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發(fā)表于《文學遺產》2021年第6期。此為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原刊為準。感謝解樹明老師授權發(fā)布！內容提要 南宋時劉球所見并摹入《隸韻》中的《燕然山銘》拓本并非拓自地處今蒙古國杭愛山的摩崖刻石，而是與劉球同時的何耆仲據《文選》李善注本中的《燕然山銘》翻刻的。至清道光八年（1828），錢泳又據何刻本重刻，收入《學古齋四體書刻》之中。清代光緒初年，又有所謂張曜駐軍伊犁時所拓之本，實為據錢泳本重新偽刻者。
關鍵詞 《燕然山銘》 《隸韻》 何耆仲 《文選》 錢泳《燕然山銘》是東漢永元元年（89）班固隨竇憲北擊匈奴凱旋后所撰，并勒石燕然山以表竇氏之功、宣大漢之威的著名石刻。然而，《燕然山銘》所在具體位置及其存佚情況，一直是個謎。直至2017年中蒙聯(lián)合考察隊發(fā)現蒙古國杭愛山余脈一處漢代摩崖刻石，并確認該處摩崖刻石即為班固當年撰寫刊刻的《燕然山銘》，從而解開了這個謎團。《燕然山銘》隸字早在南宋時就被金石學家劉球摹入《隸韻》之中，清阮元評價《隸韻》所摹漢碑字形，“以今存者較之，無一筆差謬”[1]。但《隸韻》所據《燕然山銘》拓本是否為蒙古國杭愛山本，二者之間有何差別，以及《隸韻》本與后世各種刻本之間的關系如何，均有待進一步探索。北京大學辛德勇教授《發(fā)現燕然山銘》一書，對《隸韻》所據拓本是否為杭愛山本存有疑問[2]。張清文先生認為《隸韻》中所收錄的《燕然山銘》隸字，雖與杭愛山本一致，但不能確認劉球見過杭愛山本原石或拓片，或為劉球依照后人傳摹翻刻的杭愛山本[3]。此外，熊雙平、柳園兩位先生認為劉球所見《燕然山銘》拓片為贗品或系杜撰自造[4]。筆者認為，《隸韻》所輯《燕然山銘》隸字并非杭愛山本，而是南宋何耆仲據李善注《文選》中的《燕然山銘》翻刻而成的偽刻本，何耆仲當時并未見過杭愛山本《燕然山銘》。后世各種《燕然山銘》刻本多以何耆仲本為祖本，或重刻，或翻刻。內蒙古大學齊木德道爾吉與延安大學高建國兩位先生在2017年參與了考察《燕然山銘》摩崖刻石等工作，并合撰《有關〈封燕然山銘〉摩崖的三個問題》，該文對漫漶不清的刻石準確辨識，共釋讀出二百二十九字[5]。2019年夏，中蒙雙方第二次考察時，充分利用了現代科技手段對摩崖刻石進行拍照掃描，最終辨識二百四十四字。2019年12月11日，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在該校民族博物館舉辦“中蒙聯(lián)合考察燕然山銘匯報展”。本次展出匯集中蒙雙方兩次對《燕然山銘》的考察成果。此展對《燕然山銘》的現狀作了詳細說明：摩崖離地約4米，高0.94米，寬1.3米；石面經簡單平整，凹凸不平；巖石堅硬，鐫刻字體大小、刻畫深淺稍有差異。石面上、右部分破碎嚴重，字跡模糊；左、下部分較為平整，部分字體稍大、字跡清晰。仔細辨識，自右往左共二十行，第一行8字，第二、十八行12字，第三行13字，第六行、十一行14字，其余十四行每行15字，總計283字[6]，經辨識得244字，漢隸書寫。下面將齊木德道爾吉與高建國二位先生釋讀的文字[7]，與《隸韻》中所輯《燕然山銘》五十三個隸字進行對比[8]。表中第一行為刻石行數和釋文，第二行的圖片為《隸韻》所輯《燕然山銘》隸字。通過以上文字對比可以發(fā)現，《隸韻》本與杭愛山本存在三方面的不同。第一，《隸韻》本有而杭愛山本無此字者。如“維清緝熙”，杭愛山本無“緝熙”二字；又杭愛山本“秋七月”三字處看不到任何刻畫痕跡[12]。第二，《隸韻》本與杭愛山本文字完全不同者。以下所舉文字均為《燕然山銘》一文中僅出現一次者。如“蕭條萬里”[13]，杭愛山本“蕭條”作“條平”，無“蕭”字；“剿兇虐兮海外”，杭愛山本“”字作“釓”[14]，與《隸韻》本“截”字不同。杭愛山本“癹匈虐釓海外”，有關“釓”字的釋讀，需要予以說明。“釓”與“釚”“?”相通，義為弩牙，即弩機上控制弓弦發(fā)箭的機具[15]。該義項放在此處不合適。從“癹匈虐”來看，“海外”前一字與“癹”相對。“癹”有鏟除的意思，如《說文解字》引《春秋傳》“癹夷蘊崇之”[16]，那“海外”前一字與鏟除意思相近或相承。南宋金石學家洪適（1117—1184）所撰《隸釋》卷七所錄《荊州刺史度尚碑》中有“彼海外”之句，洪氏以為“”與“截”同[17]。《后漢書》“”與“截”同，均為整齊的意思，即“”亦有整齊之義。又《度尚碑》與《燕然山銘》“截海外”均據《詩經·長發(fā)》“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以成文[18]。