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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景三秋因為生活的失意外出度假，并試圖開始一部作品的寫作，但因為信息的錯誤，他誤打誤撞進入了一處玻璃房，在此他遇見了頗有神秘色彩的百歲老人雷高漢和身份不明的女子溫寒露。出于作家的天性，“我”嗅到了這兩位神秘人物背后的歷史遺存和故事性。在一連串的機緣中，這兩位人物都向“我”打開了心扉，在雷高漢的講述和“我”的采訪紀錄中，一個以雷高漢為中心人物，以“鴻禎塞”為歷史背景，以川北地區(qū)的風俗人情為生活環(huán)境的歷史故事——長篇小說《塞影記》徐徐展開。

近代以來的中國史一直是當代作家熱愛的題材，就這一題材的書寫貢獻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小說作品。大概來說，當代史中的歷史題材書寫有兩個風格取向，一個是以重寫重，強調重大歷史事件、場景的再現(xiàn)式書寫，強調基于歷史唯物論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其中尤其以“革命歷史小說”為典型代表。一個是以輕寫重，歷史的所敘內容沒有發(fā)生變化，但是，講故事的方式改變了，在這種敘事風格中，歷史事件和場景退步為敘事的遠景，而居于敘事中心的，是個體——盡管這一個體依然生活在復雜的社會歷史關系之中，與之相隨的，歷史觀和價值觀也不再是統(tǒng)一的預設，而是一種基于日常生命體驗的個人主義的歷史觀。1990年代以來的歷史題材書寫，基本上都在這一“以輕寫重”的風格譜系中，并貢獻出了一批如《白鹿原》《活著》《塵埃落定》為代表的經(jīng)典之作。在我看來，馬平的《塞影記》也可以放入到這一文學寫作的譜系中去進行考量，川北地區(qū)的百年歷史變遷是這部小說的敘事背景，以雷高漢為中心的一系列小人物的命運輾轉是這部小說的敘事中心，最終，歷史、人物、風俗融合為一部帶有“地方志”色彩的歷史小說。

批評家敬文東指出：“借著秘密的輕盈感，馬平為他的新長篇小說《塞影記》中那座體型龐大的'鴻禎塞’挖出一條暗道。暗道正是塞的'影’敘事，它們相互幫襯，有效地緩解了歷史在百年間的沉重?！睆膬热萆峡?，《塞影記》有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雷高漢與鴻楨塞的百年恩怨史，基本屬于過去的時間。一條是敘事者“我”和溫寒露等人的當下遭遇，屬于此時此刻的時間。但是如果從形式上看，《塞影記》還有一條敘事線索，這就是作為隱喻的“暗道”，也是敬文東所謂的“影敘事”，我認為這是馬平頗有匠心的一個創(chuàng)造，他無意于正面強攻歷史——在小說中，這一歷史的象征之物就是結構復雜，規(guī)模宏大的鴻禎塞。作為一種歷史的風景和遺存，它給人以強大的沉重感和壓迫感。注意，這也是當代歷史寫作的一種美學征候，很多寫作者在這種壓迫中找不到自己的主體性，也無法確立自己的個人敘事風格，最終的結果是小說變成了歷史的“注釋”，小說始終未能進入歷史精神的內部，自然也無法確認自己的美學。在這個意義上，雷高漢的故事從為鴻禎塞挖暗道開始極富深意，這既是雷高漢命運的展開，同時也是馬平歷史書寫的創(chuàng)造性開始，暗道既是雷高漢通向鴻禎塞的必有之途，同時也是馬平切入歷史內部的必要方法。“暗道”與“鴻禎塞”由此構成了一組對位的象征，前者為虛，后者為實，前者為影，后者為形，在兩者的互動中，一種輕盈的美學在小說中緩緩升起。

