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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門閥政治的鼎盛時代

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一共只出現過三種官僚選拔制度。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

察舉制始于西漢。在此之前,夏商周三朝,從奴隸制到貴族世襲制。秦國創(chuàng)立軍爵制度,打破了貴族和賤民的界限,配合商鞅變法,使國力大漲,最終一統天下。秦始皇創(chuàng)立天下之時,傳統的封建制度已被推翻,只有皇室一家是世襲的,用錢穆的話來說,“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項絕大的進步?!?/p>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官僚多以儒家經術起家,察舉制應運而生。所謂察舉制,指的是由地方官員考察、選拔人才,上報中央,再由中央考核后任命官職。

到三國時,曹魏新創(chuàng)立“九品中正制”,設立中正官,對人才進行九品評級,將官吏任免權歸收中央。曹家在三國中占據優(yōu)勢,并最終由司馬家得了天下,這個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為普通人打開了仕途之路,給官僚體系輸送了許多的人才,與僵化腐朽的世襲制相比,更能支持社會的發(fā)展。

可是,日子久了,制度就會變壞。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

魏晉以下門閥制度和士族體系的起因,就要追溯到西漢的察舉制度。

地方士族和官員在此制度中掌握了越來越大的權力,被選舉者的身份、家族、關系,成了是否被推薦的關鍵因素,薦人唯親、唯財、唯勢,大量優(yōu)秀的平民無法得到推薦資格,權門士族如滾雪球般不斷膨脹。

王莽新朝篡漢,試圖恢復古制,以軍爵制替代察舉制,為的就是打擊士族勢力。

然而,士族早已坐大,王莽無力回天,新朝須臾即亡。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依靠地方士族的支持登上了皇位,自然再也無力打壓對士族的龐大勢力。

劉秀以后,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直到隋唐科舉制出現之前,再無強權帝王。中國歷史進入到了以門閥政治和士族體系為核心的官商勾結和官僚資本時代。

東晉,是門閥政治的巔峰期,終其一朝,貫徹始終。

田余慶老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論述從公元4世紀初年至5世紀初年的百余年間,江左幾家僑姓門閥士族與司馬氏皇權結合而運轉的政治歷史。

東晉的門閥政治,從瑯邪王氏開始,到高平郗氏、潁川庾氏,再到譙國桓氏、陳郡謝氏,最后在太原王氏時代落幕。

東晉向來有“王與馬,共天下”一說。馬即皇室司馬氏,王則有兩個王氏家族。瑯琊王氏,佐東晉以興;太原王氏,伴東晉而滅。前者開門閥政治之端,后者附門閥政治之尾。

之所以說東晉是門閥政治的巔峰期,是因為門閥士族的權力,已到了足以顛覆皇權的地步。這是在之前數朝都沒有發(fā)生過的事情。西晉自武帝篡魏以來,士族名士仍算是司馬氏皇權的裝飾品,到了東晉,地位顛倒,皇權開始成為門閥士族權利的裝飾品。

皇權依附于門閥政治,這是由東晉初年的大環(huán)境決定的,個中有三大原因。一是西晉愍帝龜縮于長安一隅,民族矛盾尖銳,晉室南遷勢在必行;二是瑯琊王司馬睿在皇權傳承中并沒有令人信服的地位,與西晉武、惠、懷、愍的皇統疏而又疏,皇權已喪失了權威,僅余一些號召力;三是門閥士族的社會階層早已成熟,且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形成江左百年門閥政治局面所必需的這三大原因,缺一不可。司馬睿別無選擇,必須仰仗于門閥士族,才可以撇下在長安的晉室正朔而南遷,才可以增強自己原本羸弱的皇統的政治地位,才可以增加自己的勢力和威望以在江左立足。

士族南遷造成了兩大問題,一是門閥與皇權之間的權力沖突,二是南遷士族和江左本地勢力之間的利益沖突。

呂思勉在《中國通史》中提到:“所謂氏族,不但盡相生相養(yǎng)之道,亦有治理其族眾之權。在國家興起以后,此項權力,實與國權相沖突。所以國家在倫理上,對于此等大家族,雖或加以褒揚,而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加以摧折?!?/p>