“釓”與“”雖字形相近，但從字義和拓片來看，此字應釋為“”。又“焚老上之龍庭”，“焚”字，杭愛山作“焚”，《隸韻》本作“燌”，二者不同。關于《隸韻》本“燌”字，辛德勇先生認為是“以攄高、文之宿憤”中“憤”的訛字[19]。清道光年間，錢泳據孔繼涑玉虹樓藏《燕然山銘》宋拓雙鉤本重刻，后收入《學古齋四體書刻》，錢刻本作“宿憤”不作“宿燌”，“焚老上之龍庭”作“燌老上之龍庭”。第三，《隸韻》本與杭愛山本偏旁不同者。如“恢拓畺寓”之“拓”字，拓片清晰為“柘”，與《隸韻》本“拓”字不同；又如“暫費而永寧者也”，杭愛山本“寧”字從“丁”，《隸韻》本“寧”下無“丁”。此“寧”字，無論是在宋代還是在清嘉慶十五年（1810）秦恩復刻《隸韻》本以前，均不存在避諱情況。另外，宋拓本《隸韻》和秦恩復刻本《隸韻》，有“丁”和無“丁”的“寧”字均有收錄[20]。又“光祖宗之玄靈”中的“靈”字，從拓本來看，杭愛山本“雨”字下有三“口”，與《隸韻》本作兩“口”不同。由此可見，《隸韻》收《燕然山銘》五十三字，與杭愛山本《燕然山銘》拓片對比有八處不同，尚且不論字形結構差異，很顯然劉球《隸韻》所據《燕然山銘》拓本并非蒙古國杭愛山本，亦非杭愛山翻刻本。洪適指出當時流行的《燕然山銘》拓本乃何耆仲[21]偽刻，并在《隸續(xù)》卷二〇“尉府靈壁磚文”跋文中稱：“闕如之戒，若何資州重刻《燕然銘》，自竇憲之后，誰曾再登此山？若當時椎拓者，無緣留到今日。兼東都之初，石刻未如此齊整，一見可知其偽。”[22]審讀《隸韻》本《燕然山銘》，我們可以發(fā)現這些文字已經是非常成熟的八分書，而杭愛山本并非如此（參見圖1），且字形也不像《隸韻》本那么規(guī)整。故洪適沒有把當時見到的偽刻《燕然山銘》拓本收入《隸釋》《隸續(xù)》中。如此齊整的《隸韻》本《燕然山銘》，是否就是洪適所說的何耆仲偽刻本呢？首先，《隸韻》成書后，劉球于淳熙二年（1175）五月二十日表進于朝[23]，后由內府御前應奉沈亨刊刻于德壽殿[24]，以廣其傳。洪適見到該書后，撰《書劉氏子〈隸韻〉》一文，見于《盤洲文集》卷六三[25]。淳熙十一年（1184）二月，洪適去世，《盤洲文集》在其生前就已編訂成集[26]，這樣初步可以確定《書劉氏子〈隸韻〉》的撰作時間上限要晚于淳熙二年，下限要早于淳熙十一年。統(tǒng)觀洪適生前編訂的《盤洲文集》八十卷，全書先按文體分類，每類之下大致按文章結撰時間先后排列[27]?！稌鴦⑹献印措`韻〉》前后分別有淳熙四年（1177）六月《跋岐陽石鼓文》，淳熙七年（1180）《池州隸續(xù)跋》和淳熙八年（1181）《淳熙隸釋跋》。雖然《書劉氏子〈隸韻〉》無寫作時間，但根據此文前后各篇的撰作時間，基本可以判斷出此文創(chuàng)作于淳熙四年至七年之間。其次，洪適見到何刻本《燕然山銘》時，已經完成《隸釋》，因此未在《隸釋》中澄清《燕然山銘》的偽刻情況。淳熙七年，洪適撰《隸續(xù)跋》，稱是書二十一卷，經四次刊刻，終成完書。其中第三次刊刻卷一五至卷一九，時間在淳熙六年（1179）。第四次刊刻最后兩卷，由尤袤刻于淳熙七年，且卷二〇有“《燕然山銘》為何耆仲偽刻”條。《隸續(xù)》刊刻時間前后達十二年之久。《隸續(xù)》刊刻完成后，洪適于淳熙八年六月撰《淳熙隸釋跋》，記述《隸釋》《隸續(xù)》共計五十卷，乃陸續(xù)編纂，陸續(xù)刊刻而成[28]。由此可知，洪適見到何耆仲偽刻《燕然山銘》應在淳熙六年至淳熙七年之間。《書劉氏子〈隸韻〉》和“《燕然山銘》為何耆仲偽刻”條二文，在撰寫時間上較為接近，洪適或從劉球《隸韻》中見到《燕然山銘》，然后經過考證認為是何耆仲偽刻，并于淳熙六年前后在《隸續(xù)》卷二〇中予以澄清。同時，對劉球《隸韻》存在的問題，洪適又另撰文《書劉氏子〈隸韻〉》，稱凡是《隸釋》中收錄的碑刻，劉球《隸韻》中均有，并驚其搜羅之廣博，及觀其書，才知是借標題虛張聲勢，又評價《隸韻》一書編次疏略。洪適先是辨別出當時所見到的《燕然山銘》是偽刻本，進而又指出《隸韻》中所摹漢碑字形存在訛誤，因此對劉球《隸韻》評價不高。再次，金石學到南宋洪適時達到鼎盛，《隸釋》《隸續(xù)》在金石刻辭的搜集、整理、研究上遠遠超過歐、趙二《錄》[29]。雖然何耆仲在四川地區(qū)刊刻《燕然山銘》[30]，但是遠在江南地區(qū)的洪適[31]，亦能見到。劉球《隸韻》以求全為準則，較之洪適搜集金石資料有過之而無不及。又《燕然山銘》作為重要的紀功刻石，對后代產生深遠影響，并且成為重要的文學典故[32]?；谀纤蔚慕鹗瘜W背景和《燕然山銘》刻石的性質，劉球是有可能見到何刻本的。最后，從宋代文獻記載來看，除洪、劉二人提到見過《燕然山銘》拓本外，尚未見其他宋代文獻記載?？v觀何耆仲一生，何氏紹興中（1145年前后）初做官，擔任安岳教授[33]，至慶元（1195—1200）中任夔州知府[34]。