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鐸的書法來源亦以二王為主,此外對米芾用功尤勤。王鐸曾自云:“《圣教》之?dāng)嗾撸嗄晔?,鉆精習(xí)之”:又云:“《淳化》、《圣教》、《褚蘭亭》,予寢處焉!”。但他所見二王作品基本以刻本為主,即《圣教》和《淳化閣帖》等。王鐸對《淳化閣帖》浸淫頗深,顧徨《平生壯觀》載:“聞其臨《淳化閣帖》數(shù)部,非功力如此,焉能精妙如此?”從目前留存的王鐸作品中,臨《閣帖》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重,據(jù)言其數(shù)量多達101件,足見《淳化閣帖》對王鐸書法風(fēng)格的形成影響之巨。其中有臨王羲之、王獻之、張芝、索靖、王藥、王徽之等諸多書家作品,但還是以羲、獻二人作品為多。從某種程度上講,《淳化閣帖》就是二王的代名詞。
王鐸對唐人書家如虞世南、褚遂良、張旭、懷素、柳公權(quán)等書家也廣泛涉獵,不過對懷素的學(xué)習(xí)卻抱有戒心。他曾告誡自己說:“書未宗晉,終入野道。懷素、高閑、游醉、高宗一派,必又參之篆摘隸法,正其訛畫,乃可議也,慎之、慎之!”看來王鐸對書法的取法也并非毫無選擇,他選擇的標(biāo)準(zhǔn)就是“晉”,如果不是晉人書,則學(xué)習(xí)時必須“參之篆摘隸法”,這也是他崇古思想的反映。這一點認(rèn)識與米芾完全一致,米芾對旭、素二人的狂草亦頗多微辭。二王之外,王鐸最為傾心者莫過米芾,他曾多次表達自己對米芾書法的欽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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