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tǒng)敘事當中，詹姆斯一世似乎是一個活在“童貞女王”陰影中的繼任者：比起好戰(zhàn)的伊麗莎白一世，他不思進取而又揮霍無度。此外，他對于“君權神授“理念的執(zhí)念又使他作為一名專制君主而聲名狼藉。極度崇拜父親的查理一世試圖在方方面面上都模仿自己的父親，最終卻使英格蘭走向了內(nèi)戰(zhàn)，自己也殞命白廳。查理一世的悲慘結局無疑也影響了詹姆斯的風評，好像早在他的統(tǒng)治下就已經(jīng)埋好了內(nèi)戰(zhàn)的禍根。因此，詹姆斯一世長久以來也一直被看作是一個專斷而無能的失敗統(tǒng)治者。然而近年來，英國的一些歷史學者開始重新審視詹姆斯一世一朝的統(tǒng)治，并對他的政治方針給予了與過去截然不同的評價。他們認為：詹姆斯一世明智地從不能帶來收益的歐洲事務中抽身，并借助自己靈活的外交手腕在歐陸大國間保持著平衡；盡管詹姆斯一世是君主專制的鼓吹者，然而他在非關鍵的事務中并不會插手太多，和議會的沖突也往往以詹姆斯一世個人的讓步為告終；在二十多年的休養(yǎng)生息中，英格蘭的實力得到了充分的發(fā)展。
（詹姆斯一世）
一、詹姆斯一世的即位與《倫敦條約》的簽訂
隨著英格蘭在1588年擊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伊麗莎白女王的名望達到了最高點。然而這場戰(zhàn)斗只是接下來持續(xù)十五年的漫長戰(zhàn)爭中的一出插曲，與西班牙帝國在愛爾蘭與歐洲大陸的戰(zhàn)爭把英格蘭拖進了泥潭。隨著戰(zhàn)爭的進行，女王的聲望也就越來越低。到了1603年她去世的時候，她為了詹姆斯一世留下了高達四十萬鎊的債務與一場看不見希望的長期戰(zhàn)爭。
在倫敦，詹姆斯受到了難以想象的歡迎。女王統(tǒng)治晚期的政治高壓與財政危機使得不同階層的英格蘭人都厭倦了她的統(tǒng)治，而詹姆斯的即位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想象空間。平民階層希望詹姆斯一世結束與西班牙的戰(zhàn)爭，使英格蘭恢復到戰(zhàn)前的繁榮；部分天主教徒則幻想詹姆斯一世能繼承他母親的信仰，結束英格蘭對天主教徒的迫害；以羅伯特·塞西爾(Robert Cecil)為首的伊麗莎白一朝元老則寄希望于在詹姆斯的新政府中能獲得更大的影響力。當然，詹姆斯一世的即位也并不能算得上是一帆風順，在詹姆斯前往英格蘭加冕的過程中爆發(fā)了幾場小規(guī)模叛亂。憑借著伊麗莎白留下的歐洲頂尖的間諜網(wǎng)絡，羅伯特·塞西爾火速瓦解了叛亂，實現(xiàn)了王權的和平交接。
（羅伯特·塞西爾，第一代索爾茲伯里伯爵）
盡管詹姆斯一世臨行前與蘇格蘭議會曾經(jīng)立下了定期返回蘇格蘭執(zhí)政的協(xié)議，但終其一生他只回到過蘇格蘭一次。作為一個極度鋪張的君主，富庶的英格蘭的生活環(huán)境無疑更能滿足他的需求。而厭倦于伊麗莎白統(tǒng)治的“小家子氣政府“的英格蘭人也樂于看到這樣的煙火氣息，仿佛君主的鋪張印證著王國的繁榮。似乎只有天主教徒失望于詹姆斯一世的和平登基，他們原本希望能夠改善自身的境遇，但詹姆斯一世顯然對于天主教臣民的遭遇并不關心。更諷刺地是，隨著王室負債的增加，對天主教徒的經(jīng)濟壓迫也變得越來越嚴重。1605年，以羅伯特·蓋茨比(Robert Catesby)與蓋伊·?？怂?Guy Fawkes)為首的一伙天主教反叛者密謀在議會開會時炸死詹姆斯一世以及英格蘭的新教議員。羅伯特·塞西爾在反叛者的密謀階段就得知了這一陰謀，他卻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縱容密謀者完成了準備工作，直到密謀執(zhí)行當天才派手下抓獲了執(zhí)行計劃的蓋伊·?？怂?。蓋伊·福克斯和他的同黨（羅伯特·蓋茨比因為拒捕被殺）最終被公開以叛國罪處決，英格蘭天主教徒的遭遇也每況愈下。
