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杜詩注釋的研究，學(xué)界大都注意他注，而忽略杜甫自注。就筆者收集的材料來看，目前對杜甫自注進行過較為細致討論的有謝思煒《〈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其初步結(jié)論是《宋本杜工部集》注文即是杜甫自注[1]；徐邁《杜甫詩歌自注研究》也從文獻梳理和文本意義兩個方面對杜甫自注進行了討論[2]。杜詩自注作為宋代杜詩集注本注釋的主要源頭之一，宋人在自注的基礎(chǔ)上理解杜詩，并進一步對杜詩或者注釋進行闡釋，反映了宋人對杜甫詩歌自注的認(rèn)同。通過分析宋代集注本對杜詩自注的應(yīng)用和改造，可以了解杜甫自注以及杜詩注釋在宋代的演變過程。
宋人在利用和改造杜甫詩歌自注時，首先要判定哪些是杜詩自注。判定杜詩自注最直接的文獻來源是手稿和原集，惜今天皆不可見。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記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漢之南。常蓄東游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爾。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dāng)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類，分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xù)當(dāng)論次云?！?/span>[3]《舊唐書·杜甫傳》載：“甫有文集六十卷?！?/span>[4]《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span>[5]《杜集》六十卷首見于樊晃序，后史書都從此說，《杜集》六十卷當(dāng)是杜甫原集。原集在杜甫晚年生活的地區(qū)主要通過抄寫流傳，而樊晃未能見到原集，所編《杜工部小集》六卷今已不見。寶元二年（1039），王洙取秘府舊藏及他人所有之杜集，整理編撰而成《杜工部集》二十卷；至嘉祐四年（1059），王琪將王洙本杜集重新編定，后人遂稱此為“二王本”。這是宋代最有影響的杜詩全集，也是后世杜集的祖本，此后杜詩全集的編次、箋注大都從此出。
《宋本杜工部集》當(dāng)是保存杜詩自注較為完整的本子，謝思煒充分肯定了《宋本杜工部集》在保存杜甫詩歌自注方面的優(yōu)勢，他曾將影宋本注文與宋代較為重要的注本注文進行比較，“發(fā)現(xiàn)各本所引'甫自注’均不出二王本范圍，只有幾個例外：卷十三《奉寄別馬巴州》題下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硎队袊@》注：'傳蜀官軍自圍普還。’在《九家集注杜工部詩》《草堂詩箋》等本子都標(biāo)明是甫自注，而不見于影宋本。但在影宋本中這兩例都在毛抄部分，因此有可能是抄手誤丟?！?/span>[6]謝思煒還指出影宋本卷十至十四的吳若本其注都應(yīng)是“二王本”原注。
但是，我們發(fā)現(xiàn)宋代注本注文中也有少數(shù)標(biāo)“公自注、甫自注”的注文并不是杜甫自注，如《杜工部草堂詩箋》（以下簡稱“草堂詩箋”）卷二十《傷春五首》題下注：“一有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7]《草堂詩箋》卷三十一《詠懷古跡五首》“玉殿虛無野寺中”：“甫自注曰：'山有臥龍寺，先主祠在焉?！?/span>[8]兩處“公自注”“甫自注”均不是杜甫自注。這兩處注釋在《宋本杜工部集》中均無?！端伪径殴げ考芬恢贝嬖凇岸醣尽迸c“吳若本”的爭議，按照1957年由商務(wù)印書館影印問世的《宋本杜工部集》以卷一至卷九，卷十五至卷二十為甲本，通常認(rèn)為是“二王本”，以卷十至卷十四為“乙本”，張元濟考其為“吳若本”[9]?！秱何迨住芬辉娫凇端伪径殴げ考肪硎?，《詠懷五首》在卷十五，也就是說無論是“二王本”《杜工部集》還是“吳若本”《杜工部集》，這兩處注釋均無。宋代其他集注本中這兩條注釋均無“公自注”“甫自注”字樣，《九家集注杜詩》中這兩條注釋沒有注者名，《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后文簡稱《黃氏補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后文簡稱《分門集注》）、《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后文簡稱《百家注》）、《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后文簡稱《集千家注分類》）中這兩條注釋均標(biāo)為“洙曰”，且將“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置于《傷春五首》最后一首末句“君臣重修徳，猶足見時和”后。