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邦煒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論》
人民出版社，2005年
唐代學校的盛衰
唐代教育事業(yè)不無可稱道之處，諸如學校專業(yè)的增設、規(guī)程的訂立、外國留學生的培養(yǎng)等等，都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不容忽視的地位。然而斷言：“唐代學?？涨安?，殊為少見”，恐怕未必。假若僅僅依據(jù)《唐六典》，唐代學校雖非盛況空前，倒也尚屬可觀。無奈此書系行政制度專著，書中所載多半屬于紙面上的設想，而非生活中的實情，至多只能反映其成書前后即開元、天寶年間的情形。就總體而論，唐代學校并不景氣，前有愧于兩漢，后遜色于宋、明，與有唐一代強盛無匹、繁榮無雙的美名不甚相稱。唐代學?？梢苑譃橹醒牍賹W、地方官學、私學三大類，下面分類作些考察。
一、中央官學
在唐朝統(tǒng)治的289年間，作為學校主干的中央官學屢興屢廢，幾起幾落。其間，某些最高統(tǒng)治者盡管力圖振衰起敝，結果不是收效至微，便是僅能奏效于一時。我們認為，唐代中央官學并不景氣，依據(jù)有三。
（一）衰敝時間很長。唐代中央官學的衰敝，并非始于安史亂后，而是反復出現(xiàn)，先后四度。
第一度：唐初（618—631）。唐高祖李淵號稱“頗好儒臣”， [1]企圖振興學校，他在義寧二年（618）五月，“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時，便“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州縣皆有數(shù)”， [2]其中，中央官學的生員定額為：國子學生72員，太學生140員，四門學生130[3]員，總共不過342員?？墒侨舾赡旰?，這個并不算高的定額并未達到。李淵臨退位前，不免浩然長嘆：
凋弊之余，湮替日多，學徒尚少，經(jīng)術未隆。
出于籠絡人心，粉飾升平的需要，他再說了一堆“興化崇儒”的套話，又開了一張《興學敕》的空頭支票。[4]誠如《舊唐書·良吏傳序》所稱：“武德之初，余風未殄”，李淵無法改變“隋末學者凋喪，儒教凌遲”[5]的狀況。
第二度：唐高宗以后（650—712）。唐高宗李治盡管在龍朔二年（662）增置東都國子監(jiān)，將生員均分于兩都就學，但兩都國子監(jiān)生員總共不過1000人，不到貞觀年間的三分之一，而西京國子監(jiān)僅有生員500人，[6]不足貞觀年間的六分之一。李治頻幸東都，西京國子監(jiān)的衰敗事出有因，不足為怪。同時，他還一度關閉書學、算學、律學三所學校。[7]《舊唐書·儒學傳序》如實指出：
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于儒術。
武則天稱制后，更是：
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
中央官學陷入了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境地。當時人陳子昂講：
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穢，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8]
韋嗣立也說：
國家自永淳（682）以來，國學廢散，胄子衰缺。[9]
唐中宗李顯“神龍復辟”（705）以后，采取補救措施，放寬等級限制，擴大收生范圍，[10]以便擺脫中央官學“殆無人蹤”的窘境。可是情況并無明顯好轉(zhuǎn)，直到唐睿宗李旦景云年間（710—711），仍然是：
禮經(jīng)殘缺，學校陵遲。[11]
足見，即使在相對穩(wěn)定發(fā)展的唐代前期，中央官學也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長達60多年之久的衰敗局面。
第三度：安史亂后（755—805）。安史亂起，“兵革一動，生徒流離”， [12]“碩儒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13]永泰元年（765），叛亂平息數(shù)年之后，依舊是：
國子監(jiān)室堂頹廢，軍士多借居之。[14]
唐代宗李豫不禁哀嘆：
太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