小說中除了“暗道”這一頗有意味的意象之外，在結構上也頗有匠心。雷高漢的講述和“我”的采訪記錄交錯并行，雖然后者與前者相比顯得稍微單薄一些。但是從結構的角度看，這一交錯的敘事線索產生了一種“間離感”，它始終在提醒“我”不要過度沉溺于雷高漢的講述，同時也在提醒讀者不要過度沉溺于故事的傳奇性——如福斯特所言，這是非常不現(xiàn)代的“野蠻小說”?！度坝洝返臄⑹聨в幸稽c點后現(xiàn)代主義的色彩，歷史第一次是正劇，第二次就是喜劇。馬平用這種“間離”的手法在歷史和當下之間拉開了一段距離，這樣的效果是，不僅僅是敘述者本人在質疑、反思所謂的歷史，讀者也在這種中斷中獲得了主體性，歷史敘事由此超越了通俗演義，變成了一種嚴肅的精神鍛煉。小說中最精彩的一處細節(jié)是第80頁—83頁描寫的“戲中戲”，這出名叫《翠香記》的川劇被妥帖地安排在小說的敘事中，它不僅僅構成了小說情節(jié)的一部分，推動著整個小說的敘事進度，同時這出“戲中戲”又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劇中的人物命運和小說中的人物命運形成了隱秘的互文關系，命名與命運在戲里戲外蜿蜒曲折。

中國的傳統(tǒng)小說起源于說部，一直和戲曲有莫大的關聯(lián)，而戲曲里面的聚散離合，人情冷暖，也構成了普通中國人生命體驗的重要部分，這一細節(jié)體現(xiàn)了馬平良好的文化素養(yǎng)，也提升了小說的文化品格。

歷史題材、地方志、間離、戲中戲……諸此等等都圍繞著雷高漢這個人物的命運來展開。我們當然不能說題材和形式的各種處理都是為某個形象服務，但毫無疑問，在《塞影記》的人物圖譜里，雷高漢是最有意味的一個。小說里對雷高漢有這么一段描述：

從這個意義上說，雷高漢正是一個無法確定自己身份和歸屬的“無名者”，他基本上是一個影子般的存在——這也許是《塞影記》里“影”的另外一層涵義。但雷高漢也并沒有對尋找自己的身份和歸屬表現(xiàn)出來太多的熱情和主動性，在這一點上，他無限地接近于那些在歷史的深淵中消失得無影無蹤的蕓蕓眾生。但雷高漢的傳奇之處在于，他遭遇到了刻骨銘心的愛情——特別是與梅云娥的愛情，因為這一愛情，他煥發(fā)了生命的能動性，這一能動性在小說里被轉喻為“讀寫”能力，為了能夠讀懂梅云娥留下來的藏頭詩，雷高漢開始了不屈不撓的學習，并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不管怎么說，正是在這一“讀寫”能力的訓練過程中，雷高漢體驗到了人類情感的價值以及人之為人的尊嚴、責任和義務。古代的“信義”系統(tǒng)被現(xiàn)代的“讀寫”能力激活，雷高漢因此贏得了他的“實體”。

這一不斷失去又不斷獲得的人生歷程也許會讓我們想起當代文學史中一個著名的文學人物——余華《活著》中的福貴。福貴因為不斷的喪失而洞悉生命的真相，雖然這真相看起來極其殘忍，但福貴以一種中國式的忍耐和憐憫完成了對這種殘忍的克服。與福貴相比，雷高漢顯然要幸運一些，他固然一直在失去，尤其是失去與他相關的女性，但是他也一直在獲得。馬平顯然沒有采取余華的那種極端敘事，而是用更“適度”的原則來完成一個指向“良善”的故事，一百年來歷史的苦難和沉重壓彎了我們的腰，雷高漢卻堅持要用某種方式將自己的腰直起來，他的身高由此也構成了一個不愿屈服的象征?？傮w來說，雷高漢有樂天達觀的精神，這一精神最深層的體現(xiàn)不在于他活了一百多歲，而是他堅信自己的生命是有價值的，而那些消失在歷史深淵中的普通人的生命也是有價值的，他對講述和書寫的確信與敘事者“我”的猶豫不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一點上，雷高漢在歷史中尋找自我的故事與“我”在當下的自我放逐的故事構成了一個復寫的文本，由此，歷史題材變成了當下關切，歷史的暗道不僅僅通向過去，同時也和此時此刻的每一個瞬間相關聯(lián)。至于誰是誰非，誰輸誰贏，誰沉淪誰救贖，那也只能是讀罷掩卷，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