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的古代，不同的朝代，對于某種宗教和政策不盡相同，統(tǒng)治者的喜好而衍生出的宗教政策手段能夠影響到宗教的發(fā)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宗教的發(fā)展速度，但總的來說不可能完全滅絕或徹底推行某一種宗教。這是這一段歷史給后人提供的啟示。
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像南北朝時期那樣，宗教在國家政治及社會生活中起到如此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國家宗教政策的搖擺程度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其所表現(xiàn)出的形式不亞于歐洲中世紀的政教合一體制形式，統(tǒng)治者有時佞佛抑道，有時滅佛崇道，經(jīng)常實行走極端的政策，國家政策對于宗教的影響之大，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也是較為罕見。
這一時期流行的宗教主要就是佛教和道教。開始的時候道教的社會影響最大。道教實際上和戰(zhàn)國時期的道家關系并不大，而和求仙求長生的神仙家及民間巫術的關系要緊密得多。東漢時張陵創(chuàng)立道教，教人悔過奉道，用符水咒法替人治病，凡入道者要繳納5斗米，俗稱“五斗米道”。他的徒弟們尊他為“天師”，所以又稱“天師道”，主要流行于巴蜀、漢中一帶。
東漢末年張角又創(chuàng)立“太平道”，人道無須納米，教人跪拜悔過，也以符水為人治病。太平道在中原地區(qū)廣泛流行，張氏兄弟以太平道教組織了黃巾大起義，極大地將東漢王朝的統(tǒng)治根基折斷。
而張陵的孫子張魯傳播五斗米道，在漢中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割據(jù)政權。成為當時天下爭奪的一方勢力，當時的太平道教主要流行于社會下層民眾中，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這是一種威脅到統(tǒng)治秩序的宗教，所以大多采用了禁止或鎮(zhèn)壓的政策。
曹魏時曾多次下令嚴禁各類非朝廷規(guī)定的祠祀巫祝，尤其是禁止太平道教。而張魯主動歸降曹操，曹操為招徠蜀漢及東吳歸降，對張魯十分優(yōu)待，張魯及其5個兒子都被封侯。曹操又遷幾萬戶漢中百姓到關中居住，在劉備進攻漢中時，又有大批的漢中百姓流入中原，天師道從此在北方廣泛傳播。
北魏初年，寇謙之對原有的道教進行改造，形成“新天師道”，不再收入道的5斗米，也不搞一般的符水治病，修道可以在家進行，以禮拜修身為主，練氣服丹為輔，深得權貴士族的贊賞，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很有號召力。
南方流行的道教則有宣揚煉丹飛升成仙或長生不老的內(nèi)容。東晉時葛洪歸納道義，強調(diào)信道要修身祈禱，養(yǎng)生煉丹，就能延年益壽，永享人生。東晉時有多次利用五斗米道組織的反抗朝廷起義，尤其是399年至411年由孫恩、盧循領導的五斗米道起義，橫掃東晉東部沿海地區(qū)，謝安的次子謝琰，也在鎮(zhèn)壓孫恩的起義中，兵敗被殺，丟了腦袋。所以南朝統(tǒng)治者由此對于五斗米道形式的道教流派予以嚴厲鎮(zhèn)壓。