他接受國子祭酒肖昕的建議，“投戈而講藝”，[15]決定重修國子監(jiān)，補充國學生，力圖使中央官學生員能夠達到550人。[16]據(jù)記載，經(jīng)過短短7個月，國子監(jiān)重建一新。但僅從其工期之短一端，也可想見其工程質(zhì)量之差。僅僅過了10余年，到他的兒子唐德宗李適時，中央官學又呈現(xiàn)出瘡痍滿目的慘況：
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時，視辟雍如農(nóng)郊。堂宇頹廢，磊砢屬聯(lián)，終朝之雨，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攸處貿(mào)遷。
面對此情此景，當政者的態(tài)度居然是：
陛下不以聞，官不以問，執(zhí)政之臣不以思。
同樣，李豫增加生員人數(shù)的規(guī)劃也沒有實現(xiàn)，到唐德宗時，六所中央官學“存者三，亡者三”，[17]生員總數(shù)僅達274人。[18]足見，安史亂后中央官學的狀況較之唐高宗以后，可謂等而下之。
第四度：長慶以后（821—907）。唐穆宗李恒長慶已降，中央官學瀕于崩潰。唐文宗李昂雖存重振學校之想，但因財政拮據(jù)，不得不在太和八年（834）公然下令削減生員定額。[19]一時之間，中央官學“化為廢地”、“盡墾為圃”。[20]朝廷無力修繕，只得讓官僚出“光學錢”“修學錢”。[21]但中央官學面貌依舊，并無起色。至于唐末“離亂之后，（書籍）散失頗多”，“藏書之府無屋一間、無書一卷”。[22]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官學自然更難維持了。其時，林寬有詩一首，題曰《窮冬太學》，詩云：
投跡依槐館，荒亭草合時。
雪深鳶嘯急，薪濕鼎吟遲。
默坐同誰話，非僧不我知。
匡廬瀑布時，何日副心期。[23]
此詩即是崩潰中的唐末中央官學的如實寫照。
由上所述，不難發(fā)現(xiàn)：唐代中央官學先后四度衰敗，總共長達210余年，幾乎占了唐朝整個統(tǒng)治時期的四分之三。這恐怕是不能視而不見的。
（二）興盛日子甚短。毋庸諱言，唐代中央官學確實出現(xiàn)過三次較為興旺的局面。這同我們的看法豈不矛盾嗎？并不。讓我們先看實況，再作分析吧。
第一次：唐太宗時（631——649）。唐代中央官學的興盛局面首次出現(xiàn)在貞觀五年（613）之后的10余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因而博得了“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 [24]的盛譽。他振興學校的主要措施有：增筑學舍1200間；增置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等三學生員；恢復隋朝曾經(jīng)設置過的書學、算學、律學等三學；[25]在唐高祖設立的宏文館里設置生員；增設崇賢館（后改稱崇文館）；培養(yǎng)吐蕃等少數(shù)民族學生；招收新羅、百濟、高麗等外國留學生。其時，六學二館生員定額為3200人，[26]幾乎是唐初的10倍，而且實有人數(shù)突破定額，最多時達到8000多人。后來，劉禹錫曾說：“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qū)，生徒三千余，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27]李觀也說：那時“學有六館”，“生有三千”。[28]可惜，這番繁榮景象猶如過眼云煙，轉(zhuǎn)瞬即逝。《新唐書·儒學傳序》云：
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
此言不妄。而《舊唐書·儒學傳序》稱：
（貞觀）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言過于實。其實，李世民其人“略輸文采”，剛勝于柔，他在歷史上僅以武功見長，不因文治著稱。
第二次：唐玄宗時（712—755）。唐代中央官學經(jīng)過唐高宗以后的衰敝之后，轉(zhuǎn)機再現(xiàn)于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時。他重視發(fā)展學校教育，聲稱：
弘我王化，在乎儒術。[29]
