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子的時代
老子的生存年代，在莊子、禮記和史記等古籍中，本已有明白的指示，即這些古籍中皆一致記載孔子曾見過老子，這證明老孔實為同一時代的人。胡適之推定老子的生年約當西歷紀元前五百七十年，較孔子約大二十歲，與事實當相差不遠。但自梁啟超提出六項懷疑的理由（見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后，老子的生存年代似乎根本成了問題。但梁氏的懷疑理由經(jīng)過許多人（如張煦、葉青等）的批駁之后，很少能站得住了。繼梁氏而起的一些懷疑家，其所持理由大都重復梁氏，更少新的發(fā)見；作者的目的只在闡究老子的根本思想，故不欲多費時間從事考證的批評。但有幾點應當特別指出：即孔子曾問學于老聃，不僅為史記所大書特書，為老派的莊子所數(shù)數(shù)稱道（見莊子天道，天運和外物諸篇），而且為門戶成見素深的孔門子弟所迭次引據(jù)（見禮記曾子問篇），這證明孔子之親自見過老子，是一無可否認的事實，因而成為老孔兩派門人之共同的傳說。其次，在論語中有不少的處所，如“無為而治者……”，“亡而為有，虛而為盈”，“以德報怨”等，都與老子完全相合，這證明孔子在思想上確曾受過老子的影響。即就老子的文字和思想本身而言，老子一書與后來戰(zhàn)國時代的著作亦顯然不同。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老子實與孔子同時，或略長于孔子，曾一度為周之守藏室吏，后隱于沛（據(jù)莊子天道和天運所載，孔子曾兩次見過老聃，蓋一在其為周之守藏室吏時，一在沛，即歸隱于沛之后也），著老子（所謂道德經(jīng)）上下篇。
至老子一書的內容，像古代其他的典籍一樣，不無后人竄入的偽作，故在某些節(jié)段和語句中，間有矛盾或不可通的地方。但就一般論，老子實為中國古代第一部思想精深而較有系統(tǒng)（就其思想之連貫一致言）的最可靠的古籍，它深刻地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矛盾，這絕不是后世妄人所能隨便假造的。
如果老子與孔子同時，則老子的時代便正當春秋的末期。這正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封建制度開始發(fā)生動搖和變化的時期（后來戰(zhàn)國時代之最激烈的兼并局面，以及秦之建立統(tǒng)一集權的專制帝國，都導源于此）。
在這時期中最顯著的現(xiàn)象，是各封建諸侯國間的戰(zhàn)爭之益趨頻繁和劇烈。并且戰(zhàn)爭的范圍也由黃河流域擴展到了長江流域（如楚與吳，吳與越之間，都時常發(fā)生戰(zhàn)爭，這是春秋前期未曾有的現(xiàn)象）。此等戰(zhàn)爭發(fā)生的原因，表面上似乎是由于“周室衰微，諸侯爭霸”，而實際上卻是由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推動。因為自春秋開始以來，生產(chǎn)技術日見增進（如鐵器之普遍應用，手工技術的發(fā)達等），商業(yè)經(jīng)濟日見發(fā)達，貨幣使用的范圍日廣，奢侈品的生產(chǎn)愈多?！@一切，大大地刺激了和提高了一班封建貴族的享樂欲望。封建貴族為滿足其享樂欲望：一方面，在其所領有的地域內對農民盡量施行榨取，如增加地租、延長徭役、提高賦稅等；另一方面，即拼命掠奪別國的領土，即向外擴大榨取農民的范圍。在封建時代，戰(zhàn)爭便是封建階級擴大榨取農民范圍之唯一的手段。同時，新起的商人為了侵入鄰國市場，也往往幫助了本國的封建貴族進行戰(zhàn)爭。
戰(zhàn)爭的后果，許多小國諸侯是被消滅（即為大國所吞并）了。但戰(zhàn)爭的全部負擔總是落在農民身上。農民不僅被迫參加戰(zhàn)爭，直接犧牲性命，并且還要擔負全部戰(zhàn)爭的費用和損失。不管任何一方戰(zhàn)勝，農民總是變成了戰(zhàn)爭的犧牲品。而且在戰(zhàn)爭期間，關于農業(yè)上最關重要的水道堤防和灌溉等工程必然荒廢，牛馬和人工等必然缺乏，因而往往釀成了極厲害的水旱災荒，所謂“大軍之后，必有兇年”，便成了一種定律。這對于農民當然又是“痛上加痛”！
其次，即在同一封建國家內的封建貴族集團間，為奪取權位的斗爭也愈演愈烈?；ハ鄽垰?，互相驅逐，成了家常便飯，封建階層內的“臣弒君，子弒父，弟弒兄”，充滿了春秋左傳的記錄。封建階級內部這些斗爭和殘殺，固然暴露了封建階級自身的削弱和衰敗，但同時亦愈加引起了社會的混亂和破壞，愈益加重了一般人民，特別是農民的痛苦。此外，封建階級為了保持其經(jīng)常的安全與享樂，便不斷地修城筑池，開園辟囿，建造宮第，屯集財寶，這一切不用說也是要靠榨取農民的勞力與財物來完成的。
所以在這一時期中，一方面是封建階級在內部進行劇烈的爭奪，對農民加緊壓榨，在生活上窮奢極欲，還要侈談仁義，夸張禮節(jié)；另一方面，是農民在不斷的戰(zhàn)爭和經(jīng)常的榨取及壓迫之下感到異常痛苦，無法生存，強者鋌而走險（所謂“民不畏死”），弱者坐以待斃——這便是老子生存時代之最顯著的社會關系和矛盾——這種情形都深深地烙在老子的全部思想體系中。
