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最著名的變法改革是宋神宗時期的"熙寧變法"，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王安石變法"，當時宋朝的執(zhí)政者已經(jīng)意識到財政上的各種弊端嚴重的影響到了國家的整體進步，因此決然地發(fā)動了這場改革，當然改革因為各種原因失敗了，也引發(fā)了北宋時期最激烈的黨爭，讓整個宋朝的士大夫集團陷入到了一種分裂的狀態(tài)，最終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實際上早在兩代以前，也就是宋神宗名義上的爺爺宋仁宗執(zhí)政時期，宋朝的財政就已經(jīng)陷入了三冗（冗員、冗兵、冗費）的窘境，在當時宋仁宗也曾經(jīng)希望通過改革來改變這種狀況，并且為了這個目的大力提拔少壯派官員來幫助他實施，宋仁宗當時主要依賴的少壯派官員是范仲淹和韓琦，并于慶歷三年（1043年）把他們倆同時調(diào)入到中央擔任宰執(zhí)大臣，并將有可能對兩人掣肘的樞密使夏竦調(diào)職：
甲辰，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乙巳，詔夏竦還本鎮(zhèn)，以杜衍為樞密使。
范仲淹和韓琦在早期是一伙的，兩人有著相同的名望，都在地方上立下過令人矚目的功勛，都屬于士大夫集團中新興的佼佼者，整個北宋朝堂對于他們這樣的新生代能進入到中樞普遍是持歡迎態(tài)度的，不過宋仁宗把范仲淹、韓琦調(diào)到中央不是讓他們來搞和光同塵的，是希望他們能站出來主導改善朝廷頑疾的改革。
范仲淹、韓琦對此也心知肚明，也迫切地希望能通過主導一場變革來確定自己未來在士大夫集團中的領(lǐng)導地位。為此，兩人都在宋仁宗的懇切期盼下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舉措，但兩人在對于改革的態(tài)度一致的情況下，卻分別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
韓琦在初期給予宋仁宗的改革方案中主要是以邊事為主，他本人長期在邊境率軍和西夏、遼國對峙以及作戰(zhàn)，故而對邊事更關(guān)心：
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
他所提出的七條改革措施中大半都是對外的，并且避開了吏治問題，雖然這也是北宋當時面臨的一些麻煩，但并不是宋仁宗期望認真對待的主要問題，皇帝希望的是改革三冗，韓琦搞出的方案全是要花錢出去，這讓宋仁宗很不滿，于是韓琦不得不再次表態(tài)：
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
韓琦第二次提出來的方案偏向于對三冗下手，這才算是入了宋仁宗的眼，可兩次不一樣的見解也讓宋仁宗對韓琦的實際目的表示出了懷疑，于是他將目光投入到范仲淹身上，范仲淹起初不干，他知道變法的難度，那是要和士大夫階層決裂，不過在皇帝的逼迫下他還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而且他的方案更有針對性：
帝方銳意太平，數(shù)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幸。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nóng)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
范仲淹的方案是在嚴厲整頓吏治的基礎(chǔ)上來想辦法改革，對官員的考核更加嚴格了，并把官員和權(quán)貴們通過恩蔭的方式提拔下一代的規(guī)定加大了難度，范仲淹主要的改革方向是對三冗中的冗員下手，他的這個方案和明確的表態(tài)也讓宋仁宗傾向于讓范仲淹來主導變法。
宋仁宗是很信任范仲淹的，不僅僅是范仲淹的才華和名聲，還因為劉娥太后執(zhí)政時期范仲淹曾經(jīng)公開支持太后還政給皇帝，并因此被劉太后貶官發(fā)配，這個恩情宋仁宗一直記在心里，因此對于范仲淹的建議也就更加重視，最終，宋仁宗選擇了范仲淹來領(lǐng)導"慶歷新政"，韓琦、富弼、歐陽修等輔佐。
一般來說大凡改革一定都會有阻力，"慶歷新政"也不例外，即便是名望滿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來主導也是困難重重，特別是他的改革方案中主要針對吏治下手，更是讓保守派強硬的反對，改革初始，朝堂上的士大夫集團就分裂成了兩派，保守派最大的攻擊是污蔑范仲淹結(jié)黨營私：
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幸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guī)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宋仁宗雖然想改革，但他耳根子軟，又不希望改革派一家獨大威脅到皇權(quán)，在支持改革的同時也支持反對派提出不同意見，這就給了保守派機會。在兩派爭執(zhí)不下時，改革派出了昏招，支持改革的歐陽修寫了一篇《朋黨論》上書給皇帝，直接表示支持變法的都是君子，君子應(yīng)該結(jié)黨團結(jié)一致，這個表態(tài)讓宋仁宗麻爪了，如果朝堂上都是君子黨，那皇帝怎么辦？
歐陽修這個豬隊友的一篇文章讓宋仁宗對范仲淹從支持變成了懷疑，懷疑范仲淹想通過新政把朝堂上的重要職位全換上支持他自己的人，以此來架空皇帝。歷來皇權(quán)最擔心的就是結(jié)黨，攤上這個事還公開表態(tài)支持，宋仁宗毫不猶豫地終止了新政，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紛紛被發(fā)配到外地，"慶歷新政"夭折。
改革失敗后，主導改革的范仲淹一輩子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央，宋仁宗和執(zhí)政的保守派大臣們都不希望范仲淹再回來，宋仁宗是不希望他回來搞什么君子黨，保守派不希望他再回來搞改革，所以范仲淹后來一直在外地任職，到處奔波，先后出知邠州、鄧州（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即寫于此地）、杭州、青州、潁州等地。
而輔佐范仲淹改革的副手韓琦等卻因為對吏治的嚴厲整頓不太熱衷，重新占據(jù)朝堂主導力量的保守派士大夫集團比較容易接受他的改良而非改革的思想，所以韓琦、富弼、歐陽修在短暫的被發(fā)配后，反而一直活躍在上層官場，在宋仁宗之后的宋英宗一朝韓琦還因擁戴之功成為首席宰相。直到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上臺搞變法時他們才因為反對變法逐一被迫辭官回鄉(xiāng)，宋仁宗時期的改革派只有始終如一的范仲淹在外郁郁而終。
參考文獻：《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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