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
歌曲：想念（侃侃）
引子
退休經年，常居鄉(xiāng)下小鎮(zhèn)。
每日所見，多是鄉(xiāng)土、鄉(xiāng)宅、鄉(xiāng)民；每日所聞，多是鄉(xiāng)言、鄉(xiāng)音、鄉(xiāng)事。
入鄉(xiāng)隨俗吧，雖住陋房，卻居樓頂，陽光雨水多于下層，閑暇日多，遂砌磚為臺，搭竹作架，搬泥運土，侍弄些果蔬花草，買缸筑池，喂養(yǎng)些錦鯉鰱鰍，倒也自在愜意。
但每每在點豆種瓜、澆肥舀水之際，常常憶起當年知青時在農村從事同一營生的點點滴滴，難免有幾分感慨，幾多話語，當然境遇、心情是天壤之別了。
老話說，樹老根多，人老話多。某素來口拙，只得將當年的一鱗半爪訴諸筆端。
現在而今眼目下，搬出這些幾十年前的陳芝麻爛谷子來，不僅顯得不合時宜，而且多少有些無聊，但不行這無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況下鄉(xiāng)諸事，在同年齡、同經歷的同輩人之中，或許能有些許共鳴，多少能惺惺相惜、抱團取暖吧！
特別是六九年初成都地區(qū)的第一批知青下鄉(xiāng)，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知青到新疆、東北、內蒙、云南等省區(qū)以建設兵團形式成建制下鄉(xiāng)又大不相同。
成都是以整所學校下到四川某縣某區(qū)，又以個體或小群體的形式下到某公社某生產隊，于是每個個體所處的生態(tài)小環(huán)境就具有自身的特點。
在48年前的中國，一聲號令之下，上千萬城市青年浩浩蕩蕩下到農村（包括農場、林場、牧場，下同），融入數億農民之中，和他們住一樣的房，干一樣的活，掙一樣的工分，吃一樣的飯，完全沒有一點表演或作秀的成分，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是空前絕后的。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異、城市化進程方興未艾之際，而中國上千萬的人口卻直接參與了持續(xù)多年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
當事人在最應該接受教育和參加全球競爭的黃金年代，卻中斷了受教育的機會，遠離了城市生活與家庭親情，失去了依據個體興趣、愛好和特長發(fā)展的機遇，把自己的青春、汗水、熱血甚至生命留在農村。
其對國家、對社會、對家庭、對本人的功過、得失及影響究竟如何，目前還在爭議之中，但見仁見智，時間過得愈久，將會看得愈清楚，且留待后人去評說吧。
相信今后這一史實是很多中外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
由于現在大多數的當事人都還健在，倘若能把每個個體的經歷原汁原味地描述出來，再通過回憶、記錄與整理，留下幾幅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四川一處小區(qū)域農村農民和知青生存狀態(tài)的剪影，作為研究素材提供給后人，這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后代和歷史負責，應當是不錯的一件事情。
眼下恰逢丁酉晚秋，小孫女亦一歲有余，步履尚蹣跚，卻已具翻箱倒柜之能力，我白日里和老伴就得用心侍弄，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唯恐一不小心就惹出大麻煩，真是多“弄孫”之勞而少“含飴”之快，時也！運也！命也！
