以師古注為偽王洙注之鄭箋。又如《承聞河北諸道節(jié)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其六“宮闈不擬選才人”句，偽王洙注：“唐制：才人正二千石。”趙次公注：“此篇喜諸節(jié)度入朝。所謂節(jié)度者，河北之地也。既喜其入朝，卻防其媚悅而獻佳麗，故預(yù)以為戒。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才人，宮中之爵號?！卑凑諘r序，偽王洙注在趙次公注之前，《杜陵詩史》《分門集注》《補注杜詩》皆遵循這一順序。但《草堂詩箋》將趙次公注挪到王洙注之前，變?yōu)椋骸按似仓T節(jié)度入朝。所謂節(jié)度者，皆河北之地，既喜其入朝，卻防其媚說而獻佳麗，故預(yù)以為戒也。才人者，宮中之爵號也。唐制：才人正二千石?！边@一調(diào)整使得偽王洙注在意緒上承接趙次公注，為趙次公注作了進一步的制度性補充說明，可謂順承得法，幫助讀者更好理解注文意義層次。比較復(fù)雜的情況，如《送樊二十三侍御漢中判官》“君行立談際”句，《草堂詩箋》注：“漢中系荊湖南路伯長也。南伯，乃南方諸侯之長，即漢中主將是也；從事，乃幕府內(nèi)之屬官，指樊判官也。今主將、判官相投俱賢，此行謀事有成功，只在立談之間，可收其効也?；蛟?，南伯與從事俱賢，相投只在立談之間耳?！钡谝?、第三句是師古注，第二句、第四句是趙次公注。蔡夢弼拆散二注加以交叉穿插，意圖是以第二句趙次公注解釋第一句師古注的“南路伯長”，再以第四句趙次公注說明第三句師古注的意見之外還有另一種理解。二家注文經(jīng)過蔡夢弼剪裁，內(nèi)容上相互補充，契合無間。
第四種方式，是對注文全部采納，但其間插入蔡夢弼自己對注文的進一步解釋，或?qū)κ杪┲幩鞯谋嬲?。前者如《北征》“宣光果明哲”句，魯曰：“周宣王、漢光武也。”《草堂詩箋》增補說明為：“謂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之主，以喻肅宗明斷，再造唐室也?！闭Z義更清楚。后者如《哀江頭》“昭陽殿里第一人”句，《草堂詩箋》注：“李白詩有曰：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喻楊貴妃也。夢弼謂：昭陽本趙飛燕女弟，得幸為昭儀，居昭陽。今李太白以為飛燕居昭陽，誤矣?！逗鬂h·孝成趙皇后傳》：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fù)召入，俱為倢伃，貴傾后宮。乃立倢伃為皇后?；屎蠹攘⒑螅瑢櫳偎?，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自后宮未嘗有焉。”按，李白詩句與《后漢書·趙皇后傳》皆為偽王洙注，《草堂詩箋》加入“夢弼謂：昭陽本趙飛燕女弟，得幸為昭儀，居昭陽。今李太白以為飛燕居昭陽，誤矣”一句，以辨正李白詩對趙飛燕故事的誤讀。
現(xiàn)存杜集宋注本多為坊本，基本以前人注本注文為唯一材料，很少有覆核原文出處的情況，這其實也是古代集注本的一般通例。但筆者發(fā)現(xiàn)《草堂詩箋》的集注會箋往往會覆核原文出處，較之他本更覺嚴(yán)謹(jǐn)。如《北征》“靡靡踰阡陌”句，偽王洙注：“靡靡，猶遲遲也?！对姟罚盒羞~靡靡?！贝藯l注文各本如《杜陵詩史》《分門集注》《補注杜詩》等皆同。《草堂詩箋》注：“《詩·黍離》：行邁靡靡。毛萇《傳》：靡靡，猶遲遲也?！秉c明《詩》篇名與毛《傳》來源。又如《蘇端薛復(fù)筵簡薛華醉歌》“如澠之酒?？煲狻本?，偽王洙注：“《左傳》：有酒如澠。”《草堂詩箋》注更全面清楚：“《左氏傳·昭公十一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杜預(yù)注：澠水出齊國。”《草堂詩箋》在覆核原文出處的基礎(chǔ)上，還能修訂他本注文的不確之處。如《秋興八首》其三“日日江樓坐翠微”句，趙次公注：“山欲上，曰翠微。”《草堂詩箋》注：“山未及上，曰翠微?！卑矗稜栄拧吩恼鳎骸吧轿醇吧?，翠微?！辈虊翦鲎⑤^趙次公注更準(zhǔn)確。
比較有趣的是，考辨注文出處還時能窺見蔡夢弼做注時覆核群書、左右逢源的情境。如《諸將五首》其四“越裳翡翠無消息”句，《草堂詩箋》注引《異物志》曰：“翠鳥形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备埠巳慷偶巫⒈?，此句未見任何注家征引，當(dāng)為蔡夢弼自注。那么蔡夢弼如何獲得此條自注的文獻來源呢？再看下句“南海明珠久寂寥”，《草堂詩箋》用偽王洙注：“交趾多珍產(chǎn)，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按，此句注文源出《后漢·賈琮傳》。覆按《后漢書》，《賈琮傳》此句之后恰引《異物志》“翠鳥形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為注?？梢酝葡?，蔡夢弼是在覆核“南海明珠久寂寥”句偽王洙注所出之《后漢書》時，注意到《異物志》文句，遂將該文句用于注釋“越裳翡翠無消息”句。也就是說，蔡夢弼之能引及《異物志》作為自注，乃因覆核偽王洙注文出處使然。
