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在圖書館翻閱一本久遠的雜志《少年中國》。我記得當時是在一個舊圖書館，那些紙片已經發(fā)黃和薄脆。我讀到在1919年元旦，當時的人們有關于“心目中的理想女子”的暢想：
有位女士說，未來男女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沒有階級的；女子是自由的、不受束縛的；男女之間應該相互扶助、女子不應當依賴男子；女子不應該遵守男子不遵守的法律、男女之間交際應該公開……我對那個暢想實在難以忘記。一百年過去，那個理想實現(xiàn)了嗎？應該說大部分實現(xiàn)了，當然也還有一些不如愿。
正是在當年，葉圣陶對那種把婦女當作“物”而非“人”的現(xiàn)象進行過激烈批判。還有魯迅、胡適、周作人、李大釗等人，他們在課堂上和文章里都對兩性平等的推進做出了卓有意義的貢獻。今天看來，這些前輩推動了我們社會的性別觀的建構。下載造就APP，觀看完整視頻
以前的文學史上很多女作家都不敢署女性名字，要寫男人的名字。一百年前，“女作家”這個稱呼是有貶義的。可是現(xiàn)在，這些現(xiàn)象慢慢消失了。100多年前，中國女性是要纏足的，不能上學，即使進學校了也不能和男人一樣接受平等教育，不能實現(xiàn)男女同校，而今天，許多夢想我們已實現(xiàn)?？朔黄降群推?，這一切需要過程。我們的性別觀進步了嗎？遇到過這個問題很多次，而我每次回答都是樂觀的。也許有時候會感到悲觀，但這恰恰也說明我們整個社會的意識在覺醒，我們每個人變得很敏感。在災難到來之際，我們看到這么多女性勞動者，感受到女性精神和女性力量，這一切超乎想象。我們從未像今天、像此刻這樣真切認識到女性的的確確“能頂半邊天”。這就是我們切身感受的現(xiàn)實。而且，我的樂觀也在于，我們的時代總會生長起一批敏感而有行動力和思考力的年輕人。從2018年7月到2018年底，我先后對127位中國新銳作家進行了性別觀調查，后來一些著名作家也加入了這項調查，包括鐵凝、賈平凹、阿來、韓少功、閻連科等人。這個調查得到了作家的廣泛支持。一方面，調查受到如此廣泛的大范圍關注是我所不曾料想的，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全社會對性別觀問題越來越重視了。我在大學里教書，每天都和95后乃至00后一代打交道，這幾年我深刻認識到，年輕一代的性別觀和性別意識已是今非昔比，不只是男性尊重女性那么簡單。文學是要表現(xiàn)現(xiàn)實和時代的，真正優(yōu)秀的作家要比普通人更敏感，要走在時代的前面。那么，我們時代關于性別問題的認識在文學作品里傳達出來了嗎？我是有疑問的。女性文學研究、作家的性別意識一直是我長久的研究興趣。如果婦女不是妻子、母親，她本身有自己存在的意義嗎？在五四時代，無論是魯迅、胡適、周作人、還是葉圣陶、李大釗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都使用了肯定句式。可是，一百年過去了，今天我們還在討論，一個女性如果不是母親，不是妻子，她是否幸福的問題，或者生命的價值問題。雖然性別觀調查受到了作家和讀者的認可，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我做性別觀調查，并不是做性別觀審查。在我看來，關注和討論性別觀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打開理解力，打開更靈敏的觸覺，讓我們成為寬容有愛之人，去認識和貼近更廣闊的人間。通過性別觀調查，我希望我們對現(xiàn)實的理解能更深刻、更深入，更復雜，更多元。02 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的時候，他得有顆艾瑪?shù)男?/span>我的調查發(fā)現(xiàn)，當代作家的性別觀其實已經非?，F(xiàn)代了，男作家們的回答也深具平等意識，這很重要。但是，透過他們的表態(tài)，也有一些特別微妙而值得分析的東西。在回答自己什么時候有性別意識的時候，很多作家回答的都是對自己生理性別的認知。其實，人有生理性別，也有社會性別，人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我們討論性別觀的時候，并不是強調一個人對生理性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社會性別。社會性別意識對一位作家極為重要。在性別觀調查里，蘇童的回答被廣泛引用過：一直以來，我們對文學經典的認定中，其實包含了對社會性別意識的肯定，比如《紅樓夢》、《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寧娜》、《祝?！贰?/span>這些作品都深具社會性別意識，也就是說，這些作家在寫作時，跨越了他們的生理性別，選擇和那些女性站在了一起看世界。調查中還有個問題是，你在寫作中會克服自己的性別意識嗎？許多男作家的回答是，要面對自己的性別，為什么要克服呢，它是自身的一部分。而女作家在回答“你如何理解自己的女性意識”這個問題時，你會感受到她們對女性意識的猶疑。相比而言，男作家對性別問題相對更坦然，而女作家呢，潛意識里有一種不安全感或者自卑感存在。