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五年（737）增置崇玄學，又在天寶九載（750）創(chuàng)辦廣文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開元年間下令修成《唐六典》，對各級各類學校的體制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規(guī)定。按照這個規(guī)定，中央各類官學的生員總額為2881人。另據(jù)《新唐書·百官志三》，其時還有廣文館學生70人。這樣，總額當為2951人。開元年間的國子祭酒楊瑒說“學徒三千”，[30]顯然是舉其成數(shù)，但也表明當時實有生員人數(shù)與定額基本吻合。此時，生員定額雖僅略少于貞觀年間，但實有人數(shù)不足貞觀盛時的一半。同時，剛剛設置不久的廣文館在安史亂前便“雨壞廡舍”，而“有司不復修完”，結果“自是遂廢”。[31]即使如此，然而較之唐高宗以來的情形，畢竟今非昔比。
第三次：唐憲宗時（806—820）。唐代后期中央官學狀況較好的時候，當推唐憲宗李純元和年間。唐憲宗重建東都國子監(jiān)，[32]并力圖改變安史亂后“館無定員”的現(xiàn)狀，于元和二年（807）重定兩監(jiān)七學生員數(shù)額，總共650人。[33]這個定額不到唐玄宗時的四分之一，而當時實有生員尚不足此數(shù)。據(jù)劉禹錫披露，僅有428人。[34]難怪他要“嘆天下學校廢”，埋怨“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sup>[35]同時，國子祭酒鄭余慶也感慨：
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36]
可見，元和重振中央官學，效果并不顯著。
從上述史實中，不難發(fā)現(xiàn)：唐代中央官學的興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具體而言，不外三點。
首先，歷時甚短。前后三次總共不過70余年，僅約占整個唐朝統(tǒng)治時期的四分之一。短暫的興盛豈能掩蓋長久的衰敝？籠統(tǒng)地說“唐代學?？涨安ⅰ保钟小耙豢≌诎俪蟆敝?！
其次，趨勢不妙。無獨有偶，北宋時期也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三次興學運動。可是，北宋興學一浪高過一浪，崇寧勝過熙寧，熙寧勝過慶歷。而唐代興學呢？相反，一次不如一次，元和不如開天，開天不如貞觀。貞觀初盛之日即是最盛之時。
再次，程度有限。貞觀年間，生員一時達到8000余人，在唐代堪稱盛事?？墒?，須知：東漢后期太學生多達30000余人；[37]明成祖時國子監(jiān)生近萬人。[38]足見，在中國古代，貞觀盛況既非空前，也未絕后，而且相形之下未免見絀。
（三）紀律差，學風壞。唐代中央官學紀律十分松懈，教學秩序極不正常。生員當中，賭博猜拳即所謂“樗蒲六博，酗酒喧爭”[39]者有之，無故曠課即所謂“服勤多闕，仰止徒虛”[40]者有之，吵架打架即所謂“爭論遂形于顏色，各持捶以相打” [41]者有之。更有甚者，“悖慢師長，強暴斗打”，[42]學生竟然打老師。對此，柳宗元在《與太學諸生書》中有逼真的記錄：
始仆少時，嘗有意游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yè)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斗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眾人者無幾耳。仆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門而眾為是沓沓也。遂退讬鄉(xiāng)閭家塾，考厲志業(yè)。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43]
中央官學已經(jīng)混亂到了人們過其門而“不敢跼顧”，見其徒而“何能仰視”，聞其事而“恟駭怛悸”的地步，唐朝政府自然要進行整頓?？墒牵徽D還罷，一整頓便釀成事端。如開元年間，“學徒漸弛”紀律有差，國子祭酒陽嶠“課率經(jīng)業(yè)，稍行鞭”，采用嚴格考試加輕微體罰的辦法予以整頓?！皩W生怨之，頗有喧謗”，一群學生在一天晚上將陽嶠打死在外。學生打死校長，實在駭人聽聞。最后，唐玄宗下令“杖殺無理者”，風波“始息”。[44]然而每當朝廷搜捕“凌慢有司，不修法度”的學生時，學生們往往又“咸聞驚懼，莫敢保安”。在一片混亂狀況中，生員勢必學業(yè)荒疏，“藝業(yè)不勸”，“文章帖義，不及格限”者比比皆是，而“特殊于眾人者無幾”，[45]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不多。詩人韋應物詩云：
