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在長崎黃檗宗寺院“圣福寺”，住持田谷和尚拿出了江戶初期，中國的貿(mào)易商人和圣福寺的交往記錄，“唐船寄附狀帖”，也就是當時的貿(mào)易商人，以及和中土往來的書信原本，裝訂成的一個信件和貨物往來記錄的書帖，都是明代時期的原本，特別的珍貴，記錄了明末時期海上貿(mào)易之路的貨物情況，以及國內(nèi)通過商船寄給長崎華人的信函等。通過這些信函和記錄，從中能了解那個時期的一些社會背景的真實狀況。
晚明時期至南明時期，以福州地區(qū)為代表的海商集團和漳州地區(qū)的海商集團，其貿(mào)易領(lǐng)地涵蓋東南亞、日本、朝鮮半島、澳洲、非洲以及歐洲等，由于后期荷蘭海盜的出現(xiàn)福建的海商集團也采取了武裝押運保障海上貿(mào)易的安全。晚明時期，明朝國內(nèi)動蕩，一批海商集團和唐通事集團(明朝外派的貿(mào)易和翻譯的人員)開始轉(zhuǎn)移保存財產(chǎn)和家族人員的安全，開始避難于日本或越南，在日本長崎，以漳州商幫形成建立的“圣福寺“，福州商幫創(chuàng)立的“崇福寺”又叫“福州寺”廣東潮州商幫創(chuàng)立了“福濟寺“，明朝三江遺民共同創(chuàng)立的“興福寺”，在長崎又叫唐四寺，隱元禪師東渡后都成了臨濟正傳寺院也叫黃檗寺院。
明朝末年，也就是日本的江戶初期，福建以及東南沿海海上貿(mào)易熱絡(luò)。明朝時期禁海令十分嚴格，片板不許下海，下海即為寇，許多的民間貿(mào)易就被禁止，但是豐厚的海商貿(mào)利潤，促使沿海邊民偷偷進行海上貿(mào)易行為。而南明時期，由于反清復(fù)明的政治需要，廢除了禁海令，最大的武裝海商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被封為國姓爺。中土商船往來長崎絡(luò)繹不絕。
除了南明使者以及鄭成功集團官船舶外，還有民間的商船，裝載著南方各地的貨物外，也經(jīng)常搭載由于明朝滅亡后的明朝遺民，經(jīng)過海上的風(fēng)浪，到達長崎。當時日本人稱這些到達長崎的貿(mào)易商船為“唐船”，明朝遺民為“唐民”?！疤啤笔鞘苁⑻茣r期影響海外許多國家都是泛稱中國，由于盛唐的影響力深遠，所以海外許多國家都把中國人稱為“唐人”。當時江戶時期的日本人把明朝的遺民稱為“唐人”，卻又有其他特殊的意義。當時由于到長崎的明朝遺民大多為福建人居多，南明藩王隆武朱聿鍵又稱“唐王”，這些明朝遺民為了表達不肯易服易發(fā)，始終保持明朝的衣冠，不食清粟，不肯屈辱于清朝廷的民族精神。
東渡的南明商船，根據(jù)啟航的位置，分別稱為“南京船”“寧波船”“廈門船”“福州船”“漳州船”“廣東船”等，鄭成功收復(fù)臺灣后也就有了“臺灣船”。大船可裝載貨物五六十萬斤，乘員一百多人，中船可載貨物二三十萬斤，乘員六七十人，更大的商船從東南亞各國到長崎的，船體更大，可裝載貨物二百多萬斤，乘員二百多人。各類商船都有大帆和彌帆，都可不受季風(fēng)影響，一年四季都能自由航行，充分體現(xiàn)了當時（明代時期）嫻熟的航海技術(shù)和造船水平，并能注意到航程、氣候、海域的各種影響。商船的乘員層次分明，設(shè)有正船主，副船主，財副（掌管貨物和賬目），這些人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養(yǎng)以及嫻熟的航海經(jīng)驗，其他船工也是分工明確。
由于朝代更迭，搭乘東渡商船的還有不少明朝的遺老遺少，其中有僧侶、學(xué)者、醫(yī)師、藝術(shù)家、商人和手工匠以及各行各業(yè)的精英人士等，這些人多攜帶書籍和字畫等。到日本的商船所載都是日本緊缺的物品，諸如藥材、生絲、織物、砂糖、染料、生漆、皮革、香料、紙等，尤其是織物和藥材的比例最大。從事東南亞和中土到長崎的明朝遺民商船，主要裝載砂糖、皮革、香料等。從福建、浙江的商船主要裝載藥材、生絲、織物和書籍，江戶初期日本沒有印刷術(shù)，對中國的書籍特別需求，書籍在日本是昂貴的奢侈品。商船返回福建浙江時，主要是金、銀、銅、刀等南明政權(quán)需要的戰(zhàn)略性物資。
東渡日本的明遺民，多是在清軍南下進入浙江、福建以后，或痛感復(fù)明無望、或不甘剃發(fā)易服、或不忍禪門厄運而相繼東渡的。明朝的士人、遺臣以及懷有故國之思的僧侶，其情感傾向、道德規(guī)范與傳統(tǒng)、文化價值存在吻合成分，在一定時期具有超越俗世、保持士人遺世獨立情操的時代特征。
