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何享健捐贈1億股美的集團的股票（市值43億元），設立和的慈善信托；還捐贈了20億元現金，設立廣東省和的慈善基金會，其中5億元設立慈善信托，交給中信公司運營，用于順德社區(qū)建設，余下15億元分別捐贈給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qū)、北滘鎮(zhèn)等5個慈善會，由專業(yè)的公益慈善機構負責慈善項目的規(guī)范運作。 據媒體報道，在捐贈儀式上，何享健的兒子何劍鋒上臺發(fā)言，談及母親多年低調、默默奉獻時哽咽了，何享健也拿下眼鏡，用紙巾擦拭眼眶，令人動容。 不可否認，在中國有愛心、做慈善的人不少，既有默默無聞愛心助學老人白芳禮，也有“暴力慈善”被質疑的陳光標。但現實中，真慈善、“假慈善”、“被慈善”魚龍混雜。 一方面，心懷鬼胎者打著慈善的旗號，將公眾的善心殘忍折現，不費毫厘賺取私利； 另一方面以慈善之名預埋商業(yè)利益，既成為企業(yè)家塑造公共形象的工具，也成為賺取更多資本、資源的手段，而不僅僅是出于行善的目的。 另一種情況是慈善捐款本身被異化為索捐、派捐等逼捐行為，“不慈善”等同于“不正義”。 汶川地震后，王石主張“員工捐款以10元為限”，被網友斥之為“有理性、無人性”； 天津港爆炸事故發(fā)生后，馬云也遭網友逼捐，聲稱“你不捐款，我不淘寶”。 當慈善被道德綁架，淪為“捐了是作秀，不捐是冷漠；捐早是求名，捐晚是被迫；捐少是摳門，捐多是炒作”境地，慈善也就與良善的初心相背離了。 無論是官方慈善，還是民間慈善，都難逃信任危機。 如2016年歲末的“羅一笑事件”，羅爾“賣文救女”行為先是博取了諸多網友的眼淚與同情，進而獲取了近260萬的贊賞金，隨后即被網友踢爆為“帶血營銷”，贊賞金原路退回，直至羅一笑不治身亡，惡與善的交鋒方才偃旗息鼓。 再如，陳天橋宣布給加州理工學院捐贈1.15億美元，就被北大教授斥之為“典型的錯誤”，“應該捐給中國”，還有人質疑其“為子女錄取買單”。 此前潘石屹夫婦向哈佛大學捐贈1500萬美元，更是引起房奴吐槽，“賺的是中國人血汗錢，捐的卻是圍堵中國的美國”，把對高房價的怨氣借由投射到房地產大腕身上。 總之，自“郭美美事件”引爆中國慈善信任危機以來，慈善就成了公眾的“爆點”，一不小心就爆炸。 之所以慈善很難被理解、接納、推行，在一定意義而言，是慈善無私與人性自私存在悖論。 慈善是由價值觀驅動的事業(yè)，是個人價值觀的指向，然而，人類的價值體系是建立在“人類延續(xù)與發(fā)展”的基礎之上，“保全和實現自我”的心理與生俱來。 而要實現人間大愛，首先要克服人性中的自私，做到不求回報、無私奉獻、無怨無悔，而這些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特蕾莎修女就是慈善的典范，她建立起仁愛傳教會，在全世界的127個國家成立了600多個分支機構，就連諾貝爾和平獎獎牌也被賣掉，所得售款連同獎金一起用來救助窮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窮人、病人、孤兒、無家可歸者和垂死臨終者，逝世時留下4000多位修女、超過10萬的義工繼續(xù)慈善事業(yè)。 即便如此，她的生平功績和所創(chuàng)建的慈善事業(yè)也一直飽受外界批評和質疑。 相對西方而言，中國慈善更為艱難，其有多重原因。 一是商業(yè)環(huán)境與慈善環(huán)境不匹配。 慈善出于公益，商業(yè)追求逐利，由此慈善的利他原則和商業(yè)利己原則的沖突不可避免。 在目前的商業(yè)邏輯框架內，追逐財富的增值保值是第一位的，因而在多數人眼里，慈善之舉非常態(tài)。 據官方數據顯示，中國近99%的企業(yè)未參與日常慈善活動，并且也的確出現過假借慈善之名與政府“攀親”事件，因而，如有企業(yè)家大肆宣傳要做慈善，其動機以及慈善的純度就被挖出來熱議一番。 二是中國缺乏宗教信仰。 西方國家企業(yè)家的慈善行為多是源于信仰層面的自覺行動，他們信奉人生來就帶有原罪，因而靠慈善來獲得“上帝”的寬恕，以進行自我救贖，一如特蕾莎修女無私、博愛脫胎于宗教的力量。 而中國推崇實用主義，現世現報，即便有宗教信仰，也是功利化的。據蓋洛普民調顯示，在65個被調查國家中，中國大陸宗教信仰比例最低僅為7%。 三是中國農耕文明時期的信仰在急劇轉型的當下已成明日黃花，即使存在也無法駕馭或引領價值觀逐漸多元的社會。 過往樂善好施、相互扶助、同舟共濟在村落社區(qū)占據道德制高點，行善可樹威信、贏口碑。 如今在各種文化、文明的沖擊下，人與人交往在情感與空間上都有一定的距離感，更是形成“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普遍利己主義心態(tài)。 