西漢打擊豪強,東漢實行度田,都是基于此邏輯對士族所采取的抑制措施。然而,士族隨社會經濟的自發(fā)進程而演變,到了東晉,皇權再也無力阻止。

東晉一朝,斗爭的核心焦點,已不再是門閥和皇權之間的權力斗爭,而是門閥之間的權力斗爭,同時,維護住東晉皇權搖搖而不墜的體面。

司馬皇權對此局面,自然是心有不甘。東晉之初,皇權對門閥政治就有過兩次重大的反抗。

一次是晉元帝假手于權臣劉隗、刁協等人,而王敦的反叛打破了這次反抗;另一次是晉明帝假手于宗室、外戚南頓王宗和虞胤等人,而庾亮排闥入宮打破了這次反抗。

不僅皇帝如此,其余皇室王爺們,也難逃門閥的壓榨。東晉初年的“五馬渡江”,除晉元帝一馬之外,其余四馬,彭城、汝南、南頓、西陽四王,都因不見容于士族權臣而喪生。

之所以司馬皇權對門閥士族反抗無力,還有另兩大原因。

一是知識壟斷。治國需要知識,而通曉朝典、諳悉人物、具有治國知識的人,在當時只有士族。

二是兵權壟斷。士族專兵,是東晉特有的現象。此前的漢、魏、西晉沒有,后于此的南朝也沒有?;蕶噘?,自是必然。

再來看南遷士族和江左本地勢力之間的利益沖突。

前面說到,司馬氏要穩(wěn)固在江左的勢力,必然要仰仗從北方隨遷而來的門閥士族。北方門閥士族舉族遷徙而來,無論政治、經濟、土地,都必然大大壓縮了江左本地士族的生存空間。而上層的壓榨,更是必然會傳導到社會底層,真正受苦的,永遠是底層的老百姓們。

孫恩、盧循的起兵,正是源于這樣的利益沖突。以道教的變種天師道為名,替天行道,迅速吸引了大批民眾的支持,摧毀了門閥士族在三吳統治的盤根錯節(jié)的基礎,掃蕩了一些最具影響的僑姓士族。

孫恩和劉裕,是東晉門閥制度的“掘墓人”。相對于劉裕,孫恩的行動更早。

田余慶是這么評價孫恩的:“孫恩不是一般意義的野心家,他的野心具有突破門閥政治這一時代特點,這與劉牢之、劉裕并無不同?!?/p>

在東晉的門閥政治體系里,門閥和皇權猶如一種寄生的關系,寄生者已牢牢控制住了宿主,但寄生者并不能拋棄宿主。意思是,門閥權力已經壓倒了皇權,但門閥無法取皇權而代之。要打破這種相互依存的體系,與打破很多其它牢固的體系類似,寄望內部衍生出顛覆的力量,是很困難的。

孫恩的起義,相當于是從內部顛覆體系。畢竟孫恩、盧循,和劉牢之類似,屬于次等士族,本身也是士族階層的一員。他們的反抗,與其說是底層對門閥的反抗,不如說是次等士族對門閥士族的反抗。因此,他們雖然對門閥政治造成了沖擊,但其目的是為求改變自身士族的政治地位,在精神的層面上,仍然受到門閥士族的束縛。

劉裕是不一樣的。寒門出身,切身體會過士族高門和寒門庶族之間天壤云泥的分別。全靠個人的實力,劉裕在北府兵中一路以戰(zhàn)功升遷,搏得謝玄的賞識,最終在桓玄滅司馬道子之后,把握住了機會,滅桓玄,控司馬氏,最終自立為帝。

重復前文的話:日子久了,制度就會變壞。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

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說過的這句話,在歷史上無數次地重演。

沒有一個制度可以僵化而長久地保持其優(yōu)越性。如錢先生所說:“制度須不斷生長,又定須在現實環(huán)境、現實要求下生長。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系從現實中產生者?!?/p>

以史為鏡,借古思今,是看似枯燥的歷史帶給我們的豐盛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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