根據(jù)我們對《草堂詩箋》注文的分析，發(fā)現(xiàn)蔡夢弼有意識地將一些詩句中的注釋移至題下注，這部分注釋與《宋本杜工部集》中題下注類似，大都是對詩歌中人物或事件的解釋，雖沒有標(biāo)明“公自注”“甫自注”，但具有迷惑性，若不仔細辨別會誤以為是杜甫自注，如《草堂詩箋》卷二十四《贈左仆射鄭國公嚴(yán)公武》題下注：“嚴(yán)武，華州華陰人。中書侍郎挺之之子，神氣雋爽，敏于聞見，幼有成人風(fēng)。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10]這一題下注不見于《宋本杜工部集》，在宋代其他集注本中都是詩句中的注釋，且冠以“洙曰”。蔡夢弼將詩中注移至題下注，其主要目的是對詩中主要人物和事件進行解釋，因此上引《傷春五首》題下注當(dāng)是蔡夢弼在移注釋時添加的“公自注”三字。從以上分析可知對杜甫自注的判定不能僅僅依靠集注本中“公自注”“甫自注”等字樣，而要比對多個本子才能得出可靠結(jié)論。
另外還應(yīng)該注意的是今日所見《宋本杜工部集》不能完全與寶元二年王洙編的杜集等同，這是經(jīng)過王琪等人校勘后的本子。徐邁在《杜甫詩歌自注研究》一文中也指出：“王洙本杜集的版本衍變過程中有可能摻進了他注，這一點是我們考察杜詩自注時應(yīng)當(dāng)注意的。”[11]這其中包括王琪等人對異文的校訂，還包括吳若本部分所引他人的注文。如“一作某”，《飛仙閣》“土一作出門山行窄”[12]；又如“一云某”，《贈韋左丞丈濟》“亦足慰榛蕪一云折骨效區(qū)區(qū)”等。張元濟《續(xù)古逸叢書》影印《宋本杜工部集》跋記載：“至宋寶元間，王原叔洙始取秘府舊藏及人家所有之杜集，裒為二十卷。嘉祐四年蘇州郡守王君玉琪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諸集，聚于郡齋而參考之。吳江邑宰河?xùn)|裴如晦煜取以復(fù)視，遂鏤于版。自后補遺、增校、注釋、批點、集注、分類、編韻之作，無不出于二王之所輯梓。原叔曾否刊行，無由聞見，惟賴君玉剞劂行世，遂為斯集之鼻祖?！?/span>[13]由此可知，我們所見“二王本”至少經(jīng)歷了三次?？滩哦ò?，首先是由王洙收集，然后王琪校勘，最后裴煜又復(fù)校刊刻。因此“二王本”中的注文應(yīng)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杜甫自注；二是王琪等人校勘異文；三是校訂者明確表明了注家姓名的注，如《蜀相》“隔葉黃鸝空好音”注：“介甫云：'映階隔葉’一聯(lián)，非止詠孔明而托意在其中”，《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注：“東坡嘗云：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何人，乃托杜詩而不朽也。世間幸不幸類如此?！睆摹端伪径殴げ考纷⑽奈恢煤托问絹砜?，我們認(rèn)為詩題下表詩歌創(chuàng)作時間、地點、原因等的注釋，以及詩歌末尾對整首詩評價的注當(dāng)為杜甫自注，詩歌中的異文?？焙陀凶⒓倚彰淖⑨尞?dāng)為王琪等人校訂《杜工部集》時所加。
《宋本杜工部集》所載注文分別位于詩題下、詩中、詩末，其中題下注文居多。從注釋內(nèi)容來看，主要涉及注釋詩歌人名地名、創(chuàng)作時間、創(chuàng)作背景、典故以及注音等，幾乎涵蓋詩歌注釋中的各種類型，因此后來宋人在為杜詩作注時，對自注進行了充分利用和改造。下面以宋代較為重要的杜詩注本為例加以分析。
第一，各注本直接引用自注，稱“公自注”“甫自注”。這部分注釋在《宋本杜工部集》中主要出現(xiàn)在題下注和詩末注中，其注釋內(nèi)容主要針對全詩下注，或注時間和人名、地名。在宋人看來，這類注釋除杜甫本人外，沒有人能更準(zhǔn)確地解釋，因此這類注釋在宋代集注本中基本全文摘錄并標(biāo)明“公自注”“甫自注”。郭知達所編《九家集注杜詩》刻于淳熙八年（1181），其中所標(biāo)“公自注”“甫自注”注文條目多達80條。蔡夢弼箋注《草堂詩箋》初刻于嘉泰四年（1204），這個匯箋本看似為蔡夢弼獨注，實際上是蔡夢弼引用了他注，又不冠以注家姓名，難以區(qū)分蔡夢弼箋注及蔡引他注。此書中標(biāo)明“公自注”“甫自注”的注文條目42條，這些注釋中僅有2條不是杜甫自注，其余40條均不出“二王本”自注的范圍?！饵S氏補注》《分門集注》《集千家注分類》標(biāo)明“公自注”“甫自注”的注文均為35條，且在“公自注”“甫自注”前又冠以“洙曰”“趙曰”，說明這三個本子并沒有真正甄別過杜甫自注，所標(biāo)“公自注”“甫自注”多轉(zhuǎn)自趙次公注和王洙注。趙次公對杜甫自注非常重視，不僅甄別杜甫自注，還對自注進行了說明，他認(rèn)為：“非公自注如此分明，則誰知之？所以一部中，凡有小注，不可不謂之公自注而削字?！?/span>[14]而后出現(xiàn)的“千家集注”本所標(biāo)“公自注”“甫自注”大都源于趙次公注。