待到夜深人靜，小孫女安然入睡，古鎮(zhèn)也整個的沉寂下來，我才終于能坐在電腦前或看看新聞或碼碼字，也只有這個時候才能從積滿灰塵的記憶簍子里把當年下鄉(xiāng)的片斷和點滴翻檢出來，原生態(tài)地呈現在諸位面前，以達心底之愿。
若有不當之處，誠請當年下鄉(xiāng)同學或同輩人批評補充修正，為感。
1
下鄉(xiāng)的生產隊
1969年初，我所在的成都十四中學，高初中6個年級加起來共27個班，約千余人，除去身患疾病、殘廢和少數堅決不下鄉(xiāng)的外，大多數都聽從學校安排或投親靠友下鄉(xiāng)。
我們學校和成都五中、十一中、十六中、文化宮中學等一起下到仁壽縣。
至今我都沒有弄明白的是，仁壽當時就是一個人口過百萬的丘陵縣，是四川的人口大縣，勞動力十分豐富，而人均土地面積本來就不多，為什么還要安排幾大千知青下到這個縣？
十四中被安排到仁壽縣的富家和北斗兩個區(qū)，我到了富家區(qū)的一個生產隊。我們大隊共接收了七個知青，分到了四個生產隊，我和一個同班男同學在一個隊。
這個隊地處相對荒僻，離縣城三十多里，就是趕富家場也要走十多里山路。
全隊一百多口，都是淳樸的莊稼人。
有的老漢六十多歲了，最遠也就到過仁壽縣城。幾個復員軍人、木匠、石匠，就算是全隊見多識廣的人，每每談起外面世界和走鄉(xiāng)串鎮(zhèn)的見聞，常常受到姑娘媳婦們的青睞。
村子三面是淺丘，中間是一彎水田，另一面隔著一條四五丈寬的河是一條簡易公路，可通到場鎮(zhèn)和縣城，河上的石堤既攔水儲水又是過河的橋梁，但下寬上窄，上面僅一米多寬，能過人或挑擔，漲大水漫過河堤時就不能通行。
隊上有一百多畝田土，其中有二三十畝水田，其余是坡地，種植的紅苕、玉米、水稻、麥子、油菜，都留下自己吃，每年只向國家交棉花。
隊上主要有四個姓氏：郭、余、楊、張，彼此之間多是親戚關系。
仁壽農村的住房和川西壩子農村住房有些類似，就是多建在山灣灣內或平坦處由一片竹子圍成的林盤中，一個林盤內多居住一兩個有血緣親戚關系的家族。
但和川西壩子農村建房多用磚瓦不同的是當地房子墻壁都是用土夯出來的，近一尺厚，屋頂也是用竹竿和近一尺厚的麥草蓋的，冬暖夏涼。
我們剛下去時隊上還沒有準備好知青的住房，臨時把一個牛圈收拾整理給我們住，一直到當年冬閑才抽出勞力給我們在隊上保管室旁邊的山坡上修了兩間住房帶一間廚房一個豬圈。隊上意思很清楚，知青早晚要走，房子以后可以作保管室用。
2
搶水的日子
農諺道：有收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仁壽地處丘陵地區(qū)，境內沒有較大的河流，當時主要種植棉花、水稻、小麥、玉米、紅苕、油菜、花生及其他一些作物。
知青下鄉(xiāng)時，黑龍灘水庫還沒有開始建設。各個生產隊的農業(yè)用水需求都靠自己解決：有的靠堰塘和山坡上的儲水池等小微型水利工程，有的靠收割水稻后的冬水田蓄水，解決次年春種需求，在河邊的隊則通過抽水解決……
我們生產隊旁邊有一條四五丈寬的河，還有堰塘和冬水田，算是用水條件比較好的。
1971年，正是下鄉(xiāng)兩年的時候，仁壽縣遭受了據老輩說幾十年沒有遇到過的天旱。從上年的冬旱連著當年的春旱和夏旱，小春作物大幅減產，大春也幾乎栽不下去。河里早就斷流了，隊上幾口堰塘和坡地上的儲水池也早就干了，最極端的時候連修筑在冬水田邊丈多深的水井也打不起來水，各家各戶只得把水桶在井邊排上隊，靠井壁滲漏出一桶就打一桶回去，一直到半夜都有人在井邊守水。
隊上每年的生產任務是向國家交棉花，這是嚴格統購統銷的物質，除了每年每人可以分兩斤自留棉外，其余全部要上交國家，而栽種的水稻主要是留作隊上的口糧。如果因為天旱棉花栽不下去或大幅減產，上級部門知道尚不會追究，但如果水田因缺水栽不下秧苗，那全隊的口糧就成大問題了。
當時的生產隊長姓郭，是一位30多歲的精壯漢子，參加過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退伍軍人，見過些世面。