少年游太學，負氣蔑諸生。[46]
而在唐代的知名之士當中，像韋應物這樣上過太學的，真是寥若晨星?？墒?，后來的宋代則是太學生“登巍科，都顯位，前后相望，事業(yè)偉然”。[47]這又是唐代有別于兩漢、宋明之處。盡人皆知，造就人才的多少是衡量學校興盛與否的主要依據(jù)。既然如此，那么唐代中央官學顯然不配以“昌盛”二字相稱。
二、地方官學
在唐代，地方官學是中央官學的枝葉。其狀況較之主干，更加可憐。以下三點，即是明證。
（一）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全國性的興盛局面。盡管李淵在即位前夕，便命令州縣官學錄取生員：
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上縣學并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48]
但這徒屬具文，并未兌現(xiàn)。因此，他又在武德七年（619）二月下詔：“州縣及鄉(xiāng)里并令置學”。[49]可是，仍無實效。直到唐高宗時，情況依舊是：
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破壞，并向來未造，生徒無肄業(yè)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至飄零。
“向來未造”、“久至飄零”這八個字表明，即使在貞觀年間，州縣官學也既無校舍，又無生員。有鑒于此，李治在咸亨元年（670）“詔州縣官司營葺學廟”。這道詔令多少有些作用。如在四川，“想成均而變色”的“三蜀名儒”便于此時興修了益州九龍縣（治今彭縣城關鎮(zhèn)）、遂州長江縣（治今蓬溪縣郪口鄉(xiāng)長江壩）縣學廟堂。[50]可是，全國性的興盛局面尚未形成，便進入了“學校頓時隳廢”的武則天統(tǒng)治時期。開元年間，盡管《唐六典》規(guī)定州縣官學生員名額：京都學生80人，大、中都督府、上州各60人，下都督府、中州各50人，下州40人，京縣50人，畿縣、上縣各40人，中縣、中下縣各35人，下縣各20人。但這個定額比起往后的宋代，簡直少得可憐。北宋崇寧五年（1106），建州浦城（今屬福建）這個邊遠小縣學生人數(shù)即達1000余人。[51]而在唐代連這個極低的定額也只能寫在紙上，不能兌現(xiàn)。如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州學，學員居然僅有15人而已。[52]安史亂起，“連戰(zhàn)交捽，率無寧歲，耳說鉦鼓，不聞弦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sup>[53]其時，州縣官學“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便繕完”，以至“講習之事設而不備”。[54]到叛亂平息之后的大歷二年（767），唐代宗在《崇太學詔》中說：
干戈之后，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摻?jīng)來學，當集京師。[55]
很明顯，他的著眼點在于恢復中央官學，而對于地方官學則不聞不問、聽之任之。整個唐代后期，地方官學的大致情況是：“雖設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yè)?！?sup>[56]不僅“邊州素無學校”，[57]甚至在“鄒、魯儒者之鄉(xiāng)”的兗州（今屬山東）也處于“垂五十年”，“不知禮教”的境地，未曾“立學講經(jīng)”。[58]總之，在唐代，從全國范圍來說，州縣官學只有衰敝之時，而無興盛之日。
（二）至多僅能興盛于一時一地。唐高宗以后，有關州縣官學興盛的事例，散見于各種文獻之中。如顯慶中，韋機在檀州（治今北京密云）“敦勸生徒”；[59]神龍中，韋景駿在肥鄉(xiāng)（今屬河北）興建“學舍”；[60]開元初，倪若水在汴州（治今河南開封）“勸勵生徒”；[61]唐肅宗時，李棲筠先在常州（今屬江蘇）、后在蘇州（今屬江蘇）“大起學?！?；[62] 唐代宗時，羅珦在廬州（治今安徽合肥）、王綱在昆山（今屬江蘇）、李椅在福建“修學宮”；[63] 唐德宗時，常袞在福建、鄭余慶在興元府（治今陜西漢中）“創(chuàng)學廬”；[64]元和中，韓愈在潮州（今屬廣東）、曹華在兗州“立學講經(jīng)”；[65]杜悰在許州（河南許昌）“作學舍”。[66]一時之間，一些州縣官學“學廢日久”的局面得以改觀：在李棲筠治理下的蘇州，“遠邇趨慕，至徒數(shù)百人”；[67]在王綱負責下的昆山，“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68]在李椅管轄下的福建，“家有洙泗”，“戶有鄒魯”，“生徒祁祁”，“儒風濟濟”，“海濱榮之，以不學為恥”；[69]在杜悰主持下的許州：