第二，宋代集注本將《宋本杜工部集》中的自注冠以他人注，其冠以“洙曰”者最多，即將自注認(rèn)為是王洙注。鄧小軍《鄧忠臣〈注杜詩〉考——鄧注的學(xué)術(shù)價值及其被改名為王洙注的原因》、梅新林《杜詩偽王洙注新考》已證明在千家注中出現(xiàn)的“洙曰”應(yīng)是鄧忠臣注。實際上，偽洙注當(dāng)有一部分源自杜甫自注。如《宋本杜工部集》卷一《陪李北海宴歷下亭》題下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卷十二《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走覓南鄰愛酒伴，經(jīng)旬出飲獨空床”句下注：“斛斯融，吾酒徒”，此兩處《九家集注杜詩》明確標(biāo)識“公自注”，而《分門集注》《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均將自注冠名為“洙曰”?！端伪径殴げ考肪砥摺洞笥X高僧南若》題下注：“和尚去冬往湖南”，在《分門集注》《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中均冠名為“楷曰”，按照《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注杜姓氏表所列，“楷”當(dāng)為建安王氏，名楷。在宋代集注本中出現(xiàn)“楷曰”的注釋只有兩次，一是在《大覺高僧南若》詩題注釋下，二是在《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題注下，這兩處在《宋本杜工部集》中均為自注?？梢姡饵S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是為了迎合“千家注”之名而增添注者之名。
第三，對自注作進一步闡釋?！端伪径殴げ考分械淖宰⒄Z言凝練，但注釋本身包含內(nèi)容信息量大，宋代集注本在引用自注時作了進一步的解釋，這些解釋能夠更好地闡釋詩歌本意。如《喜雨》“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自注：“時聞?wù)阌叶啾I賊?！逼渲小氨I賊”二字的所指一直有爭議。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談到“杜甫的階級意識”，將“盜賊”講為袁晁領(lǐng)導(dǎo)的農(nóng)民起義，“那將近二十萬人的農(nóng)民起義軍，杜甫恨不得把他們痛'洗’干凈”[15]。僅從自注內(nèi)容來看，很難判斷“盜賊”所指。但是通過宋人對這條注釋的補充，即可找到正確答案?！饵S氏補注》注曰：“蘇曰：阮立曰：吳楚久旱，塵氛翳日，昨夜一雨滂沱，洗滌俱盡，苗稼稍覺蘇息。師曰：'天地昏’，言煙塵四起。'騷屑’，不安貌。時永王璘反，漢中、吳越之間，盜賊乘之而起，巴峽間困于餽輓，怨氣上感，農(nóng)月為之大旱。故甫意欲鞭雷公，滂沱下雨，一洗吳越之亂。吳越平，則人獲安居，天時自得，何憂旱干哉。鶴曰：舊注以'吳越’為永王璘之亂。按史，永王璘至徳元年冬反，而公是時在賊營，不應(yīng)及巴人，當(dāng)是永泰元年作此。史云：'四月己巳，有春不雨，至是而雨?！试娫?#39;春旱’。及七月，又以久旱遣近臣錄囚，則是年自春至秋多旱。'洗吳越’者，謂表黽自臺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是年春，公在嚴(yán)武幕中，秋寓夔州云安縣?！?/span>[16]從這段注釋中可以發(fā)現(xiàn)“盜賊”是指造成吳越之亂的所有人，既包括永王璘，也包括袁晁義軍。宋人解釋杜詩一大特點就是“以史證詩”，黃鶴對自注的補充均來自正史記載。《舊唐書·代宗本紀(jì)》載：“八月己酉朔。自七月不雨，至此月癸丑方雨。庚午夜，西北有赤光亙天，貫紫微，漸移東北，彌漫半天。貶太子少傅李遵為袁州刺史。臺州賊袁晁陷臺州，連陷浙東州縣?！?/span>[17]《舊唐書·永王璘傳》載：“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shù)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于江陵，破用巨億。