至于老子本人究出身于何種階級？頗為近時一般研究老子思想的人所爭論。有人說他出身于“平民階級”，有人說他代表“奴隸領主”，更有說他是“極端破壞派”或“隱者”的。這些說法，不是臆測，就是模糊。如果就老子所受的文化教育及其曾經(jīng)一度為周之守藏吏而言，說他出身于貴族階級，是比較可信的。但就老子的思想論，則顯然含有反對封建貴族統(tǒng)治的成分，即強烈地反映了廣大的農民階層對于當時的統(tǒng)治階級種種不滿的意識。人們或許以此為矛盾。但以出身貴族而同情農民的痛苦，攻擊封建農奴制度的罪惡和專橫的人，并非不可能的事。俄國的托爾斯泰就是近代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自然，出身貴族而同情于農民的思想家，其思想不會只限于反映農民的原始意識，而必然要將當時已發(fā)展到相當高度的貴族文化，貴族的宇宙觀及許多偏見，與之多少聯(lián)系起來，而造成一個新的思想體系，即一個含有深刻矛盾的思想體系——老子和托爾斯泰都是如此。
（二）老子的哲學——一元論與辯證思想
老子思想中的重心而且最富于歷史意義的當然是他的社會思想，即他對于當時社會的觀察、批評和改革的理想。但老子是我們古代一個最深刻的思想家，他差不多吸收了古代的全部文化，所以他的目光所及不只限于社會現(xiàn)象，而且注視到整個的自然。他曾把自然和社會作過一番比較的研究，企圖從自然中找出一種根本原理以為批評和改造他認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指針。這原理便是他的哲學，即他的一元的宇宙觀和辯證的方法論。
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白地提出一元的宇宙觀和有意識地運用辯證法以考察問題的人，要算是老子，也只有老子。在這一點上，老子在中國是盡了泰利斯（THALES）和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的開山任務（在希臘思想史上，泰氏第一次提出一元的宇宙觀，赫氏第一次揭出辯證法）。惜乎他的后輩沒有能繼承他、發(fā)展他。
在老子以前，關于宇宙諸現(xiàn)象及其構成的問題，《易經(jīng)》和《洪范》中確已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就思想發(fā)展的階段而言），但其形式還是很原始的，并且是多元的（《易經(jīng)》以“八卦”象征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并以此代表構成宇宙的因素。《洪范》則以所謂“五行”的水、火、木、金、土表示自然諸現(xiàn)象的根源）。只有老子才第一次明白地站在一元論的觀點上去探索宇宙萬有的根源。自老子看來，宇宙間一切事物雖然紛紜錯雜，品類萬殊，但究其本源是同一的。所以他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
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真。
其致之者一也。
天無以清恐將裂，地無以寧恐將，
神無以靈恐將歇，萬物無以生恐將滅，
侯王無以為真恐將蹶?！?/p>
這里所謂的“無”、“無名”、“玄牝”或“一”，都是“道”的別名。很顯然地，依老子的意見，“道”就是宇宙萬有的根源，猶如泰利斯所說的水是萬物發(fā)生的根源、宇宙的本體一樣。然而“水”是可以大家用感官看得見、觸得著的東西，是物質的。但所謂“道”究竟是什么呢？老子說：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曋灰娒灰模犞宦劽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K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為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p>
在這里，老子告訴我們的只是：所謂“道”者，不是感性所能觸知的具體的物質，而是一種抽象，即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但究竟什么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呢？老子在這里未曾繼續(xù)解釋下去。不過他在另一地方曾經(jīng)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看來，所謂“道”者似乎是一種取法于“自然”的法則了。（按道字的本義原是具體的道路的道，后申引為抽象的道，即是法則或規(guī)律的意思）。法則或規(guī)律雖然是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然而卻確確實實是客觀地存在著的。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正合乎形容“法則”之不可捉摸而又真實存在的意思。
