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時期的官服主要是上下一色的質孫服與腰間有細褶的辮線袍，這兩種服裝是頗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袍服，便于馬上騎射生活。
元代入主中原后，官服中的公服形制承襲漢制，按色彩、紋飾等的不同劃分官階品級。
時間來到明代，這個由朱元璋建立的中國封建歷史時期最后一個漢民族大一統(tǒng)王朝。明代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因蒙元時漢文化一定程度的衰落，恢復漢制是亟待朱元璋解決的一大問題。
本著“上采秦漢，下取唐宋”的政策，明代在服飾層面也要“返祖”漢制，但對于前朝功能性比較強的“異服”，其亦不可抗地繼承下來。
如蒙人便于騎射的辮線襖演變?yōu)槊魅说馁N里和曳撒；蒙人服用廣泛的搭護被明人納入官服體系中；蒙人作為貴族標識的胸背也被明人賦予“治國安邦”的新內涵，成為劃分官階等級的依據(jù)……
雪梨寫此文的目的，是要厘清元代到明代的官服發(fā)展脈絡，看明代在恢復“以禮為本”的漢制基礎上，還吸收改造了哪些元代少數(shù)民族服飾元素，并將其與漢官服文化結合，產生了自己的一套官服體系。
1.漢制官服——百官公服制
《元史·輿服志》中將官員的服裝分為了“公服、朝服、祭服、質孫服”四大類。
其中，公服屬于漢制官服，是品官在公事、常朝、謁見、婚禮時所穿的一種服裝。
我們來看其形制。
首先，它主要是羅制成的，大袖、圓領、右衽為其特點。
一品到五品都是紫羅服；六、七品是緋羅服；八、九品是綠羅服。
既然一品到五品都是紫色，那我們怎么區(qū)分誰的官大誰的官小呢？
主要看衣服上的花紋：一品二品都是獨科花，只是大小不同——一品直徑五寸，二品直徑三寸；三品是直徑二寸的散答花；
四品以下到七品都是小雜花，四、五品直徑一寸五分，六、七品直徑一寸；八、九品的服裝上沒有花紋。
其次，各個品階的紅色皮革腰帶上的帶板材質是不同的：一品是玉帶板；二品是花犀帶板（用犀牛角做的，黑地遍布碎小黃花如椒豆斑的叫花犀）；
三、四品是用黃金做的荔枝紋樣做帶板；五品以下都是用印度犀牛角即烏犀角做帶板。
最后，元代公服都配以用漆紗做的蹼頭,兩側有展角；穿黑色皮革做的靴子；上朝時拿的手板“笏”，則是用象牙或者銀杏木制成的，上圓下方。
2.蒙制貴族服飾之——“搭護”
搭護是蒙古語“dahu”的音譯，原意是襖子或皮襖，冬季罩在質孫長袍外面穿著，非常保暖。這在《元朝秘史》里均有記載。后來發(fā)展為一種半袖或無袖的衣物，面料也不再僅限于皮料。
據(jù)《事物紀原》記載，搭護就是隋唐時的半臂。有學者認為蒙古族南下入主中原后，才改“半臂”為蒙語的“搭護”。
但又有學者從形制和穿用之人不同為出發(fā)點，否認了這一說法：唐代半臂的形制是垂領、右衽、袖極短，襟處有鈕，附腰襕。
至于穿用之人，日本服飾學專家關根真隆認為，隋唐時著半臂的人有下層官僚在非公事場合穿著及作為“樂服”穿著；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說半臂是武士服。
再看元代半臂，其形制多樣，服用范圍很廣，男女皆服，上到天子、百官下至百姓皆服。
主要分為直領短衫式半臂（這款就跟隋唐時半臂一樣）及交領右衽長袍式半臂（搭護）兩類，后者兩邊開叉、過膝。
元李裕庵夫婦墓出土交領右衽“搭護”
在婦女中盛行的搭護一般是無袖的，有點像現(xiàn)在說的馬甲，但比馬甲長，在元代時被稱為“比甲”。
據(jù)《元史》記載，比甲是由忽必烈的皇后弘吉剌·察必為皇帝方便馬上騎射而設計制作的，對襟、無領袖。后來才普及于民間，轉化為一般女性服飾。
這種形制在元代尚不多見，一直到明代女性穿著較多，形成一時風尚，到清代越變越短，發(fā)展成為馬甲。
因此比甲在服飾史上有一種上承半臂，下啟馬甲的重要地位。