以薛镠、李臺卿、蔡坰為謀主，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于蜀，璘不從命。十二月，擅領(lǐng)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18]《資治通鑒》記載：“臺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民疲于賦斂者多歸之。李光弼遣兵擊晁于衢州，破之?！旁?，……袁晁陷信州。冬，十月，袁晁陷溫州、明州?！?/span>[19]以史實來擴充自注是宋人常用的手法，不僅能充分解釋詩歌本意，還能讓注釋更具有說服力。又如《集千家注分類》中《北征》題下注：“鮑曰：至徳二載，公自賊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者。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有是詩。”[20]實際是對《宋本杜工部集》題下注“歸至鳳翔，墨制放往鄜州作”的再闡釋。
第四，將自注中的題下注羼入題目。在《宋本杜工部集》中題下自注所占比重最高，這些注釋主要表示作詩時間、地點或作詩原因等，宋代集注本在不同程度上將這些注釋混入題目，根據(jù)我們比對，大致歸納出宋人將題下自注羼入詩題的情況如下。
1.《宋本杜工部集》中題下注表時間，以“時”字為提示，宋代集注本將此羼入詩題[21]。如“二王本”卷一《陪李北海宴歷下亭》題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同卷附載李邕《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題注：“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司馬，制此亭?！蓖怼锻T公登慈恩寺塔》題注：“時高適、薛據(jù)先有此作。”詩題下注文出現(xiàn)“時”字是自注的一個標(biāo)志，它表示一種追述時間的向度?！皶r”字是接續(xù)了先唐古集詩文小序的傳統(tǒng)，也體現(xiàn)了杜甫曾對詩集整理的歷史事實。而宋代集注本在處理此條題下注時就出現(xiàn)了羼入詩題的情況，蔡夢弼《草堂詩箋》題為《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司馬北海太守李邕序》，《九家集注詩》《分門集注》《集千家注分類》《黃氏補注》均保留自注，可知，蔡夢弼改寫詩題，當(dāng)誤。
2.《宋本杜工部集》中題下注表原因，對作詩背景事由的敘述。如《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一《寄楊五桂州》題注：“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草堂詩箋》《九家集注杜詩》均題為《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斗珠T集注》《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均為題下注，且冠以注者名“鮑曰”?！端伪径殴げ考肪硭摹兜で嘁奉}下注“贈曹將軍霸”，《草堂詩箋》詩題為《丹青引贈曹將軍霸》，《分門集注》《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均為題下注，但冠以注者名“魯曰”?！端伪径殴げ考肪硭摹短抑裾纫奉}下注“贈章留后”，《草堂詩箋》詩題為《桃竹杖引贈章留后》，《分門集注》《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均為題下注，但冠以注者名“洙曰”。
3.《宋本杜工部集》中題下注表地點，對作詩地點的記載。如《宋本杜工部集》卷十四《聞高常侍亡》題下自注“忠州作”?！抖旁娳w次公先后解》詩題為《聞高常侍亡忠州作》?！端伪径殴げ考肪硭摹都念}江外草堂》題下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草堂詩箋》詩題為《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分門集注》《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均為題下注，且冠以注者名“魯曰”。
