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wǎng) china.com.cn 時間： 2007-04-11
（摘自汪宏華在北京師范大學的講座稿）
作者：
汪宏華內(nèi)容提要：本文論證《三國演義》是歷史、哲學之上的高級文學作品，具有整體的協(xié)調(diào)性和統(tǒng)一性。它的結(jié)構是：從無限離散到無限聚合，主體則是“三國五方”。另兩方是半隱形的諸葛家族和司馬家族，是他們用自身蛻變的張力使國家經(jīng)歷了三二一趨勢的對立和統(tǒng)一，重生和飛躍。諸葛亮在徐庶走后做軍師，倚托劉關張之人和，嘔心打造漢室正統(tǒng)皇帝劉禪這一天時。司馬懿則悄然占據(jù)曹魏之強勢地利，且在曹操殺另一主簿楊修，智囊喪盡后獲寵。旋即坐享大國新正統(tǒng)皇帝曹丕之天時。但司馬的成功在于比諸葛更重人和，其幕后高人司馬徽先行一步，技高一籌。諸葛亮雖失敗卻是推動思想創(chuàng)新、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而失敗帶給他的最后醒悟更使他成為了“五方”中永恒的精神王者。從此，《三國演義》的立意本旨將從紛爭走向統(tǒng)一，并啟迪更多新思維。
關鍵詞：高級文學、三國五方、儒法混、仁義勇智慧
目錄
一、《三國演義》“演義”的是歷史之上奧妙無窮的哲學二、“三國”的分合變化源于哲學創(chuàng)新的動力三、諸葛亮的宏大理想和高超手段四、武力禪讓是促進封建社會朝代更替、思想進步的潛規(guī)則五、“三國五方”之天時與人和的比較六、人和向天時、地利的轉(zhuǎn)換七、諸葛亮的局限與司馬氏的深邃八、諸葛亮的最后覺醒九、諸葛亮是忠國家不忠劉氏十、《三國演義》只有先統(tǒng)一才能啟迪新思維
一、《三國演義》“演義”的是歷史之上奧妙無窮的哲學
數(shù)百年來，一部完美得無以復加的《三國演義》卻被許多好事者尋章摘句、數(shù)黑弄黃。有人從中衍生出誤人子弟的“厚黑學”；有人說它的主人公諸葛亮是奸臣；有人認為羅貫中不過是個說書人，為情節(jié)好看而虛擬妄稱、擅篡歷史；最高的評價也僅僅是認為它有一定的藝術價值而已……面對這些，筆者常常只能仰天作司馬徽之嘆：好！好！好在天才就是天才，果然不落俗胸。
為什么當年浩瀚無邊的魏、蜀、吳三國只用幾十年就歸晉了，而尺幅大小的《三國演義》卻幾百年都統(tǒng)一不了呢？不是因為精神國度不能統(tǒng)一，不是因為作古的諸葛亮、羅貫中無口申辯，也不是我華夏后繼無人，是天時不到！在《三國演義》中，作者運用密不透風的“回護”之法將叛逆思想掩蓋起來了。有道是英雄惜英雄，在封建時代即便有人看懂了也不能明說，唯有心領神會?！度龂萘x》需待知己，而知己卻需待天時。筆者以為現(xiàn)如今《三國演義》的真諦不應當繼續(xù)被隱藏了，中國需要她，世界也需要她。于是嘗試著將幾百年前羅氏的本意毫不保留地傳播開去，從此我只需無愧、孤獨地等待。抑或像羅貫中一樣再等幾百年，抑或海枯石爛……
筆者認為羅貫中先是從《三國志》等史書、民間故事以及“三國”前后的朝代變遷中，感悟出了引起天下分合變化的內(nèi)在動力和規(guī)律，之后再回到具體的“三國”時代，用通俗的語言和章回小說的形式寫出了《三國志通俗演義》這部文學作品。它雖然相對于歷史是殘缺不全的，但相對于它自身的哲學卻一一對應，甚至一個人不多，一支箭不少。正所謂：古人作事無巨細，寂寞豪華皆有意。
在羅貫中眼中，史、哲、文的關系是哲學高于歷史，文學高于哲學。“演義”二字就指這一境界的高級文學，而不是歷史之上或之下的普通文學。所以要完全看懂它需要兩步：一是看表面文字，打打殺殺、爾虞我詐，以獲得感官享受，即好看。二是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尋找內(nèi)在的哲學理念，化解閱讀過程中的種種矛盾，最終與作者產(chǎn)生共鳴并升華至文學的真實境界。除此之外，如果想了解“三國”歷史就應當去看《三國志》，那里更可靠，因為《三國演義》是從它“通俗演義”而來。
羅貫中在引用史料演繹他的世界觀時，堅持的增削原則是大事件盡量遵循史實，小事件則不拘一格，以使其更具有合理性與普遍性。就歸納法而言，小事件的虛與實也確實無足輕重。叫人不可思議的是，羅貫中在達到哲學與文學上的對應之后，還做到了“七分”尊重史實。幾乎讓歷史、哲學和文學三者重合。這不得不讓人相信他的確是觸摸到了“三國”歷史時期人性和社會的本質(zhì)。不愧是文章天成，妙手偶得。這種重合程度在中國四大名著中也只有《三國演義》達到了。
高級文學最顯著的特點是具有比現(xiàn)實社會更強的內(nèi)在協(xié)調(diào)性和統(tǒng)一性，就像自然科學實驗需要對環(huán)境和條件作理想化的設定一樣，所以也可稱其為試驗文學。高級文學借助具有時空穿透力的哲理，賦予陳年的歷史和行將衰朽的作者自己以獨立、彌新、永恒的生命力，使作品一旦完成便能脫離于它的歷史原型和作者本人而存在。與讀者懂不懂“三國”歷史無關，與作者生死或留不留姓名無關。任何時代、地點的讀者都可以無障礙閱讀。同時也保護了作者自己。這是普通文學所不具備的。社會科學在它的高端與自然科學相通。
《三國演義》闡發(fā)的哲學在人性上的體現(xiàn)就是：從性惡到性善，到性三品，最后到性善惡混。遠了說，秦是性惡的勝利，漢是性善的勝利。近了說，曹操先發(fā)制人是性惡的階段性勝利，劉備的后來崛起是性善的階段性勝利。而三足鼎立則是性三品的勝利（性三品始于西漢董仲舒）。最后三國歸晉則是高深莫測的性善惡混的勝利。期間諸葛亮雖促成了三足鼎立，但不是性三品者，他也是性善惡混的始作俑者之一，只是他的創(chuàng)新程度還不夠完全，加上他在立蜀的過程中蛻變能量已經(jīng)消耗殆盡，所以功虧一簣，敗給了境界更高，能人輩出的司馬家族。那么性惡混究竟是什么呢？
二、“三國”的分合變化源于哲學創(chuàng)新的動力