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jīng)有博士，督課有助教?！刚d其子，兄規(guī)其弟，不游學堂，與撻市同。[70]
可是，這些現(xiàn)象猶如茫茫戈壁中的幾片綠洲、渺渺蒼海里的幾座孤島，在唐代終究屬于個別事例。惟其難得，所以人們“稱詠不已”，要為這些地方官樹碑立傳了。古語說：“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碧拼胤焦賹W正是如此。偶然來了個重視教育的青天大老爺，州縣官學便興盛起來；過上三年兩載，人事更易，“后生無所從學”的舊貌立即再現(xiàn)。如大歷七年（772）李椅在福建興學，據(jù)稱已經(jīng)改變了“閩中無儒家流”的狀況，可是當常袞建中初（780）赴福建任職時，又是“閩人未知學”。其間相隔不過8年，變化之大實在驚人?？傊?，唐代地方官學的興盛局面沒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證，僅僅靠個別有識之士來支撐，因而只能出現(xiàn)在個別地方，并且不能持之以恒。
（三）主要是行禮之處而非就學之所。唐時往往廟學并稱，所謂廟指孔廟，所謂學即官學，學生不僅要“講讀以時”，而且要“如法以祠”。[71]孔廟是頂禮膜拜“圣人”的地方，連皇上也要畢恭畢敬地親自到廟里去釋奠。唐代統(tǒng)治者普遍重廟而輕學，孔廟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遠遠高于官學。他們在興建時，以修廟為主，如韋機在檀州、倪若水在汴州都是如此；在經(jīng)費上，以祭祀為主，如“夔（州）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而“于學無補也”。[72]如此厚此薄彼，造成了許多州縣有廟而無學。當時，“郡邑皆有孔子廟”，[73]但未必有官學。對于這個現(xiàn)象，宋元之際的史學大師馬端臨有所揭示：自唐以來，“往往庠序頹圮，教養(yǎng)廢弛，而文廟獨存?！睘槭裁磿霈F(xiàn)“廟祀雖設而學校不修”的狀況呢？他接著指出：“長吏之有識者以興學立教，其事重而費鉅，故姑葺文廟，俾不廢夫子之祠”。[7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廟、學并存的地方，州縣官學的主要活動常常是以行禮為主、教學為輔。學生按政府的規(guī)定，不僅要“習吉兇禮、公私禮”，而且要到“有事處”，去“示禮儀”，[75]這樣勢必占掉許多學習時間。更有甚者，學生不務正業(yè)，專門行禮。如李棲筠作刺史時的常州，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xiāng)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76]曹華做觀察使時的兗州，“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于孔子廟”；[77]韓愈任刺史時的潮州，師“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行鄉(xiāng)飲酒之禮”，“聞鹿鳴之歌”。[78]足見，這種興盛局面實屬祭祀行禮之盛，而非學校教學之盛，是不能李代桃僵，以假充真的。
上面是就州縣官學而言。至于鄉(xiāng)里官學，繼武德七年二月詔令之后，唐玄宗又在開元二十六年（738）正月下詔：
天下州縣，每鄉(xiāng)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79]
然而正如近人呂思勉所說：
此等法令，皆成具文。[80]
當然，我們無意全盤否定唐代鄉(xiāng)里之學的存在。陳子昂曾“入鄉(xiāng)校”，[81]白居易自稱“鄉(xiāng)校豎儒”，并在其《與元九書》中言及各地“校鄉(xiāng)”，[82]史有明文，無可置疑。不過，唐代鄉(xiāng)里之學“兩無”、“兩自”，官學其名，私學其實。所謂“兩無”，即教師無定員、學生無定額，連號稱詳盡的《唐六典》對此也未作任何規(guī)定。所謂“兩自”即：經(jīng)費自籌，政府不撥，只好仰仗捐獻——天寶年間，苗晉卿便曾經(jīng)“出俸錢三萬為鄉(xiāng)學本”；[83]校舍自理，政府不管，往往屋無一間——貞元三年（787），宇文炫“請京畿諸鄉(xiāng)村廢寺并為鄉(xiāng)學”，結果“疏奏不報”，[84]連破廟也不給。總之，唐代鄉(xiāng)里之學自生自滅，沒有什么興盛局面可言的。
