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唐朝時期的中日關系，我們總會想到遣唐使、鑒真和尚、阿倍仲麻呂（即晁衡）、吉備真?zhèn)湟活惔碇腥沼押玫娜撕褪?。當然，這代表著當時中日關系的一個方面。但國與國的關系從來都是復雜的，中國和日本之間，不可能像后來的歷史編纂者呈現(xiàn)給我們的那般簡單。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其實古今中外的國際關系，實質都是利益關系，既然是利益主導，那么就必定有友好，也必定會有沖突。當時中日之間關系也是如此，雖然主旋律是友好，但另一方面也沖突不斷，乃至爆發(fā)了兩國歷史上第一次戰(zhàn)爭：白江之戰(zhàn)。
戰(zhàn)爭發(fā)生在朝鮮半島。當時的朝鮮半島分裂為新羅、百濟和高句麗三個政權，進行著朝鮮半島的“三國演義”，混戰(zhàn)不休。日本人一直對朝鮮半島垂涎三尺，早在公元四世紀，就在半島南部建立過殖民地，后來被朝鮮三國聯(lián)手趕了出去，但其趁朝鮮內戰(zhàn)的機會插手朝鮮事務，在半島實現(xiàn)日本利益的野心一直沒有改變過。而新羅等三個國家，為了在爭斗中勝出，也有意識地借助外來力量來壯大自己的實力。顯而易見，在當時交通條件下，朝鮮半島所能借助的外來力量，就只有中國和日本了。唐朝初年，由于唐內部局勢尚未完全穩(wěn)定，無暇外顧，高句麗和百濟于是倒向日本一邊，聯(lián)手打壓新羅。
一時間，新羅局勢岌岌可危，急忙向唐朝求援，唐朝在內部穩(wěn)定之后，多次出兵援助新羅，維持了半島的均勢。公元660年，唐高宗派大將蘇定方率兵再次征討百濟，攻進百濟首都，百濟國王與太子均投降了唐軍。但百濟一些貴族不甘心失敗，派人去日本求援，并且要求把在日本做人質的百濟王子扶余豐送回朝鮮。對此，日本方面積極響應。662年五月，日本派軍隊5000余名護送扶余豐回國。扶余豐回國后，率百濟軍與唐軍激戰(zhàn)。663年，他再次向日本乞援，日本天皇派兵27000余人前往朝鮮增援。中日之間遂發(fā)生了正面沖突。
八月二十七日，唐朝將領劉仁軌率唐軍與日本軍隊激戰(zhàn)于白江，“仁軌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戰(zhàn)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余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余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眾并耽羅國使，一時并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唐軍大獲全勝，百濟與日本的殘余勢力逃往日本，百濟政權徹底瓦解了。
日本方面，此后對唐朝的態(tài)度甚為恭順。不但不再插手朝鮮事務，而且在668年，唐一鼓作氣滅高句麗之后，還派使臣到長安“賀平高麗”。朝鮮半島的局勢，終于穩(wěn)定下來了。中日之間的關系，也進入到一個平穩(wěn)發(fā)展的時期。
本文發(fā)表于2012年9月15日《溫州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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