從紹興中到慶元中，前后相距五十余年，其生年應在紹興初年前后。此外，何氏在擔任安岳教授時曾主持刊刻《普州州學進士題名碑》[35]，其刊刻《燕然山銘》亦有可能在其做官之后。《燕然山銘》作為重要刻石，以當時金石學的發(fā)達程度，其刊成后便會很快流傳開來。因此在淳熙之初，洪適即見到何耆仲刻本《燕然山銘》。結合何耆仲生平與《隸韻》至遲成書于淳熙二年這一時間下限，可以得出何氏刊刻《燕然山銘》時間大致在紹興中后期至淳熙二年之間。那么何耆仲所刻之《燕然山銘》是否有宋拓本傳世？清嘉道間無錫著名碑帖鑒定專家錢泳[36]，其代表作《履園叢話》中有“漢燕然山銘”條，稱：吳江翁海村征君惠余雙鉤《燕然山銘》，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未谷得之玉虹樓所藏宋拓本，真如景星慶云，世未易見。余細審之，謂必是后人重模，如西之作鹵，之作氏，之作寇，鑠之作爍，夐之作，皆非漢人字體，又脫去“乘燕然”三字[37]。然未谷深于漢隸，必有精鑒，即是重模，亦非近時人所能為之。案此銘，《集古》、《金石》二錄及《隸釋》、《隸續(xù)》、《漢隸字原》俱不載，惟劉球《隸韻》引模數十字。[38]錢氏得江翁廣平[39]惠贈雙鉤本《燕然山銘》，認為雙鉤本中五個隸字皆非漢人字體。錢氏的這種判斷是正確的，在他所舉的五個隸字當中，“鑠之作爍，夐之作”兩字，均與《隸韻》本相同。此后，錢氏于道光八年據翁廣平所贈雙鉤本摹勒上石（參見圖2），即《學古齋四體書刻》卷二第一種[40]，銘文之后有錢氏跋語，可知此摹刻本即從孔繼涑藏宋拓本而來。經校對錢刻本與《隸韻》所收《燕然山銘》五十三字，錢刻本除將“爍”改為“鑠”，“”改為“夐”，“”改為“邈”外，其他文字與《隸韻》本基本一致。由此可知，錢氏所見宋拓雙鉤本底本《燕然山銘》與《隸韻》本所據底本具有同源性。另外，筆者經過多方查考，在“雅昌拍賣網”見到一冊被稱為“舊拓本”的《燕然山銘》[41]。此拓本剪裱裝幀古舊，拓本表面布滿石花，可惜只能看到第一開（見圖3），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此舊拓本要早于道光八年錢泳刻本。下面將舊拓本、《隸韻》本和錢泳刻本均有的隸字作一對比，詳見下表：通過對比可以發(fā)現，三個版本字形均極為相近，但仔細對比便能發(fā)現一些細微不同，如舊拓本“翊”字，“羽”旁“習”中非兩點而是三撇，與錢刻本不同，卻與《隸韻》本相同；又如舊拓本“寅”字，舊拓本相較錢刻本更接近《隸韻》本；又如“緝”字“纟”旁，舊拓本用的是更早的寫法，與《隸韻》本更加接近；再如“秋”字，舊拓本與《隸韻》本均有“灬”旁，而錢刻本無。另外還需注意的是，“惟”字豎心旁，舊拓本與錢刻本一致，與《隸韻》本不同。
從以上對比分析可知，《隸韻》本與舊拓本較為接近，但細微之處與錢刻本稍有不同。造成這種細微差別的原因，主要是錢刻本的底本經過輾轉摹錄，已經離孔繼涑藏宋拓本原貌較遠。《隸韻》本亦是據拓本或者摹本依樣摹寫刻板，宋本《隸韻》尚且更加接近何耆仲偽刻本《燕然山銘》原貌，但到了嘉慶年間秦恩復依宋本《隸韻》重新刊刻，秦刻本《隸韻》離宋拓本《燕然山銘》原貌又遠了一層，細微的差異就不可避免了，故秦刻本《隸韻》一書有翁方綱《隸韻考證》附于其后。因此，可以得出舊拓本、《隸韻》本、錢刻本具有同源性，其源頭極有可能是何耆仲偽刻本《燕然山銘》。傳世文獻對《燕然山銘》文本的收錄，目前所知最早有兩大系統(tǒng)：一是范曄《后漢書》系統(tǒng)，二是蕭統(tǒng)《文選》系統(tǒng)，但二者文字互有出入。由前文可知，雅昌拍賣網“舊拓本”、《隸韻》本以及錢泳刻本具有同源性，均可以追溯到南宋何耆仲偽刻本《燕然山銘》。要回答何刻本屬于哪一系統(tǒng)的問題。首先需校對出《燕然山銘》在《后漢書》系統(tǒng)和《文選》系統(tǒng)中的不同?，F以南宋紹興江南東路轉運司刻宋元遞修本《后漢書》為底本[42]，參?！段倪x》李善注本（尤袤本）[43]、五臣注本（陳八郎本[44]、朝鮮正德本[45]）、六家本（奎章閣本[46]、明州本[47]）、六臣注本（贛州本[48]、建州本[49]）。以上《文選》各種版本，均以完好保存《燕然山銘》一文為準[50]，且以宋刻本或以保留宋刻基本面貌的重刻本為主。經校對，《后漢書》本與《文選》諸本存在十九處異文[51]，分別是：（1）惟（原文為字下點，微信排版改為藍色表示，下同）永元元年秋七月。按，李善注本作“惟”，其他諸本作“維”。（2）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按，除李善注本、六臣注本有“曰”字外，其他諸本均無“曰”字。