（蓋伊·?？怂购推渌苤\者，右三為蓋伊·福克斯）
對于自己新繼承的這個王國，詹姆斯一世有著和伊麗莎白截然不同的想法。自詡為“真正基督教信仰守護者”的伊麗莎白向歐洲的新教勢力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并因此把英格蘭卷進了戰(zhàn)爭的泥潭。盡管詹姆斯一世同樣算得上是一個信仰狂熱的君主，然而他更樂于讓戰(zhàn)斗停留在紙面上，畢竟這也有助于他打造自己“最有學養(yǎng)的基督教君主”的人設。此外，詹姆斯一世對于繼承伊麗莎白“新教領袖”的衣缽興趣寥寥，過去十八年的戰(zhàn)爭已經(jīng)證明了尼德蘭與法國的胡格諾派并不情愿承認英格蘭的宗主權威。作為一個新生的共主邦聯(lián)的統(tǒng)治者，詹姆斯一世發(fā)明了一套新的意識形態(tài)用以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他開始在文書中頻繁地使用“大不列顛之王”的自稱，試圖將英國三島塑造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因此，與西班牙的戰(zhàn)爭對于他來說也就顯得百害而無一利：在歐洲的戰(zhàn)事不利于英格蘭的國家利益，而西班牙對愛爾蘭叛亂的支持卻在動搖著他的“不列顛共同體”的根基。
1604年，在羅伯特·塞西爾的斡旋之下，詹姆斯一世與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簽訂了《倫敦條約》。條約規(guī)定：英格蘭應當停止對尼德蘭的軍事、財政支持，并停止對西班牙商船的海盜襲擊；作為交換，西班牙將放棄對愛爾蘭叛軍的支持，并承認英格蘭新教國王統(tǒng)治權的正當性。盡管在當時的英格蘭人看來，詹姆斯相比于菲利普三世做出了更多的讓步。然而對詹姆斯一世來說，《倫敦條約》僅僅是他對西班牙外交政策的一個開始。在接下來的統(tǒng)治中，詹姆斯一世一直試圖以子女的婚姻作為籌碼一勞永逸地解決英格蘭與歐洲大陸的宗教分歧，進而實現(xiàn)他基督教國王典范的政治抱負。
作為一個志在成為基督教美德典范的國王，詹姆斯一世在即位之初就不得不重新審視伊麗莎白給他留下的兩項遺產(chǎn)：持有皇家執(zhí)照的海盜與對奧斯曼土耳其的貿(mào)易關系。受《倫敦條約》的限制，皇家海盜已經(jīng)不能再通過劫掠西班牙商船給王室?guī)砝麧?，詹姆斯一世本人也出于道德原因對海盜行為十分厭惡，不再受到王室支持的英國海盜迅速地衰落了下去，像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這樣的前海盜也將眼光投向了殖民活動。而另一方面，詹姆斯一世在即位之初公開地譴責與土耳其人的外交關系，宣稱：“即便是為了維護商人的利益，我也不會做有違基督教君主身份的事情?！比欢诰揞~債務的壓力下，他很快意識到黎凡特公司對土貿(mào)易所帶來的巨大利潤，因此他給予了黎凡特公司諸多特權。
二、“西班牙和親”的背景：詹姆斯一世與議會的關系
在親政之后，詹姆斯一世通過利用蘇格蘭新教派與天主教派貴族之間的派系斗爭確立了自己的絕對統(tǒng)治。借由模仿伊麗莎白的統(tǒng)治模式，詹姆斯一世利用親國王的貴族議會的支持在蘇格蘭確立了主教制，將王權壓在了教權之上。然而到達英格蘭的詹姆斯一世很快地發(fā)現(xiàn)自己在蘇格蘭的政治手腕并不能在英格蘭行得通。盡管英格蘭政府擁有比蘇格蘭大得多的權力，也無需擔心地方的政治勢力，但國王的權力卻受到了層層限制。此外，伊麗莎白留下了的貴族議會高效、統(tǒng)一且根深蒂固，以詹姆斯一世的政治手腕顯然不足以在英格蘭推行絕對王權。因此，像他在其他方面的作為一樣，詹姆斯一世對英格蘭議會采取了更為靈活的態(tài)度。