面對旱情，他和幾位老農瞄上了河溝低洼地的殘留水和大片的沙灘地。他們作了試驗，在沙灘中挖出一兩米深的坑，儲留在沙中的水就會源源不斷地流進坑內，但水源和水田還有4—5米的高差。
由于全縣都大旱，柴油和抽水機早成了稀缺資源，即便是好酒好煙好飯招待，也請不來師傅和抽水機。于是只得用農村傳統的笨辦法——水車接力，即一架水車提升一點高度，下一架又提升一點，當地俗稱“斗龍”。全隊七、八架水車依次從沙坑到水田全部排上去，河灘中則挖一條淺溝，鋪上塑料布，防止水流過程中又滲漏到沙中。
全隊精壯勞力都抽調出來輪班，兩小時一換，人歇水車不歇，白天連著晚上，我們兩個男知青也被排了上去。這是下鄉(xiāng)兩年來最艱難的一次勞作，無論排在接龍部的哪個位置，只要稍微松懈一點，要么是前面坑中的水被抽空了，要么是后面坑中的水溢滿出來了，逼得每個人都竭盡全力地車水。
兩個小時下來，全身幾乎散了架。由于河邊離住房還有兩、三百米遠，回去又睡不了一會，于是換班下來就在地上鋪張塑料布，倒頭就睡，蚊子、露水全顧不得了, 可能是太疲倦的緣故，我的左胳膊左腿直接放在了野地上中了濕氣, 幾十年來陰雨天都是酸痛的。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隊上安排了幾位婦女做飯，保證了車水的勞力每天都能吃上紅苕飯和泡菜。
看到我們隊抗旱還有些成績，沿河的其它生產隊也紛紛效法。沒過兩天，河中沙子的顏色就發(fā)白了，這是沙中儲水枯竭的信號，好在我們隊的秧苗都栽了下去。
直到后來天降大雨，這場抗旱才終于結束。
一直到現在，我始終對老天爺抱有敬畏之心，不敢說什么“人定勝天”之類的豪言壯語。
樓頂花園也常年備有大的泡沫箱子，用來收集雨水作澆花栽菜之用。
3
全靠肥當家
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農業(yè)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中，“肥”排在第二位，足見它在保障農作物豐收程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家的大中型化肥廠還很少，四川也就青白江化工廠有較大的化肥裝置了。在物質供應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當時的化肥供應也屬于相當緊張的狀態(tài)。
由于各種生產資料的普遍缺乏，各個縣的五小工業(yè)遍地開花，仁壽縣也不例外，它的小化肥廠主要解決縣域內的化肥供應（當時農村中有的生產隊甚至對知青許諾，只要知青能找到關系幫隊上買到化肥或抽水機電動機等緊缺生產資料，就算成年呆在城里，隊上每年也給記滿工分。當然有門路的知青也就想方設法去作這些事，記憶中托關系開后門拼爹的風氣好像從那時就開始了，后來在知青招工上調、推薦上大學、參軍等方面愈演愈烈，直到后來一發(fā)不可收拾）。
我們隊是為國家生產棉花的，每年按計劃也能分配到一點大化肥廠的產品，但板上釘釘，沒有多的，這根本不夠。
除棉花外，水稻、小麥、玉米都是需要大肥的角色。另一個渠道就是到仁壽縣辦的氮肥廠挑氨水。
氨水是氮肥廠的一種初級產品，極易揮發(fā)，氣味非常刺激。本來運輸氨水應該用密封設備，但隊上哪里去找？于是只得派人用糞桶挑回來。
氮肥廠距隊上有20多里，挑氨水的勞力天不亮就得出發(fā)，趕20多里路到氮肥廠，裝上氨水趕緊往回挑，不然太陽越大，揮發(fā)越厲害，挑的人真受不了。
挑氨水也得有些講究，除了在糞桶上蓋上一片沿途采來的荷葉或芋兒葉以遮擋氨水氣味外，糞桶的挑法也不能像平時那樣一前一后，否則前桶揮發(fā)的氣味會讓處在中間的人受不了，而是要把兩只桶橫放在人的兩邊，這樣氣味往后面漂，人才好受一些。
但這就需要經常換肩，不然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式肩膀也受不了。挑回去后倒入隊上修建的密封氨水池，盡管沿途揮發(fā)已經使肥效損失不小，但有總比沒有好。