（5）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按，《文選》諸本“東”下均有“胡”字。（8）蒞以威神。按，李善注本作“蒞”，其他諸本作“涖”。（9）遂陵高闕。按，李善注本、六臣注本作“凌”，其他諸本作“陵”。（10）下雞鹿。按，李善注本、六臣注本作“鹿”，其他諸本作“漉”。（12）于是域滅區(qū)單。按，《文選》諸本皆作“殫”。（13）上以攄高、文之宿憤。按，《文選》諸本“上”字上均有“將”字。（14）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按，李善注本、六臣注本作“茲可”，其他諸本作“咨所”。（15）暫費而永寧者也。按，《文選》諸本“寧”下均無“者”字。（17）剿兇虐兮海外。按，五臣注本作“”，其他諸本作“截”。（19）封神丘兮建隆嵑。按，李善注本、六臣注建州本作“兵”，其他諸本均作“丘”。從以上校語中，可以總結出三點：第一，十九條異文之中，《文選》諸本皆同而與《后漢書》本不同者共十一條。十一條之中，除第十一條“掃”字與錢刻本不同外[52]，其他十條均與錢刻本相同。第二，李善注本與《文選》其他版本存在異文時，錢刻本與李善注本一致，如第一、第八、第九、第十四、第十七條。當然這里的特殊情況是第二條，錢刻本既不從《后漢書》本，也不從李善注本、六臣注本系統(tǒng)，而是與五臣注本和六家本相同。第三，錢刻本與《后漢書》本、《文選》諸本不同者，只有第十條。此條錢刻本與《隸韻》本相同，均作“麓”，可以看出錢刻本與《隸韻》本關系密切。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第十九條，此條李善注本存在刊刻訛誤，誤“神丘”為“神兵”[53]。《燕然山銘》一文，漢永元元年班固隨軍創(chuàng)作，封山刊石，到南朝宋范曄收入《后漢書》中，再到南朝梁蕭統(tǒng)據《后漢書》加以“剪截”編入《文選》[54]。直至五代時期《文選》始有刊板[55]，前后歷經數百年。這一時期中國處于寫本時代，文本處于流動狀態(tài)?！逗鬂h書》相較《文選》，在寫本時代的傳寫中，具有較好的穩(wěn)定性，而《文選》作為文學總集，則加入了后人的增刪潤色成分[56]。至五代，《燕然山銘》始刻入木板，它的文本形式才算固定下來。通過對比杭愛山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漢書》本、《文選》本的巨大變化，在這期間經眾人之手，才創(chuàng)造出一篇與班固《燕然山銘》原文有所不同的文本。因此，才出現以上十九處異文。通過分析《后漢書》本與《文選》諸本十九條異文，我們發(fā)現錢刻本與《文選》本基本一致，更確切地說，錢刻本與李善注本基本一致，即錢刻本的底本孔繼涑玉虹樓藏宋拓本是以李善注本為底本進行刊刻的。由錢刻本與《隸韻》本的同源性，亦可得出何耆仲刻本即根據李善注本刊刻。何刻本以李善注本為底本，這也正好印證了宋代以后五臣注本受到批評，而李善注本為宋代學人所重視的觀點[57]。另外，存世的《燕然山銘》拓本還有國家圖書館藏新疆伊犁本[58]，以及宣統(tǒng)元年（1909）浙江官紙局石印張曜駐軍伊犁時所發(fā)現的石刻拓本剪裱本[59]。當然，隨著燕然山位置的確定，伊犁本為偽刻，已成定論[60]。但伊犁本所據底本如何，則有必要予以理清。將伊犁本與《后漢書》本、《文選》諸本對比，伊犁本同樣與李善注本一致，也就是說伊犁本與何刻本、《隸韻》本、錢刻本同屬一個系統(tǒng)。那伊犁本是否就是何刻本呢？答案是否定的。經校對伊犁本與錢刻本，可以發(fā)現兩個版本除“星”“旋”二字稍有差異之外[61]，其余文字在字形上一致。此外，錢泳曾指出孔繼涑藏宋拓本《燕然山銘》中有五個字皆非漢人字體，又脫去“乘燕然”三字。故錢泳在重刻《燕然山銘》時將“爍”改為“鑠”，“”改為“夐”等，同時補入“乘燕然”三字，而伊犁本正與錢刻本相同，因此可以確定伊犁本不是何刻本，其所據底本也不是孔繼涑、桂馥等人遞藏的宋拓本。而極有可能是好事者以錢刻本為底本偽造的，并號稱發(fā)現于新疆伊犁。因為錢刻本在清末廣為流傳，但畢竟錢刻本畢竟不是所謂的真宋拓本。也就是說錢泳道光八年刻完《燕然山銘》之后，當時的好事者將錢刻本繼續(xù)翻刻，以此盈利。最終的結果是，錢泳之子錢曰壽不得不于同治九年（1870）在《學古齋四體書刻目錄》后撰題記一篇，以“近聞書估家將木版翻刻流行，未免魚目混珠，是以特加目錄”，告知讀者須明辨拓本真?zhèn)蝃62]。民國年間天津著名書法家王襄就對伊犁本提出質疑，他認為伊犁本“神韻未足，間有訛字，意為復刻。