由于一手策劃了詹姆斯一世的繼承以及化解了“火藥陰謀“，羅伯特·塞西爾成為了詹姆斯一世的心腹寵臣，詹姆斯一世常常利用他來斡旋自己與議會的沖突。由于英格蘭的特色國情，英王征收賦稅的權力實際上掌握在議會手中，如果不能得到議會的準許，國王便不能隨意征收賦稅。受物價革命的影響，王室借由田地收租獲得的收入嚴重減少，因而詹姆斯一世也就無法獲得足夠的收入來填補伊麗莎白女王留下的巨大缺口。此外，詹姆斯一世個人愛好奢靡，在王室虧空四十萬英鎊的情況下仍有為了一夜的假面?。╩asque）豪擲一萬鎊的事跡。僅僅統(tǒng)治了四年之后，王室的負債便從四十萬英鎊上升到了近百萬英鎊?？紤]到詹姆斯一世的這四年統(tǒng)治中沒有卷入任何戰(zhàn)爭，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無法通過增加賦稅來獲得財政收入的詹姆斯一世因而和議會陷入了沖突，而當他重申君主的絕對王權時，卻受到議會基于都鐸法的強烈抵制，于是在1610年他第一次強制解散了議會。夾在國王和議會中間的塞西爾試圖緩和雙方的矛盾，就在1611年提出了著名的《大協(xié)定》：協(xié)議要求國王向議會出讓幾項特定的封建權力來換取議會給予大量的年金。在多次協(xié)商之后，國王最終拒絕了議會的提議。而心力交瘁的塞西爾在第二年過世，從此詹姆斯跟議會之間再也沒有能像塞西爾一樣有力的斡旋者。
由于英格蘭和蘇格蘭議會體制的差異，詹姆斯一世并沒有完全地理解英格蘭議會的運行機制，因而在與議會的較量中處于下風。他所倚重的伊麗莎白留下的重臣僅僅代表著議會上院的力量，即便他贏得了大臣們的支持，無法取得下院支持的他還是會在交鋒中敗北。其次，他對于兩位男寵（薩默塞特伯爵與白金漢公爵）的放任使他逐漸喪失了上院的影響力。于是失去了議會支持的他往往只能以關閉議會作為手段度過危機。
（詹姆斯一世的寵臣，白金漢公爵。他在與法國的戰(zhàn)爭中被手下軍官刺殺）
然而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之下，詹姆斯一世在與議會的談判中會以適度的妥協(xié)為策略實現(xiàn)自己的部分目的。以“伊麗莎白公主和親“事件為例，國內(nèi)的貴族希望伊麗莎白公主與本國貴族結婚，而同情天主教的安妮王后則希望伊麗莎白與天主教王室聯(lián)姻，詹姆斯一世利用兩派勢力的爭端，最終力壓眾議將伊麗莎白公主嫁給了信奉新教的”冬王“腓特烈五世。而在”西班牙和親“破裂前夕，對國王極度不信任的議會提交了”大抗議書“，要求詹姆斯一世將制定宗教政策與外交方針的政策交給議會，并開除瀆職的大法官培根。詹姆斯一世首先答應了議會的次要條件，罷免了培根的大法官職位，分化了議會中的反對勢力，最終得以在第二年強行關閉議會，解決了王權危機。
總的來說，詹姆斯一世與議會的斗爭雖然有時劍拔弩張，但沖突仍在可控的范圍之內(nèi)。詹姆斯一世會適時地向議會做一些退讓，以便在可接受的范圍內(nèi)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議會也會對詹姆斯一世投桃報李：詹姆斯一世關于絕對王權的演說以及對“不列顛共同體“的政治宣傳其實在議會并不受歡迎，然而只要詹姆斯的舉動僅僅停留在言語層面，他們也不會對詹姆斯加以干涉。然而詹姆斯對議會的斗爭最終也埋下了惡果：隨著議會勢力的萎縮，當威爾士親王查理與白金漢公爵以因年邁失去了控制力的詹姆斯的名義開戰(zhàn)時，已經(jīng)沒有人能夠阻止他們了。
