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凱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國立浙江大學在竺可楨校長的帶領(lǐng)下踏上了西遷流亡辦學的艱苦歷程。兩年多的時間里，浙大師生輾轉(zhuǎn)5000余里，經(jīng)浙江、江西、廣西諸省到達貴州，為沿途百姓播下了科學和文化的種子。由于浙大西遷的路線與中央紅軍的長征線路大體相同，而落腳點又都是對中國革命具有轉(zhuǎn)折意義的遵義，故后來史家又稱其為“文軍長征”。
撤離杭州
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杭州危急，浙大遷校已勢在必行，為了讓新生能夠安心學習，竺可楨與西天目禪源寺方丈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學和生活用房。1937年9月下旬，一年級新生遷至天目山上課，此處雖然遠離都市條件簡陋，但師生朝夕相處關(guān)系融洽，浙大首創(chuàng)的大學導師制就是從此開始的。
與此同時，竺可楨還積極策劃杭州浙大本部的遷校事宜。竺可楨認為，浙大決不能遷到大城市，而是要搬到那些從未有過大學的城鎮(zhèn)，以至僻靜的農(nóng)村，使大學的內(nèi)遷與中國內(nèi)陸的開發(fā)有機地結(jié)合。在這個方針指導下，浙大決定遷校建德縣。
建德在杭州西南約240公里，古稱嚴州。從11月11日開始，浙大教師學生分三批撤離杭州，于15日全部到達建德，同時，圖書儀器等校產(chǎn)也用汽車或船只運至建德。此時浙西形勢也告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級新生也同時集中建德。浙大遷至建德后，辦公室、教室、宿舍等均分散城內(nèi)各處，稍事休整后，學校立即復課，故新學期的學業(yè)并無大的影晌。
11月下旬，蘇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來電同意浙大遷移浙江或江西南部。竺校長親赴江西聯(lián)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拔吉安縣青原山及泰和縣大原書院舊址給浙大，但要求最后能集中泰和縣，洽商結(jié)束后竺校長立即返校組織遷移。
浙贛道上
1937年12月24日，浙大開始撤離建德，在竺可楨校長的精心組織下，這次搬遷有條不紊。學生分若干隊，每隊都有導師一二人率領(lǐng)，蘭溪、金華、常山、玉山、南昌、樟樹、吉安等地設(shè)接待站，學生、教職工和眷屬分批在建德依次上船，輾轉(zhuǎn)而抵金華。
12月26日，金華遭日機轟炸，浙贛鐵路因軍運關(guān)系，客貨運輸已停。面對困境，浙大師生沒有消沉，有的交涉兵車附行，有的沿鐵路安步當車，有的攀上煤車、敞篷車、難民車和兵車西行，冒受風雨，嘗盡饑寒，幾經(jīng)周折終于抵達浙贛鐵路總局所在地江西玉山。滯留金華的700多箱圖書儀器，經(jīng)過教師、職工的四處奔波，也陸續(xù)運抵玉山。
為及時將師生送到目的地，竺可楨校長四處奔波托人求情，最后總算聯(lián)系到10余節(jié)車皮，才將師生和圖書儀器運往江西吉安。吉安位于江西中部贛江與禾水交匯處，是宋代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里。浙大遷到吉安后，教職員工住在鄉(xiāng)村師范，眷屬租住當?shù)氐囊恍┟窬?，學生則全部入住白鷺洲上的吉安中學，吉安中學原為白鷺洲書院遺址，是一個清幽絕佳的讀書所在，師生們都非常喜歡。浙大此次遷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但泰和的校舍還未準備就緒，而吉安鄉(xiāng)村師范和吉安中學正放寒假，為了不荒廢學業(yè)，學校決定借屋暫行上課，完成本學期的學業(yè)。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學和吉安鄉(xiāng)村師范相繼開學，浙大師生即由水、陸兩路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鄉(xiāng)間。浙大選定的校址位于泰和城西的上田村，該村古時即有大原和華陽兩座書院，還有趣園和遐觀摟（即藏書樓），文風之盛，堪與白鷺洲書院相當。在這個安靜的地方，浙大師生如魚得水，黎明即起，漫山遍野，朗誦默讀。為了彌補搬遷期間所耽誤的時間，各學院的工作和學習時間都自覺延長，于天目山時期開始實行的導師制也在這里繼續(xù)得到貫徹。在國破家亡的動亂之秋，浙大師生能夠如此專注于學業(yè)，這在抗戰(zhàn)時期國內(nèi)各大學中實屬罕見。