在現(xiàn)存史料和出土文物中，還是以貴族階層的搭護為主：最有名的圖像資料就是現(xiàn)藏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元緙織文宗明宗像。
畫中的元文宗、元明宗兄弟最外所穿的就是搭護；還有《史集》插圖中的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也是身穿搭護。
元緙織文宗明宗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身穿“搭護”的成吉思汗之孫 旭烈兀（左）
再看出土文物，如上展示的山東鄒縣元代儒學博士李裕庵夫婦墓中發(fā)現(xiàn)的絲綢制成的交領右衽長袍搭護，也可以很好證實當時搭護的具體形制。
3.蒙制貴族服飾之——“胸背”
我們仔細觀察上面的圖像史料和文物會發(fā)現(xiàn)，在元人所穿搭護的前胸上都有一些紋樣：
如文宗、明宗兄弟胸前是龍紋；李裕庵墓出土的搭護前胸上亦有一幅“喜鵲鬧梅”圖。
其實在這些衣服的后背上也對應的有一幅和前胸一樣的方形紋樣圖。這種在前胸、后背各有一幅相同紋樣的裝飾，顧名思義就叫“胸背”。
元李裕庵墓出土搭護上的“喜鵲鬧梅”圖
元人尚金，所以胸背也是以妝金工藝為主，有少量印金，極少用刺繡。其方形圖案邊長約30cm，內容包括龍、鳳、麒麟或鹿及其它裝飾性題材。
文獻中最早提及胸背的是《元典章》：
“尚書兩個欽奉圣旨，胸背龍兒的段子織呵不礙事，教織者似咱每穿的段子，織纏身上龍的，完澤根底說了，各處遍行文書禁約休織者。”
經研究，蒙元胸背應源自金代，到蒙元時十分流行，其一方面?zhèn)魅肓宋鱽啠瑢ξ鱽喌姆棶a生了重大影響，另一方面，胸背又被后續(xù)的明朝接受。
在這里雪梨要特別強調，元代時的胸背并無等級的象征意義，其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貴族吉服上的裝飾紋樣，吉祥寓意大于禮制。
元代的搭護和胸背都對明代的官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蒙古貴族服中的納石矢“胸背”
1.百官公服
明代公服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元代。
首先，其制也為圓領右衽大袖袍，衣料用纻絲或紗、羅、絹。
其次，公服顏色與元代稍有出入：一至四品為緋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與元代一樣為綠袍；與元代一樣以漆紗做蹼頭,兩側有展角；穿黑色皮革做的靴子。
最后，公服上的花紋與其大小尺寸完全繼承元制，腰帶除顏色是青色皮革外，帶板材質與品階的對應也與元代一模一樣。此處不再贅述。
2.繼承自蒙元辮線袍的“貼里、曳撒”
有學者稱明官袍“三足鼎立”：貼里、曳撒和盤領大襟袍。三者均受元代服飾影響。
“貼里”名稱來自蒙語“terlig”的音譯，其形制始于蒙元辮線袍。這種頗具代表性的袍服雪梨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
貼里跟辮線袍一樣，腰部收緊，橫向褶子簡化為一道分割線，將其分為“上衣下裳”制，但是貼里有比辮線袍還多的豎向褶子。
貼里一般作為內衣，穿在盤領袍里面，領部包綴有白色綢緞從盤領露出，顯示尊貴。
就這樣，它從蒙元時期的“辮線袍”逐漸變?yōu)榱嗣鞔念H具官制的“官服貼里”。
明魯荒王墓出土交領窄袖黃緞“貼里”
“曳撒”（ye sa）也稱“一色”，同樣來自蒙語的音譯，就是一色服的意思。蒙元時期質孫宴上，皇帝和文武百官都著一色服（質孫服）。明代的曳撒承襲了元一色辮線服，它和貼里一樣，交領右衽。
不同的是前襟斷為兩截而后身并不斷，下裳為典型“馬面裙”——中間平整，兩側疊褶，且多了兩個“繒角”，即下圖中下裳兩側凸起的部分。
明正德年間 “曳撒”實物
明代時，曳撒分為元制無“繒角”的一色服和有“繒角”的官制禮服。
前者只作為軍戎服飾服用，如其最早作為賞服被賜予內廷侍衛(wèi)，如錦衣衛(wèi)的“飛魚服”就屬其列。