三、“和親”：詹姆斯一世的歐洲戰(zhàn)略
在《倫敦條約》簽訂結束之后，詹姆斯一世就一直試圖在英格蘭與歐陸勢力之間構建一種長期的戰(zhàn)略平衡。詹姆斯一世起初的打算是要為威爾士親王亨利迎娶一位天主教公主，同時再將伊麗莎白公主許給有實力的新教諸侯?！秱惗貤l約》所締結下的和平還十分脆弱，在詹姆斯一世看來，長期的和平只有通過基督教內(nèi)部的宗教和解才能實現(xiàn)。
在天主教列強中，詹姆斯一世對于西班牙有著更多的好感，因而這也使得英格蘭與法國的關系變得微妙。1605年1月6日，詹姆斯一世為了慶祝他登基以來的首個“第十二夜”，在老國宴廳舉辦了一出名為《Themasque of blackness》的假面劇，他邀請了西班牙與法國大使坐在自己的兩側觀看。提前獲知了自己被安排在國王左手邊的法國大使認為自己受到了輕慢，便稱病沒有前去，法國大使的座位于是被留給了威尼斯大使。值得一提的是，假面劇本身也是詹姆斯政治宣傳的工具，原本發(fā)源于威尼斯的假面劇被英格蘭人改造的更為奢靡，詹姆斯一世把這種奢侈的演出視作是向各國使節(jié)宣示英格蘭國力的機會。此外，假面劇的內(nèi)容也給了詹姆斯一世輸出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機會：在《the masque of blackness》中，本·瓊生（BenJonson）夸耀不列顛尼亞的土地遠比盧西塔尼亞和阿基坦尼亞美麗，而詹姆斯一世則被他直接比作是“不列顛的太陽神”。盡管詹姆斯一世的“不列顛共同體”理念并沒有給西班牙大使多深的印象，貢多馬爾伯爵在回報菲利普三世的信件中詳盡地記錄了這場舞會的細節(jié)，近十個小時的狂歡讓西班牙大使過目難忘。
（The Masque of Blackness中的服飾，安妮王后也在劇中扮演了尼日爾河神的女兒）
首先被提上議程的是威爾士親王亨利和伊麗莎白公主的婚事。然而在1612年，年輕的亨利突然染病去世。亨利突如其來的死亡讓詹姆斯一世的聯(lián)姻計劃變得更加復雜。從繼承順位上來說，詹姆斯一世的繼承人變成了約克公爵查理，而第二順位繼承人則是即將出嫁的伊麗莎白公主。只要查理像他的哥哥一樣意外去世，英格蘭就有可能落入伊麗莎白未來的丈夫手中。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議會試圖勸說詹姆斯一世讓伊麗莎白公主與本國的新教貴族結婚，而安妮王后則更中意從天主教王室挑選伊麗莎白公主的丈夫。懷有整合基督教世界的抱負的詹姆斯一世最終選擇了德意志的新教領主，巴拉丁選帝侯腓特烈五世。在腓特烈的總管以及選帝侯本人出訪英格蘭后，詹姆斯最終敲定了伊麗莎白與腓特烈的婚事。
然而隨著伊麗莎白與腓特烈結婚，查理王子的親事也就變得更加重要。為了避免國家落入外人之手，查理王子需要盡快結婚并立下繼承人。于是詹姆斯一世開始與西班牙協(xié)商查理王子與哈布斯堡家族的瑪麗亞公主的婚約。然而，與詹姆斯天真的模范君主幻想相比，哈布斯堡王室的考慮要謹慎得多。一方面，貢多馬爾伯爵對詹姆斯的提議表現(xiàn)出了十分的熱情；而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王室卻在考慮如何憑借這次婚姻使英格蘭重新回歸天主教的懷抱。哈布斯堡王室的考量當然與詹姆斯一世的計劃有著本質上的沖突，詹姆斯一世只將與西班牙的和平看作是保障英格蘭獨立性與話語權的一種手段，帶領英格蘭改信天主教并不符合他自身的利益。在貢多馬爾的拖延策略影響下，菲利普三世與詹姆斯一世并未意識到對方的真正動機，而在誤解中關于和親的談判也在艱難地進行著。