蔡夢弼對其他注家注文的承襲與改寫，過去未能得到澄清，因此《草堂詩箋》的單注本外貌形態(tài)極易誤導(dǎo)讀者。第一個被誤導(dǎo)的是宋元之際署名劉辰翁批點、高崇蘭編次的《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此書作為誤讀“蔡夢弼注”的源頭（誤讀的禍?zhǔn)桩?dāng)然應(yīng)該歸咎于《草堂詩箋》自身），又不幸在元、明兩代成為最流行的杜集注本，謬種流傳，往下影響到朱鶴齡《杜工部集輯注》、仇兆鰲《杜詩詳注》等清人“集大成”注本，因此有必要予以廊清。
《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中的“（蔡）夢弼曰”近八百條。筆者將它們?nèi)坑枰员葘Ρ孀C，標(biāo)識為四種情況：一，凡屬蔡夢弼注，曰“是”[13]。二，非蔡夢弼注，曰“非”，并注明原注家主名。三，《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所引“夢弼曰”注文，常將“夢弼曰”與其他注家注文不加判別、交錯為文，凡遇此類情況，則一一辨證，逐句標(biāo)明是非。四，《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引作“夢弼曰”，而不見于《草堂詩箋》，曰“《草堂詩箋》無此注文”。限于篇幅，各舉一例如下：
第一種情況，如《登兗州城樓》。夢弼曰：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侍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亦客兗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是。）
第二種情況，如《兵車行》。夢弼曰：《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十里。（非?！就鯊└ψⅰ俊＃短啤じ缡婧矀鳌罚褐裢娪谇嗪Ｉ?，吐蕃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非。【（偽）王洙注】。）
第三種情況，如《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夢弼曰：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是。）《襄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非?！荆▊危┩蹁ㄗⅰ俊＃┩罗疚髑紝?，散處河、湟、江、岷間。（非?！編煿抛ⅰ?。）以翰兼河西節(jié)度使，欲其收復(fù)之。（非。【趙次公注】。）
第四種情況，如《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夢弼曰：白水縣屬左馮翊，同州舅氏崔十九翁時為白水縣尉。（按，《草堂詩箋》未見此條注文。）
最終結(jié)果：完全屬于蔡夢弼自注者，計三百四十三條。完全不屬于蔡夢弼自注者，計一百九十七條。由蔡夢弼自注與其他注家注文參合而成者，計一百七十七條。標(biāo)明蔡夢弼注卻未見于宋本《草堂詩箋》者，[14]計六十四條。[15]清代一系列“集大成”杜集注本或間接通過《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影響[16]、或直接受到《草堂詩箋》影響，對“夢弼曰”的使用從未加以甄別，謬誤流傳，今后在使用這些注本時凡涉及“夢弼曰”注文，在三百四十三條之外者，皆屬誤用，這里就不再舉例說明了。
