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背景介紹
一、問題與挑戰(zhàn)
（一）世界變局中中國經濟的外部環(huán)境變差
（二）制度化的經濟安排已經讓步于各國的安全考慮
（三）挑戰(zhàn)中也含有機遇
二、“商品貨幣”、中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匯兌機制變化的實踐
（一）除了壟斷性的資源類產品外，調整國際貿易關系，各國可用于博弈的基本牌是進口能力。
（二）中國故事：外匯，匯兌機制及匯率政策實踐的簡單回顧
（三）合理處置外儲是新形勢下的新課題
三、適合中國的商品賦值貨幣與國際穩(wěn)定商品價格協(xié)議的關系
四、結論和實現(xiàn)路徑
（背景介紹：奧地利文學家茨威格對一戰(zhàn)前十年工業(yè)化國家亢奮的“全球化”原因的總結是，我們有太強的能量無法控制。社會學家的觀察是資本是這一危險現(xiàn)象的動力。后來的一次世界大戰(zhàn)背書了社會學者關于帝國主義就是戰(zhàn)爭論斷，因此還激勵世界進行了長期的社會實驗以求根本解決資本擴張導致世界不和平的問題。而經濟學意義上的觀察是，工業(yè)革命、技術進步使生產能力大增，工業(yè)化國家無法在一國主權范圍內自行解決維系大工業(yè)化生產運轉所需的原材料投入和市場消納產出。兩次世界大戰(zhàn)與這種生產模式的本質需求息息相關。
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zhàn)輪回，催生出了救贖歐洲工業(yè)化國家不再重蹈覆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一體系的三大支柱分別對應的問題是: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fā)銀行解決的是給戰(zhàn)后已成廢墟的工業(yè)化國家重建基礎設施，以恢復經濟的自我生產能力。關稅及貿易總協(xié)定（GATT）要解決的是工業(yè)能力重建之后各國可通過國際共享市場，來替代舊時用炮艦外交擴張外部原材料供應，以及建立經濟勢力范圍保有排他性的制成品國際市場的老路。國際貨幣基金（IMF）解決的是國際大市場形成背景下的貿易資金短板和匯兌體系法制化問題。這一套體系實行了七十多年，較好地舒緩了現(xiàn)代大工業(yè)能力驅動的戰(zhàn)爭意愿的基礎。
這一套體系也有它的弱點，就是沒能關注經濟規(guī)律特異的大宗商品的問題。這使得世界大宗商品生產與貿易長期游離于制成品國際貿易的制度性安排之外。制度性安排中沒有共同富裕的激勵機制，使得南北（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共同發(fā)展難以實現(xiàn)。好在近三十年來資本跨國流動的量逐漸超過了跨國貿易資金量，其中一部分投向了大宗商品生產?？鐕顿Y取代了控制原料供應地的做法，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矛盾。但是，我們后面還要談到周期性波動問題依然存在。歷史學家根據當前世界形勢發(fā)出了警告說，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有某些與一戰(zhàn)前類似的地緣政治發(fā)展趨勢。
左爾坦·珀薩爾在《金錢、商品和布雷頓森林體系III》文章中提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德國中央銀行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II應對了國際變化。第二個十年是以QE和巴塞爾III主導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F(xiàn)在我們正經歷著布雷頓森林體系III的歷史性誕生。
