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有2000多個民族，不可否認，因為地理分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衍生出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和思維特色，這些民族文化和思維方式在歷經(jīng)上千年的演變，逐漸形成了現(xiàn)今我們見到的樣子。毋庸置疑，在眾多的民族文化當中，我們應該承認就其發(fā)展程度高度來說是有很大差別的，例如西方文明發(fā)祥地始自克里特島，因為島內(nèi)的物產(chǎn)很單一，就是葡萄、橄欖，因此他們就把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為葡萄酒和橄欖油用以交換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手工業(yè)突出的也就是大理石加工。所以島上居民常泛舟地中海各島嶼和周邊陸地的其他國民進行商業(yè)交換甚至進行古代早期殖民活動，因此歐洲的文明常常被冠以“商業(yè)文明”或“海洋文明”的稱謂。
今天我就來談中華文明中傳統(tǒng)的核心文化歷經(jīng)的脫變。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為數(shù)不多的文明古國之一，中華的文明歷史久遠且輝煌燦爛，在幾千來的人類文明史上曾占據(jù)了重要位置，與其他地區(qū)絢麗的文化相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華的文明從未中斷過，她是經(jīng)歷了中國多個朝代更迭和民族混血后延續(xù)至今的。因此就其文明文化的連貫性和完整性，在人類史上也堪稱無出其右?，F(xiàn)今的世界文化學者也常稱中華文明區(qū)域為“漢字文化圈”，當然這樣的稱謂是以中國的傳統(tǒng)書寫方式為標志命名的。其實就是漢唐以來，以中國為中心，以漢字文化為紐帶載體向四周輻射擴散的文明區(qū)域，深受其影響的典型國家有朝鮮半島、越南、琉球（今日本沖繩縣），甚至還有遠隔滄波的日本。這些國家都曾奉中原王朝為正統(tǒng)，歷時千年以上。比方說朝鮮、越南、琉球這三國就是被明清兩朝視為最親善的“藩屬國”，這種很原始的宗藩關系，其實在我國商周時期就有。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這顯然不符合近代外交慣例。還有，日本的文字不也被稱呼為“平假名”和“片假名”嗎？原因在于其書寫筆畫均源自漢字書法的草書和楷書。而且日文中有大量的漢字詞和古漢字發(fā)音音讀。韓語也一樣，雖然有世宗大王的“訓民正音”，但大半都是漢字詞讀音。由此可見漢文化的影響力非同一般。
在“新航路”開辟之前，我國的先天地理位置就決定了其相對封閉性的特點。華夏文明興起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因此定居于此的中國人一直以來就主要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所以我們的文明常常被成為“大河文明”和“農(nóng)耕文明”。商業(yè)活動講求的是“平等”“自由”“契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則強調“傳承”“墨守”“和平”。 由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基礎構建的文化密碼基因自然和探險、遠洋航海這些在當時中國人覺得匪夷所思的冒險毫無相通之處。由此就可以窺見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天然差異。
中華的古代文明形成的第一個高峰就是春秋和戰(zhàn)國時期。自幽王國破身死和平王東遷洛邑以來，周天子權威就一落千丈，雖然各國諸侯一致尊奉周天子為天下共主，但是各國彼此之間征伐不斷，無視天子權威，因此呈現(xiàn)出“禮崩樂壞”的亂象，這讓生活在當時的很多知識分子痛心疾首。因此眾多的有識之士紛紛開始探索天下治道。就形成了后來儒墨道法等諸多流行學派，他們背井離鄉(xiāng)、周游列國，希望通過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諸侯國君，采納自己的潛心之作主張，在眾多的流派主張中，第一個被當權者奉為國家統(tǒng)治思想的政治學說便是以管仲、商鞅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因為法家特別強調“君主集權”和“賞罰分明”，這對于想勵精圖治又苦于治國無術的有為國君來說，無疑于雪中送炭，恰到好時。
法家思想源遠流長，春秋的管仲就是起先的杰出代表，正是靠著管仲的輔佐，才有了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yè)。初試牛刀，法家政治學說中實用主義的特點便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fā)揮，并給后世之君以深刻印象，以至于后起之李悝、吳起，申不害等眾多法家人物紛紛登場歷史舞臺書寫屬于自己的個人傳奇。