當時德川幕府己經(jīng)鎖國甚嚴，一般不允許外國人留居日本。長崎作為日本與中國貿(mào)易的唯一港口，有早先（明朝滅亡之前）赴日并留居此地的明僑民及其后裔。他們在長崎建起唐三寺向幕府證明自己的佛教信仰（當時日本嚴禁基督教），不斷邀請明朝高僧赴日駐錫講法。隱元禪師和他的黃檗僧團也就是這個時期，受到了明僑民以及長崎當?shù)氐墓賳T和日本佛教界的邀請，在1654年東渡日本弘法。
明朝遺民東渡日本，以江南到（南直隸）、福建、浙江人居多，尤其是福建福州人、漳州人居多。他們到了長崎后大多以本籍貫方言說話，所以當時長崎的翻譯官就叫“唐通事”，這些唐通事都具有相當?shù)奈幕胶退仞B(yǎng)，并且是早期移居日本的明朝僑民擔任。
許多福建商人很早就從事著與日本之間的海外貿(mào)易。比如，萬歷年間（1573-1620）福清的林清就是一位大商人。明時文獻記載，“福清人林清，與長樂船戶王厚商造釣槽大船，倩鄭松、王一為把舵，鄭七、林成等為水手，金士山、黃承燦為銀匠。李明，習(xí)海道者也，為之向?qū)?。陳華，諳倭語者也，為之通事。于是招來各販，滿載登舟”。這里的林清，儼然是一個貿(mào)易集團的首領(lǐng)，可以召集各類商販。林清手下聚集了多樣人才，有把舵、水手、銀匠、通事（翻譯）等。而這其中的銀匠，當是指善于辨別日本白銀的人手。獲得白銀是當時大陸商人航海貿(mào)易的主要目的。
隨著對日貿(mào)易的發(fā)展，許多福建居民來到長崎，進而安居樂業(yè)，世代從事于中日間的貿(mào)易活動。正是因為如此，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唐通事家系中，福建人占了大部分。比如，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樟港出身的劉一水（？－1658），可推定在1618年(明萬歷四十六年，日本元和四年)之前就定居長崎；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錢林出身的林公琰（1598-1683）在1623年定居長崎。以劉一水為始祖的彭城氏家系，以林公琰為始祖的林·官梅氏家系，世代成為長崎唐通事，在中日貿(mào)易活動中一直發(fā)揮著較大影響。王心渠1594-1678福建省福州人，參與創(chuàng)建崇福寺。以王心渠（三官）為始祖的王氏家系。劉一水（？-1658）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人，1618年前后到達長崎，也叫劉有恒和八官，參與創(chuàng)建崇福寺，以劉一水為始祖的彭城氏家系。馬榮宇（？-1654）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人，以馬榮宇為始祖的中山氏家系。鄭二官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人，以鄭二官為始祖的鄭氏家系。林公琰1598-1683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錢林（今福清港頭鎮(zhèn)前林村）1623年到達長崎，參與創(chuàng)建崇福寺。以林公琰為始祖的梅氏家系，林太卿字楚玉（1572-1645）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上逕人，參與創(chuàng)建崇福寺，萬歷三十七年（1609）東渡到鹿兒島，1619年移住長崎，以林楚玉為始祖的林氏家系。俞惟和（1605-1674）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林太卿（楚玉）是其姑丈，1622年通過林楚玉的幫助東渡長崎，以俞惟和為始祖的河間氏家系（附早野氏）。何高材（1598-1671）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人1628年移住長崎，也叫毓楚,一粟,性崇，參與創(chuàng)建崇福寺。以何毓楚（高材）為始祖的何氏家系。魏之琰（1617-1698）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人，和其兄魏毓禎號六官移住安南東京（今越南河內(nèi)）,從事貿(mào)易于東京和長崎之間。1672年,攜子魏高、魏貴、仆人魏熹定居長崎，以魏之琰為始祖的巨鹿氏家系。