戰(zhàn)爭沖突使得布雷頓森林體系重構的需要浮上臺面，因為這一次，用印錢的方法已經無法解決問題。瑞士經濟學家的偏向于用商品價值為錨為貨幣賦值的說法令人感到生疏，因為人們已經不記得歷史上布雷頓森林體系-I的固定匯率的由來就與“易貨貿易”有關。二戰(zhàn)后德國貨幣體系崩潰，市場進入了以黑市美元為錨的以貨易貨的交易經濟。IMF的匯兌體系方法與這個易貨交易價值系統(tǒng)是相容的：指定的歐洲各主要經濟體的固定匯率并以黃金儲備作為背書。這既符合當時歐洲主要國家的經濟現(xiàn)實，又在戰(zhàn)后重建且不穩(wěn)定的市場環(huán)境下，提供了一個相對靠譜的國際交易匯兌的支點。
左爾坦在評估布雷頓森林體系未來變化的前景時，把順差積累引致的中國人民幣國際化后果做了猜想。他認為，中國可能在貿易順差轉借出的循環(huán)當中發(fā)展成國際債券中心。這些未來的預測結果并不特別值得爭論。真正有洞見的發(fā)現(xiàn)是，他對大宗商品貿易獨特的對流動性的需求分析，反思了主權信譽貨幣體系用印鈔票解決問題的方式這次踢到了鐵板。
俗話說，“吃瓜看熱鬧-”還有后面的半句“想自己的心思”。中國的制造業(yè)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更靠近大宗商品采掘后續(xù)的加工生產這一層面，并在此基礎上再向上延申。所以筆者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III貨幣體系轉向以商品而非主權信譽為貨幣兌換體系的基礎的任何可能性，或者以一攬子商品作為國際匯兌系統(tǒng)的錨的動向，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思考。
本文不涉及人民幣國際化前景和怎樣取代衰落的美元地位的宏大話題。那是一個有待水到才能成渠的長期話題。這方面的討論必定是遠景討論，不具備解決中短期經濟貿易現(xiàn)實問題的可操作性。本文僅局限于：在趨向分裂的世界格局中，國際匯兌體系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新問題和思考。
世紀變局中，我們尚沒有力量推動國際環(huán)境大幅度地向有利的方向演進。關注外部條件變化趨勢，根據戰(zhàn)略環(huán)境來思考、決定自己的對策，才能打好牌。對自己手中的一把牌有必要詳盡盤點，通過理牌加深對格局的認識。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向型經濟，也是一個加工制造能力大、對外部原材料和銷售市場依存度較高的經濟體系。從這一事實出發(fā)，以制造業(yè)對上游供給穩(wěn)定的需求視角，厘清一些基本的利害關系，進而審視巨變之下人民幣匯率的“錨”的問題。是為本文的主要思考方向。
為了方便討論，有以下幾個討論前提供思考：
1. 大量外儲是中國努力“掙”來的，是超出我們鼓勵出口政策預期的巨大財富。而如何更好利用外儲這一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朱镕基時代對外儲問題的內部講話，但是過去很難看到全面，公開的研究和探討。沒有這方面的公開討論，并不代表不存在其他可供選擇的政策選項。
2.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量外儲成為央行的重要資產的情況，在當前的地緣政治情況下，已到了應該考慮調整政策，適當予以處置的節(jié)點。
3. 中國經濟表現(xiàn)較強勁的部分是制造業(yè)。制造業(yè)原材料端的供給很大一部分在境外，這種狀況符合中國經濟資源稟賦的現(xiàn)實。即使在將來，經濟以內循環(huán)為主的狀態(tài)形成之后，如果工業(yè)生產規(guī)模不變，原材料端在外的狀況仍將持續(xù)。這是我們考慮經濟運行和未來匯兌體制變化時必須直面的客觀現(xiàn)象。
4. 依照分散風險的原則，將部分外儲用在穩(wěn)定商品市場價格，減少大宗商品周期性波動，是一個應予重視的思考方向。
5. 在國內通過建立戰(zhàn)略存儲以減緩商品周期性波動的做法，不如在國際上與生產供應商、各出口方一道設立穩(wěn)定商品價格的共同基金。）
一、問題與挑戰(zhàn)
（一）世界變局中中國經濟的外部環(huán)境變差