但是，老子的“道”究竟是否真正等于客觀的自然的法則，這是我們必須追究清楚的。如果就“道法自然”的表面來解釋，似乎取法于自然的“道”，就等于客觀自然的法則了。然而實際卻不然。因為老子所謂的自然，不是指的自然界之客觀存在的物質的自然本身，而僅僅是就自然界一切現(xiàn)象之自生自滅，不受人為干涉，自然而然的一點意思而言。例如他說；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物莫之命而常自然?！挥?，為而不恃，長而不宰?！?/p>
又說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所謂“莫之命而常自然”及“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這顯然是把“自然”與“人為”對立起來，意思是說“自然”就是自己如此，沒有人為的干預，也用不著人為的干預。一切聽其自然，不事人為，便合乎“道”。這種思想，如果拿來對抗古代的宗教觀（即認為宇宙或自然界中一切現(xiàn)象都是由多神或一神創(chuàng)造的觀點），是一個大大的進步，并且是接近唯物論的。因為這種思想承認自然是自己如此，沒有人為的干預，同時也就否認了神的干預。并且依老子的意見，就是神也是取法于“道”，即取法于自然的（所謂“神得一以靈……神無靈恐將歇”）。但如果只簡單地吧“自然”與“人為”對立起來，以為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即所謂自然便成了一種純粹的抽象，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內容了。真正客觀的自然法則，并不在于它的抽象的“自然而然”，而在于它本身就是自然物質自己運動自己變化的具體表現(xiàn)。所以這種法則首先必須承認自然物質的客觀存在。沒有物質，根本便沒有運動和變化的法則之可言。
可是老子卻認為他的“道”是獨立存在于自然物質之先和自然物質之外的。例如他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边@顯然是說，“道”在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已經(jīng)是獨立存在了。存在于何處呢？不用說，是存在于純粹的虛無之中。所以老子特別用“無”來代表“道”，并舉出一些“虛”與“無”的實例來解釋他的“道”的意義。如說：“天地之，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這種對于“虛無”的作用之解釋，是頗為巧妙的，并且也含有一部分真理。不過我們必須注意：所謂“虛”或“無”，只有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下才有作用。試問：沒有橐龠為其范圍的“虛”（且不說空氣），能“動而愈出”嗎？離開了車轂，埴器和室的戶牖等物質條件的“無”能發(fā)生作用嗎？所以，在這里顯然證明離開物質條件的任何虛無，只是一種純粹的抽象。而老子的“道”分析到最后的結果，便是一種純粹抽象的虛無。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老子雖然建立了一元的宇宙觀，說宇宙萬物都發(fā)源于“道”，取法于“道”，然而他的“道“卻是抽象的，空想的，即超物質的。所以具有唯心論敏感的梁啟超說，老子的“道”等于佛家《起信論》中所說的“真如”（見梁著老子哲學），就其同是屬于客觀的唯心論一點說來，是不錯的。其實，老子的“道”，不僅等于起信論中的“真如”而已。即柏拉圖的“觀念”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與老子的“道”都是屬于同一的范疇，都是一種想象中的存在，一種幻念，在客觀的自然界中實際是不存在的。然而這恰是梁啟超所未曾了解的。因為在梁氏看來，“道”與“真如”都同是客觀的真理哩！
但是，近來頗有人認定老子的“道”是屬于物質的范疇。例如葉青說它等于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所說的“空氣”，甚至等于康德所說的“星云體”（見葉青《胡適批判》一四一——一四二頁）。這自然是一種頗為新鮮的見解，可不是老子原來的意思。這是由于葉青只注意到老子描寫“道”之迷離惝恍若有若無的一些形容辭，因而附會的結果。不錯，老子那些描寫“道”的形容辭（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等）拿來套在“空氣”或“星云”上是很相像的，說得過去的。然而卻絕不能解釋老子所運用到的許多問題。例如老子說：“道雖無名，……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例如依照葉青的意見，把這里的“道”套上“空氣”二字，試問將成為什么意思呢？！只有依照老子自己的意見，即把“道”解作含有“虛無”和“自然”的兩重意義，那時對于上段文句才能解釋得通。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釋老子的全部文義。因為“虛無”和“自然”的另一解釋，即“清靜無為”，這是老子全部社會思想的骨干。這似乎是葉青所未注意到的，因而對于老子的“道”發(fā)生了上敘的曲解。
現(xiàn)在我們來考察老子哲學的另一方面——他的辯證思想。