方貴峰（？-1665）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大西橋人，墓地在崇福寺，以方貴峰（三官）為始祖的方氏家系。吳榮宗（？-1678）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1651年任唐年行司，墓地在長崎皓臺寺，以吳榮宗（一官）為始祖的吳氏家系。周辰官（？-1683）福建省泉州府曾經(jīng)信仰基督教，后來放棄，正保二年（1645）成為移居長崎的住宅唐人，墓地在崇福寺，以周辰官為始祖的周氏家系。蔡昆山（？-1664）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人，以蔡昆山（三官）為始祖的蔡氏家系。陳沖一（？-1624）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醫(yī)生，先東渡鹿兒島,后遷移到長崎，以陳沖一為始祖的潁川氏家系。歐陽云臺福建省漳州府1635年，在住宅唐人中，被選拔為唐年行司，以歐陽云臺為始祖的陽氏家系。陳潛明（？-1632）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墓地在長崎圣福寺，以陳潛明為始祖的西村氏家系。吳宗圓（1603-1638）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人，以吳宗圓為始祖的吳氏家系。吳振浦福建省漳州府遷和以吳振浦為始祖的吳氏家系。廬君玉（？-1631）福建省延平府沙縣1612年東渡長崎，后歸國，崇禎四年（1631）5月逝世，以廬君玉為始祖的廬氏家系。只是作為通事管理人員，長崎人口只有八萬人的時候，三分之一是明朝遺民，有六份之一的以上人口是福建人。這些唐通事都負責著南明和長崎之間的貿(mào)易往來的事務(wù)。
日本江戶初期施行閉關(guān)鎖國政策，只開放長崎為唯一通商通關(guān)的港口。德川幕府針對明朝遺民東渡情況以及中國明清之間更迭的戰(zhàn)亂動態(tài)，推行“唐船風(fēng)說書”制度，所謂的“唐船風(fēng)說書”是凡是中國的“唐船”進入長崎的港口，當即就要向長崎的官員匯報中國的情況，以及所有航線沿線的形勢和見聞，啟航地點日期，航海經(jīng)驗狀況等，由唐通事翻譯，由長崎奉行檢查閱讀后，呈送江戶德川幕府，目的為了及時掌握中國朝代更迭的實際狀況，以了解清庭和南明的戰(zhàn)爭局面的發(fā)展和變化情況。這些商船還會攜帶中土相關(guān)人員和單位的一些書信家書等，充當明朝遺民和故國家鄉(xiāng)之間的消息傳遞員。
鄭成功對日本的貿(mào)易規(guī)模十分的弘大，并且形成了鄭氏的商業(yè)勢力，相當?shù)幕钴S也成了鄭成功的部分軍費的來源，永歷年間鄭氏集團曾有大量的貿(mào)易存銀在長崎。寄存在大通事林太卿和陳道隆處。陳純樸也就是圣福寺鐵心道胖和尚的父親，福建漳州人，也可以說作為漳州幫的“圣福寺”和閩南一帶鄭成功的軍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鄭成功通商日本也可以說是鄭氏反清復(fù)明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南明永歷十二年，鄭成功為北伐極力備戰(zhàn)，曾經(jīng)派僧侶桂梧、如昔為使節(jié)，東渡日本向日本德川幕府乞求援兵，桂梧一行共147人到達長崎，并給時德川家綱書信一通:略……
鄭成功書信中，首先追頌中日兩國的悠久的傳統(tǒng)友誼，贊頌德川家綱等。并鑒于日本儒釋道不分的習(xí)俗，提及“釋輔儒宗”，并充分肯定隱元禪師在日本弘揚黃檗禪風(fēng)。時長崎圣福寺也就是隱元禪師和弟子弘揚黃檗禪風(fēng)的道場。陳純樸的兒子鐵心道胖禪師也就是“圣福寺”的住持，是隱元禪師的法孫。時隱元禪師已經(jīng)離開禪師前往京都弘法。桂梧、如昔等同為福建僧侶到了長崎，不難想象和長崎圣福寺崇福寺有否交往。
隱元禪師和黃檗僧團東渡日本，也都是乘坐南明商船到達日本，許多定居避難日本的明朝遺民，也都是通過海商的這個海上通道，來往日本和東南亞國家，也靠這個海上通道和中國保持著聯(lián)系，每每船來都有著書信往來，這個現(xiàn)象和遺民東渡長達百年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