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是“最好不要”的意思。不宜只是一個建議而已，具體到底要不要實施，行為人自己決定。筆者詩詞創(chuàng)作有年，所謂“詩詞創(chuàng)作三不宜”，只是自己的體會，至于讀者以為然否，那就看讀者的體會了。
一是不宜用詩詞寫日記。用詩詞寫日記的人是不會有的，但是類似用詩詞寫日記的人還是有的，那就是不分主次天天寫，突出數(shù)量，忽視質(zhì)量，以發(fā)表過多少詩詞為榮。這樣的作品當然不會成為精品。蘇軾就有過類似日記的詩?！度梢掠性t令郡吏……》一詩，是88字的長題，500字的正文，句后注11處，凡480字，最長的一處是190字。寫這首詩的目的，蘇軾在詩題的最后一句說得明白，就是“凡所經(jīng)歷者寄子由”。這首詩是26歲的蘇軾的“日記”。蘇軾當官不久，首次“出差”，用“詩”的方式把所見所聞告訴弟弟蘇轍，當時的蘇軾恐怕無意將此詩“發(fā)表”，讀者只是蘇轍一人，這還有情可原。我們今天有的“詩人”，事無巨細，皆形之于詩，動輒就來個“梅花詩百首”“胡楊詩百首”。我就納了悶了，哪來的那么多話要說？這就好比把一瓶好好的果汁，摻上白水，最后弄得沒有味道了。
二是不宜把詩詞當玩具。所謂玩具，我指的是有的“詩人”喜歡折騰一些“雜體詩”，借以炫耀自己的能耐。上網(wǎng)查，雜體詩近250種。雜體詩雖表現(xiàn)出一定的巧思和駕馭文字的能力，但“終非詩體之正”，多為文字游戲。當今常見的有集句詩、藏頭詩、轆轤體、回文詩、寶塔詩等。以集句詩為例，宋代的王安石就喜歡這種形式，如《送張明甫》一絕，第一第三句來自唐代杜牧，第四句來自唐代的崔護，第二句來自宋代的晏殊。再“精致”一些，就是專門“集唐”“集宋”，或是集某位大詩人的作品。文天祥在燕京的囚室里，完成《集杜詩》一卷200首。王安石是在“逞才”，而文天祥除了表示對杜甫為人的崇拜外，也有天地狹小的無奈。集句詩必須是博聞強識。這種形式“難能”，但不“可貴”。今天再玩這種形式，既不“可貴”，也不“難能”，因為只要需要某個詞匯，輸進電子版的《四庫全書》搜索，就能得到比較理想的詩句。
三是不宜用詩詞泄私憤。詩詞無非“美”“刺”兩途，可以歌頌世間的美好，也可以批評人間的丑陋，但是絕不可以用來作為罵人的工具。如果把自己心中的憤懣化為不堪入目的語言對準某一個人，那就不是詩了，充其量是罵人的有韻文字。黃庭堅說“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蘇軾所“罵”，多為國家，為朝廷，為君王，為黎民。如果蘇軾為了私利去“罵”，那他詩是不會流傳下來的。一般來說，諷刺和謾罵的區(qū)別在于：諷刺為公，謾罵為私；諷刺的對象是社會現(xiàn)象，謾罵的對象是個人。罵人并不會讓自己占據(jù)道德優(yōu)勢，反倒顯得更小家子氣。
（原載2020年《中華詩詞》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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