我們從前面已經(jīng)看到老子承認宇宙萬物都是出于同一的根源的“道”，宇宙萬物是統(tǒng)一的。但是老子不僅看到了宇宙萬物的統(tǒng)一，而且還看到了它們相互間的對立矛盾。所以當老子考察一切具體事物，特別是社會現(xiàn)象的時候，他常常是從事物或現(xiàn)象的對立方面去解釋。在老子的全部著作中充滿了有——無，善——惡，禍——福，盈——虛，剛——柔，曲——直等等對立的公式。這絕不是偶然的。
老子從各種事物或現(xiàn)象的對立中，首先看出了它們相反相成的相互關系。他說：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后相隨?！?/p>
這便是后來黑格爾辯證法中之有名的“對立的統(tǒng)一”公式的表現(xiàn)。無疑地這是一種天才的發(fā)見。在古代只有希臘之偉大的天才的赫拉克利特曾經(jīng)發(fā)表過與這同樣的思想。赫氏說：
“矛盾自相和致，各樣的聲音，產(chǎn)出最美的調和，一切都由斗爭而來?！?/p>
“自然亦愛矛盾，它之產(chǎn)生和諧，乃是矛盾而不是同一。例如它綴合雄性之于雌性，而不是綴合同性，……技術顯然一樣是模仿自然行事。繪畫配合著白色與黑色，黃色與紅色，這樣遂獲得圖像與原樣之相類形狀。音樂配合高音與低音，長音與短音，就成為相異的調子而產(chǎn)生唯一的調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學思想集，辛墾版——六七頁）
老子與赫氏這種辯證法的思想，當然不是一種“偶合”，更不是單純地從腦子里空想出來的，只是因為他們的天才與敏感而反映了客觀的現(xiàn)實，即客觀的辯證法而已。同時我們還必須了解：這種“反映”也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即在社會的矛盾，階級的對立達到一定程度之下（像紀元前六世紀的希臘及同世紀的中國春秋末葉），才有可能。
老子既看到了事物或現(xiàn)象之“對立的統(tǒng)一”，同時也就明白了一切對立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拔ㄖc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苦”？這就指出了“唯”與“阿”，“善”與“惡”中間并沒有絕對的不可逾越的鴻溝，究其極是相差無幾的。其他如美丑，曲直，禍福等，在老子看來都是如此。并且老子還進而指出了對立物之相互轉變的原理。例如他說：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p>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p>
這種思想，已經(jīng)接近黑格爾所謂“質量互變”的原則了。“理性變成瘋狂，善變成惡，進步變成退步，正義變成邪惡，真理變成虛偽……”，不是這種思想嗎？自然，我們還只能說是“接近”或“預見”。真正“質量互變”的法則，只有到更高度發(fā)展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水平下，才能被發(fā)見的。所以老子的辯證思想，只能進到此地為止。
有人說老子只看到了事物或現(xiàn)象之外的對立，即表面的對立，而沒有看出事物的內在矛盾。人們便以此為老子辯證法的最大缺點。不過，事物內在矛盾的法則，如同辯證法中“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兩種法則一樣，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被揭露的。偉大的赫拉克利特也不曾發(fā)見這一法則。況且，老子還曾經(jīng)說過“萬物負陰而抱陽”的話，這便已經(jīng)多少接觸到事物內在矛盾或對立的法則了。我以為老子的辯證思想之最大缺點，則在于他一方面指出了各種事物或現(xiàn)象之對立，但另方面他又異常厭惡這種對立，企圖用消極的方法去取消或調和這種對立。
對立原是由于矛盾，而解決矛盾的方法只有經(jīng)過斗爭（從溫和的到劇烈的）。斗爭和對立是不能分離的。故赫拉克利特當其發(fā)現(xiàn)了事物的對立性和矛盾性之后，他便極力贊揚斗爭，主張斗爭。他說：“一切都由斗爭而來”。“斗爭是一切事物之父”。“凡為戰(zhàn)斗而死的，就是神與人所尊重的人”?！叭嗣駷榉啥鴳?zhàn)斗，必得像是為其城墻而戰(zhàn)斗”（同上引書——七〇，七四，和七六頁）。然而老子的精神則完全相反。他所最厭惡和反對的就是斗爭。他雖然看到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對立，但他認為解決矛盾和對立的唯一方法不是斗爭，而是消極退讓。因此他提倡“不爭之德”。他認為“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皥詮娬咚乐?。柔弱者生之徒”。所以他主張“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在老子看來，凡是對立的局面，只要一方永久保持退讓的態(tài)度，完全站在消極方面，就可以獲勝而取消那種局面了。所以當強與弱，剛與柔，直與曲，榮與辱，福與禍，貴與賤，及奪與與等相互對立時，他都主張無條件地站在后者一方面。這樣一來，老子原來的辯證思想就完全成了反辯證的玄學了。
