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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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字子美，又稱杜少陵、杜拾遺、杜工部。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西南）人，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的瑤灣。他生長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tǒng)的家庭中，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的著名詩人，做過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杜甫早慧，七歲便開始學詩，他自己回憶說：“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的刻苦學習，為他的創(chuàng)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十五歲“出游翰墨場”時，他的詩文已經(jīng)引起洛陽名士的重視。二十歲后，杜甫的生活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南北壯游：玄宗開元十九年（731）至天寶四載（745）。開元十九年開始，為了解社會，結(jié)識名流，杜甫幾次漫游，歷時十余年。第一次漫游是在江南吳越一帶。他到過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結(jié)果落榜。次年，在齊趙一帶開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憶當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游》）。在這兩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秀麗雄偉的山川，感受了江南和山東的文化，擴大了眼界，豐富了見聞。開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陽與偃師之間的首陽山下，與楊氏結(jié)婚。天寶三載，在洛陽與已是聲名遠揚的李白相遇，李白的風采和出眾才華，深深吸引了杜甫。二人共游梁宋、齊魯，訪道尋友，談詩論文，結(jié)下深厚的友誼。此后，他曾先后寫了十一首詩思念或酬贈李白。次年（745）秋，杜甫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游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后再沒有會面。
（二）困居長安：天寶五載（746）至十四載（755）。杜甫到長安，目的是謀求官職，有所作為。天寶六載，玄宗詔征天下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應試，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由于“口蜜腹劍”的李林甫要證明“野無遺賢”，所有的應試者無一被選。天寶十載，玄宗舉行三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寫成三篇辭氣壯偉的“大禮賦”進獻，得到玄宗贊賞，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沒有下文。他不斷寫詩投贈權(quán)貴，希望得到推薦，也都毫無結(jié)果。十載長安的困守，杜甫未能實現(xiàn)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政治抱負。大約在杜甫到長安不久，父親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變得艱難起來。為了生存，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屈辱生活，以至經(jīng)常挨餓受凍：“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lián)百結(jié)。”（《投簡咸華兩縣諸子》）天寶十四載，杜甫才得到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卑微的官職，而這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下層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杰作。十年困守，確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創(chuàng)作道路的方向。
（三）為官流亡：肅宗至德元載（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祿山起兵后，很快就攻陷了洛陽、長安。杜甫聽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肅宗在靈武即位，便把家屬安置在鄜州羌村，只身北上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押到長安。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一首》），奔赴肅宗臨時駐地鳳翔，受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卻又很接近皇帝的諫官，地位雖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職的經(jīng)歷。就在作諫官的頭一個月，他因“見時危急”，上疏營救房琯的罷相，不料觸怒肅宗，遭到審訊，幾受刑戮。八月，他由鳳翔回到鄜州探視妻子。九月，唐軍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肅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次年（758）五月，杜甫受到肅宗新貴與玄宗舊臣斗爭的影響，外調(diào)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與長安永別。杜甫回到華州，已是初夏。這時關(guān)中大饑，朝廷內(nèi)李輔國專權(quán)，玄宗舊臣房琯等被排斥。“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秦州雜詩二十首》），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棄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滿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停留一月后，走上艱難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四）漂泊西南：肅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歷五年（770）。這十一年內(nèi)，杜甫在蜀中八九年，在荊兩三年，寫了一千多首詩，占《杜工部集》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以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旅夜書懷》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優(yōu)秀代表。尤其是旅居夔州（今四川奉節(jié)）期間創(chuàng)作的律詩，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和前期不同的，這一時期的杜詩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zhì)，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創(chuàng)造性地賦予了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nèi)容。杜甫在夔州時說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實際上他在成都先后住過五年，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結(jié)束了四年流離轉(zhuǎn)徙的生活。上元二年（761）末，杜甫的故交嚴武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給了杜甫不少幫助。代宗寶應元年（762）七月，嚴武應召入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叛亂，杜甫流亡到梓州、閬州。寶應二年春，延續(xù)八年的安史之亂結(jié)束，但國內(nèi)混亂的局面尚未結(jié)束，西方的吐蕃又大舉入侵，十月間一度攻陷長安。廣德二年（764）春，嚴武又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jié)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嚴武舉薦杜甫為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在成都節(jié)度使幕府中住了幾個月，因不慣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嚴武允許了他的請求。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率領(lǐng)家人離開草堂，乘舟東下。“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結(jié)束了漂泊西南生活的前半階段。九月到達云安，因病不能前進，次年暮春病勢減輕，才遷往夔州。在夔州居住不滿兩年，創(chuàng)作十分豐富，有詩四百余篇。
