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是門第和閥閱的合稱，指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又稱門第、衣冠、世族、士族、勢族、世家、巨室等。那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們的后裔為了彰顯自己的業(yè)績，所以在大門兩側豎立兩根柱子，左邊的叫“閥”，右邊的叫“閱”。
門閥制度是中國歷史上從兩漢到隋唐最為顯著的選拔官員的系統(tǒng)，其實際影響造成國家重要的官職往往被少數(shù)姓氏家族所壟斷，個人的出身背景對于其仕途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長。直到唐代，門閥制度才逐漸被以個人文化水平考試為依據(jù)的科舉制度所取代。
魏晉南北朝雖處于長期分裂對峙狀態(tài)，但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多有建樹，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其中，士族制度是這一時期特有的歷史現(xiàn)象，它的特點是按門第等級區(qū)別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不同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家的分裂、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削弱以及地方割據(jù)勢力的混戰(zhàn)，是士族制度形成和發(fā)展的最基本的歷史背景。
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高度發(fā)展的產物，在東漢時期已經開始萌芽。東晉時士族的社會地位已高得無人可比，他們編寫士族家譜、壟斷政治、排斥庶族寒門，出現(xiàn)了士族、庶族之間的嚴格區(qū)別，士族官位世襲制和政治、經濟上的特殊地位完全確立。
政治上，梁武帝時，為了保證士族的社會政治地位，曾大量增設官位以安插求官的士族地主，使得這些士族子弟憑借父祖的資蔭，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即使同為官吏，士族的升遷也快得驚人，不百日就能升至顯要官位，像王、謝那些一等大族的子弟，“生發(fā)未燥，已拜列侯，身未離襁褓，業(yè)被冠帶”。
在經濟上，他們泄渡為地、封錮山澤。
在社會地位上，士族“視寒門之子輕若仆隸”，為了維護士族的特殊地位，他們不與庶族通婚，與庶族不同座、不同食、不同行，即使都是顯貴，士族和庶族之間也差之千里。
自魏晉以來，由于士族優(yōu)越的政治、經濟地位能保證他們坐享一切，使得他們“不樂武位”，不肯“屈志戎旅”，這時，那些寒門庶族乘機以軍功為進身之階開始顯露鋒芒，以庶族為代表的軍人勢力逐漸凌駕于世家大族之上。士族已是腐朽和愚昧的代名詞，這些人政治上不求進取，生活上貪戀安逸，成了社會的腐朽之木，已為時代的發(fā)展所不容，開始走向沒落。
從發(fā)展過程看，士族制度萌芽在東漢，形成于魏晉，它的發(fā)展是在南北朝時期，衰落于南朝末年，被廢除是在隋唐時期，其勢力被徹底掃蕩是在唐朝末年。士族制度是歷史的產物， 它集中地代表了當時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落后和腐朽， 這就注定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用歷史的眼光看，士族制度的衰落過程，也就是庶族發(fā)展并逐漸取得政治地位的過程。歷史是向前發(fā)展的，任何落后和腐朽的勢力都阻擋不了它前進的步伐，這就是歷史做出的結論，也是歷史給后人的啟示。
從歷史上看，士族制度作為一個特定時期特有的歷史現(xiàn)象，經歷了萌芽、發(fā)展、興盛和衰落、消亡的漫長過程，對士族制度的評價也應該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的分析和評價。
士族制度的政治、經濟特點，決定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往往特別尖銳，導致南北長期分裂割據(jù)的政治局面。士族田莊經濟強化了封閉的自然經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士族是地主階級中的腐朽集團，越到后期愈發(fā)腐朽。
同時，在經濟上，士族田莊經濟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勞動力，強化了封建依附關系，在魏晉動蕩的政治局勢下，編戶農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較為保障的生產條件，這對封建經濟的發(fā)展顯然有利；而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相對安定，作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來南方立國創(chuàng)業(yè)，客觀形勢使得他們成為開發(fā)南方經濟的組織者，他們在南方建立的田莊、山墅，畢竟對江南荒丘山澤地區(qū)的開發(fā)起了推動作用。民族關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動北方各少數(shù)民族封建化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優(yōu)裕，有條件從事文化事業(yè)，部分士族蔑視禮法，倡導個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東晉南朝時期在哲學、文學、書法、繪畫、科學上有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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