老子在對于事物運動和發(fā)生的問題上也表現(xiàn)同樣的矛盾。他一方面承認萬物是運動的，有生有滅。如說：“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薄胺蛭锸|蕓，各歸其根”。但另一方面，他又極端忽視萬物的運動狀態(tài)及其生滅過程（這是辯證法最基本的原則）。他所注意的只是：萬物未生前之“無”和萬物既滅后之“根”。他說：“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歸其根，歸根曰常，知常曰明”又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所以，老子所追求的不是現(xiàn)實事物之運動和變化的本身，而是事物之“始”與“終”的靜止狀態(tài)，即事物之死的狀態(tài)或虛無狀態(tài)。這也是十足的玄學。
（三）老子的社會思想
老子的社會思想便是由上敘的哲學觀點出發(fā)。宇宙萬物的本源既是“道”，而“道”是取法于自然的。所謂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自己活動，自己變化，自然而然，不事人為的意思。在老子看來，這樣的“自然”，是“無為”的，然而又是“無不為”的。于是“自然主義”或“無為主義”，便成了老子社會思想的核心。所以他說：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p>
“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世，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p>
“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反之，如果違反自然，妄事作為，則一定得到相反的結果?！捌湔觳?，其民缺缺”?！?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盀檎邤≈?，執(zhí)者失之”。在老子看來。天下一切爭亂，一切禍患，一切罪惡，一切腐敗，以及人民所受之種種痛苦，都是由于在上者之妄好作為所釀成的。因此他極力攻擊當時統(tǒng)治者的“有為主義”。他把統(tǒng)治階級的種種作為都加以考察、分析、批評。戰(zhàn)爭是當時一切“有為”中影響最大而又最壞的。因此老子極力反對戰(zhàn)爭。他說：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p>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p>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p>
這是很明顯的非戰(zhàn)思想。其次，為老子激烈反對的是當時的嚴刑酷罰和橫征暴斂等。他說：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p>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zhí)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p>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p>
此外，凡是可以助長奢侈，引起爭奪，造成禍患的聲色貨利，游樂田獵，奇伎淫巧等，都為老子所厭惡所抨擊。他說：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fā)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p>
“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馀，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關于當時統(tǒng)治者及一般上層階級（商人在內）的種種作為及其惡影響，老子算是深刻地指摘出來了。即我們在今天讀來還是很生動的。但要怎樣才能取消或停止它們呢？換言之，要怎樣才能從“有為”進到“無為”呢？于是老子便以哲學家的態(tài)度進而追求一切有為的根源，企圖從根源上消滅一切有為的禍害。他以為一切作為，如戰(zhàn)爭、刑罰、苛征、恣意聲色、屯積貨財、競爭伎巧、馳騁田獵等等，都是起于有“欲”。而欲望之多，又是由于“不知足”。所以他說：“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因此他極力主張“少私寡欲”，他主張“知止知足”。他說：“甚愛（指多數(shù)）必大費，多藏（指不知足）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說：“知足者富”，“知足之足斯足矣”。這是一種消極的禁欲主義，不用說是純粹唯物論的。