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由 80%的農民組成的社會，工商業(yè)者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農民們交稅供養(yǎng)貴族、地主、官僚和教士們，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法國十七世紀最為專制，文化上最為輝煌，同時也是天主教乘勢擴張的時代。
在封建時代，農奴以勞役或實物形式向封建主尋求庇護。十字軍東征前夕，已有很多騎士由于分不到土地而面臨破產境地，為了在東方實現他們的夢想，就變賣自己的家當、抵押自己的地產獲取盤纏，封建社會的沒落讓很多人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東方。
封建社會的衰落
到了十二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期間，交換經濟已在西歐獲得發(fā)展，它改變了領主和農奴之間的關系。領主寧要貨幣而不要實物或勞役，十三世紀這種貨幣地租取代實物或徭役地租的趨勢持續(xù)發(fā)展。
貨幣地租的形成對農業(yè)勞動者來說是一大解放，從此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勞動時間和勞動產品了，成為了小生產者。對于那些還保留的勞役制度，則被雇傭制度取代了。對于法國：
到了 1270 年左右，在整個農村世界中，人身地位的差異已經讓位于共同的自由身份。農民擺脫了領主的專斷權力，他可以向市民那樣買賣、立遺囑，因為財產的出售和擔保不再需要全體家人——包括遠親——的許可了。最后，農民像市民一樣，也屬于某個法律上區(qū)分的局面共同體：郊區(qū)。
由于土地可以買賣，可進行自由處置，比如在佛蘭德爾和巴黎地區(qū)，購買、出售和分層轉包等行為已使土地破碎為很多小塊。從前，貴族和騎士占據莊園，農奴在其中為他們勞作，供養(yǎng)他們，形成了一個獨立、完整的生產消費單位。而現在，勞動者自己獲得了土地所有權，那些佃戶則只需繳納貨幣地租即可。
土地被小私有者占據，那些沒有土地所有權的則仍有可能再次淪為農奴，但相對自由的農業(yè)勞動者仍然是主要的趨勢。貨幣地租，或者廣義地來說作為一種交換經濟，破壞了加洛林王朝的那種封建制度。
像自由競爭的資本會走向集中和壟斷并帶來普遍的統(tǒng)治一樣，土地作為資本的一種形式同樣會從分散走向集中，并帶來專制集權；若這種集中的土地響到農民與地主的嚴重對立時，又會走向分散，就像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那樣。
土地可以購買，對有產者來說，一有可能他們就會持續(xù)不斷地兼并、購買土地，然后靠收租過活。土地的集中和貨幣這種通貨就造成了政治上的專制。因此，貨幣經濟的發(fā)展除了導致經濟集中外，還促進了政治權力的集中。十三世紀的卡佩王朝就是這種例子，它在巴黎、拉昂和奧爾良擁有法國最肥沃的土地。
國王的地產收入使他成為發(fā)國最富有的封建主。實際上，他不是封建主，而是最大的大地主，封建制在十字軍東征后實際上已經沒落。而恰是在這時，法國出現了“資產者”，也就是有錢人，和中國的地主鄉(xiāng)紳類似，他們居住在城里享有特權，而從前的封建時代，貴族們是住在鄉(xiāng)下的莊園里的，窮人和當時受歧視的那個族群才住在城里。
以農民為基礎的專制社會的發(fā)展
因此，十三世紀以后的法國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以小農為基礎，以地主收取地租進行統(tǒng)治的社會，這和秦漢以后的中國是一樣的。但由于法國，甚至西歐仍然是很貧窮的，生產力水平很低，可耕作的農作物很少，產量又低。本地市場仍然滿足不了“資產者”和貴族們的需要，因此發(fā)展長途貿易、進行商業(yè)活動仍然必不可少。
因此，農民的生產自給和它所提供的有限剩余作為本地市場的供給，以及因這種有限而產生的城市或集市的商品貿易，就成為這時經濟活動的基本形式。
因而出現了兩種趨勢，即小農生產和前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也就是商品貿易同時獲得發(fā)展。一方面是主觀需求旺盛也就是要求高標準的生活方式，而本地市場無法滿足，這就帶來了長途貿易，這種商業(yè)活動造就了商業(yè)資產者；另一個就是本土的農業(yè)生產活動，它形成了地主（“資產者”中的一部分）與農民兩大階級，最大的地主就是國王，這一直持續(xù)到拿破侖時期。
歐洲的貧窮落后，也就是說那里可供滿足的消費品太少，導致了他們持續(xù)不斷的商業(yè)貿易活動，并最終發(fā)展為資本主義制度。但由于法國龐大的農業(yè)人口、農業(yè)經濟形式，且相對于其他西歐地區(qū)而言富足一點，由此帶來的專制體制只會強化以農業(yè)為基礎的各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因素在法國也就沒有英國和荷蘭那樣活躍。