而葛洪提倡的養(yǎng)性煉丹的道教更適合士大夫的口味，在士族階層中廣泛流傳。劉宋時，道士陸修靜廣泛收集道經(jīng)，編為經(jīng)戒、方藥、符圖“三洞”，又編制各類道教的儀式，以煉丹求仙的內(nèi)容改革五斗米道為“南天師道”。他的道義后經(jīng)陶弘景等的發(fā)展，成為南朝道教的主流。道教不再成為統(tǒng)治者的威脅，而成為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工具。
佛教在東漢時傳入中國。魏晉之際，佛經(jīng)開始大批被譯為中文，但信徒大多是讀書人。西晉時曾規(guī)定百姓不得出家為僧，到西晉末年，距佛教傳入中國約已200多年，全國的佛寺才180座，度僧3700人。而到十六國時期，一些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為了增強統(tǒng)治中原漢族人民的信心，尋找統(tǒng)治的根據(jù)，開始提倡這一外來的宗教。
因為各少數(shù)民族政權本身沒有什么完整的政治、社會理論，要統(tǒng)治文化程度高于自己的廣大漢族人民是非常困難的。他們在政治制度上已被迫采用被征服者的制度，如果在思想文化上再全盤接受漢族的傳統(tǒng)，在他們看來就似乎失去了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理由。佛教是外來宗教，“胡人”奉“胡教”好像更順理成章。特別是劉淵仿照漢族政權的失敗，似乎也提供了反面的例證。
后趙政權建立后，石勒、石虎迷信被奉為“大和尚”的西域僧人佛圖澄。335年，石虎在佛圖澄的說服下，駁回漢族官員禁止百姓出家的請求，下令所有愿意奉佛的人都可出家。當時中原社會混亂，人民看不到出路，佛教鼓吹來世可得救的教義對于一般民眾確實有很大的誘惑力，因此佛教的傳播大大加速。
佛圖澄收了上萬名弟子，后趙境內(nèi)的佛寺達到了893座。佛圖澄死后，他的弟子釋道安致力于翻譯、注釋佛經(jīng)，使佛經(jīng)能夠被中國的士大夫接受，并且又為僧眾制定戒律，規(guī)范了佛寺的活動規(guī)則。他在后趙滅亡后逃往南方，在襄陽一帶傳教。
前秦苻堅攻下襄陽，將釋道安帶到長安。他的影響由此遍及南北。釋道安的弟子慧遠南下廬山，他和他的弟子廣泛傳播佛教的教義，在南方有很大的影響。后來另一個西域僧人鳩摩
羅什又將印度的大乘佛教傳到中國，翻譯為中文。佛教的傳播基礎和教義理論都具有了完整的體系，開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宗教。
西晉以后南北長期對立，南北兩地的宗教發(fā)展也各有不同。南方宗教勢力的社會基礎是士族階層。南方道教的主要流派被稱之為“丹鼎派”，注重信奉者個人的成仙或長生，很適合士族階層的要求。南方的佛教也具有類似的特點。
東晉初年北方的僧徒支愍度渡江南下，與同行的僧徒商量，說如果用原來的那一套到江東去傳教，恐怕連飯也吃不上，他們創(chuàng)“心無義”之說，以適應善于空談玄理的南方士大夫。僧徒竺道潛是權臣王敦的弟弟，出入相府，談玄講經(jīng)，在士族階層中有很大的影響。另一個著名的僧人支遁，精通老莊，注釋《莊子·逍遙游》，并擅長清談，聞名于士大夫之間。這樣南方的佛教就以義理分析、隱逸自然見長。
由于南朝兩大宗教的社會基礎是勢力強大的士族階層，而東晉南朝的君權相對軟弱，所以朝廷的宗教政策總帶有妥協(xié)性、調(diào)和性的特點。東晉時，僧人見了帝王都不按禮節(jié)致敬。權臣庾冰執(zhí)政，在339年發(fā)布“沙門應盡敬王者”的詔書，可朝廷內(nèi)部的很多大臣都表示反對，詔書毫無實效。60年后，權臣桓玄在其轄境內(nèi)企圖實施這一詔書，名僧慧遠寫《沙門不敬王者論》，針鋒相對地進行反駁，主張出家人沒有必要向帝王敬禮。