三、私學
在唐代，私學的狀況究竟如何？近人鄧之誠說：唐時“學校為官所立，私人不得設立?！?[85]不過，“千慮一失，智者難免”，鄧氏之說并不可信。其依據(jù)為《文獻通考》卷46《學?？计摺匪d開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
不得輒使諸百姓任立私學。
仔細通讀此敕可知，“不得輒使”四字當屬上句。而“諸”字呢？經(jīng)查《唐會要》卷35《學校》所載同敕可以確定，系“許”字之誤。這樣，此敕應為：
許百姓任立私學。
情況大致是：開元二十一年以前，政府對于私學的設立有所限制，此后則不作任何限制?？梢姡瞥⒎墙乖O立私學。在前面所引的《與太學諸生書》中，柳宗元自稱不敢去上太學，只得就學于“鄉(xiāng)閭家塾”。又如貞元年間，胡珦在獻陵“市置田宅，種樹為業(yè)，教授弟子?！?sup>[86]這顯然便是一所私學。
不過，唐代的私學較之其他朝代，確實黯然無色。在《舊唐書·儒學傳》為其立傳的45名碩學中，曾“開門授業(yè)”者僅李載、張士衡2人，不足總數(shù)的5%；在《新唐書·儒學傳》為其立傳的78位鴻儒中，曾“聚徒教授”者僅曹憲、王恭、馬嘉運、張士衡、蓋文達、啖助6人，不足總數(shù)的8%。其中，生徒最多的當推貞觀初年退隱白鹿山的馬嘉運，“諸方來授業(yè)至千人”?？墒?，這與“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87]的東漢學者相比，實屬小巫見大巫，何足掛齒！何況在這7人當中，除啖助、李載2人而外，其余5人其人其事均在唐初。唐初巨儒講學山林，無非是隋末博學避亂“歸鄉(xiāng)里，以教授為業(yè)”[88]的余緒而已，實屬強弩之末，微不足道。
人們或許會問：唐代不是已經(jīng)有了書院嗎？是的，“書院”二字確實反復出現(xiàn)于唐代文獻之中。但下面三點似乎應當注意：首先，從時間上說，除張九宗書院首見于貞觀九年（635）外，其余都出現(xiàn)在唐代中葉的開元十一年（723）之后，這并不是整個唐代始終具有的歷史現(xiàn)象；其次，從性質(zhì)上說，政府興辦的書院只是藏書和校書之所，并非學校，私人設立的書院大多數(shù)是個人讀書和治學之處，并不招徒就學；再次，從程度上說，盡管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少數(shù)聚徒教學的書院，如劉慶霖在吉水（今屬江西）皇寮書院、陳珦在漳州（今屬福建）松州書院、陳袞在江西義門書院、羅靖和羅簡在奉新（今屬江西）梧桐書院都曾講學，[89]但這畢竟只是剛剛破土而出的嫩芽，還很幼弱。總之，設立書院、聚徒講學在唐代并未蔚然成風，其意義僅僅在于為宋代書院的發(fā)達奏響了一曲微弱的序曲。
四、贅語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唐代學校前比兩漢，后較宋、明，實在遜色。不僅如此，而且其狀況遠遠不如極盛于當時的佛教。在唐朝人的言論中，儒學不如佛教的浩嘆，簡直不絕于耳。唐朝初年，李淵感慨：
豈有沙門事佛，靈宇相望，朝賢宗儒，辟雍頓廢，王公已下，寧得不慚！[90]
中期，柳宗元嘆息：
（廟學）堂庭庳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91]
末季，皮日休哀號：
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事，視太學又足為西域氏之羞矣！[92]
聽聽唐朝人的呼聲，他們對于當時學校的狀況是多么不滿！照此看來，我們認為唐代學校并不景氣，估計恐怕并不算低。
至于唐代學校何以并不景氣，愚意以為，因素頗多，而關鍵在于唐代正處于選士制度由薦舉向科舉轉(zhuǎn)化的過渡階段，半薦舉半科舉的不陰不陽局面正是造成唐代學校不生不死狀況的重要原因。限于篇幅，這里姑且置而不論。
載《四川師院學報》1985年第2期。
注 釋
[1][48]劉昫等：《舊唐書》卷189上《儒學傳序》。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