另外附帶說明一個問題，《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成書于宋、元之際，從時間上推斷，使用宋本五十卷系統(tǒng)《草堂詩箋》而非后來流行的四十卷加“補遺”十卷系統(tǒng)元本的可能性高?，F(xiàn)在我們還可以用證據(jù)坐實這一判斷。如元本、古逸叢書本《草堂詩箋》有題作《送許八拾遺歸江寧》一詩，全詩無注文，而宋本題目作《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游此縣于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自題目到詩句皆有注文?！都Ъ易⑴c杜工部詩集》詩題、注文全與宋本同。其他篇章如《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留花門》《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偪仄行》《題鄭十八著作丈》《端午日賜衣》《夏日嘆》《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注文，皆同此例。這些詩例有力地證明了《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所用底本為宋本五十卷系統(tǒng)《草堂詩箋》。
如果說，《草堂詩箋》貌似單注本的形態(tài)是導(dǎo)致《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無意“誤認(rèn)”的原因，《草堂詩箋》《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雙方都還有各自無辜地表明“沒想到會這樣”“沒想到是這樣”的余地。那么，還有一批《草堂詩箋》特地標(biāo)明“夢弼曰（夢弼謂、夢弼按、夢弼詳考、余謂、余按、余詳味）”注文，經(jīng)過比對，可以確定它們屬于確鑿無疑的蔡夢弼“冒認(rèn)”。換言之，《草堂詩箋》雖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注文完全承襲前人注文而刪去注家主名；但同時畢竟尚有接近一半的注文，蔡夢弼基于“集注會箋”體例作出了改寫，這部分注文刪去注家主名有一定合理性；這兩部分注文合為一書，為統(tǒng)一體例計，故皆不錄注家主名，似乎尚可自圓其說。那么對于新發(fā)現(xiàn)的這一批直接承襲前人注文、并未作出改寫的注文，《草堂詩箋》專門拈出署明“夢弼曰”，以強調(diào)它們的原創(chuàng)性，恐怕不甚合適。這批注文被后世注家引用，從未引起懷疑，將它們拈出并判定歸屬，有利于對《草堂詩箋》的合理利用。“冒認(rèn)”主要集中針對趙次公、師古兩家注文，可能因為這兩家注文較多發(fā)揮個人讀解心得，而這些心得頗為蔡夢弼所認(rèn)同欣賞，故攫為己有。
對趙次公注的冒認(rèn)。如《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行歌非隱淪”句，《草堂詩箋》注：“夢弼按：《列子·天瑞篇》：林類年且百歲，行歌拾穗。張湛注：古之隱者也?！庇秩纭肚瓕τ辍贰昂螘r詔此金錢會”，《草堂詩箋》注：“余按：《劇談錄》載：開元中，都人游賞曲江，盛于中和、上巳節(jié)。即錫宴臣寮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推此則謂賜金錢為宴也?！逼鋵嵾@兩條都是趙次公注，蔡夢弼加上“夢弼按”“余按”，攫為己有。再如《收京三首》其一“聊飛燕將書”句，趙次公注：“言京師不勞兵戰(zhàn)而車駕可復(fù)止，若魯仲連飛書而聊城自下耳，所以見收復(fù)之易也?！辈虊翦龈臑椋骸坝嘀^此以言京師不勞兵戰(zhàn)而車駕可復(fù)有，若魯仲連之飛書于燕將而聊城自下也?！比纭蛾愂斑z故宅》“彥昭超玉價”句，趙次公曰：“趙彥昭以權(quán)幸進，然必有才智者，故以‘超玉價’言之?！辈虊翦龈臑椋骸坝嘀^彥昭既以權(quán)幸進，然必有才智者，故詩以‘超玉價’言之也?！眱蓷l皆略作改動，未變原義，卻用“余謂”二字化為己出。又如《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舍人先世掌絲綸》，題下趙次公注：“賈至，曾之子。曾于睿宗末年及開元初再為中書舍人，后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焉。玄宗幸蜀，時至拜起居舍人。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故云?！辈虊翦瞿ㄈペw次公之名，寫作“考諸史氏”，似乎自己有勾稽考證兩《唐書》及唐代史籍之功，其實并無?！队^薛稷少保書畫壁》“郁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句，趙次公注：“稷所書慧普寺碑上三字，字方徑三尺許，筆畫雄勁。然公于《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弩肉倔強’，是言八分及草書之纏糾，然后可言有蛟龍之勢也。然稷三大字乃眞書，其勢豈若蛟龍耶？余嘗到慶壽寺觀之，三字之傍有贔屭纏捧，乃龍蛇岌相纏也。