隊上用肥打主力的，還是靠農家肥。當時農村每個生產隊都喂有幾頭水牛，作為畜力耕田犁地之用，每家每戶都喂有數量不等的大小豬或專門用于產仔的母豬。
水牛指定給專人喂養(yǎng)，牛糞是公家財產，豬糞則作為農戶投資全部交給生產隊用，社員自己不能用自己喂的豬產的糞。
每家都用竹或草編的籬笆在住房附近扎了一間廁所，人糞尿才是社員自留地的肥料。剛下鄉(xiāng)還沒有給知青修房時，我們都上社員家?guī)鉀Q，他們當然歡迎。
廁所籬笆上往往插得有一把削得細細的薄薄的竹片，開始不知道用來做什么，問過社員后才知道是解便后當手紙用的，驚奇之下不僅長了見識，也對當時農村生活的艱難有了更深的認識。
每家的豬圈下面都有一個大的糞坑，給莊稼澆肥的時候，田土靠近哪戶農家，就上哪家豬糞坑挑，豬糞都是隊上的，社員不會有意見。常常在小麥、油菜播種或棉花、玉米施加追肥的時候，各家的豬糞坑都用得空空的。
牛糞熱性大，一般不用來直接澆莊稼，而是堆在專門的坑里漚，然后倒入豬糞、谷殼子、麥殼子等，用腳踩勻凈，再堆起來發(fā)酵，這就是堆肥，可以作植物的底肥。
每年棉花播種時，在苗床上用竹刀劃出若干個兩寸見方的小格子，每個格子放一粒棉籽加一個漚制好的堆肥丸子，這樣保證棉苗幼年期的營養(yǎng)。
農家肥雖不及化肥效果來得快，但肥效穩(wěn)定、持久，特別是對土壤、河流等生態(tài)環(huán)境沒有什么破壞作用。直到現在，我家樓頂花園所需要的肥料，仍然是以綠肥、洗肉水、魚腸魚骨、草木灰、油枯等漚制而成，從不使用化肥。
有時孩子在節(jié)假日要到鄉(xiāng)下來玩兩天，事前打招呼說不要澆肥，怕有味。我口中不說心中卻想，這就算有味？當年知青們還要用腳踩糞，用手搓糞丸子呢。
4
豬們的盛宴日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豬肉供應還是比較緊張的。
城鎮(zhèn)居民每月可憑按人頭發(fā)放的肉票到國營或集體的肉鋪買到或多或少的豬肉，農村居民即公社社員只能通過自己喂豬或生產隊喂豬來解決吃肉問題。
別的地方如何不知道，仁壽當時的政策是，社員或生產隊喂的肥豬一律不得自行宰殺，必須送到鎮(zhèn)（區(qū)）上的屠宰場宰殺。
殺好后的白條肉其中一半必須交給國家，估計這也就是供應城鎮(zhèn)居民的部分，另一半可以拉回生產隊自行分配，也可以領肉票回去分配。
我們隊專門抽調了社員喂豬，每年能出十多頭肥豬。那時還沒有現在這種幾個月就用各種催肥劑催長劑瘦肉精喂大的豬，而是四川本土的成華豬或榮昌豬，黑毛短尾，養(yǎng)肥也就百二、三十斤到頭了。但肉質很好，往往是一家煮肉，滿院子飄香，缺點就是生長期長，要一年左右才能出欄。隊上每個社員每年大概能通過生產隊喂豬分到2—3斤肉票。
當時社員中除個別孤寡老人外，幾乎家家都喂豬，數量多少不同而已。有的大家族還沒有分家的，喂豬的規(guī)模幾乎可以和生產隊媲美，家中安排了婦女不出工，專門在家喂豬。
還沒有上學的5-6歲的小孩子，每天也背了大人為他們特編的小竹筐，拿著小鐮刀，邊玩邊打豬草。
那時的豬們沒有什么配合飼料可吃，都是本地生產的玉米、紅苕、谷糠、各種青飼料和田間地頭的雜草等。平時把青飼料、紅苕等剁碎、煮開，再撒上幾把谷糠就可以喂了，只有催肥豬的時候才加些玉米面。
豬糞全部要交給生產隊作農家肥使用。作為投資，每戶每年交的豬糞多少是要參加年終分配的。
由于每家喂的豬大小、數量不等，豬又處在生長變化之中，因此確定一個相對公平的投資標準十分必要。那時我們隊和周邊的生產隊都是把每月最后一天作為標準確定日。
那天把全隊每家的每頭豬都稱重，有多少斤就作為下月豬糞投資的斤數，例如某家三頭豬共重三百斤，下月豬糞投資則為三百斤，十二個月加總就是這家全年投資肥料的總數。