小說開篇：“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并入于秦；及秦滅之后，楚、漢分爭，又并入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tǒng)天下，后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然而，社會前進到漢末，人們在物質(zhì)水平提高的同時，思想和智慧也發(fā)生了新的變化，以往統(tǒng)一天下的方法論都不是很管用了，人心思變。比如曹操試圖用秦始皇的法家思想統(tǒng)一全國，卻遇到強大的阻力，只統(tǒng)一了北方；劉備試圖用漢高祖的儒家思想匡復漢室，也只做了個西蜀帝王便“中道崩殂”。至于儒法同賦的孫權則是偏安一隅、靜觀待變。他們最終都被安置在了性三品的矛盾體中，無法動彈。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朝代的分合沒有簡單地重復呢？是推陳出新、優(yōu)勝劣汰的自然規(guī)律促使哲學思想出現(xiàn)了新的演進。這種新思想就是性善惡混或曰儒法混。具體就是先用“外儒內(nèi)法”逆取天下，然后轉(zhuǎn)用“外法內(nèi)儒”順守天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它與西漢末揚雄的善惡混或性三品中的中性都不同，孫權的手段是忽儒忽法的權變，比如他可以做到比關羽更儒地“義取荊州”，又可以做到比曹操更法地明殺義士關羽。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曹操的法家表面還覆了一層薄薄的儒皮，劉備兄弟的儒家內(nèi)部還藏了一根細細的法芯，且都經(jīng)歷了一個起落變化的周期。正因為他們具有這一新的特征，所以能在性三品中暫時互容。不過仍然不影響他們法或儒的整體定位。
關于順守的“外法內(nèi)儒”新政，諸葛亮曾向法正解釋過，他在蜀國也實行了一段時間。如他先是認為秦朝太“暴虐”，漢朝又失于“寬仁”，之后說：“‘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佳則知榮。恩榮并濟，上下有節(jié)。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從此軍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zhèn)撫，并皆平定?！睂嵺`證明這種理念比法、儒都更適應當時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不過小說主要演繹的是儒法混的中間階段，即從“外儒內(nèi)法”到“外法內(nèi)儒”漸變的階段。
創(chuàng)立這一新思想的代表除了諸葛家族外，還有司馬家族。但二者之間，諸葛屬于新而不銳，司馬屬于既新且銳。兩大集團的同時出現(xiàn)也說明它不是偶爾的個人靈感，是社會進步的大勢所趨，是時勢造英雄。這兩大集團盡管早在三國鼎立形成之前就早已潛存，但他們不是國家的分裂力量，而是聚合力量。他們促成“三分”的做法就像孔明答張昭曾說過的道理一樣，給人治病前需先給他調(diào)理，待其氣脈和緩再下猛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彼麄冋J為國家的長遠發(fā)展重于一時的安定，要注意的只是對付舊勢力時需用智慧，不能硬拼。他們的辦法就是用性三品理論一邊將三大舊勢力均衡分立、關系和緩，一邊自己暗中蛻變、強大，待時機成熟再回過頭來將三國分而滅之。
兩大新勢力的關系是，諸葛家族處在明處、低處、弱處，屬于第一梯隊；司馬家族在暗處、高處、強處，屬于第二梯隊。他們首先是力合一處，共同對付舊勢力曹、孫、劉，且都是希望先建立三足鼎立。但就在諸葛亮脫穎而出，決心要將三者分而滅之的時候，暗處的朋友司馬卻先將矛頭對準了他。
整個國家就是在他倆蛻變張力的作用下，完成了三二一趨勢的對立與統(tǒng)一，重生與飛躍。諸葛亮和司馬氏就像兩派太極高手，將天下翻手是云，覆手為雨。當他們合力時，天下分；當他們對決時，天下合。需要說明的是諸葛一方雖然消亡，但他們卻將有效能量傳遞給了司馬。也就是說司馬的強大是因為充分吸收了前人的能量，晉朝的歷史性飛躍是無數(shù)人努力的結(jié)果，并非是司馬一家獨創(chuàng)。但如何利用他人，則需要大智慧。
三、諸葛亮的宏大理想和高超手段
此前人們不明白作為超一流智者諸葛亮為什么要誓死效忠于智術淺薄的劉備和劉禪。其實他沒有，從一開始就沒有矢志于劉氏天下。他知道漢家“氣數(shù)”已盡，王道理應更新，早在草廬躬耕時他就是“眾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接下來才答非所問地補充以“每常自比管仲、樂毅”。不過他的目標并不是自己稱帝，是欲與諸葛瑾和諸葛誕兄弟聯(lián)合打天下，最后擁小弟諸葛均稱帝。在《三國演義》中諸葛均不只是諸葛亮的陪襯人物，他在自己的門上大書一聯(lián)：“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币髡b的是：“聊寄傲于琴書兮，以待天時”。當劉備第三次至臥龍崗時，諸葛均與劉備兄弟擦肩而過之后是“飄然而去”。張飛曾說他“此人無禮！”在諸葛兄弟看來，劉備兄弟只不過是自己的墊腳石而已，世人眼中的所謂“賢相”是不存在的。但我們要認識到，諸葛亮性善惡混的思想決定了他雖然奪天下時是主觀利己，客觀利他，但守天下卻是主觀利他，客觀利己。其中奪天下是手段，守天下是目的。就像現(xiàn)代有些儒商，創(chuàng)業(yè)階段常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nèi)不擇手段，而在夢想達成之后又會按照孔孟之道將大部分的財產(chǎn)用作慈善。諸葛亮的這一思想雖然比不上明清時期的“人性四向”，但在當時的社會中還是最新最好的，高于稍一安定就貪圖色、名、酒的劉、關、張。
為什么說諸葛亮有奪天下之心，而且是用外儒內(nèi)法的手段呢？有沒有其它的可能？沒有！他在赤壁之戰(zhàn)后就利用荊州問題制造孫、劉矛盾。先是用聲色弄死了原本年輕、健康的劉琦，使矛盾激化，然后又暗中聯(lián)合國內(nèi)外勢力（包括諸葛瑾），依次間接放倒了龐統(tǒng)、關羽、劉封、張飛和劉備等人。試想，諸葛亮如果是專心為劉備打天下，他會違背“隆中對”的計劃而哭訴著請求劉備放棄重要戰(zhàn)略要地荊州嗎？而且還是以東吳重臣諸葛瑾的全家性命受到威脅為由，一反當初他為公不為私的允諾。就連關羽都能一眼看透那是孫權耍的低級陰謀，諸葛亮不會不知道。諸葛亮就是抓住了劉備、關羽素重兄弟之義的特性而完成了自己的“斬首”行動。屬于典型的外儒內(nèi)法。
