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文
■三顧茅廬，諸葛亮出山，為《三國演義》的重要章節(jié)，羅貫中從三十六回“薦諸葛”起，至三十八回“定三分”止，用這樣大篇幅著力描寫，不僅僅是構(gòu)置懸念吸引注意力，緊鑼密鼓地突出人物，更是一種張揚正氣的政治取向，一種道德高度的價值宣示。
諸葛亮在歷史上，是個偉人。他幾乎毫無瑕疵的人格力量，他隆中決策的英明正確，他奠定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功績，他在劉備死后輔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使他一直被世人視為中華民族的賢相榜樣。到過四川成都的人，少不了要去武侯祠，在那個名勝逗留的同時，肯定還會涌上來唐代詩人杜甫的一首七律：“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p>
這首詩，精準地總結(jié)了諸葛亮的一生，尤其結(jié)尾那句“出師未捷身先死”，感人肺腑，動人心魄，千古傳唱，感念不已。這首詩，和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里羅貫中筆下的諸葛亮，更是起到了深入人心、家喻戶曉的宣傳作用，以致形成一種定論，在中國，只要提到“丞相”二字，首先想到的必是諸葛亮無疑。因為在封建王朝的最高統(tǒng)治架構(gòu)中，“百官之長”的丞相，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事關(guān)整個國家命運的關(guān)鍵人物。中國人太明白了，皇帝好，丞相好，國家就會欣欣向榮。若是庸君或是昏君，再趕上“奸相”或是“佞相”，必定天下大亂，民不聊生。
杜甫之所以能寫出來這首詩，也是有他深切的感受，才有感而發(fā)，才訴之以詩。
唐朝由鼎盛期轉(zhuǎn)向衰敗期的“安史之亂”，就是這位唐玄宗腐敗墮落，相信了兩個絕對的壞人，一為李林甫，一為楊國忠。結(jié)果，爆發(fā)全面內(nèi)戰(zhàn)，杜甫因此顛沛流離，遠走甘肅，近十年艱難逃亡生活，窮愁潦倒，直到公元759年，得“節(jié)度使”嚴武聘用，才到成都任幕僚，才有可能在浣花溪畔，筑了一座草堂定居下來。
第二年春天，他探訪了武侯祠，感慨萬分，寫下這首七律《蜀相》。杜甫寫這首詩時，“安史之亂”尚未平息。國無能相，戰(zhàn)火蔓延，大局仍在動亂，世間很不太平。
讀唐玄宗一生的歷史，“開元”時期，他的左右是姚崇、宋璟、張九齡與張說等正直之輩，在好人堆里，在君子中間，他想做壞人，想做小人，也未必成；“天寶”時期，他身邊是李林甫、安祿山、楊國忠和高力士等奸佞之流，在惡水缸里，在化糞池中，他想出污泥而不染，也難，即使他想好，也好不了。所以，詩人杜甫參觀武侯祠后，對開創(chuàng)基業(yè)、挽救時局的諸葛亮，仰慕、敬重之至，而且，更期望之至。
諸葛亮的“定三分隆中決策”，等于為劉備創(chuàng)造了“第二次生命”。如果說，三顧茅廬之前，劉備只是一個不自覺的亂世英雄，沒有奮斗方向，沒有發(fā)展目標，如沒頭蒼蠅，瞎碰亂撞；那么，三顧茅廬以后，則是有了明確的目的，有了真切的遠景，能夠自覺地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和不應該做什么了。
劉備不是一個很有智慧的領(lǐng)導人，當時，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東是孫氏三世經(jīng)營的基業(yè)，要不是諸葛亮的輔佐，決策，參謀，加以指點，他對客觀形勢根本不知道怎么駕馭?！奥≈袑Α钡木A，就是曹操得天時，孫吳得地利。劉備想成事，唯跨有荊、益，踞守險阻，徐圖進取，才是正道；從政治地理角度，選擇這塊地盤，既無天時，又無地利，只有依靠人和來治蜀，以此立國，養(yǎng)精蓄銳，徐圖來日。這就突顯出“大政治家”和“普通政治家”的區(qū)別了。雖然劉備資質(zhì)一般，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他排除關(guān)羽、張飛的干擾，三請諸葛的虔誠，以及此后對孔明的絕對信任，言聽計從，為實現(xiàn)“隆中對”的政治目標，不打折扣的努力，還是可圈可點的。
劉備智商較低，可并不傻，回顧這么多年來，狼突豕奔，東投西靠，無家可歸，難以存身。雖以“剿黃巾”起家，但他的行止，從小沛到新野，輾轉(zhuǎn)千里，其盲動程度，實質(zhì)與流寇手段也無大差別，光有雄心壯志，并無通盤的立國立本的戰(zhàn)略決策。倘無諸葛亮的輔弼，他的下場和袁紹、袁術(shù)、呂布和公孫瓚之流，應該是差不多的。諸葛亮提供的這些新思維，新想法，對于劉備及其部屬，是聞所未聞的。在此以前，他們像浮萍一樣漂泊不定，直到諸葛亮出山，他們才知道不一定非要過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日子。自己可以當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國家，于是，劉備豁然開朗，有奔頭兒，也有干勁兒了。
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這塊災難深重的土地，有著如同母體臍帶相連而息息相關(guān)的命運。憂國憂民，是知識分子心靈中，一份永遠推拭不掉的感情負擔。無論干預也好，隱遁也好，都有每個人自己表示關(guān)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種關(guān)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種關(guān)注。諸葛亮身在茅廬，心系寰內(nèi)。雖耕讀自娛，但曹操在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這樣一個動向，他也牽掛在心。說明他躬耕垅畝，世間的一切，仍時刻縈系在腦海里。
三顧茅廬，諸葛亮出山，為《三國演義》的重要章節(jié)，羅貫中從三十六回“薦諸葛”起，至三十八回“定三分”止，用這樣大篇幅著力描寫，不僅僅是構(gòu)置懸念吸引注意力，緊鑼密鼓地突出人物，更是一種張揚正氣的政治取向，一種道德高度的價值宣示。
如果說《三國演義》是一部講權(quán)謀的書，那么在善于弄權(quán)方面，當數(shù)曹操為第一好手，無人能以過之；同樣，在精于用謀方面，當數(shù)諸葛亮為第一謀士，無人能出其右。這兩位，善惡對峙，正邪較量，貫穿全書，一以“寧人負我，我毋負人”的殺戮開場，滿紙血腥；一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誠終結(jié)，萬世流芳。在中國封建王朝的全部歷史中，最完美的丞相形象，莫過諸葛亮。他剛一出山，立刻奠定魏、蜀、吳三足鼎立狀態(tài)，改變了整個局面，謀士之謀，產(chǎn)生如此巨大能量，真是何其了得。從《三國演義》的早期《說三分》群體創(chuàng)作，到羅貫中最后成書，后又經(jīng)毛宗崗父子校正，所以要對劉玄德三顧茅廬，諸葛亮第一次出場，如此繪聲繪色，不怕重復，濃墨重彩，就是要將中國人心目中“千古一相”的形象樹立起來。
話說回來，其實那位“白臉曹操”，倒成了漢獻帝名副其實的丞相。從古至今，沒有一位讀者將“奸雄”這個特殊身份當回事兒，可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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