詩人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薄恫萏迷姽{》作：“稷所書惠普寺碑三字，字方徑三尺許，筆畫雄勁，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觀其所書三字之傍，有贔贔纏捧，乃龍蛇岌相纏也?！辈虊翦龊芗毿牡貙ⅰ坝鄧L到慶壽寺觀之”一句刪去，以滅趙次公注之痕跡。他如《遣憤》“雷霆可震威”句注、《杜鵑詩》“重是古帝魂”句注、《寄董卿嘉榮十韻》“自是一嫖姚”注、《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歷塊匪轅駒”句注、《水宿遣興奉呈群公》“登橋柱必題”句注、《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槍壘失儲胥”句注、《哭李常侍嶧二首》其一“寒山落桂林”句注、《憶昔行》“辛苦不見華蓋君”句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逓呈蘇渙侍御》“入懷本倚崑山玉”句注、《別董頲》“南適小長安”句注，所謂“夢弼謂”、 “夢弼詳考”“夢弼按”“余按”“余謂”“余詳味此詩”云云，實際皆為趙次公注。
對師古注的冒認(rèn)。如《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王翰愿卜隣”句，《草堂詩箋》注：“夢弼謂：唐李邕有才名，后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途聚觀，傳其眉目有異。唐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游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鄰?！w愛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dāng)世，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也?！盵17]《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草堂詩箋》有題下注：“夢弼謂：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甫作此以贈之?！薄杜阃跏逃菛|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聽曲低昂如有求”句，《草堂詩箋》注：“夢弼謂：自此己上既陳宴樂之興，故下章遂有警戒之辭。蓋樂極則繼之以悲也。樂不可過，詩人戒之?！笨肌抖帕暝娛贰贰斗珠T集注》《補注杜詩》，以上三例皆為師古注。又如《早發(fā)射洪縣南途中作》“更灑楊朱泣”句，師古注：“甫遭窮途，至于東西南北，了無定居，安能免其揮淚乎！”蔡夢弼于句首加“余謂”二字，化為己出。如《奉贈王中允維》“一病緣明主”句，師古曰：“甫自言得肺疾只緣思君也?！薄恫萏迷姽{》注：“魯訔云：維在賊時，以藥下痢，陽瘖。予謂非也，蓋甫自言其因思君之故而得肺渴之疾也?！辈虊翦黾由?“予謂非也”，似乎接下來的反駁意見出于自己原創(chuàng)，其實是來自師古注。他如《述古三首》其二“市人日中集”篇末注、《傷春五首》其三“星辰屢合圍”句注、《登樓》“玉壘浮云變古今”句注、《春日江村五首》其五“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兩句注、《宴忠州張使君侄宅》“自須游阮舍”句注、《秋日寄題鄭監(jiān)湖上亭三首》其三“揮金應(yīng)物理”句注、《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無心云母屏”句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服食劉安德業(yè)尊”句注，所謂 “夢弼曰”“夢弼謂”“余按”云云，其實皆為師古注。
對其他注家注文的冒認(rèn)情況很少。如《奉待高常侍》“汶上相逢年頗多”句注，所謂 “予按”者，以及《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yán)鄭公五首》其一“酒憶郫筒不用沽”句注，所謂“夢弼謂”者，據(jù)《杜陵詩史》《分門集注》《補注杜詩》引作“（杜）修可曰”，而所謂杜修可注（又或稱杜時可注），研究者公認(rèn)即杜田《補遺》注文的異稱。
其他注家注文歸屬既明，蔡夢弼自注的真實面目也就顯露。以下試舉數(shù)例，以說明其價值。