加了“繒角”的曳撒被作為官服中的“便服”廣泛服用，袖子也逐漸寬大。
至明正德年間，曳撒發(fā)展到了巔峰，甚至可作為皇帝的常服（休閑服）和戎服。
《明宣宗行樂圖》中的“曳撒”（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3.繼承自蒙元貴族服飾的“搭護、胸背”
明代繼承元代搭護，并把它納入了官服常服體系中。
明代搭護也分為半袖和無袖兩種，但其并不單獨服用，官員一般將它穿在貼里與盤領罩袍中間。
因為貼里有“繒角”，為防止其露出來，明代搭護的下裳兩側也加上了“繒角”，并在交領處綴白襯布顯示內穿之別。
明朝統(tǒng)治者以中國用鳥獸象征官員等級的傳統(tǒng)為基礎，融合了蒙元用方形圖案裝飾胸背的方法，最終產生了象征官員等級的“胸背”，即后來的“補子”。
其主要用于皇帝和官員的常服和部分吉服中。
明代主要還是使用“胸背”這個稱謂，其屢現(xiàn)于文獻。而“補子”稱謂是伴隨著明中期出現(xiàn)的“先縫后補”的工藝而出現(xiàn)的。
所以補子與胸背的區(qū)別主要是制作工藝不同：
胸背是在面料織造之前就先計算出胸背紋樣和位置，在織造中一并完成，這是繼承元代的制作方式；
而補子是在整件衣服縫制完成后，再單獨做兩塊帶紋飾的面料補綴上去。
明后期，每逢節(jié)慶時就出現(xiàn)了各色應景的補子，如：元宵節(jié)用燈籠補子，七夕節(jié)用鵲橋相會補子，中秋節(jié)用月兔補子等等。
端午節(jié)“五毒補子”
這種“應景補”充分發(fā)揮了“補子”的工藝優(yōu)勢，每當節(jié)日到來時就可直接將官服上的官補拆下，換上“應景補”即可，不用再浪費面料去專門做節(jié)慶服了。
根據(jù)《明史·輿服志》記載可知，標志著官員身份標識的胸背紋樣始于洪武二十四年，其文如下：
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鷴，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鵪鶉；雜職練鵲；風憲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
從那時起，胸背就從元代的貴族吉服裝飾功能一躍成為象征官員等級的標識。
另，我們在一些明代皇帝的圖像資料上可見，他們常服上的胸背往往是“圓形”的，而不是官員的“方形”。
就拿下圖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朱元璋畫像為例，可見他胸前的織金龍紋樣的圓形胸背。
朱元璋像及圓形織金龍“胸背”細節(jié)
這是源自“天圓地方”一說，體現(xiàn)“清者上升為天，濁者下沉為地”的尊卑觀。因此才出現(xiàn)了皇族成員用圓補，而文武百官用方補的規(guī)定。
官服作為整個社會服飾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對研究服飾史有重要作用。通過本文我們知道，元代的官服體系繼承了宋代按服裝顏色、紋飾、腰帶帶板等劃分官階的傳統(tǒng)，同時也保留了富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辮線袍服。而明代雖恢復漢族統(tǒng)治，但其還是理性繼承了前朝功能性較強的“異服”，如辮線襖、胸背、搭護等，并將其納入官服體系，甚至進一步結合漢族“古人以鳥紀官之意”，將胸背用于官員常服的盤領大襟袍上，作為劃分官階的標識。而此種種形制，又向外輻射影響到朝鮮官服體系?？梢姺椀陌l(fā)展歷史是漫長而又復雜的，呈現(xiàn)多朝代、多民族、多元文化大融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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