1619年，波希米亞王國爆發(fā)了反對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的起義，巴拉丁選帝侯腓特烈五世被推舉為新的波希米亞國王。盡管一度取得了波希米亞的王位，腓特烈很快被帝國軍隊擊敗并被逐出了普法爾茨。盡管逃亡到了尼德蘭的腓特烈試圖向自己的岳父尋求幫助，然而執(zhí)著于與西班牙聯(lián)姻的詹姆斯一世無視了腓特烈的請求，并拒絕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詹姆斯一世與腓特烈的關系也因此到達了冰點。然而在西班牙的局勢對于詹姆斯一世也并不能算得上樂觀，隨著貢多馬爾伯爵的失勢以及強硬的奧利瓦雷斯伯爵的上臺，西班牙人的態(tài)度也變得越來越堅決：他們只有在查理一世皈依天主教的條件下才肯答應這門親事。1623年。不甘心于失敗的查理王子伙同白金漢公爵微服出訪西班牙，然而卻在對他們充滿疑心的西班牙人那里受到了冷遇，談判最終也因此正式破裂。不甘心受辱的查理王子于是慫恿已經(jīng)逐漸失去控制力的詹姆斯一世對西班牙宣戰(zhàn)，而查理王子則在1625年改而迎娶了法國的亨利埃塔·瑪麗亞公主，并與法國結成了短暫的盟約。僅僅兩年之后，英法就因為胡格諾派教徒的宗教爭端爆發(fā)了戰(zhàn)爭。
從結果上來看，“西班牙和親”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詹姆斯的目標，使得英格蘭得以在歐洲各國征戰(zhàn)的年代平穩(wěn)地發(fā)展。然而“西班牙和親”也顯著地影響了詹姆斯與議會和民眾的關系。在1615年之后，詹姆斯一世就因為寵信英格蘭人民所憎恨的白金漢公爵而面臨著顯著的聲望下滑。三十年戰(zhàn)爭的開啟又使民眾覺得詹姆斯對于天主教國家過度軟弱。1621年爆發(fā)的“大抗議書”就是議會這種不滿的一種體現(xiàn)：下院議員出于對國王的不信任集體上書要求他交出制定宗教、外交政策的權力。即便是在1622年強行解散了議會，詹姆斯也不得不屈服于壓力，在次年對西班牙宣戰(zhàn)。詹姆斯一世留下的外交亂局最終被查理一世所繼承，而缺乏詹姆斯一世一樣的外交手腕的查理一世最終與歐洲大陸的關系極度惡化，他也永久地失去了議會的支持。可以說，詹姆斯一世的外交策略最終還是為查理一世制造了一個他力所不及的戰(zhàn)爭泥潭出來。
提交大抗議書
四 、受“西班牙和親”影響的文學創(chuàng)作
盡管起初受到了民間的支持，詹姆斯一世寵幸廷臣的作風迅速降低了他的聲望。1608年，詹姆斯與議會開始就國家的財政問題討價還價，談判未能解決的矛盾最終導致他在1610年第一次關閉了議會。在這期間，英格蘭民間開始涌現(xiàn)了不少暗諷詹姆斯一世無能宮廷的戲劇作品，以約翰·馬斯頓(John Marston)改編自《一報還一報》（Measure for Measure）的《法翁》(Fawn)為最。盛怒的詹姆斯下令將馬斯頓關進了倫敦塔，民間改編的風氣因為受到打壓也開始變得低迷。
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就創(chuàng)作于這個時期。學界長久以來一直認為普洛斯彼羅的統(tǒng)治理念即是詹姆斯一世“君權神授”主張的影射，莎士比亞因此也被認為是“君權神授”的支持者，這種觀點嚴重地限制了對莎士比亞政治戲劇的解讀。上世紀90年代，唐娜·漢密爾頓（Donna Hamilton）在《維吉爾與<暴風雨>》系統(tǒng)地探討了莎士比亞對于理想統(tǒng)治者模式的思考，并將詹姆斯的統(tǒng)治理念與維吉爾的理想君主進行了對比。漢密爾頓認為：莎士比亞并不一定完全同意詹姆斯一世的主張，詹姆斯的統(tǒng)治模式則更像是莎士比亞探討理想的統(tǒng)治者形象時所推出的有瑕疵的范例。換而言之，詹姆斯理念的漏洞以及從中衍生出的問題才是莎士比亞想要討論的核心。此外，在《暴風雨》中也有對伊麗莎白公主大婚的影射，借由那不勒斯公主克拉利貝爾（Claribel）婚姻所導致的政治危機，莎士比亞同時影射了伊麗莎白公主的婚姻所可能帶來的繼承問題。這樣的影射從現(xiàn)實意義上也質疑了詹姆斯一世所推崇的家長制與神權復合的王權理念。