蔡夢弼自注或能取證廣博，考論細密，最便理解。如《悲陳陶》“孟冬十郡良家子”，注：“良家子，謂陜西民戶團結(jié)精于馳射者，非召募之兵也。”此以宋代情況揆之唐時而論，甚便當(dāng)時讀者。又如《送裴二虬作尉永嘉》題下注：“此篇當(dāng)次于天寶之初。考之裴虬以天寶干戈前尉永嘉，蔣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而裴虬作銘。銘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厭西塞，氣涵東溟。風(fēng)云自生，日月所經(jīng)。眾木成幄，群山作屏。故予逃世，于此忘形?！娙藙㈤L卿《過虬郊園詩》曰：郊原春欲暮，桃李落繽紛。何處尋芳草，留家寄白云。又浯溪觀唐賢題名有：河?xùn)|裴虬，字深原。大歷四年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甫流落楚蜀時，虬為道州刺史。按集其在長沙有《得裴道州手札詩》，又有《裴二端公虬旋凱道州詩》是也?！笨甲C細致，并引及本朝人論點，超出了一般性注本僅就前人注文輾轉(zhuǎn)傳鈔的水準(zhǔn)。再如《萬丈潭》“削然根虛無”句，注：“卻立，謂退則阻石，而兩山壁立相對如削成然，而攢乎清虛也。時甫寓同谷不盈月。按鄭鴻嘗有詠公同谷茅茨曰：‘工部棲遲后，鄰家太半無。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云飛鳥付，空勤舊山隅?！櫾唬骸f丈潭在公宅西，洪濤蒼石，山徑岸壁如目見之?！碧峁嵉乜疾斓奈墨I，引證親切，如在目前。
又或能糾正他家注本之誤。如《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嚴(yán)八使君兩閣閣老五十韻》“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一句，《草堂詩箋》注：“蒼茫城七十，謂祿山反，河北十余郡皆棄城而走也。劍指蜀之劍閣，言玄宗幸蜀流落，有三千里之遠也?；蛞肚f子》趙孝文王有劍客三千余人，誤矣?！卑?，諸家皆引《莊子》“劍客三千”，蔡夢弼注獨異眾說，并指出諸家注皆誤，最為有見。又如《萬丈潭》“清溪含冥漠”，注：“按，唐咸通十四載，西康州刺史趙鴻刻公萬丈潭詩曰：‘清溪含冥漠，倒影垂澹濧。出入巨爪礙，何當(dāng)暑天過?！癖緦懹?，當(dāng)以趙本為證。”用石刻資料正誤，尤為難得。
又或獨得妙解，啟發(fā)后來注家。如《示從孫濟》“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注：“竹以喻父，萱以喻母。男正位于外，故堂前父之所居，女正位于內(nèi)，故堂后母之所居。萱草已死，言杜濟之母已喪矣。竹枝不蕃，兄弟譬則連枝，言杜濟之父所存者獨甫，兄弟無人，此序濟已喪父母，惟叔父甫在為至親也。無以數(shù)來為嫌，蓋譏同姓之恩刻薄，于至親者尚然，況疏者乎？”按，浦起龍《讀杜心解》稱：“濟或年少孤孑?！被蚴懿虊翦龃俗l(fā)。又如《徒步歸行》“白頭拾遺徒步歸”，注：“甫貧甚，官卑只衣綠袍，是時馬貴不能辦，是以徒步歸家也。”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引錢謙益箋曰：“舊書：至德二載二月，上幸鳳翔，議大舉收復(fù)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時當(dāng)括馬之后，故云‘不復(fù)能輕肥’也。”此后研究者對杜甫還家羌村之際徒步、借馬事亦多有討論，蔡夢弼注已導(dǎo)夫先路。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是最著名、被后世利用最多的杜集宋注本之一，此書優(yōu)點明顯，一方面既是杜集宋注中最晚出的兩種集成性注本之一（另一種是黃氏《補注杜詩》），另一方面又因其“編年本”屬性可以視為杜集宋注的最佳讀本。但對它的利用具有兩大隱患，即《草堂詩箋》流行的四十卷加“補遺”十卷本編次紊亂，注文直接承襲或改寫前人注文而抹去注家主名。如果要消除使用《草堂詩箋》的隱患，發(fā)揮其“編年”“會箋”優(yōu)勢，在選擇并恢復(fù)宋刻五十卷系統(tǒng)為底本之外，還必須將它的全部注文置于現(xiàn)存全部杜集宋注進行逐句比對考辨，此書掩去注文來源、改寫甚至個別“冒認(rèn)”注文等情況對后世杜集注本的影響也就得到厘清。現(xiàn)在可以對《草堂詩箋》注文的基本情況作如下結(jié)論：第一，至少有一半的注文完全承襲前人注。第二，接近一半的注文是以前人注文為材料、基于某些體例進行改寫，大部分改寫沒有增加新的實質(zhì)內(nèi)容，但也有相當(dāng)部分改寫有覆核原文出處、刪汰繁蕪、裁斷發(fā)揮之功。第三，少數(shù)標(biāo)明“夢弼曰”的注文屬于冒認(rèn)前人注文，這部分“冒認(rèn)”已經(jīng)全部載于本文。第四，上述三種情況之外的其他注文基本可以歸屬為蔡夢弼自注，這部分注文約占全部注文10%以內(nèi)[18]，真正的蔡注自有其價值與影響。