二戰(zhàn)以后從兩個陣營分庭抗禮、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各國貿易自由化的不斷推進、到計劃經濟的經互會體系解體、布雷頓森林體系發(fā)揮更大作用。再到貿易自由化向更高層次的“經濟一體化”艱難推進，在這一系列歷史進程演進中，世界體系基本格局得以穩(wěn)定的支柱之一是國際間貨幣的匯兌體制?，F(xiàn)在，俄烏戰(zhàn)爭將已經步履艱難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畫了一個休止符，戰(zhàn)爭的巨大沖擊可能會從根本上扭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方向。世界事務中戰(zhàn)爭與和平主題的權重大大增加。世界可能會按照增強版的新安全格局、價值觀和國際政治操作來重新組合為不同的部落群。經濟一體化進程在不同國家集團內部仍會繼續(xù)得到推進。新形成的體系對外部經濟的包容性面臨審視和質疑。這起因于各國國際事務的優(yōu)先順序已經相應地在進行調整：互相讓渡主權以推動經濟一體化的合作、通過經濟發(fā)展以減低戰(zhàn)爭風險的意愿，已明顯受到了戰(zhàn)爭的震攝在大幅度的下降。沒有跡象顯示中國能置身事外。
以經濟全球化為基礎的經濟政策一體化過程的斷裂過程，會在以俄羅斯為一方，美歐日澳等主要經濟體為一方的兩個團組之間的惡性互動中不斷加劇。原有的制度性安排的基礎也會受到深度破壞。西方團組對俄的金融制裁展現(xiàn)了未來不同陣營之間經濟對壘的嚴酷性。出于種種原因，中國有很大機會被綁定在俄羅斯一側。對這一點，我們從事國際經濟研究的人不可以視而不見，必須要有清晰的認識。
（二）制度化的經濟安排已經讓步于各國的安全考慮
在以大規(guī)模殺傷為威脅的對峙中，毋庸置疑，任何經濟議題都會成為背景而讓步于國家之間的安全較量。況且，二戰(zhàn)后形成的一切成文的多邊經濟規(guī)則，都對主權國家的“國家安全”豁免，預留了完全的自由裁量權和自主操作空間。經濟貿易領域國際間的制度性安排體系中，“國家安全原因”歷來是不容討論、不許審議地由各主權國家自行解釋。
在當前的世界格局變化中，我們處境微妙。中國不僅不能斡旋俄羅斯與西方世界的特別軍事行動沖突，甚至連希望能獨善其身、希望通過外交政治努力來避免禍及自身經濟，都非易事。毋庸諱言，到目前為止中國尚不具備獨立支撐貿易自由化進程、延續(xù)既往世界經濟體系愿景的能力。還因為國內改革的困難和自身經濟特點的制約，我們自身沒有動力、也不會有意愿針對我主權范圍內相關國內經濟政策，承諾改革進程以吸引其他國家加入這一進程，并以此推進國際貿易自由化進程。
從過去的歷史看，中國進入世界市場是在既有體系的安排下，通過適應這一整套外部體系拓展了發(fā)展空間。我們是既有經濟體系的接受者、受益者。我們也長于跟進外部政策體系的空間來推進我們的利益。現(xiàn)在新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凸顯，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受挫，與之相配合的現(xiàn)存世界經濟制度性安排在變，這是世紀大格局。
中國曾從對外開放需要中發(fā)現(xiàn)靈感，促進國內經濟體制改革，而改革又為開放奠定新的基礎。這種改革與開放良性互動過程，已經因為種種內外原因而終結?，F(xiàn)在我們可能不得不轉變習慣，得從自己的戰(zhàn)略資源條件和局限出發(fā)，立足現(xiàn)實審視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與連接路徑。
