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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國封建社會數(shù)千年的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凡有成就的統(tǒng)治者，都在用人上有其獨到之處。唐太宗李世民君臨天下二十三年，一舉開創(chuàng)了“貞觀之治”的局面，他的成功，得益于“擇善任能”。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和主張，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边x賢任能歷來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唐太宗曾不止一次地說過，“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在唐太宗看來，人才是無價之寶，是比任何東西都貴重的。

戰(zhàn)國時期的思想家墨子說過：“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碧铺诟钦J為，“任使得人，天下自治”，“與其多得數(shù)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正是由于唐太宗對人才的作用有著如此清醒而深刻的認識，他不僅要求朝廷大臣“大開耳目，求訪賢哲”，而且自己也處處留心，多方搜求，一旦發(fā)現(xiàn)，便破格任用。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令百官上書，議論朝政得失。中郎將常何向太宗提出了二十多條意見和建議，條條切中時弊。常何本是一介武夫，不通經(jīng)史，怎么會有如此高明的見解？

太宗不解，便問常何，常何告訴他這都是家臣馬周出的主意。太宗立即召見馬周進宮，由于相見心切，在馬周未到之前，曾一連四次遣使催促。見面一談，發(fā)現(xiàn)馬周確有真知灼見，當即決定留在門下省任職，不久任監(jiān)察御史，接著又提拔他擔任中書舍人、中書令。馬周見事敏捷，機智雄辯，謹慎周到，處事公允，深得太宗信賴和同僚們的好評。

唐太宗用人，一向主張不記私仇，不分親疏故舊?！拔釣楣贀袢耍┎攀桥c。茍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征等是也”。

這里提到的襄邑王李神符，是李世民的叔父，在創(chuàng)建唐王朝的過程中出過力，但他不會管理節(jié)制下屬，而且腿腳有毛病，故太宗一直未予重用；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謀士，曾多次勸說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后，他成了李世民的階下囚。當時，很多人猜想魏征必死無疑。當李世民追問他為什么離間他們兄弟時，魏征毫無懼色地說：“皇太子若從征言，必無今日之禍。”

李世民見魏征剛正不阿，有膽有識，便摒棄前嫌，以禮相待，任命他為諫議大夫，以后又升任秘書監(jiān)、侍中等要職，直接參與朝政。魏征任職期間，為了唐朝大業(yè)，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經(jīng)常與太宗據(jù)理力爭，直言進諫，對促成貞觀之治做出了巨大貢獻。

公元634年，魏征駕鶴西去，太宗痛苦不已，對群臣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除魏征外，原李建成集團的知名人物王珪、戴胄、徐懋功等，也都分別得到重用，充分表現(xiàn)出唐太宗李世民不記私仇、豁達大度、善用人杰的政治家風度。

人的才智各有大小，才能互見高低，究竟怎樣具體使用人才，唐太宗有他獨到的見解。

他認為，“人不可以求備，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長”，并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特別是在他晚年寫的《帝范》一書中，有這樣一段精辟論述：“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輪，長者以為棟梁，短者以為栱角，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所有。”

李世民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大臣蕭瑀，性格清高，不能與其他大臣很好合作共事，看問題有時也很偏激，曾多次在太宗面前發(fā)表過錯誤意見。但太宗認為他“忠直居多”，人品還好，一直予以重用。其他大臣如房玄齡長于出謀劃策，杜如晦長于當機立斷，戴胄長于執(zhí)法嚴明，唐太宗都各用所長，使他們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唐太宗用人，十分注重考核官員的實際能力和政績。他認為：“為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玫谜耍瑸樯普呓詣?；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睘榇?，他十分重視對官員的考核，不論是科舉、門蔭、自薦等途徑選拔出來的人才，以及現(xiàn)任的官員，在授官、晉升時，都要接受考察。

唐太宗不僅重視對朝廷樞要大臣的選拔和考察，而且對地方官吏的選拔和考察也十分重視。他認為“為朕養(yǎng)民者，唯在都督、刺史”，都督、刺史各掌管一個地方的軍政大權(quán)，尤其需要選派稱職的人。鑒于此，他像記賬一樣，把全國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寫在寢室的屏風上，并隨時把他們的政績和過失記在上面，作為職務升遷的依據(jù)。

唐太宗認為，“國家大事，惟賞與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yè)，何憂天下之不治乎”。但賞罰絕不是沒有標準的亂施，更不是以臣下是“適己”還是“逆己”為依據(jù)，而是看對國家有功還是有過；賞罰的最高境界是“賞者不德君”“罰者不怨上”。

唐太宗說：“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適己而妨于道，不加祿焉；逆己而便于國，不施刑焉”。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太宗召集群臣論功行賞，房玄齡、杜如晦被列為一等功臣，并分別被封為中書令、邗國公和兵部尚書、蔡國公。

由于房、杜二人均非資深族貴之人，因而遭到唐太宗親屬故舊的嫉妒。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甚至當面質(zhì)問唐太宗：“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太宗聽后，以理相勸：“……今計勛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p>

一番話說得李神通滿面羞慚，無言以對。其他一些文武大臣也只好收起攀比之心，打消了起哄的念頭。房、杜二人不負厚望，忠心耿耿，輔佐太宗興國安邦，為開創(chuàng)貞觀盛世立了殊功；后人談及唐代賢相，無不首推房、杜。

對有大功而偶犯微過的人，唐太宗主張抓住主流，舍其支流，“唯錄其功，不計其過”。相反，對那些罪大于功的瀆職官員，唐太宗從不因小功而舍大罪，堅決予以懲處。他一貫“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

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派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天下，一次就處死七人，判處流放罪或罷免降職的數(shù)百人。由于唐太宗較好地運用了賞罰這個杠桿，因而贏得了大臣們的赤膽忠心，使許多人都愿為朝廷舍生效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