4.詩題下諱名。在《宋本杜工部集》中，詩題下有注其名諱者，宋代集注本將其羼入詩題。如《宋本杜工部集》卷六《狄明府》題下注“博濟”當(dāng)注諱名，宋代集注本不僅將“博濟”羼入詩題，還在詩題中加字，《草堂詩箋》題為《寄狄明府博濟》，《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題為《寄狄明府博濟》?！饵S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名《寄狄明府》，直接刪掉“博濟”題下注，在詩詞本身注釋中也沒有體現(xiàn)。這類自注最容易羼入詩題的是諱名在題目中間，如《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五《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jiān)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審”“之芳”二處，《宋本杜工部集》皆作小字注；《草堂詩箋》《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均將小字注當(dāng)作詩題，《分門集注》則保留了《宋本杜工部集》原貌。
5.得韻字當(dāng)為題下注?！端伪径殴げ考窐?biāo)注得韻為題注，宋代集注本大部分保留得韻字為題下注，僅少數(shù)羼入詩題或詩注中。例如《宋本杜工部集》卷五《山寺》，題注：“得開字。章留后同游?！薄端伪径殴げ考肪砭拧杜c鄂縣源大少府宴渼陂》，題注：“得寒字?！薄恫萏迷姽{》題為《與鄂縣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其他集注本均以小字注于題下，以示自注?！端伪径殴げ考吠怼栋姿鞲苏灿辍?，題注：“得過字?！薄恫萏迷姽{》題為《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卷十一《題新津北橋樓》，題注：“得郊字?！本硎秶?yán)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題注：“得寒字?！薄恫萏迷姽{》《九家集注杜詩》均將題注羼入詩題，《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分門集注》則冠以“魯曰”標(biāo)在題后。后一首《嚴(yán)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題注：“得空字?！蓖怼端蛧?yán)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題注：“得心字?！本硎陡⒔褐鬯晚f班歸京》，題注：“得山字?！蓖怼杜_上》，題注：“得涼字?！薄恫萏迷姽{》將得韻字全部羼入詩題，其他集注本均以小字注于題下，以示自注。
題下注注文短小，在傳抄的過程中容易將此與詩題混淆，這是題下注羼入詩題的原因之一。將題下注羼入題目，主要出現(xiàn)在《草堂詩箋》中，我們推測這與《草堂詩箋》版本在流傳過程中缺失有直接關(guān)系。張忠綱等編《杜集敘錄》指出《草堂詩箋》“有五十卷本、二十二卷本以及四十卷附補遺十卷本三種?！?/span>[22]曾祥波進一步指出：“《草堂詩箋》在宋代初刻五十卷在流傳過程中卷帙闕失，元刻本為彌補闕失之跡，隨意調(diào)整卷次與詩篇目次，形成了四十卷加'補遺’十卷的新版本系統(tǒng)?！?/span>[23]這很可能是造成《草堂詩箋》題下注羼入題目的原因，當(dāng)是在傳抄或翻刻過程中誤將題下注羼入詩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杜詩長題和詩題下的自序是否有羼入的關(guān)系。在《宋本杜工部集》中，有杜詩長題。如卷六《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熱退晚加小涼穩(wěn)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卷八《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cè)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nèi)余請誦近詩肯吟數(shù)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白憶其涌思雷出書篋幾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于蘇至矣》、卷十四《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等，這些長題到底是杜詩原題還是詩題下表原因的序，宋人在作集注時已經(jīng)提出了疑問。