未來在金融匯兌方面突出的問題是，以主權國家信用貨幣為錨的國際貨幣匯兌體系，在強力金融制裁和反制裁的影響下受到巨大撼動，可能難以為繼。過去，在以美國主權信譽貨幣為骨干的國際支付匯兌安排下，中國一直力行趨利避害，做出的努力可圈可點?，F(xiàn)在，世界發(fā)達經濟國家集團無論是在研究當前的對俄金融制裁、貿易制裁，還是討論未來的世界經濟體系的調整，都把中國的經濟力量、中國經濟運作體系在對俄金融戰(zhàn)中可能的緩沖力量、中國硬通貨支付能力、人民幣國際化操作可能減損制裁效果等等都視作變數，予以整體考量。我們沒有必要把這一切算計都夸大成針對中國的敵意行動。無論如何，中國的作用和能量都是相關實施計劃中必須予以考慮的、是可能影響計劃效果的重要變數。在國際關系變局中互動的各國，不可能不小心翼翼地評估中國作用，以及中國因素對各種政策預期效果的正反作用。畢竟中國是最大的美元外儲持有國，是世界上潛在的最大的單一市場，又是過去在跨境貿易和跨境投資兩個領域都首屈一指的重要國家。
可預見的外部環(huán)境簡單歸納為：割裂的地緣政治格局和緊張對立的經濟集團；IMF(II)體系開始傾塌，商品貨幣為特征的IMF(III)浮現(xiàn)。
（三）挑戰(zhàn)中也含有機遇
觀察國際匯兌體系的變局，我們應該先考慮中國經濟資源的總體狀況，正確理解中國經濟運行的投入產出、商品進口和制成品出口的貫序，評估雙循環(huán)格局下的經濟運行對外部匯兌體系的關鍵訴求。以此為基礎，來推演揚長避短和護短的各種可能、手段和途徑。
在當前的國際對抗中，利用石油貿易維持本國幣值的做法，使人們在研究經濟對策時由石油聯(lián)想到了在主權信譽貨幣體系形成之前黃金的作用。實物賦值貨幣的設想部分源于此。盡管有許多人不認可這個路徑，但是還應該考慮到，即使拋開俄烏戰(zhàn)爭沖擊因素，各國當局下一步也將面對通脹與通縮的兩種可能后果，進入兩難選擇的掙扎期。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中國自己有條件給人民幣做（大宗商品）價值錨定的話，這本身也是一種優(yōu)勢，也是一種“偏得”。本文不圖以偏概全，但是希望思考的延伸能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接地氣。下面我們暫且根據上述這些給定條件來理清思路，探討對我們有利的政策選項。
二、“商品貨幣”、中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匯兌機制變化的實踐
瑞士金融實操界的經濟學家佐爾坦·珀薩爾對世界金融體系在IMF(II)之后演變方向做出了業(yè)界的猜想。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全球60%以上的大宗商品貿易，都是在瑞士發(fā)起和完成交易的。瑞銀經濟學家在大宗商品貿易方面具有豐富的金融實踐經驗和長期的觀察和研究積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們對大宗商品貿易及金融貨幣支持體系的洞見應該給予必要的重視。佐爾坦.珀薩爾的觀察基點是在各國主權貨幣更多地向國際支付的基本職能回歸的情況下，信譽貨幣體系會進一步變化。而大宗商品在未來國際貿易體系中或有新的定位。在世界分割成對立經濟集團之時，當某些貨幣將大宗商品做“價值錨定”的情況下，IMF(III)就有了新的基礎。這個研究已經有了翻譯，也引發(fā)了一些討論。一些反對的觀點認為，以黃金為商品貨幣的“錨”不可行。這一觀點是有道理的，但是偏頗之處在于，它僅憑對黃金一種商品的理解，而沒有看到以一組商品作“錨”也許是一種選擇。沿著這一思路，我們還可以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加以深度思考。
思考主線是：中國國際貿易關系博弈中的能力—制造業(yè)為主的外循環(huán)經濟匯率作用分析—就中國國情況而言商品貨幣與主權貨幣匯率孰優(yōu)孰劣—人民幣匯率與一攬子商品價格變化相“錨定”的設想—穩(wěn)定商品為錨的匯率體系還需要國際商品協(xié)議作為根基。
（一）除了壟斷性的資源類產品外，調整國際貿易關系，各國可用于博弈的基本牌是進口能力。進口能力是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中話語權的主要權重部分。我們先來盤點一下中國手中與實體經濟關聯(lián)度較大一些的進口方面的經濟牌。