更重要的是“隆中對”當初說荊州和秦川必須兩路同時進兵方可戰(zhàn)勝強大的魏國，但諸葛亮卻慫恿關羽單獨進攻樊城，自己則呆在成都陪劉備享樂，而且當初調(diào)過去的張飛和趙云一個也不還回去，只拼命送給關羽各種愛聽的話和榮譽證書，以封住關羽求援的嘴，使其無限膨脹。諸葛亮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不言自明。其實在華容道時他就顯露了要除掉關羽的意圖，只不過是先試試而已，看看他們兄弟是否真的會“但求同日死”（立軍令狀還有其它用意）。試驗的結(jié)果讓諸葛亮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于是他后來便幾次點名要關羽守荊州，而且是“非云長不可”，所謂欲抑先揚。實際上無論從能力還是性格上說趙云都更適合。比如說張遼雖能力不及卻因為心態(tài)好而守住了合肥，他就是作者為云長設置的對比人物。另外，出事前由關羽、劉備潛意識產(chǎn)生的噩夢“黑豬咬足”、“神人擊臂”也同時指向了諸葛亮。
諸葛亮客觀上幫助劉備建立蜀國，主觀上則是為了形成了對諸葛家族一方有利的三足鼎立之勢。因為失去荊州和關羽也就決定劉備失去了晉級的基礎，而自己則依舊可以通過東吳兄弟的配合實現(xiàn)從秦川和荊州兩路夾攻。但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出現(xiàn)了另一個蟄伏多時的人外之人——司馬懿，他用同一類型但更精良的武器將他淘汰了。其中，還有一個出乎意料的變故就是后起之秀陸遜突然光芒四射，壓住了此前為謀求荊州兵權而四處斡旋的諸葛瑾。陸遜意識到荊州地理的重要性，自領荊州牧。他采取的是對東吳有利卻對西蜀不利的假聯(lián)合，實觀望的戰(zhàn)略。當兄弟配合無望之后，諸葛亮又急中生智將心腹孟達這顆棋子迂回安插在了新城、上庸，權作荊州線路的替代。但不料又被司馬懿及時打掉。萬般無奈之際，諸葛亮只好又回過頭來求助于陸遜，并自欺欺人地相信了他。最終不可避免地重蹈了關羽的覆轍，變“走麥城”為“走祁山”。在荊州配合上，自關羽——諸葛瑾——孟達——陸遜是逐漸失落的趨勢。諸葛亮被司馬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順便要說的是，近期有些研究者發(fā)現(xiàn)諸葛亮有殺關羽的嫌疑就叫嚷著說諸葛亮是奸臣，應趕他下神壇。有那么簡單嗎？須知這一疑惑只要稍有細心的讀者都會感覺到，筆者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看“三國”時就發(fā)覺并記錄下來了。但做學問不能光想著斷章取義、欺世盜名，要多問幾個為什么，比如羅貫中為什么又偏偏要將這個所謂的“逆賊”放在“神壇”上呢？比如諸葛亮、羅貫中真的就不如你嗎？實乃是有眼不識泰山，他們都是支撐中華民族巍然聳立的脊梁，至今也少有人超越。
四、武力禪讓是促進封建社會朝代更替、思想進步的潛規(guī)則
在《三國演義》中經(jīng)常碰到“禪讓”的說法，實際上它的內(nèi)涵也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演變了。最初是指舜禹的禪讓，之后便異化成了“世襲”和“篡逆”兩個方面。因為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違背事物發(fā)展順逆交替的自然規(guī)律，所以自從實行世襲之后，篡逆的幽靈就一直跟隨著他們。實際上世襲只是陰陽順逆中的“順”，它能夠促進物質(zhì)的發(fā)展，或者說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與之對立的篡逆則是陰陽順逆中的逆，它能夠促進意識的發(fā)展，或者說生產(chǎn)關系的發(fā)展?！度龂萘x》中的禪讓一是指舜禹式的禪讓，比如陶謙對劉備；二是指武力禪讓，即篡逆。羅貫中本質(zhì)上也不贊同舜禹式的禪讓，認為它過于主觀、模糊，一般人把握不了它，沒有普及意義（從陶謙不識張闿可以反映）。他贊同的是合理的世襲與合理的武力禪讓。比如在世襲中應遵照立賢不立愚，立長不立幼等；比如在武力禪讓時應遵循弱肉強食、推陳出新等。
諸葛亮由于思想意識非常先進，所以他具有武力禪讓的合理性。那么他先進在何處呢？第一，“外儒內(nèi)法”盡管本質(zhì)上與先法后儒的王朗、龐統(tǒng)相近，但更為隱蔽。王朗是“天數(shù)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饼嫿y(tǒng)是先逆取后順守。然而王朗因過于暴露而被罵死，龐統(tǒng)也因過于激進而讓劉備忐忑不安。只有諸葛亮假以“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不傷劉家同宗，才讓劉備拜服。這樣諸葛亮也才能有條不紊實施自己的宏偉計劃。第二，“外儒內(nèi)法”的新意除了真?zhèn)坞y辨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內(nèi)外并濟，能以最少的社會動蕩和生靈殺戮換得最大的勝利，能讓國家平靜、快速地實現(xiàn)朝代更新和社會發(fā)展。尤其是司馬家族更是善于通過反向培育對手來強壯自己，強壯國家。這是此前單純的法、儒和性三品的手段都做不到的。它在具體運用中主要是借力于人又移禍于人，自己則從中漁利，達到逆取的目的。比如諸葛亮先是借東吳和周瑜火燒曹操，后來自己一方又做好人，放走曹操。比如他先借周瑜之氣量小和箭傷除掉他，之后又去吊孝。比如他先借用龐統(tǒng)之耿直說服劉備去取劉璋，后又借箭射死他，并再度以痛哭掩飾。整個過程既完成了殺戮又賺得盆滿缽滿。其手段是越來越悄然。
正因為羅貫中非常欣賞諸葛亮敢于將新思想率先運用于實踐的膽識和氣魄，所以他將諸葛亮當成了小說的第一主人公并大加褒獎。在他之前，雖然曹操比獻帝“有德”，劉備比曹操“有德”，后者都有資格取代前者，包括曹操之前的外戚、宦官、諸侯、農(nóng)民和山賊領袖也都比傀儡的傀儡皇帝劉協(xié)強，屬于正常的食物鏈范圍。但曹操取代獻帝，劉備取代曹操都沒有超越歷史的意義，中國依舊只能在秦、漢之間徘徊不前。何況曹操強不過嬴政，劉備強不過劉邦、劉秀，曹、孫、劉三人捆在一起也僅能組合出一個“性三品”的矛盾體。惟有諸葛亮和司馬氏的思想有創(chuàng)新有突破，不但能又快又省地實現(xiàn)禪讓，還能很好地治理未來的天下。所以他們最有理由獲得禪讓。
由此也可以看出，小說的整體結(jié)構是從無限離散到無限聚合。表面上，自昏君劉協(xié)到“三國”，到明君司馬炎是1——3——1的一分一合的過程，實際上只存在從一盤散沙到穩(wěn)固金字塔的合并（塔尖是司馬炎）。中間的三國只不過是合并進程中出現(xiàn)的暫停，而停頓、和緩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合并。另外，在“三國”分立的階段，各國也沒有停止自己的擴張、兼并。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性三品理論并非沒有進步意義，它為哲學的跨越提供了臺階。