黃鶴在對《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并序》一詩作注時就提出：“'蘇大侍御渙靜者也’至'亦記老夫傾倒于蘇至矣’，乃詩之序，不當(dāng)以為題。合題曰'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并序’。”[24]又《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shù)峰嵚岑嬋娟宛有塵外數(shù)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一詩注釋：“此亦詩之序也，不當(dāng)為題，合題曰'假山’?！?/span>[25]除黃氏本和千家分類本外，其余宋代集注本均遵從“二王本”，將此類題目作為長題看待，而不是題下自序。陳衍對杜詩長題與自序有較為深入的探討，《石遺室詩話》載：“杜詩除《課伐木》、《園官送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同元使君舂陵行》、《八哀》諸篇題下并有小序外，有長題多至數(shù)十字而非序者。大概古體用序，近體絕不用序?！L題如小序，始于大謝。少陵后尚有柳州、杜牧之、李義山諸家?！侵翓|坡始仿為之。少陵則如《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見王監(jiān)兵馬使說，近山有黑白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它鷹，恐臘后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卻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皆近體也。古體則《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一首亦是。故'南曹小司寇舅’云云，實題而非序也?！?/span>[26]他認(rèn)為杜詩“大概古體用序，近體絕不用序”，長題如序自謝靈運就已出現(xiàn)，杜甫之后柳宗元、杜牧、李商隱都有長題詩作，杜詩古體長題當(dāng)為題而非序。根據(jù)我們對宋代集注本進行查閱，僅黃氏本與集千家分類本將《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cè)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nèi)余請誦近詩肯吟數(shù)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白憶其涌思雷出書篋幾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于蘇至矣》一題改為序，《九家集注杜詩》《分門集注杜工部詩》《草堂詩箋》均為原題。而黃氏本也只是將這一首詩的詩題做了更改，其它長題都保留“二王本”原貌，其他宋代各集注本都保留了長題。因此，我們認(rèn)為杜詩長題是存在的，長題并非是由序文羼入，若有序文，詩題下必有并序二字，否則均當(dāng)作長題，而非序文羼入題目。
最后還應(yīng)該指出的是，宋代集注本還存在對杜甫自注誤讀的現(xiàn)象。這類主要體現(xiàn)在南宋末期千家集注坊間刻本中。《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便下襄陽向洛陽”句下注：“余田園在東京。”《草堂詩箋》《九家集注杜詩》都明確標(biāo)注：“公自注（或甫自注）余田園在東京?！薄斗珠T集注》《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標(biāo)注：“余曰：'田園在東京?！憋@然是對自注中的“余”的誤讀。《宋本杜工部集》中非常明顯的自注是以第一人稱代詞指稱杜甫本人，“余”“甫”“吾”等自稱代詞是本人自注的標(biāo)志，宋代集注本一般情況下都將此看作自注，冠以“公自注”“甫自注”，但南宋末期出現(xiàn)的坊間集注本沒有正確解讀“余”的本意，而誤作注者姓氏。集注本中還出現(xiàn)直接將自注當(dāng)題目用的情況，《宋本杜工部集》卷一“新亭結(jié)構(gòu)罷”一詩，題為“同前”，小字注“亭對鵲湖”，表示這首詩與《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題目相同，“亭對鵲湖”是杜甫自注，表地點，《分門集注》《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則直接將自注“亭對鵲湖”作為題目，當(dāng)誤。從注釋內(nèi)容來看，《分門集注》《黃氏補注》《集千家注分類》注釋當(dāng)屬同一系統(tǒng)，《分門集注》注釋是后二者注釋的基礎(chǔ)。作為坊刻本的《分門集注》，對杜詩的理解和注釋會有一定偏差。盡管如此，作為杜集早期的集注本，南宋末期的坊刻本也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和實用價值。