1. 中國是商品的主要進口國。先看傳統(tǒng)商品：世界貿易統(tǒng)計協(xié)調目錄的前二十章包括了礦產采掘業(yè)，捕撈業(yè)，種植、養(yǎng)殖業(yè)，石油等。中國對采掘產出的礦產品，石油等都是有大量進口需求，這是維持國內制造業(yè)生產和出口維持國際銷售所必需的。即使在極端情況下，出口市場極大地萎縮，這些產品的自力更生也只能部分滿足國內經濟需求。在總體生產規(guī)模不變的情況下，即使中國經過努力調整，做到了以內部經濟循環(huán)為主，國際大宗商品的進口還是不可或缺的。
2. 這里還特別要談一下糧食，根據對各種生產要素的研究，中國的農產品生產確定是呈成本推動型上漲態(tài)勢，而且這一局面不可逆轉。農業(yè)產業(yè)升級，農產品加工業(yè)的發(fā)展及出口都是在這個成本剛性上漲的基礎事實之上的。盡管布朗的書《誰來養(yǎng)活中國》引起過多角度的討論，而成本推動型的剛性價格上漲問題，在當時政治和民族角度的討論蓋過了經濟分析的討論，這一問題的討論聲量不大，而且這類問題也不是有討論、有強烈的政治意愿就會產生逆轉經濟規(guī)律的解決方案的。基本場景始終存在：受資源所限，中國會持續(xù)從世界市場進口低于國產糧食價格的大宗農產品是比較確定的。
3. 能源進口將延續(xù)下去，即使世界形勢緊張到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被中斷，能源結構調整回歸到用煤時代，國內機動車燃油也需要長期進口。
4. 國際銅和其他金屬的市場價格的情況與前述糧食有些類似。由于中國品位高的富礦資源有限，相應的開采方式和投資規(guī)模決定了國內開采成本較高。進口是維持有競爭力的加工制成品出口的必要條件。當然，此類商品在外向型加工工業(yè)萎縮的場景下，進口需求也可以大幅度減少。
5. 鐵礦石要單獨提出來看。盡管鐵礦石國內也有相當的儲藏量，進口鐵礦石是支撐國內和國際市場堿性金屬產出的重要的基礎量。而在過去，因為沒有國際穩(wěn)定鐵礦石市場的商品協(xié)議，供需雙方的生產都因周期性價格波動付出了額外的成本。學費在反復地交，但一直沒有協(xié)調成功。
6. 集成電路芯片因為投資規(guī)模巨大，裝置和設備以及先進制程的研發(fā)不是一個平滑的緩進過程，反應在價格表現(xiàn)上具有類似于商品的周期性，而價格的“逆周期屠刀”還會泯滅了投資成功的機會，遏制了競爭而加大下一輪波動的幅度。因而高科技產品芯片，也被視為具有大宗商品屬性。
上面這些類別商品對中國制造業(yè)經濟很重要。中國切入國際經濟循環(huán)，有相當一部分是采取原材料和制成品銷售兩頭在外的模式。三、四十年以來，這一部分生產方式在整個外向型經濟部分的比例有變化，但是總量是一直在持續(xù)增加中。當然，進出口也受益于內循環(huán)經濟部分蓄水池的助力，制成品出口成為了經濟增長動力的三駕馬車中產生較高增值的突出部分。
隨著制造業(yè)產業(yè)鏈向上游的擴展，中國也開始“走出去”向國外原材料上游的礦業(yè)進行投資，以尋求大宗商品的穩(wěn)定供應。但迄今為止，中國大宗商品進口量對國際市場供應的影響，還是一個邊際量--能夠拉動價格但是不足以控制價格。這種尷尬是由幾方面因素決定的，這其中也包括缺乏基于市場機制的協(xié)調，這方面就不展開談了。
值得提到的礦業(yè)的特點是，由于投入和產出的周期長，供應不足的價格信號上漲導致的新增投資，總是難以做到恰好滿足市場需求，又抑制住暫時短缺導致的市場價格的猛漲。而且此時價格上漲信號，經常又直接導致下一輪的過度投資與產能過剩。過剩又會將價格壓抑到后續(xù)投資難以為繼的低水平，為另一輪短缺埋下種子。產量與價格周期性的互相刺激，又經常會加大了商品市場價格的振幅。這樣的起伏波動對于產需雙方的投資回報都是不經濟的，更何況匯兌貨幣的波動峰值與商品價格變化疊加的話，會加大不穩(wěn)定性，市場的可預見性會很差。對中國這樣大的商品進口國而言，穩(wěn)定商品價格也應該是保證加工制成品價格和利潤空間的貿易政策目標和必要的政策手段。遺憾的是，我們過去在這方面的努力是空白。
基于上述中國經濟和貿易的經驗可以看出，實體經濟部分我們對商品進口的依存度較高。我們現(xiàn)在再來研究瑞士的國際商品貿易專家提出的商品貨幣方向，我們對世界貨幣及匯率體系的觀察可以增加一個新的觀察視角，延伸思考也許會得出不一樣的觀察結論。