后來由于江西省政府機關(guān)要從南昌撤到上田村一帶辦公，需占用浙大的房屋和場地，浙大決定繼續(xù)西遷，竺可楨又西去尋覓下一站學校安頓、發(fā)展的地方，因無暇家顧，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次子在泰和先后染病去世。
西行入桂
受戰(zhàn)事影響，自1938年夏浙大在泰和已無法上課，根據(jù)教育部“遇必要時可遷貴州安順”的指令，浙大做好遷黔的準備。但竺可楨經(jīng)過實地勘察發(fā)現(xiàn)，自泰和至貴州只能靠汽車運輸，數(shù)千名師生和幾千箱圖書儀器到達安順，起碼要費時半年以上，這樣很可能會耽誤學校上課，因此竺校長決定就近先遷廣西宜山，屆時再視形勢決定行止。
1938年8月，浙大師生開始西行入桂，經(jīng)過兩個月的艱苦跋涉，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除押運圖書儀器等物資的尚在途中，其余全部安抵宜山，學校于11月1日正式開學。
浙大這次西遷，人員眾多，家屬中有老有小，圖書儀器行李多達2000多箱，但師生員工們的緊密團結(jié)，互相關(guān)心，克服了許多難以預料的困難和周折，最終圓滿完成了搬遷任務(wù)。在遷校中，絕大部分儀器都無損壞、散失現(xiàn)象，甚至連玻璃儀器、米尺這樣的小物件都沒有損壞或丟失。
宜山昔稱“蠻煙瘴雨之鄉(xiāng)”，浙江大學師生到達后，首先遇到的是瘧疾的威脅，不少師生病逝于此，據(jù)說每場考試下來，就倒下一批同學，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說。1939年2月，日機轟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師生經(jīng)常到江邊躲避，曾有學生這樣描述：“碎石與彈片齊飛，江水共泥沙一色！”在這種情況下，宜山不宜再留，竺可楨決意再遷貴州或云南。
落戶湄潭
1939年2月，竺可楨校長來到貴陽，與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商議遷校事宜，此間恰遇在貴陽做事的湄潭籍人氏陳世賢、宋麟生，兩人力勸竺校長遷往湄潭，陳世賢向竺可楨介紹湄潭“出產(chǎn)甚豐，肉每元七八斤，雞蛋每元100個，米3元一擔，其地有水多魚”，且湄潭山清水秀、文風高尚，人民感情淳樸。竺校長聽后便來湄潭考察，湄潭縣縣長嚴溥泉聽說竺校長來湄考察非常高興，親自召集各界人士歡迎竺可楨的到來，并告訴竺校長要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給浙大師生選用。竺可楨在湄考察后甚為滿意，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湄潭風景優(yōu)美，民風淳樸，物美價廉。”初步?jīng)Q定將浙大遷至湄潭。
隨后，竺先生再到貴陽會晤吳鼎昌，吳亦贊成竺可楨此舉。12月，吳鼎昌以省主席的名義致電湄潭縣政府，命令地方政府鼎力協(xié)助浙大遷校貴州：“令湄潭縣政府：查國立浙江大學，將由廣西宜山遷來本省，所有校址，業(yè)經(jīng)選擇在該縣境內(nèi)，并先勘有附城房屋多幢，作為教室宿舍。仰即預為準備，切實協(xié)助，為要! 主席 吳鼎昌 ”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師生離開廣西遷赴貴州，由于遵義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尋找房屋在遵義臨時開課，同時派員赴湄作籌備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師生陸續(xù)遷抵湄潭上課，浙大從此在貴州度過了七年難忘的歲月。
貴州七年，是浙大最重要的發(fā)展時期，在艱難困苦的歷史條件下崛起為國內(nèi)有影響的名校，當時教育部派人到全國各地巡視，認為浙大是所有西遷大學中教學秩序和教學質(zhì)量最好的一所。1944年10月，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來湄潭講學，被浙大醇厚的學術(shù)和人文氛圍深深吸引，他將浙大與他的母校劍橋大學相提并論，譽之為“東方劍橋”?；貒螅猹q未盡的李約瑟還在文章中深情地寫道：“在重慶與貴陽之間叫遵義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大學之一。”
浙大生物系教師與畢業(yè)生在貴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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