從宋人對杜詩自注的運用來看，宋人注杜是建立在對杜詩自注的認(rèn)識和分析基礎(chǔ)之上的。首先，關(guān)于自注中的題下注，《宋本杜工部集》自注是占比最多者?！端伪径殴げ考烦尸F(xiàn)出來的自注共115首，而題下注就有76處。宋人將其看作是杜詩注釋中最權(quán)威的解讀，直接摘錄自注，并標(biāo)明“公自注”“甫自注”。對于詩題下與詩題聯(lián)系緊密的注釋，說明創(chuàng)作詩歌地點、人物、原因等，在宋人看來這類注釋與詩題有密切聯(lián)系，在抄寫或刻印時不同程度地將其羼入詩題。
其次，宋代有“千家注杜”之稱，一些集注本直接將自注冠以他人姓名，實際是為了滿足“千家注杜”的稱號，這部分自注沒有引起宋人重視，隨意冠以他人姓名，但在清人注杜本中對這些注釋又進行過清理，錢謙益最早明確提出要對杜詩的自注進行有意識地整理，他在《錢注杜詩·注杜詩略例》中說：“杜集之傳世者，惟吳若本最近古，他本不及也。題下及行間細字，諸本所謂'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別注亦錯出其間，余稍以意為區(qū)別，其類于自者，用朱字，別注則用白字，從《本草》之例?！盵27]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對杜詩自注清理做了更為細致的工作：“千家本'公自注’向疑后人附益，考之，多王原叔、王彥輔諸家注耳，未可盡信。今取類于公注者，以'原注’二字系之，舊本所無俱削去，其舊云'自注’而千家本不載者特標(biāo)數(shù)則。”[28]朱鶴齡對千家注本中的公自注進行了進一步的考釋，分辨出千家注本哪些是宋人隨意冠以他人姓名的自注。從杜甫自注到宋人隨意冠以他人姓名的注釋再到清人對宋注的再次清理，充分說明了杜甫自注在杜詩注釋學(xu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宋人乃至清人注杜的源頭。
最后，宋人對杜甫自注的再闡釋充分體現(xiàn)了宋代注釋杜詩的風(fēng)格。由于杜詩自注的簡略，宋人在利用自注時采用史實來擴充自注本意，體現(xiàn)出宋人以史證詩的注釋特點。用史實來擴充自注，解釋詩歌主要是引用史書記載，這使注釋更加具有權(quán)威性。同時宋人又根據(jù)時代特征，加強了對杜詩詩意的闡釋。宋人注杜詩雖在李善注《文選》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但宋人注杜已與漢唐以來的經(jīng)典注釋有了較大的區(qū)別，從重視字詞的訓(xùn)詁逐漸演變?yōu)橹匾曉娨獾年U發(fā)，如宋人師古[29]注往往是對全篇詩歌大意的解釋，但有一些解釋又過度闡釋，被后人詬病，錢謙益指出：“偽造故事，本無是事。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傅以前人之事?！袢藥煿抛ⅹq可恨，王翰卜鄰，則造杜華母命華與翰卜鄰之事?！盵30]師古偽造故事其實是充分展開詩句內(nèi)容對杜甫才華的闡釋，對詩意本身并沒有歧解。師古還批評宋人詩話對杜詩的歧解，比如《江村》詩句“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師古注釋：“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針本全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業(yè)，而幼君壞其法。稚子，比幼君也。此《天廚禁臠》之說也?；蛘f老妻以比楊妃，稚子以比祿山，蓋祿山為妃養(yǎng)子。棋局，天下之喻也，妃欲以天下私祿山，故祿山得以邪曲包藏禍心。此說為得之。雖然，甫之意亦不如此。老妻、稚子，乃甫之妻子，其肯以己妻子而托意于淫婦逆臣哉？理必不然。皆村居與妻子適情以自樂耳。”[31]這里師古就批評了惠洪《天廚禁臠》對杜詩的歧解。可見，宋人釋杜詩還是本著杜詩原意解釋，并非脫離詩歌本身妄作比附，這也是宋人注杜特點之一。
【作者簡介】
馬旭，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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