[2][31][52][60][81][82]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44《選舉志上》；卷202《文苑傳中·鄭虔傳》；卷197《循吏傳·韋丹傳附子韋宙?zhèn)鳌?；?97《循吏傳·韋景駿傳》；卷107《陳子昂傳》；卷166《白居易傳》。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
[3]此據(jù)《舊唐書·儒學傳序》。《玉?！肪?12《學校·唐國子監(jiān)》作“一百二十”。孰是？待考。
[4][15][49][55][90]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105《崇儒》。商務印書館1959年影印本。
[5]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597《學校部·選任》。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
[6]《舊唐書》卷4《高宗本紀上》：“（龍朔二年正月）丙午，東都初置國子監(jiān)，并加學生等員，均分于兩都教授。”東都國子監(jiān)到底有多少生員？《舊唐書》卷24《禮儀志》云：“門生三百員、四門俊士二百員?！奔热皇莾啥季郑敲次骶﹪颖O(jiān)生員也應是五百員?？梢姡鞅O(jiān)生員銳減，即使兩監(jiān)生員總數(shù)較之貞觀年間也有減而無加。
[7]據(jù)《唐會要》卷66《廣文館》可知，書、算、律三學于顯慶三年（658）九月四日停辦，龍朔二年（662）五月十七日恢復。
[8]陳子昻：《陳拾遺集》卷9《諫政理書》?！毒坝∥臏Y閣四庫全書》本。
[9][24][29][44][61][79][83]《舊唐書》卷88《韋思謙傳附子韋嗣立傳》；卷190上《文苑傳序》；卷24《禮儀志四》；卷185下《良吏傳下·陽嶠傳》；卷185下《良吏傳下·倪若水傳》；卷9《玄宗本紀下》；卷113《苗晉卿傳》。
[10]據(jù)《新唐書·選舉志上》及《唐會要》卷36《附學讀書》所載神龍元年（705）九月二十一日敕。
[11][12][20][40][41][50][92]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652《上東宮請講學啟（張說）》；卷765《貢舉議并序（賈至）》；卷816《問國學記（舒元輿）》；卷510《投諸棘寄判（于峴）》；卷511《釋菜爭論判》；卷845《益州夫子廟碑（王勃）》、《遂州長江縣先圣孔子廟碑（楊炯）》；卷690《移成均博士書（皮日休）》。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本。
[13][30]董誥等編：《全唐文》卷645《請崇國學疏（李絳）》；卷294《諫限約明經(jīng)進士疏（鄭虔）》。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
[14]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24永泰元年。中華書局1956年點校本。
[16][32][36]王溥：《唐會要》卷66《東都國子監(jiān)》。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點校本。
[17][28]李觀：《李元賓文編》外編卷2《請修太學書》?！毒坝∥臏Y閣四庫全書》本。
[18][71][86]韓愈：《韓昌黎集》卷37《請復國子監(jiān)生徒狀》；卷30《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jiān)胡良公墓神道碑》?！秶鴮W基本叢書》本。
[19][22][39][42][45]《冊府元龜》卷604《學校部·奏議三》。
[21]“修學錢”始于元和年間，“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學校（《新唐書》卷165《鄭余慶傳》）。咸通中，命“群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jié)度使四萬，刺史萬”（《文獻通考》卷41《學?？级罚?。大順元年（890），又令“內(nèi)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錢上每一緡抽十六助修國學”（《冊府元龜》卷604《學校部·奏議三》）。
[23]曹寅等編：《全唐詩》卷606。中華書局1960年點校本。
