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于公元1897年，迄今已走過121年的艱辛和榮光。在這段跨越三世紀，走過雙甲子的崢嶸歲月里，永不磨滅的是80年前，國立浙江大學西遷宜山辦學一年零四個月的時光，它為中國大地和人類社會注入了強大的“求是”基因和不竭的“創(chuàng)新”源泉，生生不息，代代相傳。
1937年7 月 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發(fā)動盧溝橋事變，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時刻，為保存國之文化火種，11月11日，國立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毅然率領(lǐng)浙大師生舉校西遷。
1938年9月25日，竺可楨校長先行抵達宜山，立即開始籌建校園。緊隨其后的一千多名浙大師生眷屬經(jīng)過40多天的流離播遷，輾轉(zhuǎn)來到宜山。
彼時的宜山也面臨著戰(zhàn)時生意蕭條，百姓生活并不富庶的局面，但這座桂西北的“鐵城”卻依然熱情豁達地敞開她溫暖的懷抱，接納了這批來自杭城的浙大人。
然而，就在浙大師生剛剛安頓下來不久，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來勢兇猛的疫情肆虐。
隨著冬季的到來，傳播瘧疾的蚊子逐漸減少，疫情也得到了緩解和控制，命運多舛的浙大人經(jīng)受住了瘧疾的摧殘。而彼時“天下有難，匹夫有責”，一心一意想排除萬難為祖國培養(yǎng)棟梁之才的竺可楨校長，決心提振浙大人的信心，尋找“海納江河、啟真厚德，開物前民，樹我邦國”的真理。
1938年11月19日，在宜山工讀學校（今宜州區(qū)幼兒園），主持召開那次永載浙大史冊的第十九次校務(wù)會議，確立了“求是”校訓和校歌，從此“求是”校訓和校歌，伴隨著浙大歷經(jīng)戰(zhàn)火變遷洗禮，成為一代又一代浙大人和宜山人口口相傳的精神內(nèi)核。
“求是”校訓，這個是在宜山定下來的，在這樣的一個苦難的環(huán)境下面，要有一個精神支柱。
容不得浙大師生喘息，在宜山辦學僅一個學期后不久，一場更大的災(zāi)難降臨了。1939年2月5日上午，一陣急促的防空警報聲打破了寧靜的宜山縣城，緊跟著尖嘯而來的日軍飛機就是一頓狂轟濫炸，把浙大的各種建筑和教學生活物品炸毀。
2011年5月15日上午8時，宜州市在文廟公園動工興建浙大西遷紀念廣場時，就挖出了一枚日軍飛機轟炸宜山時投下的未爆炸彈，成為鐵證，這是對浙大教育的一次蓄意破壞和涂炭！
在戰(zhàn)爭硝煙中成長起來的浙大人，展示出“結(jié)茅夾竹，弦歌不輟”，“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蕩丑虜積穢，揚大漢之聲”的英勇氣概，決心和宜山人民一道宣傳抗日。師生們上街游行，高唱抗日歌曲，出演話劇，喚醒民眾宣傳抗日救亡的真理，在文廟舉行義賣，捐款捐物，賑濟困難學生，成立浙大戰(zhàn)地服務(wù)團，支援前線，慰問傷兵，古城宜山為之一振，耳目一新。
1939年冬，日軍攻陷南寧，昆侖關(guān)戰(zhàn)役爆發(fā)，賓陽告急，波及宜山。危急關(guān)頭，浙大師生再次打起行裝于1940年1月遷離宜山，入黔辦學。
堅強不息的浙大人雖然從此離開了養(yǎng)育他們一年零四個月的宜山，但史無前例、可歌可泣的“文軍長征”和艱苦卓絕的“求是精神”，卻永遠地鐫刻在浙大人的心坎上！
所以這對我一個（浙）二代的后代來講，對宜山也是有特別感情，因為我自己的名字就叫陸宜山。
尚亨于野、無吝于宗，樹我邦國、天下來同。正是基于這樣的共識，宜州和浙江大學把踐行求是精神，弘揚民族文化視為己任，把開放包容、拓展交流，深化改革、合作共贏視為擔當，緊密團結(jié)，砥礪奮進，齊心建設(shè)共有的精神家園，為全面實現(xiàn)偉大中國夢，勤于探索，勇于實踐，奮力譜寫新時代校地合作新篇章！
（7月6日）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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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故事——浙大西遷 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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