盡管法國較早地將農業(yè)勞動者從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但十字軍東征、英法百年戰(zhàn)爭、黑死病、宗教戰(zhàn)爭、持續(xù)不斷的內亂等始終困擾著法國，從 12-16世紀末，法國沒有一個安寧的世紀。
波旁王朝統(tǒng)一法國后，法國在十七世紀基本是和平的時代，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時期有效的農業(yè)經濟政策為法國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有閑階級在這個時代可以充分發(fā)展他們的精神生活了。這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宗教式的，一個就是文藝復興式的。前者表現為法國天主教會在十七世紀的興盛，后者則表現為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理性的進步。
文學藝術的復興
到了和平時代，地主們的財富變得充裕起來了，終于可以安心地追求意大利的歌劇，雕像，繪畫，復興西塞羅的修辭，還有伊壁鳩魯主義了。十七世紀法國文學藝術的繁榮主要是法國王室和貴族們追求榮耀的結果。
首要的榮耀歸于法蘭西國王。法國的古典主義文學是在官方的庇佑下發(fā)展起來的，這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情形如出一轍。那個時代的文學家基本上都從王公大臣那里獲得薪俸。
除了文學，還有藝術。對榮耀的追求在凡爾賽宮的建設上體現的淋漓盡致。路易十四大興土木的愿望，無疑是受到了羅亞爾宮和富凱那奢華的城堡，還有馬扎然的萬森納宅邸激發(fā)的。畢竟上行下效，國王想要做什么，王宮流行什么，那么下方的產業(yè)鏈就會相對應的發(fā)展起來。進而帶到社會風氣。
理性意識的增長
文學藝術用不著推理和深入的思考，在文藝復興中它們代表著人在感官表達方面的追求，而與它相對的則是理性科學，比如笛卡爾的理性哲學和機械論哲學。盡管這是一個普遍追求光榮與偉大，追求表象的時代，但仍然有很多像笛卡爾一樣進行嚴肅而深刻的思考和工作的人。
對他們來說，“理性”不是口號而是真正的實踐。在十七世紀，理性還是屈尊于為榮譽服務的，到了十八世紀，理性精神真正大量培養(yǎng)起來時，它就開始掃除這些膚淺的東西了。
無論是文學藝術的復興還是對理性的追求，這兩者都主要發(fā)生在社會中上等階層。只有物質生活有了保障，有了充分的閑暇之后才有條件去談論這些。但這些人相對于整個法國人口來說，仍然不過是一小部分，給他們提供稅收的是占絕大多數的農民。
絕大多數人的精神世界
波旁王朝的奠基人亨利四世，他身上的個人特征似乎也是整個波旁王朝 200年間所具有的。在十七世紀，穩(wěn)定統(tǒng)一的法國獲得了從未有過的繁榮，人口比英國和荷蘭總人口都多，這么多的人口的剩余價值帶來的集聚在數量上的確是可觀的。從路易十四開始，法國王室和腐朽的官僚體制中的人都在揮霍著這種剩余。
他們把稅收轉換成一些虛幻的東西，同時對自己的這種揮霍和資產者對官僚體制的敗壞，并由此帶來的危險非常無知。而這些輝煌的基礎卻與這些古典主義榮耀沒有多大關系。當時大多數法國人，特別是農民，既不知道傳奇中的幻想，也不了解古典主義的杰作；不過他們也有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很不同于“體面人”的文化。它的主題超脫了當時的思想和藝術潮流。
這就是絕大多數人的精神世界，他們依然處在農村教區(qū)之中，頭腦被宗教觀念所主導。當然也還有異教成分在里面。特魯瓦這個當時為民間供應圖書的圖書官展現了這大多數人的精神世界。
他們會關注與自己日常生活緊密的歷法、旅行、算術、醫(yī)學、神話故事、傳奇故事，當然最多的是宗教書籍，尤其是圣徒傳記。毫無疑問，這與較少的中上層人的文化完全不同，古典主義的戲法他們并不關注，神學、哲學和科學這些東西又超出了他們的所需。
17 世紀的法國依然是一個以農業(yè)主導，以農民為基礎的專制集權社會，國王是農民的總代表，這種社會體制是從第一次三級會議召開以來就形成的。古老的佩劍貴族已經沒落，穿袍貴族也就是資產者、地主是它技術上的統(tǒng)治工具，教會則充當著精神上的統(tǒng)治工具。
國王與這三個等級共同分享著對農民國家的統(tǒng)治，1614 年三級會議中協調了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之后，國王的專制力量在維持著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脆弱平衡中主宰著法國。
既然是和平時代，統(tǒng)治階級就試圖在閑暇之余發(fā)展自己的精神生活，無論是宗教的還是文藝復興式的，但表象是主要的，其中少部分人進行著理性的思考，他們在世紀末，開始以理論來摧毀舊的意識形態(tài)，一方是政治上的獨斷專行，一方是精神上的基督教蒙昧主義。
割裂就會帶來分歧與矛盾，累加到最后自然就會爆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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