以宋刻五十卷系統(tǒng)為底本，經(jīng)過上述注文斠證工作，最終完成的《新定杜工部草堂詩箋斠證》（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刊）使得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從此可以正常使用，對杜詩宋注的利用將因此更進一步。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xué)科研基金“研究品牌計劃”項目“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校證”（項目編號17XNI003）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最新的代表著述是蕭滌非主編、張忠綱統(tǒng)審《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與謝思煒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2]參見曾祥波《蔡夢弼〈草堂詩箋〉整理芻議——兼議最早兩種宋人杜詩編年集注本之優(yōu)劣》（《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第4期）。按，五十卷系統(tǒng)宋本分別藏于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合并兩館所藏，影印出版《草堂詩箋》兩函十七冊四十八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所引《草堂詩箋》皆據(jù)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3] 2018年5月末上海圖書館清點本部未編古籍書庫，發(fā)現(xiàn)了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詩箋》一冊，為卷二〇、卷二一，從鈐印“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看為清初藏書家季振宜所藏，與“中華再造善本”所據(jù)之國家圖書館藏本正是同一部。按，此二卷與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所藏含有同樣兩卷的宋本屬同一版本系統(tǒng)，兩本皆為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五字，四周雙邊，間有左右雙邊，行款格式及內(nèi)容一致。
[4]參見洪業(yè)撰，曾祥波譯《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附錄二《杜詩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頁。
[5]成書年代判斷，參見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修訂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冊，第1－3頁。
[6]按，《九家集注杜詩》零星遺存的“偽蘇注”屬于郭知達刪除之后的遺漏，與《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門類增廣集注杜工部詩》及《杜陵詩史》中“偽蘇注”大量存在、相當(dāng)顯著的情況不同，故洪業(yè)《杜詩引得序》以此為判斷諸書先后形成年代的證據(jù)，最為合理。筆者同意洪業(yè)說。
[7]周采泉《杜集書錄》卷二“（郭知達）《新刊校正集注杜詩》三十六卷”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頁。
[8]參見《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附錄二《杜詩引得序》，第270頁。
[9]《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僅有題下系年小字注文，注文簡單，格式統(tǒng)一，如“《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大歷五年”，此皆為承襲《補注杜詩》黃鶴系年注。詳細情況，參見曾祥波《杜集宋本編次源流考論——兼論〈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成書淵源及意義》（《中華文史論叢》2019年4期）。