（二）中國故事：外匯，匯兌機制及匯率政策實踐的簡單回顧（有些讀者可以略過此節(jié)。）
樓繼偉近期的文章對近年的匯率體制改革做了一個回顧，大家都已經有所了解不再贅述。但還是有必要從更宏觀的層次結合整個經濟轉型方面適當延伸回顧一下，看匯率體系是如何根據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變化一路走來的。因為我們有必要理解，現(xiàn)有開放度的經濟體量，與即定的產業(yè)結構相配合的匯率政策體系，在未來可預見的情形下會出現(xiàn)一些重大的變化。這個變化也可能有機會讓中國推動某種適合自己產業(yè)情況的匯兌體系和匯率策略，而又同時對世界匯率體制的變化提供一個支點。
1. 改革開放前的匯率政策。
計劃經濟時期，對外貿易和對外援助是對外經濟活動的全部內容。而對外貿易在計劃經濟體系中的作用是，在自我循環(huán)的物質生產經濟體系中“拾遺補缺”。對外貿易在整體經濟運行當中的任務是，通過外部市場來對自循環(huán)的“保障供給”提供輔助。貿易主要是通過易貨方式在經互會集團成員之間進行的。這其中不存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貨幣中介過程，易貨產品用盧布輔助標價以總體計算貿易平衡情況。記賬用的人民幣與盧布的比價與市場經濟意義上的抽象價值并不相干。再后來，改記賬盧布為瑞士法郎只是改動了參考計價的幣種，沒有實質上的變化。
在這一背景下，當時的人民幣官方匯率制定方法是：對外出口部門“隨行就市”完成前一年的出口任務后，有關部門會根據全年度出口換匯的人民幣核算成本，調整下一年度的人民幣對主要貨幣的官方匯率。也就是說，中國實行的是按照出口績效，后發(fā)設定次年的官方掛牌匯率。
這樣操作，官方匯率的高低可不構成進出口業(yè)務的制約條件（外貿貸款規(guī)模才是真實制約條件），加上官方匯率水平還具有塑造經濟強勁的表象意義，確定匯率的非經濟因素也要考慮，人民幣官方匯率就可以定得較高。而高匯率情況下“獎入限出”的負效應，則可以通過貸款規(guī)模和進口計劃控制完全予以消彌。
高估值的官方人民幣匯率與實際經濟活動的矛盾顯現(xiàn)之后，中國隨后實行了雙重匯率制度以兼顧進口與出口不同訴求之間的矛盾。這樣的政策帶來的后果是受1987年開始實行經營“包干”管理方式刺激，外匯額度而非外匯本身成為了調劑和交易標的，這比雙重匯率更為復雜。實際上，官方兌換價，貿易等經常項目兌換價，額度調劑價同時存在。而額度調劑價格超出官方匯率達50%。
雙重匯率體系幾經改良，終于在1994年完成了重大改革，雙重匯率被廢除，實行了官方匯率和貿易結算匯率的“并軌”，并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外匯體系進入了有管理的浮動時期。
2. 九十年代的重要匯率機制改革。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貿易總規(guī)模和GDP中占比都很小的國際貿易參與國。當時國家經濟產業(yè)政策的底色是要獎出限入，保護國內市場不受外來競爭。扶持出口以保證“創(chuàng)匯”是對外貿易活動的主要政策目標。匯率政策需與上述兩項政策相配合。而并軌后的官方匯率水平主要照顧到上述經濟目標，而其中重點關注是在匯率補貼淡出后，匯率對出口成本的影響。
國際上“廣場協(xié)議”之后美元地位更趨于穩(wěn)定，中國就勢采用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實行盯住美元的政策對中國的經濟結構向外向型經濟調整，扶持出口以保證“創(chuàng)匯”這一相當長時期的對外貿易政策主要目標的達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盯住美元就不得不承受作為主權貨幣的美元的外溢效應的弊端。好在中美兩國經濟具有極強的互補性，中國出口的消費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強，屈從“美元霸權”的負效應被中國出口利益增長帶來的正向效益所抵消。從長期政策效果觀察，此次的匯率體制改革的效果比較好。