[25]此據(jù)《新唐書·選舉志上》：太宗“又增置書、律學”；《唐會要》卷66《廣文館》：“書、算學，貞觀二年（628）十二月二十一日置，隸國子學（“學”似應作“監(jiān)”）。”而《舊唐書》卷4《高宗本紀上》稱：“（顯慶元年）十二月乙酉，置算學”；《唐會要》卷66《廣文館》云：“律學，顯慶元年（656）十二月十九日置?！笔芳涊d歧異，錄以存疑。
[26]此據(jù)《新唐書》卷198《儒學傳序》?！杜f唐書·儒學傳序》作“三千二百六十員?！?/p>
[27][35][72]《新唐書》卷168《劉禹錫傳》。
[33] 據(jù)《新唐書·選舉志上》可知，元和年間兩監(jiān)七學的生員數(shù)額分別為：“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學）三百人，廣文（館）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學）五十人，廣文（館）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p>
[34]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卷8《國學新修五經(jīng)壁記》?！毒坝∥臏Y閣四庫全書》本。
[37][87]范曄：《后漢書》卷79上《儒林傳序》；卷79下《儒林傳論》。中華書局1965年點校本。
[38]據(jù)黃佐：《南雍志·儲養(yǎng)考》。臺北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版。
[43][91]柳宗元：《柳河東集》卷34《與太學諸生書》；卷5《道州文宣王廟碑》?！秶鴮W基本叢書》本。
[46]姚寬：《西溪叢語》卷下?！毒坝∥臏Y閣四庫全書》本。
[47]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11《學?！び浱珜W前廡題名（鄭起潛）》?！毒坝∥臏Y閣四庫全書》本。
[51]據(jù)脫脫等：《宋史》卷157《選舉志三》。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
[53][66][70]《劉賓客文集》卷3《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54][68]《文苑英華》卷816《昆山縣學記（梁肅）》。
[56][73]《韓昌黎集》卷31《處州孔子廟碑》。
[57][59]《舊唐書》卷185上《良吏傳上·韋機傳》。
[58][77]《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二《曹華傳》。
[62][67][76]《新唐書》卷146《李棲筠傳》。
[63]《新唐書》卷197《循吏傳·羅珦傳》，《文苑英華》卷816《昆山縣學記（梁肅）》，《文苑英華》卷847《福州都督府新學碑（獨孤及）》。
[64]《新唐書》卷150《常袞傳》、卷165《鄭余慶傳》。
[65]《東雅堂昌黎外集注》卷5《潮州請置鄉(xiāng)校牒》，《舊唐書》卷162《曹華傳》。
[69]獨孤及：《毘陵集》巻9《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4]馬端臨：《文獻通考》卷43《學?？妓摹れ艏腊浵仁ハ葞煛?。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
[75][84]《唐會要》卷35《學?！贰?/p>
[78]不著撰人：《東雅堂昌黎外集注》卷5《潮州請置鄉(xiāng)校牒》。《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0]呂思勉：《燕石續(xù)札·郡縣鄉(xiāng)里之學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85]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中冊第116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88]李延壽：《北史》卷82《儒林傳下·王孝籍傳》。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
[89]參看陳元暉：《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第6—7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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