就在關東諸國各自奮發(fā)圖強之時，偏居一隅的關西秦國，卻走到了國家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河西之地被魏國吳起攻占并據(jù)有多年，秦獻公即位后推行一系列例如戶籍和郡縣制等諸多改革但無疾而終，最后這位銳意改革的有為君主自己也含恨而死。改革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幸天不亡秦，獻公之后即位為國君的是21歲的孝公，在目睹國家落后的現(xiàn)狀之后，這位青年君主沒有被父親改革的失敗嚇倒，反而繼承了父王遺志，以豪情萬丈的雄心繼續(xù)探索大秦帝國的中興之路。即位之初，便發(fā)下這樣的重誓：若有人能輔佐寡人富國強兵，寡人愿列土封疆以酬謝。一個在魏國國相身邊服務多年的幕僚，多年不得志的失意者兼政治家.思想家-衛(wèi)鞅來到了秦國。并很快便受到了重用。果然十年之后，秦國便逐漸從眾多周天子名義治下的封建國家中脫穎而出，在歷經(jīng)孝公、惠文王、武烈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六代君王的之后，最終在千古一帝秦始皇執(zhí)政期間，結束了封建割據(jù)政權，建立了新型的大一統(tǒng)帝國，從此中國進入帝國時代。
然而物極必反，造化弄人，法家倡導“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愚民政策在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雖屢試不爽、戰(zhàn)無不勝。卻在一統(tǒng)天下后讓虔誠信奉法家思想的秦國走上了窮途末路，最終在各路反抗暴秦力量共同打擊下“二世而亡”，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短命的統(tǒng)一王朝，統(tǒng)共15年。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在暴秦廢墟上締造起來的大漢王朝在世界歷史上也常被喚作“中華第一帝國”。3年反秦戰(zhàn)爭和4年劉項爭雄戰(zhàn)爭使得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民眾哀鴻遍野，另外還有北方少數(shù)民族匈奴不時南下入侵，更是讓漢帝國的主宰們不勝其煩。如此內(nèi)憂外患之際，如何讓新生帝國生存下去便成為擺在西漢皇帝面前第一道必答題。西漢的起始君主們很明智地選擇了“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這樣一來，被邊緣化300年左右的老子學說才逐漸從幕后走向前臺，開始成為立國思想，登上了歷史舞臺?？梢钥隙ǖ恼f：這樣的選擇不僅是劉家王朝的幸運，也是當時中國民眾的幸運。但問題也很快隨之呈現(xiàn)：在道家“有所不為”的思想主導下，皇帝權威日益衰微，同姓諸侯國勢力卻日趨強大，并爆發(fā)了歷時3個月之久的吳楚“七國之亂”。盡管此次反叛中央的暴亂所幸并未成功，卻深深刺痛了漢景帝最為敏感的神經(jīng)中樞，看來眼前“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掩蓋了自高祖以來長久的分封積弊。于是如何強化皇權就成為眼下西漢王朝最為緊迫的政治任務。
在開國61年后，帝祚的接力棒就很幸運地傳遞到西漢第7代君主-也就是被《漢書》作者班固譽為“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手中，漢武帝這個被中國傳統(tǒng)史家津津樂道的一代雄主，以其彪炳青史的文治武功奠定了自己在中國帝王群中不可撼動的明君地位。他在位54年，就其一生而言，不僅擁有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打擊匈奴的赫赫武功。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開尊孔并將其學說確立為統(tǒng)治思想的專制帝王。因其煌煌功業(yè)而有幸與秦始皇并駕齊驅，常被史家并稱“秦皇漢武”。面對洶洶勢力的諸侯王， 即位伊始，漢武帝也是一籌莫展、苦無對策，不過剛剛即位的武帝也的確有著不同凡響之處，為了實現(xiàn)胸中早已醞釀的雄圖霸業(yè)，他求才若渴，很快朝廷就以皇帝的名義頒布了“求賢令”，于是流散于龐大帝國各個區(qū)域的不同年齡段的才俊們很快踏上了趕赴長安之路，只為覲見這位剛剛登臨大寶的少年天子，以期求得錄用和效命機會。
他們其中的一位才俊很快便獲得了皇帝單獨召見的天賜良機，這位幸運者就是大名鼎鼎，以“天人合一”新儒家理論著稱于世的董仲舒。在經(jīng)過長時間廢寢忘食深入的交談之后，漢武帝很快就對其思想精髓深悟領會。于是大漢王朝便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政策。沒有人能夠料到：沉寂了200多年的儒家思想開始以不可遏止的勢頭迅速占據(jù)中國文化巔峰至尊寶座，開啟了長達2000多年塑造中華民族精神和儒家道德的歷程。
但是儒學的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到了魏晉南北朝，由于國家戰(zhàn)亂頻任，正是中國人極其缺乏終極人文關懷的時期，而儒家那種只講生前天下?lián)敳恢v死后靈魂歸屬的入世學說自然無法讓飽受戰(zhàn)亂之苦的普通民眾在心靈上得到寄托和撫慰，因此佛教開始崛起并趁機做大，發(fā)展至唐朝，由于佛教和道教（李唐皇帝以李耳為祖先，神話老子，所以道教興盛）的興盛，儒學曾一度衰微。到了之后的宋代，由周敦頤和程頤程顥兄弟創(chuàng)立，朱熹發(fā)揚光大的“理學”誕生，繼之而后的，又有南宋陸九淵和明朝王守仁創(chuàng)立的“心學”橫空出世。其實，不論是宋代“禁欲”色彩非常濃厚的陳朱理學，還是明代強調“知行合一”的陸王心學，他們都還屬于儒學（從宋代到晚清，理學成為官方思想），屬于儒學體系的分支。只是他們與時俱進，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而已，由此，儒家再度獲得至高無上的崇高地位，這樣的地位一直持續(xù)到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