因為人們，特別是當時一班封建貴族們的欲望之提高，不是由于單純的主觀之“多欲”或“不知足”，而是由于一般的社會生產(chǎn)技術和商業(yè)發(fā)達的結果，換句話說，就是由于奢侈品增多和貨幣使用范圍擴大的結果。有了客觀“可欲物”的存在，一定會引起或刺激起主觀的“欲望”出來。這一層老子似乎是觀察到了的。所以他進而主張消滅一切可欲的對象。他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不過老子在這里仍然是主觀的唯心的。他不了解：所謂“賢”“難得之貨”一切“可欲”的東西，都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并不因為你主觀上“不尚”，“不貴”及“不見”而消滅。事實上，正因為是“賢”，所以引起人們“尚”它，正因為是“難得之貨”，是“可欲”的東西，所以引起人們“貴”它，和注視它。這是無可避免的，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于是老子的禁欲主義與人類自然發(fā)展的欲望發(fā)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也就是他的自然主義本身發(fā)生了矛盾。
與欲望問題相關連的是知識問題。人不但有欲望，而且有知識。有了知識，自然會分辨事物的好壞、可欲的東西和不可欲的東西；自然會“向賢”而抑不肖，“貴難得之貨”而賤易得之貨等。并且知識愈發(fā)達，制造的東西愈巧愈多，辨別力愈強，欲望也一定愈高，因而愈不容易滿足，這本來也是一種社會發(fā)展的“自然”趨勢。但在老子看來，這是不“自然”的。因此他像反對欲望一樣地也極力反對知識。他對那些以知識治國的人曾作猛烈的攻擊，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不以智治國者，國之?！?。同時他仿佛以身作則地形容自己是無知無識的：“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彼詈蟮慕Y論是“絕圣棄智”。“使民無知無欲”。但在另一方面，老子又很希望有道者，即有智的“圣人”來統(tǒng)治。他甚至埋怨人們“無知”，不了解他的“道”，說：“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吾言甚易行，天下莫能行；……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這可見老子所提倡的無知主義不但與社會的自然發(fā)展相矛盾，而且其本身也是相矛盾的。
關于老子主張退讓或不爭的見解，我們在前面論究他的辯證思想時已經(jīng)提到?，F(xiàn)在應當特別指出的，就是這種見解的本身也是矛盾的虛偽的。例如他說：“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下大國，則取大國”。為什么？因為“柔弱勝剛強”?！敖Ｋ詾榘俟韧跽?，以其善下之”。這是所謂以退為進，以不爭勝人（他常說：“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實際上，這是一種變相的不抵抗主義。所謂柔弱勝剛強，與當時的歷史事實完全相矛盾的。春秋二百年的歷史都是證明強者征服弱者，大國并吞小國。假如你沒有實力，不拼命斗爭，一切謙下或退讓，都只能引起敵人的輕視和進攻，自己的滅亡而已。
老子根據(jù)了他的“無欲”，“無智”和“不爭”等無為主義或自然主義的原理，最后便提出了他的理想社會的主張說：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徒。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p>
這是原始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的理想化，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因為原始社會的人雖然是結繩而用之，或者自以他們的飲食為甘，以他們的衣服為美，但實際上他們是十分缺乏的，艱苦的。他們的居住多是不安定的。尤其是各部落社會之間有著經(jīng)常的戰(zhàn)爭，并不是“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他們不乘舟車，是因為尚未發(fā)明；更沒有所謂什伯之器而放著不使用的事實。老子這種理想社會，與其他一切烏托邦主義者的主張一樣，不但是空想的，而且是開倒車的。他企圖將當時已經(jīng)發(fā)展到高度的，并且正在衰落的封建社會拉到原始的部落社會或氏族社會去，這顯然也是違反社會發(fā)展的自然趨勢，是不“自然”的，等于要將“人”再回復到“猿猴”的形態(tài)去是同樣的空想與反動。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老子的社會思想，就其自身的邏輯結構言，雖然很能連貫一致，很有系統(tǒng)，似乎沒有什么矛盾，似乎“自然”、“無為”、“不爭”和“無知無欲”等，都是從他的“道”邏輯地發(fā)展下來的。