后來，因為夔州氣候惡劣，朋友稀少，杜甫便在大歷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峽。三月到江陵。本想北歸洛陽，又因河南兵亂，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數(shù)月，在年底到達岳陽。大歷四年至五年是他生活的最后兩年，居無定所，窮困潦倒，疾病纏身，十分凄涼。他往來岳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大歷五年（770）冬，已半身偏枯的詩人貧病交困，飄零在長沙與岳陽之間湘江的一葉扁舟上，寫下《風疾舟中伏枕書懷》這首三十六韻的長詩，詩中有句“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仍以國家為念。除了搖櫓的船夫和一盞殘燈與他作伴之外，僅剩下凄蒼肅立的青山和瑟瑟入骨的寒風。幾天后，詩人便溘然長逝了，終年五十九歲。
杜甫死后，靈柩停厝在岳陽。四十三年后，即憲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yè)移葬于河南首陽山下。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轉(zhuǎn)折時期，經(jīng)歷了玄宗、肅宗、代宗三朝。他空有“致君堯舜上”的遠大抱負，卻始終未得到重用，一生飽經(jīng)憂患。戰(zhàn)亂的時局把他卷入顛沛流離中，使他真切地接觸了當時的種種社會景象，因而能更深刻地體察到各種矛盾和弊端，體驗到下層百姓生活的艱辛和困苦，并用詩歌把這一切反映出來。
杜甫說，自己是“乾坤一腐儒”（《江漢》）。在生前和死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杜甫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在流傳至今的唐人選的唐詩里，只有韋莊編選的《又玄集》選了杜詩七首。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專門選錄從肅宗到代宗末年這一時期的詩，其時也正是杜詩的代表作大量產(chǎn)生的時期，而選者還聲稱要力革過去選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選詩人十六位，竟沒有杜甫；五代時韋
編選的《才調(diào)集》，選唐詩一千首，里面連杜甫的名字都沒有。那時，杜甫并不顯得偉大。
可是偉大的歷史人物，終會為歷史所認識。杜甫死后大約半個世紀，中唐詩人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稱，詩至于子美，“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白居易《與元九書》稱，杜詩“貫穿今古， 縷格律，盡工盡美，又過于李（白）”。到了宋代，王禹偁在《日長簡仲咸》中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子美集開詩世界。”王安石則在《杜甫畫像》里面說：“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從之游。”蘇東坡《王定國詩集敘》稱：“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到了現(xiàn)代，聞一多《唐詩雜論·杜甫》稱，杜甫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大詩人，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的詩，人稱“詩史”。唐人孟《本事詩·高逸第三》中早就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也說：“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杜詩被稱為“詩史”，在于具有史的認識價值。他描寫了安史之亂前后的許多重要事件，描寫了百姓在戰(zhàn)爭中承受的苦難，以深廣生動、血肉飽滿的形象，展現(xiàn)了戰(zhàn)火中整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歷史事件，在他的詩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軍陳陶大敗，繼又敗于青坂，杜甫有《悲陳陶》、《悲青坂》；收復兩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九節(jié)度兵圍鄴城，杜甫寫了《洗兵馬》；后來九節(jié)度兵敗鄴城，為補充兵員而沿途征兵，杜甫寫有“三吏”、“三別”。
杜詩不僅提供了史的事實，可以證史，有些還可補史之不足或失載，如《三絕句》中寫到的渝州、開州殺刺史的事，未見史書記載，而從杜詩可見安史之亂后蜀中的混亂情形?！稇浳簟穭t描述了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游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這是常被史家用來說明開元盛世的一首詩。寫時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以如此廣闊的視野，并如此頻繁地寫時事。
當然，作為“詩史”，杜詩絕非客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xiàn)實的同時，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杜甫的詩涉及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guān)政治、經(jīng)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無不浸透了詩人的真情實感。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杰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里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于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nèi)心的沖突，有政治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于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含這么多豐富的內(nèi)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社會的種種現(xiàn)象都敏銳地發(fā)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nèi)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
杜詩的形式多種多樣。他令每種詩的形式都得到了新的發(fā)展。在五言古詩里，他善于記載艱苦的旅程、社會的萬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許多富有戲劇性的言談動作，最顯著的例子是《羌村》、《贈衛(wèi)八處士》、“三吏”、“三別”等。在七言古詩中，他擅長抒寫或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達對于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如《洗兵馬》、《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五、七言律詩占杜詩的一半以上，功力甚深。五律已見于杜甫的漫游時期，七律名篇多產(chǎn)生于到達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煉，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發(fā)揚。五律名篇有《春望》、《天末懷李白》、《春夜喜雨》、《水檻遣心》、《客夜》、《旅夜抒懷》、《登岳陽樓》等；七律名篇有《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樓》、《閣夜》、《詠懷古跡五首》、《白帝》、《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等。杜甫還寫了許多五言排律和多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發(fā)展，其中《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jiān)李賓客一百韻》長達一千字。杜詩中的絕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十一年所寫。由于古詩和律詩的巨大成就，杜甫的絕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在即景抒情、論詩懷友、吸取民歌精華等方面，杜甫的絕句仍有不少貢獻。
“詩仙”李白和“詩圣”杜甫，歷來公認是唐代詩壇上的雙子星座。李詩不假人工，如行云流水，是后人可慕而不可學的天才美、自然美。而杜詩沉郁頓挫、深刻悲壯、氣勢磅礴，卻又嚴格收納在工整的音律節(jié)奏中，抑揚開闔、起伏呼應，都合乎于規(guī)矩，是人人可學的人工美、藝術(shù)美。羨太白之灑脫超俗者，多推崇李白。慕子美之學深品正者，推尊杜甫。正如嚴羽《滄浪詩話》所說：“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
杜甫把詩看作是他終生的事業(yè)，自稱“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從七歲學詩，直到去世前夕，他從未停止過寫詩。他既有豐富的生活經(jīng)驗，又肯在藝術(shù)上狠下功夫，自稱“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新詩改罷長自吟”（《解悶十二首》之七）。杜甫確實憑借著他瑰麗的詩歌，永遠活在了我們的文學史上，成為中華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當我們夢到杜甫跨過千年，飄然孑立于眼前時，那將不再是青衫灰黯、神色孤傷的形象。因為經(jīng)過歷代讀者的重新描畫，杜甫已不僅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中華文化的一種雄渾與博大、沉郁與明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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