武力禪讓之所以能夠完成國家的合并，本質(zhì)上是因為激烈的競爭促進了國家內(nèi)在聚合力的增大或者說雄性激素的增加，表現(xiàn)在君主就如司馬炎是“人物魁偉，立發(fā)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膽量過人?！彼坏阮j廢的劉協(xié)強健無數(shù)倍，比空長一副帝王相的劉備也能干得多。所謂亂世出英雄就是這個道理。
那么與“天下合并”對應的“天下分離”是出現(xiàn)在什么時期呢？是漢高祖到漢獻帝的世襲制時期。它是國家聚合力減小或者說雄性激素逐步消耗的過程，最后是“雌雞化雄”、“婦寺干政”。
盡管羅貫中的本意是贊同諸葛亮暗中消滅過于“寬仁”落后的劉氏集團，意識應當革新，社會應當發(fā)展，但不管是在“三國”時期還是在羅貫中所處的朝代都是以“仁政”作為正統(tǒng)王道，所謂“自然之理”都被斥之為篡逆者的借口，是大逆不道的異端，決不允許作為正理宣揚。而且在封建抑惡揚善的儒家思想長期影響下，民眾也不能接受他滅除劉關張等仁義之人的做法。即便在事后解釋也不會有用，因為民眾的覺悟轉(zhuǎn)換不了創(chuàng)新者本人那么快，不能明白“外儒內(nèi)法”、“外法內(nèi)儒”為何物。而創(chuàng)新者本人一旦取得勝利也自然不會公開他的致勝武器和篡逆“原罪”，他還是要用所謂的仁政來永遠地維護自己家族的天下。正是這個原因，直到羅貫中的年代也還是不敢公開稱頌當初諸葛亮的創(chuàng)新理念，他便只好在寫作時也采用了諸葛亮同樣的辦法，將本意隱藏在文字之中，覆以“擁劉反曹”的假象。與此同時，作者將原本比諸葛亮思想創(chuàng)新更完備的司馬氏也放在了并不太光彩的角落。畢竟他們最終篡逆成功了，無法掩飾他們自己也不敢正視的“原罪”。
原來，諸葛亮的內(nèi)心已被他自己和羅貫中蒙上了雙重“回護”，難怪讓人無法捉摸。只怕現(xiàn)代人也仍是不能接受這個一千多年前的新思維，接受不了諸葛亮為了實現(xiàn)社會進步而不得不擊倒劉關張的做法。這只能說明其認識水平還僅僅處在“三國”之前，或者羅貫中之前的階段，急需掃毒、換代。
歷史無數(shù)次證明，通過或明或暗的武力斗爭實現(xiàn)禪讓，雖然不能被自私的封建統(tǒng)治者接受，但它卻是封建制度下實現(xiàn)生產(chǎn)關系革新的潛在機制，任何人為的力量都不能壓制它的運轉(zhuǎn)動力。可以說它也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普選制的前身。只不過武裝革命的規(guī)?？s小了而已，扭打和謾罵依舊。但這就是辯證法呀，沒有必要、充分的斗爭，人類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的新陳代謝如何進行？當然，按照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普選制在一定時期之后也會過時，辯證法會從第二代過渡到第三代。這也是羅貫中思想的局限所在。
五、“三國五方”之天時與人和的比較
且看“三國五方”的新、舊和強、弱的關系如何。我們知道曹、孫、劉三方分別是占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優(yōu)勢。在天時方面曹操是挾住了最值錢的“天子”——金字招牌；孫氏兄弟是據(jù)有父親淘來的有一定流通價值的“玉璽”——銀牌；劉備則只有遙遠的“皇叔”關系——銅牌。在人和方面，曹操尚“勇”。盡管他自己的勇力有限，但法家意識使他相信塊頭是致勝的保證，比如他最偏愛勇將典韋、許褚。同時這一意識也使他容不下、留不住身邊的書生、賢士，更不用說挽留劉備、關羽、徐庶和龐統(tǒng)等人了。孫權在兄長“小霸王”孫策尚“勇”的基礎上又推出了“義”的主張。劉備則尚“仁”，且配以關羽之“義”和張飛之“勇”。相比之下孫權和劉備在人和方面更全面，但總量卻微不足道。孫權營中是主降聲震天，劉備則只能四處投靠，保命有余，取勝不足。
另外的兩方諸葛家族和司馬家族起初則什么天時都沒有，不過他們具有超強殺傷力的人和。比如諸葛集團在勇、義、仁的基礎上增加了運籌帷幄之大“智”。他們分別是諸葛誕、諸葛瑾、諸葛均和諸葛亮。而且他們發(fā)現(xiàn)了孫氏兄弟和劉關張兄弟在時間、空間方面存在的不足：一是異姓兄弟雖然比自家兄弟更能實現(xiàn)強強聯(lián)合，但往往只能共患難而不能共享受，尤其是進入下一代，主次或長幼關系更是難以調(diào)和。二是孫氏兄弟只有時間上的接力，沒有空間上的合作；而劉關張則只有空間上的合作，時間上不能接力，因為他們是“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边@就與統(tǒng)一天下所需要的力量和周期很不匹配。三是他們都沒有設置在敵國的內(nèi)應力量。針對這些問題，諸葛兄弟一一加以改進，不但擁小弟稱帝，而且將兄弟三人分布到不同的國家，所謂異國強于異姓。以諸葛誕之勇迎合曹操勇的需求，以諸葛瑾之義迎合孫權義的需求，仁者諸葛均則躬耕種地，讓劉備不疑。事情也確實如此，當張飛說諸葛均無禮時，劉備很理解說：“彼各有事，豈可相強。”剩下諸葛亮則抓住軍師徐庶離開，劉備求賢若渴的時機高高坐上了軍師的位置。他們兄弟就如田忌賽馬一樣，最強的人潛入最弱的主，以便早日出頭。大智者諸葛亮的到來果然讓劉備大逆轉(zhuǎn)，他先以劉備獨有的“仁”為專利，以兩家都有的“義”為紐帶，聯(lián)合江東更多的“勇”，再加上周瑜、龐統(tǒng)和自己的“智”便戰(zhàn)勝了曹操。諸葛集團順利實現(xiàn)了他們的第一步：三足鼎力。
看起來諸葛兄弟的時空布局確實比前三方都更新穎更有效，但他們?yōu)槭裁礇]有取得最后的成功呢？還有比他們更絕妙的。
司馬集團在諸葛亮“智”的基礎上又注入了更新更強的因子——慧。他就是司馬徽。司馬集團在空間和時間上又作了改進。在內(nèi)外配合方面，他們不是讓各人分布在不同的國家，而是讓司馬徽一人做“山野閑散之人”，臥底于整個塵世之外，用他那超凡脫俗的頂級智慧和與世無爭的隱士身分操縱世上所有的賢士高人。通過他將不同級別和特性的謀士陸續(xù)輸送到不同的國家，以便給司馬懿反向鋪路搭橋。這樣做不但使各國主子不懷疑，賢士自己也蒙在鼓里。所謂異世強于異國。司馬徽實際是個入世極深的假隱士，以無為勝有為。比如他推薦的徐庶、諸葛亮就是將司馬懿推上權力高峰的最直接的反作用力。如果他真是隱士，就不可能做出這番對塵世影響深遠的動作，就不可能“終日不倦”地與謀士們研究兵法。此外，在《三國演義》中，司馬和諸葛兩姓基本都是同族同宗，且立場一致。如隱語：北斗九星“散而為九，合而為一也?！痹圃啤?div style="height:15px;">