3. 國際政治學者提到的美元霸權可以做如下理解。
貨幣政策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的主要宏觀經濟工具。美元匯率的自由浮動，其內在機制上是與美國本國宏觀經濟政策聯(lián)動的。美國對這些宏觀政策工具的使用，是不會過多地顧及其作為世界經濟的公共品的美元，對那些采取盯住美元匯率政策國家的負面影響的。對于這一點，中國政府心知肚明，但是通盤考慮到貿易條件、吸引外資以及整體對外關系以及對美關系在不斷加強，合作領域在不斷擴大的基本現(xiàn)實，除了采用其他一些方法對沖“美元霸權”的弊端外，中國當時也確實沒有其他的政策選擇。為了趨利避害，中國后來還是進行了匯率決定體制的改革。2005年開始實行了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政策，希望能減輕盯住美元可能受到的負面影響。
上面談的是人民幣匯率體制變化的過程，這是理解本文觀點的必要介紹但并不是本文重點。通過過程回顧可看到，計劃經濟和后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創(chuàng)匯一直是對外經濟貿易活動的中心任務。87到93年間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已經使得計劃管理的價格下降到20%以下，此時匯率配合市場化改革成為國內市場價格體系中的雙向調節(jié)手段的應用場景已經出現(xiàn)，實行新的匯率體制已經具有了現(xiàn)實基礎。
推進改革的一個困難是，當時的外匯存底一度突然下降到令人擔優(yōu)的二百億美元。與這一時期外匯曾一度緊缺的震撼性記憶有關，此后中國匯率政策仍長期支持偏重創(chuàng)匯、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
穩(wěn)定出口為影子目標的匯率政策，以及外部宏觀貿易政策環(huán)境穩(wěn)定和不斷改善等有利條件的疊加，使得中國出口貿易飛速發(fā)展。經年累積竟使得中國的外匯儲備成為了央行資產的主要部分?？陀^地看，這一結果并不是有意為之，但也不是最佳政策設計。王永利的文章對此過程有全面的介紹，相關的討論這里就不重復了。
樓繼偉在財政研究上對1993年匯改后果進行評論的時候直言，這樣的結構是小國開放型經濟比較常見的結構。大國央行資產一般都以國債作為主體。
這就導出來下面的一系列可以思考的問題:
1）在貿易自由化不斷推向經濟一體化方向發(fā)展的世界環(huán)境中，人民幣匯率體系盯住一攬子貨幣（其中美元權重還是很大）這對穩(wěn)定出口的支持作用很明顯。但是甘蔗沒有兩頭甜。國際商品市場價格的周期性波動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問題，而盯住外國主權貨幣的匯率體系以及積累起來數萬億美元存底已經成為了一種很大的能力，這個能力對于中國經濟至關重要的大宗商品進口、對于熨平商品貿易周期性價格波動卻基本沒能提供什么幫助。這種情況可否通過制定新的政策予以改進？
2）主權貨幣體系在雅爾塔世界體系岌岌可危、俄烏戰(zhàn)爭的破壞性影響率先在國際金融領域爆發(fā)，金融制裁與大宗商品（能源商品）制裁激發(fā)的一輪價格周期震蕩，世界貨幣體系在世界基本格局重新劃分之后，如果世界匯兌體系不得不向商品貨幣轉向，根據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這是危險還是機會？
3）從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要考慮，如果脫離了盯住他國主權貨幣的匯率政策，人民幣的價值的“錨”是否應該是商品？
4）除了僅使用黃金本位一種商品的這一種可能，根據中國經濟情況，可否設想采用一攬子商品為錨的匯率體系？具體還有哪些大宗商品可以成為匯率體系的基礎部分？
5）人民幣幣值與大宗商品價格掛鉤是否利大于弊？掛鉤哪些一攬子商品？這些被用作“錨”的商品本身的交易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需要進一步做那些規(guī)范，才適合成為替代目前盯住其他國家主權貨幣的新的“錨”？