[10]參見曾祥波《論宋代以降杜集編次譜系——以高崇蘭編、劉辰翁評點〈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編次的承啟為轉(zhuǎn)折》，《國學(xué)學(xué)刊》2016年第1期。
[11]《九家集注杜詩》中有一部分“新添”注，過去認(rèn)為可能出自郭知達、屬于“百家注”之后增加的原創(chuàng)性內(nèi)容。這部分注文筆者也與《杜工部草堂詩箋》以及其他現(xiàn)存宋注本注文進行過比對，它們多屬于有明確注家名的注文，并非郭知達原創(chuàng)。限于篇幅，僅舉一例，如《絕句》“高樓鼓角悲”注：“唐李綽《歲時記》：三月上巳，始有錫宴群臣于曲江。傾都人物于江頭禊飲踏青?！边@條注文，《九家集注杜詩》標(biāo)作“新添”，《門類增廣十注杜詩》引作“杜云”，《杜陵詩史》《分門集注》《補注杜詩》引作“修可曰”。換言之，此注屬于杜田《補遺》（杜修可、杜時可是杜田的訛稱），而杜田注是《九家集注杜詩》據(jù)為來源的“九家”之一。這條注文顯然不屬于郭知達原創(chuàng)。另外，標(biāo)明“新添”字樣的注文，最早已經(jīng)見于《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門類增廣集注杜工部詩》，為數(shù)不少，而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出自《增廣十注》（即《門類增廣十注》的前身），這一點自洪業(yè)提出后基本為學(xué)界公認(rèn)，所以《九家集注杜詩》中的“新添”注文出于郭知達原創(chuàng)，這一說法應(yīng)被謹(jǐn)慎對待。
[12]因有助于師古注輯佚，列于此以便讀者：《入奏行》《陪章留后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拂子》《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述古三首》其二、《登樓》《喜雨》“春旱天地昏”、《破船》《贈別賀蘭銛》《自平》《西閣曝日》《憶昔二首》其二、《晚登瀼上堂》《李潮八分小篆歌》《寫懷二首》《可嘆》《送高司直尋封閬州》《錦樹行》《赤霄行》《寄裴施州》《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短歌行贈王郎司直》《王兵馬使二角鷹》《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哭韋大夫之晉》《醉歌行贈公安顔少府請顧八題壁》《憶昔行》《覽柏中允兼子侄數(shù)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解憂》《宿鑿石浦》《早行》《次空靈岸》《宿花石戍》《早發(fā)》《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fù)寄寇》《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長沙送李十一銜》《奉贈盧五丈參謀琚》《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奉贈李八丈判官曛》《奉寄河南韋尹丈人甫弊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別董頲》《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進辟參謀》《風(fēng)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湘南親友》《幽人》《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cè)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nèi)余請誦近詩肯吟數(shù)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眀日憶其涌思雷出書篋幾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于蘇至矣》《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贰对亼讯住贰冻旯迮泄佟贰栋坐I行》《朱鳳行》《衡州送李大夫赴廣州》《清明》《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xué)堂呈陸宰》《白馬》《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送顧八分文學(xué)適洪吉州》《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等。