司馬的內(nèi)應布局顯然比諸葛更有效。諸葛誕就曾因與諸葛亮存在兄弟關系而被魏國長期冷凍，諸葛瑾也被陸遜中途而廢。須知在敵對國之間，正向幫助往往不容易形成，反向配合則時時都可以進行，所謂以反應反。不僅如此，司馬徽所借的人都是可以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頂尖高手，包括諸葛亮。
其次，司馬氏認為諸葛氏尊弟稱帝在時間上還不夠從容，應擁孫稱帝。另外，在空間上，由于司馬徽一人在外就能以一當十完成全部間諜任務，控制大智庫，所以司馬懿就能做到四祖孫同事曹魏，強于諸葛集團的單兵作戰(zhàn)。司馬的這一招鮮果然就吃遍了天。
也許有人問：司馬徽與司馬懿雖同姓、近地，但小說并沒有說明司馬徽與司馬懿有什么關系呀？但這就是隱士，如果清楚地說明了還能稱得上是“隱淪”嗎？而且小說也用司馬望為司馬徽和司馬懿做了鏈接。再者，《三國演義》將司馬徽塑造成了幾乎能慧悟一切的高人，如果他真想支持劉備，他就不會明知孔明“不得其時”還極力推薦，劉備也不會只成就西蜀。他好不容易出山助一次人，決不會只辦出一件半吊子的事，自毀聲名。其實他推薦孔明不過是他向各國推薦謀士的行動之一而已，而他這一回之所以要兩度隆重出場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要將自己裝扮得比諸葛兄弟更“外儒”，說明自己雖不想入世，卻懷有救世的仁義之心，同時也就與后來的司馬懿劃清了界線（實際上由于世道輪回，當司馬懿出山時，他也已披上了歸順大國和荀學儒家的外衣）；二是為了引出孔明，讓他充當自己的敢死隊。表面上看，司馬徽的“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是預言劉備不能成功。諸葛亮本人也是這樣理解的，所以他認為劉備不得其時正是自己家族打天下的最好時機，這樣一來他就“大夢我先覺”地出山了。他沒有想到司馬徽的預言同時也是指他自己。雖然“眾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然而善察人心的司馬徽卻不會不知道。三是為了驕諸葛亮和龐統(tǒng)之心。他造謠說：“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倍詈笳嬲蔡煜碌木摭埶抉R懿他卻雪藏不提。很顯然，由于他的提前宣揚，伏龍、鳳雛才成為了眾人追捧、防范的對象。而后來諸葛亮和龐統(tǒng)也正是因驕傲而自取滅亡。值得說明的是《三國演義》用無數(shù)的事實說明了一個道理：驕傲是人類最大的敵人。驕傲水平線的高度往往就是這個人事業(yè)的極限和生命的終點。諸葛亮就是先用驕兵之計殺關羽，后來又被司馬徽的驕兵之計所殺。狡黠的司馬徽“酷”到了最后。
六、人和向天時、地利的轉(zhuǎn)換
諸葛家族和司馬家族都深深懂得，僅靠人和是成不了氣候的，必須將它轉(zhuǎn)化成天時和地利，但他們選擇的道路卻完全不同。諸葛亮是先借助劉關張之人和打造屬于自己的西蜀地利和漢統(tǒng)天時，在此基礎上再利用自己的超人智謀折服天下，建立諸葛王朝。與諸葛亮以“三顧茅廬”大造聲勢形成對比的是，司馬懿只低調(diào)在曹魏謀了一個主簿之職。他前面幾次嘗試著給曹操出謀劃策，還都沒被理會。直到另一主簿楊修被殺后才逐漸受寵。而此后曹操由于智囊喪盡，也就只好信任于他了，盡管夢里也曾生過“三馬同槽”的憂慮。曹操的這一轉(zhuǎn)念之差便讓司馬懿輕松坐享了曹丕皇帝這一天時。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曹魏再衰敗也比劉蜀要強大許多。而且他還有“大國正統(tǒng)”這一新概念，具有比漢室正統(tǒng)更合潮流的號召力。也就是說當諸葛亮的身心和他的天時暮氣沉沉的時候，司馬懿和他的天還剛剛破曉。
表面看來，司馬懿更注重于地利和天時，實際不能這樣理解，而且也不能認為他是后發(fā)制人。他的地利、天時都是通過從司馬徽舉重若輕的“核子”能量轉(zhuǎn)化而來的，只是比諸葛亮發(fā)力更隱秘、更陰柔而已。豈不知早在諸葛亮之前司馬徽就開始行動了，他花費畢生精力才培養(yǎng)、結(jié)交了一大批賢士。比如他的學生或者說朋友程昱早就出現(xiàn)在了曹操身邊。沒有程昱又哪會引出諸葛亮呢？只能說司馬的人和是比諸葛先行一步、技高一籌。這一招便決定了諸葛亮只能如孫悟空一樣，始終都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司馬懿的成功表明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事在人為。
所以諸葛亮“不得其時”并不是指他出山時間早晚的問題，是輸在了起跑線上，而且每項指標都比司馬家族遜色。司馬徽指的就是這種大時氣。就像劉備只有縣令之才一樣，諸葛亮也只有“三分”、立蜀之才。而司馬集團由于眼光更遠，境界更高，所以說是“慧”，即真正的安天下之才。這種差異也如同用史學之識不能解讀高級文學一樣。他們往往不是想從《紅樓夢》里尋找對應的歷史，就是從《三國演義》中尋找對應的非歷史，始終只能在低層次游走。
七、諸葛亮的局限與司馬氏的深邃
諸葛集團之所以“不得其時”，究其根源還在于他們有儒家氣太重的先天不足，儒法混的革新尚不徹底。須知在亂世之中，一切勝利都須依靠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實力，摻不得半點“務虛”的儒術。在三國鼎立新的形勢下，諸葛亮即便收復南方，蜀國也還是沒有取得天下一半以上的優(yōu)勢，“三強”也只能勉強處于中間位置。更何況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統(tǒng)一“三國”的困難會越來越大，對手會越來越強?？纯此抉R氏后來滅羸弱的蜀、吳都消耗了多少兵將和時間啊，更何況弱蜀要滅強魏呢？而寄希望于外國支援只能是一場豪賭，天下須靠自己一寸一寸地打。但諸葛亮由于儒士的稚氣未脫，所以他當初選擇了劉備，后來又相信了虛空的威名。實際上輿論和嘲諷只能罵死懦弱的王朗、曹真，罵不死強者司馬懿。諸葛亮是只能看到關羽依靠義與勇威震不了陸遜，不能看到自己依靠智商也嚇不走司馬懿。