為了保證稱重時一視同仁，隊上允許那天各家在稱重前把豬們喂飽。因此這一天就成為豬們的盛宴日。也許隊長考慮到知青沒有喂豬，稱重會比較公平，那天就抽調我們倆知青和隊上會計一起稱重記量。
到那一天，我們仨抬起隊上專門做的木豬籠和一桿大秤，到各個林盤挨家挨戶稱豬。農戶們都知道稱重的先后次序，往往在我們到來之前才把豬喂得飽飽的，有的老母豬可能那一頓會吃掉二三十斤飼料。我們對主人家開玩笑說，這頭豬我們都抬不動了，笑聲中卻帶有一絲苦澀。
5
我的養(yǎng)豬夢
下鄉(xiāng)第一年，我們還處在適應農村生活的階段，根本沒有考慮自己養(yǎng)豬的問題。幾位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回鄉(xiāng)知青，平常大家在一起玩撲克、游泳等，還說得起來，就對我們說在農村生活還是要喂豬才劃算。
他們給我們細細算了一筆賬：一是可以多吃肉，“靠生產隊分的那點肉，那吃個啥？”二是豬糞投資給生產隊，又可以分錢，又可以分糧；三是生產隊種的青飼料都是按照豬只數量無償分給養(yǎng)豬戶，不喂豬的就沒有,不要白不要；四是每年每個人分千多斤紅苕，根本吃不完，周邊都產紅苕，也賣不上價錢，放家里要壞掉多半，還不如喂豬，把紅苕轉換成豬肉；五是肥豬賣掉后，手頭也活絡些，否則靠生產隊年終決算才分得到一點錢，若收成不好，還分不到錢。
聽他們說得頭頭是道，我們有些心動。
當年冬天，生產隊為我們在保管室和曬壩旁邊建了一幢草房，一尺厚的麥草房頂，一尺厚的土墻，真正是冬暖夏涼。有兩間寢室，一間廚房，還特別修了一間豬圈，挖了一個豬糞坑。
另外，又用國家發(fā)的知青安家費買了床、柜子、桌子、農具及一應廚房用具（原來都是借用農民或生產隊的），這下有模有樣像個農家了。
春節(jié)探親回到隊上后，隊長特別對我們說，生產隊母豬下了一窩崽，可以出窩了，如我們要喂，就把頭豬即那一窩下的第一只豬給我們，一般來說頭豬的體質是同窩豬中最好的, 購豬款則等到年終決算時再扣。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我想三年困難時期喂過雞，喂過兔，現在喂豬應該問題不大。
一起下鄉(xiāng)的同學也思考這件事，兩人對了一下眼神：“干！”就定了下來。
小豬要回來之后，興奮了幾天。我們像農民喂豬那樣有樣學樣。每天收工后，兩人作了分工，一人負責做飯，一人負責侍候豬，包括準備豬草，剁碎，煮豬食，喂豬，清理豬圏，給豬洗澡等，一樣都不能少。歇下來后甚至還想，等到年底送了肥豬，除去國家扣的一半及豬內臟外，少說還能有40來斤豬肉，二一添作五，每人能分20斤白花花的肥膘肉回成都，在肉食品還稀罕的年代，左鄰右舍面前，那是多么有面子的一件事！
兩三個月之后，小豬長到了30來斤，但喂豬帶來的問題就突出了。一是增加了一大塊勞務。原來兩人收工后做飯相互還能幫忙，喂豬后就不行了。
當時農村做飯是石塊砌的灶臺，燒的是玉米棉花等秸稈，還有麥草、稻草等，必須一個人守著灶門，不停地挽柴把并喂進灶門，另外一個人洗菜、切菜、炒菜煮飯?，F在兩個人的活得一個人干，往往手忙腳亂，一頓飯作下來，做飯的那位兩鬢蒼蒼十指黑，滿臉塵灰煙火色。
喂豬的也不輕松，收拾完豬草，還得等人吃完飯用同一口鍋煮豬食，常常也弄得一身豬草味甚至豬糞味。二是限制了我們的行動自由。
沒有喂豬前，往往趕場碰見同學邀請串門，說走就走，干脆利落，在外面玩上兩三天回隊也無所謂，無非是少掙點工分就是了。
喂豬后就沒有這自由了，請農民代喂，不過一頓兩頓而已，不能經常這樣。如果留一人在家喂豬，也不太好。特別是節(jié)假日兩個人都想回成都探親就更不行了。
我們都為這事苦惱，不知如何解決才好。
大隊獸醫(yī)的到來促使我們作出了決定，當時每隔一段時間獸醫(yī)要到各個生產隊檢查豬牛的生長狀況、有無疾病的發(fā)生。
獸醫(yī)看了我們喂的豬說是都兩三個月了和同一批豬比較，沒怎么長肉，喂成了死肚皮，即喂養(yǎng)不得法造成豬光吃食不長個，治療得打針吃藥，要花一些錢，還得要改進喂養(yǎng)方法。