在古代，女性以“余”“奴”“妾”自稱，但在白話文里，一個女性要寫下自己的故事，她使用“我”。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體現(xiàn)對女性的尊重，我們的先驅創(chuàng)造了“她”字——“她”誕生于現(xiàn)代，和“他”是平等的，這個字非常直觀地表明了，她和他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說，“我是同你一樣的人”——她說的是同丈夫一樣的人。男人是她的參照，是一個標準，因為她還找不到別的標準。《傷逝》里的子君說，“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表達的是女性個人意志的覺醒，“我”擁有對自己的權利。但是，這個聲音是小說中的，是男作家魯迅筆下的，現(xiàn)實中如果一位女性要在文學中發(fā)聲，她得拿起筆寫作才可以。直到一百年前，大部分中國女人才開始有機會和男人一樣受教育、拿起筆、寫自己的故事。只有現(xiàn)代女性開始書寫，真正的中國女性寫作傳統(tǒng)才建立。我們看冰心、廬隱早期的寫作，她們最初的表達不連貫、不流暢，喜歡寫別人的故事，而不敢寫自己。她們需要時間去尋找自己的聲音。如果不像魯迅、周作人那樣寫，應當怎么寫呢？直到丁玲、蕭紅、張愛玲的作品發(fā)表，我們才發(fā)現(xiàn)，女性寫作與男性的立場、所使用的腔調、所使用的視角如此不同，她們實實在在豐富了現(xiàn)代漢語的表達，而寫作成就又是可以和男性比肩的。今天，我們之所以討論作家的性別意識，強調女性寫作，其實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尊重一種差異性。
比如在抗疫期間我們才知道，醫(yī)用防護服不分尺碼只分大小，女性醫(yī)護人員穿的防護服襠部都要到膝蓋了，我第一次知道這個事情，非常吃驚。我們所生活的“男女平等”的社會其實是一個以男性數(shù)據(jù)為基礎的世界。而某種意義上，文學判斷也不例外。我們對一部好作品的判斷其實是有一個潛在標準的，或者說，長久以來有一個潛移默化的認知。比如，如果你對一位女作家說：“你寫得一點也不像女人寫的”。一般情況下它會被當作一種褒獎，夸獎者和被夸獎者都默認。可是，幾乎很少有人會對一位男作家說：“你寫得一點兒也不像男人寫的”。因為大家明白這個評價并非夸獎。這是我們習焉不察的文學事實。所以，今天，那些反對女性寫作，強調這個世界上的寫作沒有男女之別的人，是不是應該停下來想想，我們有沒有在忽視女性的處境，是不是為達到一種普遍的、一致的、整齊劃一的標準而無視那些本來的不同？你看，大家都喜歡說那句話——“要貼著人物寫”，那么，貼著人物寫的時候，是否要看到人物的性別、階層、種族等等？今天，如果一位男作家深入方艙醫(yī)院，他在非虛構寫作中會不會寫到醫(yī)護人員缺乏安心褲時的焦灼和無以言表的痛苦？如果他能意識到，他就真的貼近了他的人物，如果他完全忽略了這件事情，不認為這是個事兒，又怎么能說他真切地表現(xiàn)了醫(yī)護人員的處境呢？對女人與女性身份的關注，強調女性寫作和女性立場，不是為了關閉和排斥，而是為了更好地打開和理解。在女性聲音和女性處境被忽略的情況下，關注女性和強調女性，應該是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常識。正如前面所說，女性寫作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貢獻非常大，但常常會被裹挾在其他話語里。八十年代初期，張潔、戴厚英的寫作表現(xiàn)的不是強烈的性別意識，而是一種普遍的人性，女作家們通過這樣的“愛”的概念，努力從一種寫作傾向中擺脫出來。所以她們會反復說，“我是人，然后是女人；我是作家，然后是女作家”，把女性的問題落在個人的層面上。九十年代作家寫身體，是對以往文學話語的一種挑戰(zhàn)。在當時，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都很有沖擊力，有一大批作家做出了貢獻，這時候提出了女性寫作?？梢舱窃诖藭r，“女性寫作”被市場標簽化了。其實，林白的《一個人的戰(zhàn)爭》非常具有先鋒性，那時候也有很多新生代男作家也在寫身體、欲望和性，但女作家要面臨更大的爭議和壓力。當時有個問題是，如果你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兒，你會讓她讀《一個人的戰(zhàn)爭》嗎？可是，為什么不問，如果你有一個十八歲的兒子，你愿不愿意讓他讀男作家書寫身體的作品呢。