諸葛亮的意識局限表現(xiàn)在實戰(zhàn)上就是從戰(zhàn)略進攻到戰(zhàn)略防守轉(zhuǎn)換得太早太急了。即從“外儒內(nèi)法”的逆取到“外法內(nèi)儒”的順守轉(zhuǎn)換得太早太急了。平定南方原本只是收復蜀國的另一部分疆土而已，但諸葛亮卻給它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不但想通過“七擒七縱”的仁與義恩服孟獲，還想以“七戰(zhàn)七捷”的勇與智威服魏、吳。沒想到事與愿違。
諸葛亮的意識局限表現(xiàn)在形勢判斷上則是以靜態(tài)的眼光看待問題。當初他在“隆中”時向劉備說：“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比粽撛诋敃r，或許也存在這種恩服或威服的可能性，因為劉備的漢室正統(tǒng)還很有感召力，比如劉秀就做到了“光武中興”。但在三足鼎立之后，尤其是大魏皇帝登基之后，這塊牌子就淪落為明日黃花了。司馬氏則預見到了這一變化，他們選擇了曹魏。
靜態(tài)思維的另一個表現(xiàn)是他沒有想到江山代有人才出。當初魏和吳雖然都沒有能與自己過招的謀士，可以“舌戰(zhàn)群儒”，可以生擒曹操，但是若干年之后就不一定了，而且真正的高人往往都在最后出來搶占勝利果實。但諸葛亮顯然已辨不清這一等級的高人了：他們平日甘居人下，經(jīng)常嘲笑自己無能，對別人卻不吝溢美之詞；他們只在乎結(jié)果，不在乎過程，關鍵時刻把握機會，一戰(zhàn)成功。好為人師的諸葛亮是直到遇上姜維才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世上還有能識破自己玄機的人。豈不知姜維在司馬懿和陸遜面前還相差甚遠。諸葛亮以為當年幫助自己滅掉關羽的司馬懿和陸遜只配給自己抬轎子，不曾料到他們還有掀轎子的能力。須知創(chuàng)新的本質(zhì)是不斷創(chuàng)新，不能片刻固守，時間會讓一切新事物落伍。人就是人，不是神，自己能想到的，別人也很可能會想到。
所以諸葛亮沒有將儒法混的分水嶺確定在全中國的高度，只達到蜀國一半以上的優(yōu)勢就轉(zhuǎn)攻為守了(另一半是南方)。這一戰(zhàn)略失誤便直接導致了他后來的剛愎自用、一蹶不振。
第一，他過早暴露出了王霸之心。他在“鳳雛”龐統(tǒng)和主子劉備死后，認為天下已經(jīng)非己莫屬了，所以便大張旗鼓親自南征，提前撈取政治資本和社會認同。他要向世人重新證明自己，不僅擅長智謀，還是仁義勇智的全才；不僅能協(xié)助別人打天下，還能親自以更先進的理念“王化”他人。不料這一私意卻被司馬懿當成把柄，在祁山以他“有反心”狠狠地戲弄了一回。
這里需要解釋的是，司馬懿選擇曹魏并不就是偏重于法家，而是剛好處于國家高度的儒法轉(zhuǎn)折點，當他掌權時魏國已進入新正統(tǒng)，并且國力也具備了全中國一半以上的優(yōu)勢。他則在戰(zhàn)略上可以由攻轉(zhuǎn)防了，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
第二，不該在平南時運用磨磨蹭蹭的攻心戰(zhàn)術。單就對付孟獲這一個弱敵而言，用攻心之策應該說是正確的，但這樣做卻會因小失大，在更強悍的敵人還沒有吞沒之前不能在這里消耗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打敗弱者既起不到鍛煉自身隊伍的作用，又起不到嚇唬強者的作用。相反司馬氏則意識到了戰(zhàn)略的攻防轉(zhuǎn)換須逐漸進行，不能操之過急。也就是說在戰(zhàn)略防守的同時還應根據(jù)實際情況靈活使用戰(zhàn)術進攻。比如他在平定燕王公孫淵時就是速戰(zhàn)速決、干凈利落。比如在羊祜做了漫長的攻心戰(zhàn)之后，杜預就擔心吳國會出新人，希望抓住機會盡快滅吳。比如司馬炎直到最后才給曹奐、劉禪、孫皓三個皇帝都封侯，并讓其“善終”，不是此前他們對曹芳、曹髦使用的外儒內(nèi)法的兇悍手腕。
第三，他將攻心術作了怪異的改裝。為了起到威懾魏、吳的作用，他一廂情愿地希望防守型的攻心術也能兼具進攻性。結(jié)果卻變得面目猙獰。他在改良的過程中違背了攻心戰(zhàn)的基本原則。一是攻心應主攻對方的民心，而不應只攻對方的王心。孔明始終沒有看到一個簡單的事實，孟獲最后的歸降并不是像他自己說的“知仁義”、“知羞恥”，而是彈盡糧絕、無援可求了。所謂攻城不攻心，后果卻是未攻心反攻城，讓南方遭浩劫，烏戈國滅種，民心盡失。二是攻心意圖不能顯露在外。也就是說即便是“七擒七縱”也不能明縱，要暗縱。明縱會挫傷己方的銳氣，激起對手更頑強的反抗。譬如當年華容道放走曹操的暗縱術就很成功，讓他從此畏懼關羽和自己。假設那時候也來個三擒三縱，情況就會很糟糕，劉備也就難有后來的喘息之機（當然華容道更不能殺曹操）。三是人的思維有定勢，戰(zhàn)術、智謀具有隱蔽性，決不能在次要戰(zhàn)爭中提前預泄。但此時的孔明卻因為試圖以自己的智謀臣服天下，所以他為了確保七戰(zhàn)全勝，就將自己的全部本事都顯擺出來了。結(jié)果是威服不成，反讓司馬懿知根知底，這又是諸葛亮沒有看到的另一個事實。
所以我們說北伐之前諸葛亮在南方就已經(jīng)中了貪功小人馬謖的毒箭，就像當初關羽因傲慢而中了曹仁的毒箭一樣。之后他的智慧就從深謀遠慮走向了專注于雕蟲小技?？梢娨活w雜念叢生的心是把握不了攻心之微奧的。相反，謙遜的司馬懿則運用得游刃有余。
此后，諸葛亮雖然沒有忘記秦川、荊州兩條線路應當雙管齊下，但卻被南方一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就像關羽因“水淹七軍”而忘記了東吳后患一樣。于是他在荊州配合沒有保證的情況下倉促北伐了。
這期間另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由于諸葛亮意得志滿，加之身邊沒有兄弟幫襯，所以他為了在有生之年給諸葛均鋪平道路，便采取了提前清剿劉備殘余勢力的行動。諸葛亮當時是認為即便沒有他們，也能依靠自己的名字、木偶以及自己強力鉗制的幾個二流反將如魏延、李嚴、馬謖、孟達等人打遍天下（他們屬于有機會就反的法家）。在他看來先行清剿還有利于諸葛家族將來憑借蓋世之功理所當然地獲得禪讓。于是乎，原本以人和著稱的西蜀便逐漸只剩他一己之人和了。人和與天時在他這里變成了互為消長，直至同時消亡的關系。相反，司馬氏手下的新人是一茬接一茬，一代勝一代。他們即便是想清除異己，也都是先耗盡他們的能量再說，比如鄧艾、鐘會等。人和、天時在他們那里是互相促進、同時強大的關系。