“算了，不喂了?！蔽覀兾关i的熱情已經冷了下來，也就乘此機會放棄了吧。
其實，作為具有一定知識的城市青年，我們也知道知青喂豬是有很大難處的。
農村的家庭是一個天然的生產生活有機體的組合，一個農村大家庭每天收工后，往往是男勞力又上自留地忙活，主婦則做飯炒菜，兄弟姐妹則有的幫助母親，有的收拾豬草，有的洗衣服，有的紡紗織土布，老人則幫忙帶小孩子，各司其職，井井有條，即使白天有人要走人戶串門或孩子上學，也有別的人頂上來,完全不影響喂豬。
知青則不然，什么都要一肩挑起來，常常在晚上九點多鐘隊上通知要開社員大會了，我們都還沒有吃完飯、收拾好。
兩人商量的結果是把豬賣了。于是一個趕場天，起了大早，兩人用一個夾背（當地趕場專門用來背東西的竹筐）輪流背，把豬背到富家場的豬市壩。
很快就有豬牙子（當地專門在市場上低買高賣的豬販子）來問，他們也看出來這頭豬喂成了死肚皮，于是壓價，大概20來元成交。事后隊上社員說我們至少少賣了5元。
從豬市壩出來，碰到在其他公社插隊的同班同學趕場，聽見我們賣了豬，連聲說：“祝賀，祝賀！”哪怕是賣了小豬，也祝賀，于是中午請客的事就定下來了。
那時富家場最大的飯館就是供銷社食堂。五個人連吃飯帶酒帶煙還不到10塊錢，記得肝腰合炒一盤才三毛錢，藍雁煙一包才一毛多錢，當時物價真是便宜。
剩下的錢買了些煤油、火柴、肥皂、醬油、鹽巴、草紙等生活必需品，就差不多用完了。把這些雜七雜八的東西裝進夾背往回走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養(yǎng)豬夢，滅了。
6
大寨（站)式工分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業(yè)學大寨”的高潮中，各地人民公社社員勞動報酬的評定標準一般都是采用山西昔陽大寨公社的記分方法，即每個生產隊每年一次給每個社員評定標準，一定一年。
我們隊是從四分一直到十分半，隊上的主要男勞力，凡是能挑糞上山、使牛下田、車水等一般都能評上最高分。
婦女因為不能下水田使牛，糞桶也比較小，最多能夠評九分，隊上十三、四歲的中、小學生在寒暑假回生產隊做活路，看他們的塊頭大小，一般也就給評上四到五分。
我們兩知青除了不會使牛下田外，其他男勞力能干的我們也都能干，于是給評了十分，和主要男勞力還是有些差距。
隊上另外的專門活路，例如養(yǎng)牛的、喂豬的、磨粉的，他們的工分另外評定，少數手藝人，如木匠、石匠、泥水匠等，往往要外出幫人干活掙現錢，回來后要給隊上交部分勞務費，隊上也給記工分，一般都略高于同等勞動力。
每年評工分往往選擇在年末冬閑晚上的保管室。因為事關個人和家庭利益，一般全體社員都會到場。
掛上一盞煤氣燈，男人們抽葉子煙，婦女們納鞋底襪底，整個房間煙霧繚繞，話聲嗡嗡。記工員提一個名字，大家評一個。
社員每天都在一起出工，每人的勞動狀況、勞動態(tài)度，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評得比較快。個別勞動取巧的，例如大太陽、搶種搶收、勞動強度特別大的時候就不出工或少出工，農閑時則積極出工的人，評到他（她）的時候，大家往往不開腔，或者有一、兩個人說一聲“差一點哦”，于是工分就從原來提議的降一分半分下來。
我們剛下鄉(xiāng)時，對農活還不熟，也就比照婦女評九分。一年后再評，平常還說得起來的社員先開腔：“知青得行，挑的糞桶多大，只是還不會使牛，可以評十分?！逼溆喑Ｒ黄鹜娴耐胶停骸耙谩薄皩︻^”，于是就評了十分。
工分評定后，第二年就照這個標準計算，到年終以隊上的總收入除以全體社員的總工分和每家每戶的投肥工分，就得出每一個勞動日的價值。
說起來可憐，下鄉(xiāng)幾年，我們生產隊工分值從沒有超過三毛錢。有的隊還要差得多，每天工分只值八分錢，下到那個隊的知青哀嘆道：“我做一天活路，交一封平信就沒有了?！?/span>