再加上過去30年中國人剛剛解決吃飽穿暖的生存問題，以及受家產傳后的傳統(tǒng)觀念影響，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銀做慈善往往被認為是傻、白癡。 除了宗教、傳統(tǒng)等方面因素，遺產稅征收是慈善發(fā)展的又一原因。 西方國家遺產稅高企，如美國遺產稅最高邊際稅率高達50%，英國稅率為40%，德國為50%，在高額遺產稅面前許多繼承人甚至放棄了繼承權。 但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允許捐贈抵稅，因此許多巨富紛紛設立慈善基金以避稅，在客觀上鼓勵了慈善發(fā)展。2015年是美國捐贈史上最慷慨的一年，捐款共計3732.5億美元。 由此可見，中國的慈善與國外相比具有其非典型性，缺乏文化信仰的支撐，價值觀、財富觀的重塑是個長期的過程，因此，中國慈善發(fā)展、完善、成熟還將經歷相當長的時間和過程。 首先 慈善發(fā)展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支撐。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質產品所帶來的邊際效用會減少，而精神產品所帶來的邊際效用將會增加，這時，人們會傾向于追求更多的精神收益；相應的，慈善行為也會有所增加。 其次 慈善“第三次分配”功能沒有得到充分體現。目前慈善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因政府越俎代庖且缺少法律約束，使其效率低下、模式僵化。減少政府在慈善事業(yè)的干預，實現以政府為主導的“第二次分配”與以個人自愿捐贈為主體的“第三次分配”運行獨立并相輔相成；這不僅不會降低政府的地位，而且還能充分發(fā)揮各自功能協助解決社會問題。 再則 慈善體系的專業(yè)化、透明度、公開性是真慈善發(fā)展的內在需求，也是重塑公眾信任的基石，如對慈善組織的規(guī)范，對財務報表的審計公開，如何求助、如何捐款有章可循等。 最后 成熟的慈善心態(tài)是真慈善得以發(fā)展的重要條件。目前志愿者時常飽含“殉道者”情緒，過度強調“犧牲”、渲染“圣人”形象，帶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心態(tài)去做慈善，并不利于慈善事業(yè)的長期發(fā)展；受惠人心態(tài)常常表現出從初期的感激到之后麻木的轉變。雙方人格平等才能良好處理關系，維持有序、長期慈善。 未來，中國慈善事業(yè)發(fā)展將迎來三個新方向。 慈善法治化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開始實施，標志著中國慈善進入法治階段。 即便“吐槽”、爭議不少，如“羅一笑事件”就是屬于不在慈善法規(guī)制范圍內的“個人求助”案例，但從無章可循到有法可依也是進步，或可稱之為“不完美的里程碑”。 2 慈善互聯網化 移動社交時代，在慈善公益領域，一方面充分借助移動社交的力量，擺脫傳統(tǒng)刻板的、說教式的公益信息傳播方式。 另一方面，基于移動互聯網強大的連接能力，眾籌、募捐的渠道也將發(fā)生了劇烈的變化，過去由紅十字會和公益機構主導的慈善活動，變成受捐者直接自主發(fā)起。 2016年國家民政部通過了首批13家慈善互聯網募捐平臺，對互聯網慈善進行進一步約束。 3 慈善金融化 中國慈善行業(yè)資產保值增值問題嚴重，且長期沒有得到解決。2014年，全國基金會行業(yè)投資收益率僅2.71%，2/3基金會不投資。 為了保持慈善資產的可持續(xù)性，中國慈善聯合會近日籌建成慈善資產保值增值委員會，并推動相關評價體系的建立，促進慈善組織提高資產管理能力。 “陳-扎克伯格計劃”以非傳統(tǒng)基金會的模式進行股權捐贈，性質是有限責任公司，其可參與政治籌款、募集天使投資，同時進行對盈利或非盈利集團的投資行為。 何享健設立的“和基金”，其做法也借鑒了西方成熟的“慈善信托+基金會”的雙軌模式，慈善信托負責慈善資產的保值增值，基金會負責慈善資產收益的分配使用。 而慈善信托的目的是讓慈善資產獨立運營，收益持續(xù)投入到慈善事業(yè)中。 這一創(chuàng)新的可持續(xù)慈善體制，或為中國現代公益慈善制度設計樹立起一個標桿，但愿能吸引更多企業(yè)家更熱心地利用包括慈善信托在內的更多形式參與慈善事業(yè)當中。
（本文為?？ㄖ菐煸瓌?chuàng)。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如若轉載請聯系后臺并標明出處）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