由于平南后的諸葛亮已完全沉迷于馬謖拙劣的攻心術了，所以后來明知司馬懿“深有謀略”，也沒有先用強大的攻勢正面對攻，將司馬懿連同曹魏整體打垮，就像當初用火燒赤壁大破曹操一樣。竟然只用了軟弱無力的攻心術使司馬懿蒙冤（諸葛亮原本是想要強攻，被馬謖勸?。?。豈不知司馬懿才是正宗的攻心高手，怎會讓你得手呢？他此時也正好樂得賦閑在家，以等待更好的機會。正因為司馬懿當初就已經(jīng)識破了馬謖對他施用的君臣離間計，所以他后來一聽說馬謖的名字就搖頭（劉備的托孤之言不可能傳到他的耳朵里）。相反，諸葛亮以為馬謖的離間計還不算太壞，可稱得上是司馬懿的克星，所以便派他去鎮(zhèn)守街亭了。不曾想到堂堂的諸葛亮也像曹爽一樣被司馬懿的退避術給“賺”了。事實證明，攻心術只能用來對付弱者，對付強者則會遭攔截、回擊。
以上可見，諸葛亮在思想創(chuàng)新、軍事才能和心理素質(zhì)方面都不及司馬氏，確實不足以安天下。我們不要替他惋惜，也不要替他做任何假設，他敗在司馬徽與司馬懿的手下是必然的結(jié)果，并非是某一步棋走錯了，即便是正面打擊，他也不是司馬懿的對手。他的眼光和能力決定了他只能止步于五丈原。事實上希望“只手補天”的諸葛亮即使后來超水平發(fā)揮，發(fā)明再離奇的武器與“法術”，拼盡最后一滴血也沒有絲毫撼動閑庭信步的司馬氏。表面看來司馬懿個人創(chuàng)造能力不及諸葛亮，實際上他是不愿挖空心思、耗費生命去設想一些沒有決定意義的新武器和小計謀，那樣做很可能會打亂整個家族的接力賽計劃，正像他所說的：“小不忍則亂大謀?！?div style="height:15px;">
以前我們都認為諸葛亮比司馬懿技高一籌，或者是棋逢對手，作者為了迎合正統(tǒng)儒家的需要也極力夸贊他。但羅貫中的真實評價卻是司馬懿要高他一個數(shù)量級，而且越到后面懸殊越大。所有交手從來沒有失敗過。所謂失敗都是巧妙的暗縱術。他承襲了司馬徽的通靈慧性（或可謂情商），將孔明的心思完全摸透。不過也是因為孔明過早顯露了自己，“七擒七縱”對應于“六敗祁山”。司馬懿的智慧來源于學習。這里面玄機無限，筆者另文再證。
諸葛亮終究是諸葛亮，不是馬謖、曹爽，他是一個有前胸也有后背的英雄，是一個知進退的智者。上方谷火燒司馬父子失敗之后，他便承認了不是司馬氏的對手，認識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注意，這句話不是他宿命的回歸，相反是他人和意識的重新覺醒。他看到了人和不是一個的人和，而是全體將士的人和。它才是真正的成事之“天”。人和不能只有質(zhì)量沒有數(shù)量。試想，火燒赤壁時，曹操也沒被燒死，但為什么在茫茫曠野中也能將他抓住呢？是因為那時有充裕的精兵良將可供調(diào)遣。但現(xiàn)在卻連一個鎮(zhèn)守谷口的上將都沒有了，過分依賴了火攻、地勢和天時。天有不測之風云，怎能完全確定不會有雨呢？天時的可靠性當然不如人和?；馃啾跁r不也是以為會刮三天風，沒有料到中途的雨嗎？但是，如果有足夠的勇將，即使上方谷有雨又何妨？只要將司馬父子引進來不就夠了嗎？相反，如果沒有一夫當關的上將，那么再大的火，也是燒不死精誠團結(jié)、有勇有謀的司馬父子的，他們不缺火里逃生的能力，身上也沒有綁藤甲，大不了還是丟盔棄袍。你不是神仙，我們也不是臭皮匠，司馬懿當時就是依仗他們的人和優(yōu)勢才敢于三父子同進這一“死亡谷”的。別忘了他同樣也善于觀察天文、地理。在他們之間，比的就是對“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語的理解深度。
司馬懿在祁山連續(xù)使用六次暗縱術之后，終于將孔明的斗志和他的民心消磨殆盡。此后，作為戰(zhàn)神的諸葛亮還有一點點不服輸，嘗試著送女衣罵司馬懿，結(jié)果卻遭對方反唇相譏。這時，江郎才盡的他便徹底賓服了，他決定暗中放棄戰(zhàn)斗，以便快速成全司馬天下，減少人們的戰(zhàn)亂之苦。為什么可以這樣判斷呢？一是他選擇了威脅小的五丈原扎營，而不是威脅最大的武功山。他并不非不懂地理，當初選斜谷棄子午主要是為了顯能。二是他不想延壽。禳星完全是受姜維之勸才勉強為之，期間他也不抱成功的希望，所以違背禳星的規(guī)矩仍舊繁忙地工作。在魏延踏滅燈之后，他說：“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彼杏X自己已經(jīng)到了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而他之所以要禳星主要是為了讓魏延的本性完全暴露，成為“全民公敵”。三是他臨終時將自己的權力分解，不讓繼承者有太強的攻擊力，并且還在人事安排上故意將能力和職位顛倒，以逼死可能違背自己的意志而給司馬或蜀國制造更多麻煩的魏延、楊儀。四是彌留之際當李福問到“文偉(費祎)之后，誰當繼者？”孔明便不答了。這不是他沒有氣力了，他是一個事無巨細都要安排的人，怎么會不答呢？原因是他預感到彼時的蜀國也就差不多消亡了。五是“定軍山顯圣”時他的靈魂對鐘會說：“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罹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后，萬勿妄殺生靈?！边@里是用隱諱的手段表現(xiàn)他的真實內(nèi)心。
這一系列做法都反映他在零比六失敗之后與孟獲相反，真正是“知仁義”，“知羞恥”了。但諸葛亮為什么仍要用“替補”姜維勉強支撐“垃圾時間”呢？一則可以用這位忠實的儒將抹去自己曾經(jīng)有過的“異志”和目前的退避之心。這樣做客觀上還可以讓司馬氏強者彌強。二則不成功便成仁。退保自己“賢相”之名以及蜀漢的國家榮譽。此后的蜀國果然就在有限的掙扎之后便歸降了。孔明的確是太聰明了，既能在“三顧”時進得禮禮面面、轟轟烈烈，又能在五丈原退得清清白白、悠悠長長；既能“大夢先覺”地預見成功，又能“天命難違”地預見失敗。諸葛亮雖然沒有用“儒法混”得到他想要的誘人的“結(jié)果”，但卻用它展現(xiàn)了自己同樣也看重的美妙的“過程”。在這一點上他與司馬氏可謂平分秋色。