工分評好后，每日的詳細計算也有差異。
當時仁壽農村是按照“歇” 為細算單位，即從開始干活到歇氣為一個計算單位，上午有兩歇，下午有兩歇，中間歇氣時間大約半小時到一小時左右，主要依據干活地點距離住房遠近決定，歇氣主要是為社員提供喝水、抽煙、上廁所、婦女回家奶孩子的時間。
另外在農忙時每天要增加一歇叫出早工，即不吃早飯先出工，往往是收油菜、麥子、稻谷的季節(jié)，目的是趁早上天氣濕潤把這些作物割倒收回曬壩，不然太陽出來種子爆裂就不行了。
由于生產隊每天的農活不同，社員往往分散在不同地方干活。記工員和社員一樣出工，但一般在收工前半到一小時到不同地方記工。
年終決算前，記工員抽出幾天時間把每個社員一年的總工分統計出來公布，以此作為分紅依據。因為事關自己勞動報酬，有的細心社員也把自己和全家出工記錄下來，在記工員公布全年出勤記錄表格之前來對帳，害怕出現差錯。
當時農村是以生產隊為基層結算單位，因此生產隊長、會計、保管、出納等都是屬于掌握隊上實權的，一般是由復員退伍軍人、貧下中農擔任。
大隊小學的老師多數是沒有公辦指標的代課老師，除照常在所在生產隊記全工分外，每月另有8元的現金補助，這在當時農村算是肥缺了，一般是由公社、大隊領導的親戚或有關系的回鄉(xiāng)知青擔任。
至于大寨（站)式工分稱謂的來歷是這樣的：仁壽縣屬于淺丘地區(qū)，人多地少，每年春夏秋三季較忙。
秋收忙罷又把碗豆胡豆和麥子點上，冬水田也關滿水，田土方面也就沒有多少活路了。
因此一般生產隊每年就選擇這個時候進行改土，即挑選一兩塊坡地進行深翻，往往達一尺以上。其他季節(jié)男壯勞力、婦女、半勞力多半安排在不同地點干活，改土時就集中在一起了。
每天早上大家扛一把鋤頭到指定坡地成散兵線狀排列，你揮一鋤我揮一鋤開干。
這個時候也正是大家擺閑龍門陣的時候，無論是道聽途說也好，親身經歷也好，大事小事汪二麻子都可在這個場合擺出來，口才好的說得津津有味，特別是有關男女戀愛婚姻的八卦更受到大家歡迎，當然涉及政治的話題大家絕口不談。
往往是一人口似懸河，周圍甚至更多的人就停下活計聽他擺，隊長即使在場也不干涉，有時還會參加進來說幾句。
這樣出工出不了多少力，站一天擺談一天也得記一天工分。農忙時節(jié)的工分和農閑時節(jié)的工分勞動強度差異巨大，但在分紅的價值上卻是相等的，這種耙和工分不掙白不掙，少數農忙不出工的精明人每天也不拉下。大家也就把這種大寨式工分稱為大站式工分了。
7
禮輕人意重
下到生產隊之后，和其他社員一樣，每人分到了一分地的自留地，以解決自己的吃菜問題。
我們從小生長在城市里，哪里會種菜？但又不想讓土地荒著，于是聽取社員的意見，除留下一小方地種點蔥蔥蒜苗外，其余的地秋冬種麥子，第二年麥收后種玉米，這樣管理所花的功夫大大減少，還能多些糧食。
至于吃菜，社員們說你們屋前屋后，坡上樹下，隨便點些南瓜絲瓜苦瓜什么的，都不用管就有收，當然我們也照辦了，后來我們種的南瓜最大長到24斤。
不僅如此，常常在我們出工回來后，在廚房門口發(fā)現幾棵白菜窩筍或幾個大蘿卜，都不知道是誰家送的，有時還打發(fā)家中孩子給我們端來一碗自己做的豆辦或豆腐乳。
這些東西當時雖然不值多少錢，但卻是社員們的一番心意。當然我們在回成都探親時，也常常應他們要求，為婦女們帶些鞋拋子、各色絲線等，為男社員們帶些打火石。
妹妹下鄉(xiāng)到彭縣，那里出葉子煙，每年每人都能分三、四斤，我就帶到生產隊分給吸葉子煙的社員，他們非常高興。
隊上有二三十畝水田，犁田、平田、栽秧，薅秧時常常能抓到黃鱔、泥鰍，有的后生更是此中好手，但大都不會弄，黃鱔用剪刀剖肚，剪成節(jié)，骨也沒有去掉。
他們經常捉到后用竹條穿起來掛在我們門上，久而久之很過意不去。
一次，我對一幫年青人說，咱們打平伙，我出手藝，其余的你們出，眾人興高采烈。不大一會，有的提來一串串黃鱔，有的端來一碗自家做的豆瓣，有的摘來一把新鮮蔥蒜，還有的忙著燒火洗鍋。