但從社會的歷史的觀點看來，卻充滿了矛盾，僅僅是各種矛盾的混合體而已。除上敘的許多矛盾外，我們還可以看出：一方面，他深刻地描畫出了各種事物的對立性、矛盾性，即斗爭的不可免性；凡斗爭的規(guī)律，永久是積極的因素戰(zhàn)勝消極的因素；但另方面，他卻無條件地主張站在消極方面，企圖以此去取消或調和矛盾。一方面，他尖銳地攻擊了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妄好作為、嗜爭好戰(zhàn)、嚴刑酷罰、橫征暴斂、驕奢淫佚、以及使用種種智巧以欺騙人民等；這樣便應當喚醒人民，號召人民起來反對這樣的統(tǒng)治者，推翻這樣的統(tǒng)治者；但另一方面，他又極力鼓吹“不爭”、退讓或謙下等消極的主張，即主張不抵抗主義，仍然希望有什么“守道”的侯王或“圣人”（老子理想中的統(tǒng)治人物）來拯救人民。
但是這些矛盾是怎樣發(fā)生的呢？這當然不能從老子思想的本身中去尋找解釋。老子的思想的矛盾不過是當時社會中許多復雜條件所造成的矛盾，特別是廣大的農民層的地位的矛盾之反映而已。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指出老子的時代，春秋的末期，封建國家間的戰(zhàn)爭，封建貴族集團間的內哄，以及封建貴族之一切豪奢縱欲等，最后都壓在農民身上，即全靠榨取農民來支持。農民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會發(fā)生種種不滿，憤慨和仇視等的感情與意識。農民首先對于封建國家間的戰(zhàn)爭，對于封建貴族集團間的私斗，是感受痛苦最烈而又最直接的。他們對此自然要發(fā)生強烈的反感。但同時他們又感覺不到自己有力量可以停止或干涉那樣的戰(zhàn)爭和私斗。所以他們除憤恨詛咒之外，只有希望統(tǒng)治階級自己相互退讓，“小國下大國，大國下小國”，用“不爭”的方法解決問題，免得累害他們。農民對統(tǒng)治者的嚴刑酷罰，橫征暴斂等也是如此。一方面表示憤恨、仇視，但另方面又不知道怎樣去反對它們、制止它們。所以結果也只有希望統(tǒng)治者實行“無為”，即少作些事，自動地停止對他們的剝削與壓迫。農民根據(jù)自己的簡樸生活與單純頭腦，不但覺得一切戰(zhàn)爭、刑罰、法令、伎巧、聲色貨利、馳騁田獵等是多事、是有害的，就是一切知識也是多余的、騙人的、有害的。所以“無為”、“無知”、“無欲”、“不爭”和“知足”等，正是農民那種原始的實際生活的反映。最后，農民對于當時社會所加于他們的種種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同時又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更好的前途。于是只有根據(jù)傳說，根據(jù)神話去回憶過去，追念遠古的“黃金時代”（大概每一民族的傳說和神話中對于遠古時代的生活都有許多美滿的描寫）來安慰自己。“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便是由這種追念稍加以理想化形成起來的。
現(xiàn)在我們可以了解，老子思想中的一切矛盾，一切弱點與優(yōu)點，都能從當時的社會矛盾中，從當時農民大眾的地位中找到了說明。老子提倡“不爭之德”（以農民對統(tǒng)治者的剝削與壓迫而言，就是不抵抗主義），提倡無知無欲、主張復古，這些固然是他思想中的弱點。但同時老子也有他最光輝的地方，就是他曾經(jīng)無情地深刻地批評了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種種罪惡、種種虛偽、以及對于人民之種種榨取和壓迫，這種批評精神對于燭照和揭發(fā)社會的黑暗是極可寶貴的。老子的自然主義或無為主義，從社會發(fā)展的觀點說來，固然含有反動的意識，然而拿來批評當時封建貴族那種橫行無忌、無所不為、無惡不作，也是含有它最重要的社會意義，在某點上說是幫助進步的。盧梭也曾用過自然主義去批評當時法蘭西的君主專制政體之種種橫暴，種種違反自然的事實，這對于當時反君主專制主義的推動，以及對于后來的大革命，都給了深厚的影響。
（四）老子與托爾斯泰
如果我們拿托爾斯泰的思想與老子的思想來比較一下，那我們對于老子一定能獲得更明確的理解。自然，托爾斯泰的時代與老子的時代，不但相隔是十分遙遠，而且在本質上也是很不同的。在老子時代封建制度雖然開始衰落，但商業(yè)資本主義還在萌芽。而托爾斯泰的時代，不僅西歐資本主義已經(jīng)發(fā)展到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就是俄國的資本主義也發(fā)展到相當?shù)某潭攘?。（這是就托氏時期的末期而言）雖然如此，但從托氏與老子思想的本質上，即反映農民的原始意識一點上說來，還是很相類似的。
所謂托爾斯泰的時期約當一八六二——一九〇四年，即俄羅斯前革命的時期。在這時期中，舊的農奴制度已經(jīng)崩潰了，但新的社會制度尚在準備當中。所以當時俄國的農民雖然處處感到變化、震動、擾亂和痛苦，但另方面又看不出任何新的前途。雖然舊的農奴制度崩壞了，但建立在這個制度上的沙皇專政的官僚警察和地主貴族等，對于他們的剝削和壓迫卻未曾減輕；雖然資本主義已經(jīng)闖入農村，但在農民看來，這個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災禍。因此，當時俄國的農民仍然只有把他們的面朝著過去，去回憶他們那種原始“米爾”（MIR）式的共同生活——這便是托爾斯泰思想所由產(chǎn)生的基地。