諸葛亮的暗降說明他對自己所犯的錯誤有了深刻的反思，對司馬氏的高超智慧也有了真切的認識。雖然此時對他個人而言，醒悟得是太晚了，但相對于整個大中國來說還是不早不晚、恰到好處。畢竟戰(zhàn)爭的目的是為了競選、磨礪出最后的強者，如果當初他就看到了自己與司馬氏的懸殊，放棄競爭，那么強者就鍛煉不出來。另一方面，如果強者已經(jīng)比出來了，那么戰(zhàn)爭也就沒有必要繼續(xù)了。是非成敗雖然都是相對的，但最終還是應以大中國利益的得失作為評價的標準。而在這一標準下，諸葛亮的成功與失敗都有著積極的意義。可以說，他這一理智的“妥協(xié)”不但讓他的人格獲得了修復與提升，而且還成就了他一生最大的功德。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無論諸葛亮當初如何心懷異心，如何殺滅“忠義”，如何獨斷專行，最后又如何消極怠戰(zhàn)，都不能說他是蜀國的逆臣。他恰恰是忠于蜀國的，他反的只是落后的漢室及其殘余勢力。當初他滅劉璋是為了用新政解救西川人民，后來讓劉禪歸降則又是為了更大程度地解救蜀國人民。盡管諸葛亮沒有將自己的哲學創(chuàng)新提升到國家高度，但他心中裝著的卻是全中國人的福祉。他認為司馬稱王更符合自然之理，所有弱者都應當歸順他們。而且他對自己曾經(jīng)不得不采用的逆取手段常常抱愧不已，對“三顧之恩”和“托孤之重”是念念不忘，“定軍山顯圣”一次更是揭示了他恤民愛民、大仁大義的本質(zhì)。可以說，他生前殺生靈和死后勸對方不殺生靈都是為了使整個國家能快速地安定、發(fā)展。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實際是對人民說的，對渾噩無知的劉后主不過是敷衍而已。諸葛亮在個人感情與國家利益之間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后者。
此前有人以孔明好戰(zhàn)而認其為歷史罪魁，實在是一種誤解。豈不知在不能進行舜禹和平禪讓，又不能做拉票競選的時代，你不好戰(zhàn)有人好戰(zhàn)，甚至濫殺無辜。再或者就是閉關自守等待外族人吞沒。相比而言，能夠想出辦法減小朝代更替陣痛的人，能夠?qū)⑷A夏民族推向新的階段的人就是英雄。最后的成功者畢竟只有一個，而社會的前進卻需要無數(shù)人的努力，又豈能以成敗而論之？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中的“三國”可能有罪人，但進入到《三國演義》中的人卻都是英雄，沒有一個罪人，他們都是國家從無限離散到無限聚合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鏈條，只是大小輕重不同罷了。強大的晉朝就是踏著他們的血肉，聚集他們的能量才建立起來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諸葛亮之所以不能統(tǒng)一全國，就是因為他總想用最少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勝利，盡量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當初在“隆中”就將流血傷亡的預算做得太小了。與其說他目光短淺、驕傲自得，毋寧說他是過于理想、仁慈了。而且從生理上說他后來之所以會出現(xiàn)創(chuàng)新遲滯、思維靜態(tài)，主要還是因為在立蜀、平南過程中能量損耗太大了，生命的旺盛期已經(jīng)過去。司馬氏是早就換人了，但兩鬢添霜的他卻只能繼續(xù)依靠經(jīng)驗負重前行。
諸葛亮由于兄弟間的配合被人提防、阻斷，所以他不得不一個人跑得更快更多，憑一條伏龍之力獨擋司馬徽和司馬懿兩條巨龍，以至于透支生命、折減陽壽。然而，也正是這一逆境使他成為了“三國”統(tǒng)一進程中心血付出最多的英雄，并且只有他超出人的能力極限而進入了神界，寫他發(fā)明世間并不存在的“木牛流馬”就是一例。如果說司馬獲得的是“三國五方”團體冠軍的話，那么他應該是個人冠軍。
古人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钡珜τ谥T葛亮來說，一生只要能承前啟后地消滅弱者，烘托出自己悅服的強者，那么即便失敗又有什么遺憾呢？一個被自己欣賞的強者戰(zhàn)勝的人不應該有遺憾。正因為他對生命已經(jīng)無怨無悔、無欲無求，所以他囑咐死后“不用墻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
雖在五方集團中只有諸葛家族沒有獲得實際的地盤和帝位，但并非是他們能力不及，是“三國”這一時代太偉大了，思維活躍、英雄輩出。這也正是羅貫中認為三國歷史值得“演義”的價值所在。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失敗才給諸葛亮帶來了最后的醒悟，而又是醒悟使他成為了“五方”中永恒的精神圣者，不但彌補了過去的缺點，而且也沒有在未來像司馬氏一樣，陷入王朝從強盛到戰(zhàn)亂的終極輪回。而更讓司馬氏意想不到的是，諸葛亮的八陣圖、連駑（改進型）、木牛流馬等創(chuàng)造發(fā)明還成為了后來人類科技發(fā)展的方向。羅貫中為了彌補這位敢于推陳出新、敢于承認失敗的英雄的缺憾，便在自己的精神王國里給他留給下了最大的地盤和最高的位置。世間是公平的，正所謂：帝王匆匆百十年，小說草草千古事。
遺憾的是歷史并不總是這樣精彩，流金歲月一去不復返。自從“三國”之后，思想意識便鮮有新的突破，朝代長期只能在原地治亂循環(huán)。劉關張的“異姓”只能合而打天下，不能分而守疆土；諸葛氏的“異國”只能促成“三分”，不能統(tǒng)一全國；而司馬氏的“異世”也只能統(tǒng)一天下，不能改變塵世盛與空的無常。所以作者又感慨道：“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鼎足三分已成夢，后人憑吊空牢騷。”于是他便寫下了這部意在召喚和孕育新時代英雄的《三國演義》。
根據(jù)上述理念和結(jié)構，不但能對《三國演義》的內(nèi)在本質(zhì)做出精確的掃描和透析，還可將它每一“回”每一行的文字都統(tǒng)一起來，筆者為此寫下了很多文稿，至今沒有遇到任何大的障礙。龐加萊猜想說：在一個封閉的三維空間里，假如每條封閉的曲線都能收縮成一點，這個空間一定是一個圓球。比較而言，《三國演義》就是這樣一個對不規(guī)則的歷史進行了修整的圓球空間。原來羅貫中早已用文學的方式將這一猜想在精神世界里模擬出來了。實際上，以追尋真理為使命的《三國演義》能帶給人類的靈感又何止于此。只要我們先將《三國演義》的立意本旨統(tǒng)一，就一定能夠啟迪出更多新思想，進入更高層面的紛爭。好一個藏龍臥虎的中國古代呀，超重量級天才時有出沒。假如我們后人能從他們手中取過接力棒，勇往直前，那將是我社稷齊天之洪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