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不是無由來的天馬行空，而是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III)的設想并不是僅限于談黃金這一種商品，該設想也受到了一些國家間接將幣值盡量與石油等商品掛鉤以對沖制裁影響的操作的啟發(fā)。我們的思考的主線是，在匯兌體系面臨變化的時候如何適合中國需要，合理地處置和使用外儲。
上面所談的國際格局變化、匯兌體系、到中國外向型經濟貿易的特點介紹，是為了方便相關專業(yè)背景的人士概括理解匯兌體制問題所作的鋪墊。問題涉及面就有這么多，沒有辦法再做壓縮了。下面有必要將其中相關的要點，武斷地收攏一下，以利集中思考IMF-(III)設想的相關問題。
再次整理思路
首先，中國經濟增長有賴于維持一定規(guī)模的制造業(yè)運行，其原材料進口端和制成品出口端面臨著不一樣的市場環(huán)境問題。在沒有獨有技術加持的一般制成品出口市場方面，公開市場的競爭迫使制成品價格呈一路走低的態(tài)勢。對這一大部類產品生產而言，原材料價格的穩(wěn)定至關重要。即使作為原材料的大宗商品價格呈上漲趨勢，可預見的價格逐步上漲也可以讓企業(yè)從容規(guī)劃生產與投資。兩相比較而言，短缺-過剩造成的周期性價格波動，對絕大部分通過“適時生產”取得經營利潤的企業(yè)而言就是周期性的災難。
這個邏輯不難理解：給定出口市場價格下行趨勢，國內生產成本又可預見到逐步增加，在這個日益變窄的商業(yè)空間中運營，輸入的原材料價格如果大幅波動，企業(yè)連續(xù)性生產就難以為繼，就會遇到生死劫。給定價格成本趨勢不可逆轉，政府政策可以操作的方向就是穩(wěn)定、消除原材料類大宗商品進口價格的周期性波動。沒有政策能夠保這一類企業(yè)永生，但是能夠做的是讓這些企業(yè)逐漸自然淘汰。政策可能的著力點應該是，避免眾多的這一類企業(yè)大批倒在原材料價格波動面前。
對華高精尖技術轉讓受到政策掣肘，企業(yè)懷疑知識產權保護執(zhí)法不力，以及供應鏈的搖擺變化的多重負面影響下，進入中國制造業(yè)的外來技術的總體增速可能會慢下來。在自有技術形成的技術性企業(yè)成為制造業(yè)的產出主體之前，技術構成較低的大批制造業(yè)企業(yè)對于生產輸入品的原材料價格的穩(wěn)定有很強的期望。這就是中國制造業(yè)產業(yè)的現(xiàn)實。也就是說，根據很大一部分中國制造業(yè)企業(yè)的情況來看，他們有維護進口原材料（大部分為大宗商品）平穩(wěn)價格變化的政策需求。在考慮未來匯兌和匯率體制時，這方面的需求應該落入我們的視野。
其次，盤點我們手中應對變局的牌，突出的一張是中國擁有三萬億的外匯儲備。無論怎樣說，三萬億巨大的外匯儲備都不是當初政策規(guī)劃的結果。不是儲備不需要，而是說其規(guī)模之大是超出預期的。時至今日，中國央行的重要資產是外匯儲備。這其中的好處和弱點，余永定在他的文章中已經很清楚地表達了他的看法。如果俄烏戰(zhàn)火的延燒，中國沒能夠通過外交努力完美避禍，而中國被逼入連帶次級制裁的境地，巨量外儲的安全是一個較大的問題。
此前，巨額外儲支持了“一帶一路”的倡議，催生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以至于在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界的一些人中間產生了以此挑戰(zhàn)美元霸權的聲音。而現(xiàn)在情況在變化，有些危險因素隨著事件的推進在累積，我們也需要相應地更新我們的認識。
我們還可以自問，按照現(xiàn)在的路徑發(fā)展下去，中國成為左爾坦預見到的國際債券中心是否是最有利于我們經濟戰(zhàn)略的最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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