[13]考辨《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所引“夢弼曰”是否屬于蔡夢弼注之辨證，重在其是否為《杜工部草堂詩箋》刪去注家主名所誤導(dǎo)。因是之故，凡其他注家只言片語之注，雖出處早于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然蔡氏進而有考核原書、張大其文、便于闡說之功，并認(rèn)定為“夢弼曰”。如王洙注僅曰“事見《禹貢》”，而《杜工部草堂詩箋》注文作“《尚書·禹貢》曰云云。孔穎達《正義》曰云云”，《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引作“夢弼曰：《尚書·禹貢》曰云云。孔穎達《正義》曰云云”，則判定為“是”。
[14]不見于宋本《杜工部草堂詩箋》之注文，有極個別見于元本及“古逸叢書”本《杜工部草堂詩箋》，后者有改動孱入情況，故不計入。
[15]《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中“（蔡）夢弼曰”近八百條的全部比對考辨結(jié)果，參見筆者撰《新定杜工部草堂詩箋斠證》附錄一《署名劉辰翁批點、高崇蘭編次〈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引“夢弼曰”辨證》（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刊）。
[16]洪業(yè)《杜詩引得序》認(rèn)為：“朱（鶴齡）固未嘗有蔡（夢弼）本也。彼昔殆誤認(rèn)《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如明昜山人本者之流，因其中有蔡氏跋，又載‘夢弼曰’甚多，遂以為是蔡氏書耳。……朱本次詩乃依違于《集千家注》本與錢（謙益）本之間?！?/span>（《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附錄二《杜詩引得序》，332－333頁）洪業(yè)此說有理，筆者曾逐一比對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編次，其書雖號稱采用《草堂詩箋》的魯訔編次，然凡有《草堂詩箋》編次與《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編次不同者，朱鶴齡基本遵從后者編次，足見其實際使用的底本正是《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參見曾祥波《論宋代以降杜集編次譜系——以高崇蘭編、劉辰翁評點〈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編次的承啟為轉(zhuǎn)折》，《國學(xué)學(xué)刊》2016年第1期）。
[17]署名徐居仁編次、黃鶴補注《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此條引作“（王彥）輔曰”。按，成書于政和三年（1113）的王得臣（彥輔）《杜工部詩增注》是最早的宋人杜注之一，而師古注常有源于更早注家注文的情況，此條很可能最初出于王彥輔注，后為師古注吸收。
[18]有少部分從體例、辭氣、上下文連屬關(guān)系等角度看，明顯屬于其他注家注文，但由于這些注文未見于其他杜集宋注本的明確標(biāo)識，故暫闕注家名，如《草堂詩箋》全書第一首《游龍門奉先寺》“欲覺聞晨鐘”句，《草堂詩箋》注：“覺，居效切，寤也?！睋?jù)《杜陵詩史》《分門集注》《補注杜詩》皆可知此條為“鄭卬曰”。同詩下一句“令人發(fā)深省”，《草堂詩箋》注：“省，悉井切，悟也?！贝藯l同為“鄭卬曰”的可能性極大，但現(xiàn)存全部杜集宋注本中沒有此條注文及其注家歸屬，故只能存疑不加標(biāo)識。
注：本文發(fā)表
注：本文發(fā)表于《文學(xué)遺產(chǎn)》2020年第2期，此據(jù)作者原稿，引用請以該刊為準(zhǔn)。感謝曾祥波老師授權(quán)發(fā)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