我則大顯身手，把黃鱔剖骨，燒菜，不多一陣端出一碗雖不精致但卻地道的家常鱔魚來。眾人一哄而上，那股饞勁，那股香味，多少年后猶難忘卻。
8
麥子換書
對知青來說，勞動的艱苦和物質生活的貧乏尚可忍受，最難耐的是精神生活的荒蕪。
每個生產隊雖然都訂有人民日報和四川日報，但郵政只送到公社，往往要等待隊干部到公社開會或辦事才能順便帶回來。
平時則沒有報紙，聽不到廣播，沒有電影，沒有歌曲,更不知電視為何物，鄉(xiāng)村幾乎退化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狀態(tài)，這對雖不夠格卻被冠以“知識”頭銜的城里青年來說實在難熬。
有時走十幾里山路趕場，第一件事是到富加中學的讀報欄前過過報癮。
流傳在相識知青手中的幾本書，早已殘破不堪，首尾不全，仍被當作寶貝一樣，一讀，再讀，精讀。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揹了一夾背麥子到大隊面坊換掛面，在房屋角落處發(fā)現了一筐舊書，大多是當時的小學教材和數理化不分的中學教科書，還有幾本雜志，仔細翻看，還有外國小說“日日夜夜”“葉爾紹夫兄弟”和一本中醫(yī)理論書“紅爐點雪”，最令人驚喜的是竟然還有一本“東周列國志”！
據面坊的大爺說，這些書是面坊收集來包掛面用的，一斤舊書可以換一斤掛面。
我好說歹說，終于用背去的大半夾背麥子換了十幾本書。
回家的路上，喜滋滋的，就像是從阿里巴巴四十大盜的山洞出來一樣，心里早盤算著什么時候該再去一趟，而且，不能讓別的知青知道。
冬夜苦長，尤其是下雨的日子，但自從發(fā)現面坊的秘密之后就不同了。
早早吃罷飯，往還有余火的灶膛里放進幾根紅苕，然后鉆進被窩，就著一盞油燈，急急打開了書。
這是一天里最愜意的時光。讀著讀著，也就漸漸忘記身之所在，腦海猶如一片荒漠，被古今中外的馬隊一番踐踏，多多少少，留下了幾許蹄印。
……
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
七三年病轉回城之后，先是當了五年社會青年、街道小廠工人，爾后再讀書，教書，搞科研。
其間，人事滄桑，世態(tài)炎涼，苦辣酸甜，也都曾品嘗。雖然當時有些感受，久之也就淡忘了。
唯有那方土，那逝去不再的青春歲月，倒時時縈繞在心頭，有時反更分明。究其原因，自己也不甚明了，是不是有下鄉(xiāng)這碗酒墊底，其他的也就味淡了？
現在，家居頂樓，夜臨推窗，一片燈火輝煌。陽臺上，秋菊的清香陣陣襲來，沁人心脾。
近處，卡拉ok的勁歌滲雜著嘩拉拉的洗牌聲，聲聲入耳。
遠處，廣場舞悠揚的音樂時有時無，時斷時續(xù)。
對在商品經濟浪潮中拼搏一天的人們來說，小鎮(zhèn)的夜生活輕松、舒適、溫馨，令人感到生活的美好。
可每當這時候，耳畔總好象還有另一種聲音，如泣如訴，似有似無：那是茅屋孤燈的寧靜，那是寒星淡月的蛙鳴，腳踏打谷機發(fā)出的怒吼，扁擔悠閑的嘎吱聲……
它們令人清醒，催人反思，并時時提醒自己肩上的責任。
于是，站起身來，拉上窗簾，遮住那片輝煌。重新沏上一杯熱茶，打開電腦，拉出鍵盤，碼上一行行字，為現在，為將來。
難忘懷，那河那田那方土，真的。
后記：
在2000年和2008年，曾經兩次返回生產隊探望。
老一輩的人多已不在，同輩的還有一些，年輕一代的完全不認識，張、余兩個家族則全部搬遷了。
現在生活當然比我們下鄉(xiāng)時好多了，吃飽飯沒有問題。土地承包后，基本不栽種費工費時費肥的棉花，坡地上種了柑橘等水果，養(yǎng)魚專業(yè)戶也有了。
年輕人相當多在外面打工，想必家家手頭活錢多了，但致富還談不上，一大原因是過河的橋一直沒有修，還是靠那座河堤當橋，生產生活物質運進運出都很不方便。要致富，先修路。距后一次去將近十年過去了，不知過河的橋現在修了沒有？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