后所拓，如'斬溫禺以釁鼓’，'釁’訛為'爨’；'反斾而旋’，'旋’訛為'施’，文既不辭，自非原刻”[63]。王襄所舉伊犁本“釁”訛為“爨”與錢刻本相同，但是伊犁本在翻刻錢刻本時又將“旋”誤刻為字形相近的“施”字。可以確定的是，伊犁本《燕然山銘》偽刻時間大概在道光八年至光緒初年（1875）之間，其偽刻地點，正如辛德勇先生所說，也不可能在伊犁，有可能就在內陸。伊犁本偽刻之后先以整紙拓本的形式流傳，后以剪裱本石印發(fā)行，并且加入殷松年題跋，以說明此本何時發(fā)現于新疆，殷氏如何得到此本，并將其視若瑰寶。此一說明生動離奇，作偽跡象卻顯露無疑。2017年中蒙聯(lián)合考察隊對《燕然山銘》摩崖刻石的發(fā)掘，解決了諸多前人未曾解決的問題，這無疑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考古發(fā)現。與此同時，杭愛山本《燕然山銘》摩崖刻石的出現，也有助于澄清宋代以來《燕然山銘》的偽刻情況。雖然早在南宋時，劉球就見過《燕然山銘》拓本，并將其中的五十三個隸字摹入《隸韻》中，但劉球所據底本并非杭愛山本，而是與其同時的何耆仲偽刻本。何氏號稱重刻《燕然山銘》，但他應該并未見到真正的《燕然山銘》拓本，只是根據《文選》李善注本中《燕然山銘》的內容，模仿漢代隸書字體偽刻而成。此后，何刻本大行其道，至清代曲阜孔繼涑玉虹樓收藏此刻拓本，后來又為桂馥收藏，其后翁廣平又從桂馥處得到雙鉤本，并將此本贈給錢泳。錢泳經過考證，發(fā)現雙鉤本的底本雖非近人所為，但并非據東漢石刻所拓。錢氏將其中幾處不符合漢人字體的隸書改正，重新縮摹，刻入《學古齋四體書刻》中。而所謂清代光緒初年張曜駐軍伊犁時，命部下架云梯新拓之本，其原刻則是根據錢泳刻本重新翻刻的贗品。
[1]劉球編《隸韻》卷前“阮元跋”，《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本影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2]參見辛德勇《發(fā)現燕然山銘》，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36頁。[3]參見張清文《歷代〈燕然山銘〉流傳版本源流略論》，《中國書法》2017年第24期。[4]參見熊雙平、柳園《〈燕然山銘〉摩崖現狀及書法特質》，《中國書法》2020年第6期。[5]參見齊木德道爾吉、高建國《有關〈封燕然山銘〉摩崖的三個問題》，《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6]《后漢書》所收《燕然山銘》一文，共二百九十五字（參見范曄《后漢書》卷二三《竇融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冊，第815—817頁）。[7]兩位先生對釋讀文字有說明，說：“摩崖與《后漢書》所記存在多處細微差異。為便于比勘，再將考察辨識結果移錄如下。異文處理用[/]，斜杠前為《后漢書》所用字，斜杠后為摩崖用字；方框[ ]內的字，表示摩崖無法辨識、據其所處位置與《后漢書》對比后可以確認的字；字下劃線者，表示《后漢書》有、摩崖無的文字；括號內的阿拉伯數字為摩崖行數?！保ā队嘘P〈封燕然山銘〉摩崖的三個問題》）。[8]筆者據《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藏兩宋拓《隸韻》殘本，以及清嘉慶十五年（1810）秦恩復重刻宋拓本《隸韻》（此本有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版），共輯得《燕然山銘》五十三字，較辛德勇先生所輯多六字。輯國圖本二十五字、上圖本十二字、秦恩復刻本五十三字，秦刻本已包括國圖本、上圖本收錄之字，為呈現南宋劉球所見《燕然山銘》拓片的面貌，凡宋拓本有者，不用秦刻本。[9]按，“斾”字，從拓片來看應釋為“旆”，“斾”與“旆”為異體字。[10]細審拓片，此字左側有“足”旁，當釋為“跨”字。[11]“拓”字，據拓片應釋為“柘”；又“彊”字，拓片為“畺”，無左弓旁。[12]參見齊木德道爾吉、高建國《蒙古國〈封燕然山銘〉摩崖調查記》，《文史知識》2017年第12期。按，筆者曾致電高建國老師，高老師稱：2019年夏再次去考察《燕然山銘》摩崖刻石時，利用雷達掃描，較之前釋讀的二百二十九字，又多釋讀出十余字，而且“秋七月”處完全看不到任何刻畫痕跡，更看不出傳世拓本如此復雜的“龝”字。[13]田振宇先生將此四字釋讀為“蕭條乎萬里”（參見田振宇《〈燕然山銘文本新訂定〉之新訂——與辛德勇先生商榷》，《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0年2月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796182）。