所以托爾斯泰一方面嚴厲地無情地抨擊了沙皇官僚政治的橫暴、地主貴族的腐惡、資本的剝削，而另方面卻又主張“不以暴力對抗罪惡”；一方面尖銳地指出了一切上層階級的虛偽，宗教的假面具，而另方面又極力宣傳“一切應訴之于世界精神”，即訴之于他的新的宗教；一方面深刻地描繪出了勞苦大眾的貧困，痛苦和不幸等等，而另方面又宣傳禁欲、克己等的主張。托爾斯泰很慨嘆于俄國民眾的粗野和愚蠢，但他同時又極力反對西方文化，說那種文化是消滅人類天性中的一切天真和善良。他甚至反對學校教育。他說：“大學只是為那些易感的病態(tài)的自由派而設的，民眾是完全不需要的”（一八六二年的論文）。托爾斯泰的這些矛盾，我們前面在老子的思想中差不多都碰過了。
甚至托爾斯泰也主張?zhí)摕o。他說：“一切都是虛無，是物質的虛無”（見托氏論生活的意義）。托氏不承認歷史有進化律。他說：“在人類面前一般的運動法則是沒有的”。所以他贊美靜止狀態(tài)，贊美東方人民的好靜。這種見解與老子的清靜無為是很相符合的。托爾斯泰的理想社會，所謂“共同生活”，也是完全以俄國遠古時代傳下來的農村“米爾”制為根據(jù)而加以理想化的結果，與老子的“小國寡民”是屬于同一的烏托邦。
自然，托爾斯泰與老子中間也有不少異點，但從社會的觀點看來是次要的。例如托爾斯泰思想的最后歸宿是信仰世界精神，信仰他創(chuàng)造的新宗教；而老子是一個自然主義者，他雖不否認神的存在，卻沒有終極的宗教信仰。不過老子也曾說過：“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失”?！疤斓罒o親，常與善人”。這便已經(jīng)很接近于宗教的宿命主義了。
托爾斯泰曾在一些論文（俄文集刊為一小冊）中專門研究老子的思想，他極力贊揚老子，欽佩老子（惜原文不在手邊，關于托氏推崇老子的話不能具引），這可見托氏與老子的思想中間之血統(tǒng)關系，已經(jīng)由托氏自己認識出來了。
列寧稱托爾斯泰的思想，是俄國前革命期、即過渡時期中農民意識的矛盾之反映。農民要想脫離自己的矛盾，只有在一個更前進的階級——無產(chǎn)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然而在托爾斯泰的時期中這個階級尚未生長成熟（至少在政治上如此），所以托氏思想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生在春秋末期反映農民意識的老子之思想上的矛盾，更是一種自然的現(xiàn)象。
如果我們再把老子的思想與孔子的思想略微比較觀察，就會更加顯出老子的思想是反封建貴族的?？鬃邮峭耆驹诋敃r封建貴族的觀點上，企圖用改良主義去挽救正在崩潰中的封建制度，維持封建貴族階級的統(tǒng)治與特權。故孔子的全部精神都集中于糾正和重新確定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因為這是施行改良主義的出發(fā)點。嚴定名分，尊崇禮制，宣揚忠孝（以忠鞏固各級封建主的統(tǒng)治權，以孝鞏固家長權，這是從根本上維持封建的秩序），夸說“仁”的理想——這些便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封建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然而老子恰與孔子相反。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又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是揭破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是虛偽的，違反自然的，這根本否認了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這種思想只有站在被壓迫的仇視封建階級的農民的觀點上，才能發(fā)生出來。
老子是我們古代最富有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的哲學家，最富有批評精神和表同情于民眾的社會思想家。他的一元論，他的辯證思想，特別是他對于當時社會政治及其統(tǒng)治者的批評精神，直到現(xiàn)在還是光輝地映在我們眼前，值得我們研究、發(fā)揮。然而他的唯心論、他的玄學、他的虛無主義，禁欲主義、無知主義、復古思想、尤其是他的消極退讓的不抵抗主義的精神，是十分有毒害的。但是自稱老子思想的繼承者，后來所謂道家者流，恰恰是繼承了他十分有毒害的這一方面；甚至現(xiàn)在人們還在為他這一方面的思想而服務，這是等于在民眾中散布毒菌。繼承并發(fā)揮老子思想中的優(yōu)點而排除其毒素，只有站在中國最前進的一個階級的觀點上才有可能。
一九四六年上海《求真雜志》第一卷第一期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