到了1620年，“西班牙和親”已經(jīng)越來越無望，而詹姆斯對于德意志新教盟友的袖手旁觀也使得英格蘭民眾對于他的信仰產(chǎn)生了質疑。激進清教徒托馬斯·斯各特（Thomas Scott）出版了一本名為《人民之聲》（Vox Populi）的小冊子攻擊西班牙政府與貢多馬爾伯爵的作為，斯各特的矛頭也暗地里指向了受人愚弄的詹姆斯一世。在身份暴露之后，斯各特立刻逃往聯(lián)省共和國的烏特勒支避難，他被任命為當?shù)氐碾S軍牧師，并繼續(xù)通過小冊子的形式對英格蘭的社會現(xiàn)實發(fā)表政治評論。斯各特的政治書寫在P.G.Lake的眼中是英國清教革命具有歷史意義的開端：在伊麗莎白時代留下的憲政框架中，直接針對國王政策的攻擊顯然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失敗的“西班牙和親”影響下，激進地敵視西班牙并主張祛除英國國教中天主教元素的清教開始抬頭，并開始沖擊伊麗莎白一朝留下的主流價值體系。根據(jù)Lake的看法，都鐸時期盛行的王權與憲政之間的斗爭在此時已經(jīng)開始轉化為權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與地方之間的矛盾。象征著伊麗莎白留下的新教主流價值體系的上議院貴族階層在議會中的力量逐漸被來自于地方的士紳階層所壓過（在后者中清教徒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由于英格蘭特殊的政治體制，國王稅收的權力始終掌握在下議院手中，而財政上捉襟見肘的詹姆斯一世哪怕獲得了上議院的支持，也沒法在與議會的周旋中取得上風。而為了取得自己急需的財政援助，詹姆斯一世不得不使用英格蘭封建傳統(tǒng)中國王的絕對權力（Prerogative）與議會對抗，甚至是解散議會。
根據(jù)洛克的說法，英格蘭君主所擁有的“絕對權力”（Prerogative）這項權能源自于社會歷史，借助父系的權威予以施行。這在斯圖亞特王朝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當時的?；庶h羅伯特·菲爾默（Robert Filmer）在當時曾經(jīng)寫有《父權制》（Patriarcha）一書，并將君主所擁有的權力直接追溯自亞當所擁有的父權。然而，在實際的執(zhí)行中，君主的“絕對權力”必須慎重使用并受到層層限制：洛克將這一過程形容為“在法律、政府與王權間尋求妥協(xié)”。正是因為受到這樣的約束，英格蘭國王也很少濫用自己的“絕對權力”。相比于后來的查理一世，詹姆斯一世對于王權的使用也尚在法律所約束的范圍之內(nèi)。然而，他所使用的“絕對權力”（Prerogative）的來源是他的個人權威，當他的個人權威因為“西班牙和親”的失敗而跌落至冰點時，清教徒所掌控的下議院的權力也會隨之膨脹?；蛟S可以這樣說，盡管詹姆斯一世反戰(zhàn)的外交政策在當時算得上是審慎甚至是明智，但是“西班牙和親”的失敗無疑加速了清教革命的進程，并為后來的英格蘭內(nèi)戰(zhàn)埋下了禍根。
約翰 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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