[14]辛德勇教授亦釋讀為“釓”，并認為與“軋”字相通。參見辛德勇《燕然山銘文本新訂定》，《金銘與石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1年版，第100頁。[15]張玉書等撰《康熙字典》戌集上《金部》，上海書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8頁。[16]許慎《宋本說文解字》，《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第1冊，第66頁。按，通行本作“芟夷蘊崇之”（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四《隱公六年》，《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冊，第3760頁）。[17]洪適《隸釋》卷七《荊州刺史度尚碑》，《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9冊，第6833頁。[18]毛亨傳，鄭玄箋，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二十《商頌·長發(fā)》，《十三經注疏》，第1冊，第1351頁。[20]劉球《隸韻》卷四《下平聲下》，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82頁；《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本《隸韻》，第3冊。[21]何耆仲，字子固，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南）人，南宋紹興中至慶元間在世。紹興間為安岳教授，紹興三十一年（1161）為左宣教郎，乾道六年（1170）知眉州，并為蘇軾請謚。淳熙初，知資州，故有何資州之稱（參見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九四，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8冊，第3814頁；彭百川《太平治跡統(tǒng)類》卷二五《蘇軾立朝大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408冊，第632頁；馮任修，張世雍等纂《天啟新修成都府志》卷一一《名宦列傳》，《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1冊，第173頁；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四五九四“何耆仲”條，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冊，第199-202頁）。[22]洪適《隸續(xù)》卷二〇“尉府靈壁磚文”條，《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0冊，第7199頁。[24]阮元《揅經室外集》卷四《隸韻十卷提要》，《續(xù)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21冊，第48頁。[25]洪適《盤洲文集》卷六三《書劉氏子〈隸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58冊，第666頁。[26]參見馮會明、劉佩芝《〈盤洲文集〉版本源流——兼論宋代士大夫的閑逸生活》，《歷史文獻研究》2016年第1期。[27]如洪適“詩”作：《盤洲文集》卷五所收詩篇撰于乾道元年（1165）不同月份，并按時間先后排列。又如“章奏”之文：《盤洲文集》卷四三及《盤洲文集》卷四四第一篇，撰于隆興二年（1164）；《盤洲文集》卷四四撰于乾道元年，《盤洲文集》卷四五撰于乾道二年（1166）。每篇詩文撰作先后，詳見陳本興《洪適年譜新編》，廣西民族大學201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59-71頁。[28]《盤洲文集》卷六三《淳熙隸釋跋》，第1158冊，第667頁。