女性寫作不僅僅、也不應該只是“個人化寫作”和“身體寫作”。其實九十年代以后，很多女作家也在這樣做。作為女性寫作代表人物，林白后來寫了《婦女閑聊錄》，當木珍——一個來自農村的保姆——講述她眼中的農村故事時，她的寫作發(fā)生了非常重要的改變?！侗比磙o》也是女性視角來看中國幾十年來的巨變，但人們沒有把它當做女性寫作——因為一直以來，人們認為只有“那樣的”才是女性寫作。更早的鐵凝《玫瑰門》書寫了女性的歷史與社會變革的復雜關系，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是女性寫作，都沖破了我們對女性寫作的單一和僵化的理解。在問卷調查里，一些女性作家不愿意承認自己是“女性寫作”，說我不是“那種女性寫作”，這個倒并不是強烈否認什么，主要是作家們對“女性寫作”形成了一個前理解、前語境，認為“女性寫作”就是個人化的、美女寫作或者身體寫作。而且，容易會被對號入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和《十月》雜志一起，在今年3月8號推出了“新女性寫作”專輯。我強調“新女性寫作”，是希望與以往的女性寫作區(qū)別開來。一種理想意義上的女性寫作——它有如四通八達的神經，既連接女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也連接人與現(xiàn)實、人與大自然。包括翟永明、林白在內的13位女作家共同參與了這樣的寫作，這些作品迸發(fā)出新的火苗，尤其是“80后”一代。之所以有“新女性寫作”這個專輯，其實是想要呼吁，女性寫作應該有更廣闊、更豐富的面向，書寫更廣大的女性生存。今天我所強調的新女性寫作，其實是更看重女性及性別問題的復雜性，強調寫作者的社會性別，將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會關系中去觀照和理解，關注因民族、階層、經濟和文化差異而導致的不同性別立場。當然，我們談到女性寫作的時候必須談到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做的并不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但是，我認為女性主義批評可以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作品。
《閣樓上的瘋女人》是典型的女性批評著作，因為這部著作，《簡·愛》的故事有了另外的讀法——《閣樓上的瘋女人》使我們對《簡·愛》的故事有了另外的解讀如果你站在羅切斯特的角度，會覺得這個女人是個瘋子；可是站在“瘋女人”的角度呢，她其實是被社會壓迫的、失聲的女人，如果她可以說話，那么羅切斯特很可能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令人厭惡的男人。以前我們習慣站在簡·愛的角度，“瘋女人”和她雖然都是女性，但立場和視角并不一樣，這讓人意識到，在同一個女性群體內部，也是有階層、階級與立場之分的。你看，在這個解讀沒有出現(xiàn)之前，我們對《簡·愛》的理解是多么單一，而這一批評方法則讓我們看到那些不應該被忽略的，看到了更闊大的世界，也更好地理解了這部作品。 女性寫作是具有彈性和包容性的概念，是可以充分討論的。之所以進行性別觀調查，提倡新女性寫作，我所期待的只是，有越來越多的女作家能越來越坦然、自在地表達；女性寫作者的不安全感能消除，女性寫作不必刻意躲藏，成為文學現(xiàn)場最日常的存在。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是歷史上真實發(fā)生過的，關于1919年男女同校的提出。1919年夏天，一位遠在蘭州的名叫鄧春蘭的普通女學生，給蔡元培先生寫了封信，希望能來北京大學做旁聽生，實現(xiàn)男女同校。《晨報》以“鄧春蘭女士來書請大學解除女禁”為題，開辟“大學開放女禁”討論專欄在當年，這是多么不可思議的要求，知識分子階層意識到了一種變革的可能。1919年8月3日北京《晨報》以“鄧春蘭女士來書請大學解除女禁”為題，開辟“大學開放女禁”討論專欄。
而《民國日報》和《少年中國》也以專號的形式討論“大學開女禁問題”。全社會對男女同校開始進行討論和想象。正是在這樣的土壤醞釀之下，1920年元旦，上?！吨腥A新報》發(fā)表蔡元培的講話，宣布北大開放“女禁”的決定。無論從哪個角度講，男女同校對于中國社會的意義都是重大的，它不僅是男女平等口號在行動上的體現(xiàn)，完全打破了控制中國社會千年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坦率說，這些年來，每當我看到新聞，感到氣憤和悲觀的時候，我常會想到鄧春蘭，那個普通的女學生、所做的并不普通的事情。它讓我意識到，盡管困難重重，一個普通人的努力也是重要的，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性別觀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我們時代的文化土壤，是我們社會空氣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的性別觀最終會構成我們時代的性別觀。如果全社會每個人都能有健全的性別觀，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有兩性平等觀念，新聞里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會降低。全社會性別意識的改變，有時候只是在一瞬間。感謝上海市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上海市婦女聯(lián)合會對本次大會的大力支持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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