[29]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六《古刻叢鈔一卷》，中華書局1965年版，上冊，第738頁。[30]施蟄存《金石叢話》，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69頁。[32]參見李炳?！栋喙獭捶庋嗳簧姐憽邓婀蕦嵓皩懽髂甏急妗?，《文學遺產》2013第2期。[33]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第1冊，第116頁。[34]崔邑俊、楊崇等纂修《夔州府志》卷五《秩官》，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第4a頁。[35]《全宋文》卷七三二三《普州州學進士題名碑記》，第319冊，第190頁。[36]錢泳（1759-1844），初名鶴，字立群，號梅溪。江蘇金匱（今無錫）人。能詩，工書，尤長隸書，所摹唐碑及秦漢金石斷簡不下數百種。著作有《說文識小錄》《守望新書》《履園金石目》《履園叢話》《梅溪詩鈔》等。錢泳一生，遍及大江南北。在北京時，曾結識當時著名書法家成親王永瑆，《詒晉齋法帖》的摹刻，即出自錢泳之手（參見清錢泳撰，張偉校點《履園叢話》，中華書局1979年版，上冊，第1頁）。[37]錢泳所說宋拓本脫去“乘燕然”三字，乃是與通行本《后漢書》《文選》校對所得。天津李鶴年先生對錢泳所認為的宋拓本脫去“乘燕然”三字提出質疑。李氏認為錢泳未見宋拓本，僅根據《燕然山銘》雙鉤本判斷不足為信，抑或是雙鉤者疏陋之過（參見李鶴年《李鶴年先生書學論集初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筆者認為李氏提出了一種可能性，但是《隸韻》本中有“乘燕然”的“乘”字和“燕”，且《燕然山銘》原文“燕”字只出現過一次，可知宋代《燕然山銘》刻本不缺“乘燕然”三字，錢泳所見雙鉤本輾轉鉤摹，又或翁廣平所據拓本經后人重新剪裱裝冊，導致此三字脫落。[38]《履園叢話》卷九《碑帖》，第233—234頁。[39]翁廣平（1760-1842），字海村。江蘇吳江人。清代著名書畫家、藏書家。工山水畫，分隸宗漢碑。師事姚鼐、張士元，受古文法。著有《續(xù)松陵文獻》《聽鶯居文鈔》等（參見張舜徽《張舜徽集·清人文集別錄》卷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頁）。[40]錢泳《學古齋四體書刻》卷二《燕然山銘》，道光八年（1828）錢泳刻帖本。此本拓紙高21。6厘米、寬55厘米，每頁30行，行12字，總字數341字，揚州市圖書館藏。[41]雅昌拍賣網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69530671/，2019年11月30日。[42]范曄等撰，李賢等注《后漢書》卷二三《列傳卷第十三》，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第12冊，第43-46頁。此本刻印精良，被譽為除北宋殘本之外，最古最善之本。[43]蕭統(tǒng)編，李善注《文選》卷五六《封燕然山銘》，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第14冊，第7-10頁。淳熙八年（1181）尤袤刊刻，此本被稱為現存單刻李善注《文選》唯一完整的本子。另有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天圣道刻李善注本，今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尚存二十一卷，且多為殘卷，卷五六《燕然山銘》已不存。[44]南宋紹興三十一年陳八郎刻本為現存唯一宋刊五臣注全本（蕭統(tǒng)編，呂延濟等注《文選》卷二八《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劉躍進主編《漢魏六朝集部珍本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第15冊，第221-223頁）。又有宋杭州開箋紙馬鋪鍾家刻本，僅存二九、三〇兩卷，分別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按，開箋紙馬鋪鍾家刻本所存二卷不包括《燕然山銘》一文。另外，筆者在校對《文選》諸本中，發(fā)現陳八郎本存在明顯刊刻錯誤，如“震大漢之天聲”誤刻為“故不漢之天聲”，為避免行文枝蔓，此刊刻訛誤不放在?？庇浿小?/span>[45]此朝鮮正德四年（1509）刻五臣注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正德本偶有刊刻之誤，如“鷹揚之校”，誤刻為“鷹揚之俊”，此條異文亦不放在?？庇浿?。[46]朝鮮世宗十年（1428）刻《文選》六家注本，韓國奎章閣藏，此本以秀州本為底本，很好地保存了秀州本的原貌（參見傅剛《文選版本研究》，世界圖書西安出版公司2014版，第415-429頁）。[47]蕭統(tǒng)編，呂延濟等注《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卷五六《封燕然山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44-845頁。[48]贛州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刻宋元遞修本，此本較國家圖書館、日本靜嘉堂藏本為善（參見蕭統(tǒng)編，李善、呂延濟等注《文選》卷五六《封燕然山銘》，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編委會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冊，第189-195頁）。[49]建州本有商務印書館1919年影印涵芬樓藏宋刻本，收入《四部叢刊初編》。[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唐鈔文選集注匯存》，《燕然山銘》已不存。[51]前為《后漢書》文本，異文以著重符號標識，后為《文選》諸本校語。[52]“?！迸c“掃”相同，前為正字，后為隸變俗字。漢碑之中，二者均有用例，如《王元賓碑》“奸軌埽跡”，《修華岳廟碑》“彗掃頑兇”。因此顧藹吉認為“《說文》埽從土從帚，帚從又持巾，又即手也，碑復變土從手”（顧藹吉《隸辨》卷三《上聲》，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05頁）。[53]“神丘”與“隆嵑”相對，唐張銑有注曰“神丘，燕然山也”（蕭統(tǒng)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五六《封燕然山銘》，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032頁）。[54]參見胡大雷著《文選編纂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6-100頁。[56]參見侯文學《從班固作品異文看寫本時代的文獻傳寫——以〈文選〉、兩漢書為中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4期。[58]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冊，第29頁。國圖藏本有題記曰：“東漢永元元年（89）七月摩崖刻，在新疆伊犁。拓片高220厘米，寬123厘米。班固撰。隸書。有謂翻刻者。”[59]班固《燕然山銘》，宣統(tǒng)元年（1909）浙江官紙局石印新疆伊犁拓本，第10頁。此本共十頁，每頁四行，行八字，最后一頁僅一行七字，故全本295字，第十頁附有殷松年題跋一篇。[61]錢刻本與《隸韻》本“星”字上有三“日”，伊犁本“星”字上僅有一“日”。[62]容庚《容庚學術著作全集·叢帖目》，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4冊，第1751-1753頁。[63]王襄著，唐石文、王巨儒整理《王襄著作選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9頁。解樹明，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發(fā)表過論文《顧頡剛批校本〈新學偽經考〉及其學術價值》等。
“書目文獻”約稿：凡已經公開發(fā)表有關文獻學、古代文史相關文章，古籍新書介紹、文史期刊目錄摘要等均可。來稿敬請編輯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夾壓縮方式配圖（含個人介紹），發(fā)到郵箱njt724@163.com。感謝您的支持！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有害或侵權內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