桓玄倒臺后，此事無人再提。直到133年后的公元462年，劉宋孝武帝頒布“沙門致敬人主”制書，規(guī)定僧尼必須向真帝王跪拜致敬，違者鞭面后斬首，才算是在佛教面前樹立起皇權的威嚴。
可是孝武帝的繼任人前廢帝劉子業(yè)又把這個法令取消了。由此，可以看到東晉南朝的宗教政策是相當軟弱的。東晉南朝的統(tǒng)治者對于宗教問題所持的態(tài)度，是在堅持傳統(tǒng)儒家“名教”主導地位的同時，企圖調(diào)和佛、道之間的矛盾，調(diào)和佛、道和儒家名教的矛盾。
東晉南朝時期曾為此發(fā)生過多次激烈的辯論，但這些辯論從來都沒有轉變?yōu)槲淞悍Ｒ驗橥磷咫A層總的來說是尊奉儒學的，他們做官、升官都要依靠名教，而信佛、信道只是部分人的個別行為，就整個士族階層來說，都不愿為了宗教問題激化矛盾。
南朝朝廷的傳統(tǒng)政策是妥協(xié)性的，但有不少皇帝是一味佞佛。宋武帝劉裕禪代晉朝的“理由”之一，是有名僧宣告嵩神的旨意：“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strong>表明宋武帝把佛教也作為統(tǒng)治的理論依據(jù)之一。他統(tǒng)治期間開始動用朝廷資產(chǎn)建造佛寺，請僧人到宮內(nèi)設齋。
宋文帝也常聽佛教講經(jīng)，招徠名僧傳教。宋孝武帝迫令僧尼禮拜帝王，但這并非出于對佛教的惡感，相反，他對佛教的活動還是很虔誠的。他曾在中興寺與群臣齋戒8天，當發(fā)現(xiàn)有兩個大臣偷吃魚肉后竟將其免職。宋明帝將自己原來的住房施舍，興造湘宮寺，極盡奢華，自以為是功德無量，老臣虞愿卻說：“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有何功德?！彼蚊鞯鄞笈?，把虞愿趕出皇宮。
南齊皇室自高帝時起就尊崇佛教，尤其是齊武帝時長期輔政的竟陵王蕭子良，以佞佛著稱。他自號“凈住子”，創(chuàng)立齋會，講經(jīng)論道，還曾舍身佛寺，手抄佛經(jīng)。他的西邸文士范縝反對佛教，和他辯論因果報應并不存在。范縝又著《神滅論》，全面駁斥佛教的神不滅論。蕭子良召集眾僧和范縝辯論，都無法駁倒范縝，又暗示一些信佛的官員著文反駁，也不能取勝。
蕭子良派人對范縝說：“你堅持神滅觀點，恐怕就連名教也要反對了。以你的才能還怕官做不到中書侍郎嗎？何苦要自以為是呢?”范縝說：“我要是賣論取官，早就做中書令、仆射了，還在乎中書侍郎嗎！
梁武帝的佞佛更為出名。其他的皇帝佞佛只是相信、優(yōu)待以至于放縱和尚而已，可梁武帝佞佛卻是自己去當和尚，以自己舍身出家為籌碼，讓群臣用錢贖回自己，來為佛寺“創(chuàng)收”。
他在發(fā)動內(nèi)戰(zhàn)推倒南齊皇朝后僅兩年，就率領著兩萬多名僧徒在重云殿舉行盛況空前的大法會，公開宣布自己愿意皈依佛門，為佛寺之奴。527年，梁武帝下令建造同泰寺（據(jù)考證位于今南京雞鳴寺），自己到同泰寺舍身為奴。他睡在寺中的便房里，床上掛著一頂百姓用的葛布帳子，用粗瓦盆吃飯喝水，身披袈裟，每天與和尚們一起隨著晨鐘暮鼓禮佛念經(jīng)、打掃寺廟，做了兩天和尚后才在群臣的勸諫下回來繼續(xù)做皇帝。
過了兩年，梁武帝又來到同泰寺，召集僧徒，設四部無遮大會，講解經(jīng)文，宣布舍身，在寺中住了一二十天還不肯回宮。群臣驚慌失措，湊了1億萬錢，把這位“皇帝菩薩”給贖了回來。從此皇帝常常到同泰寺講經(jīng)，并勒令所有的和尚必須吃素。如此“堅持不懈”了十多年，算得上是同泰寺一名編外大法師。
546年3月他又到同泰寺講經(jīng)，不料晚上發(fā)生火災，寺廟寶塔被燒毀。梁武帝下令重修，要造12層的浮屠（寶塔）。大約是為了替寺廟籌集經(jīng)費，第二年他又到同泰寺舍身，住了37天仍不愿回宮，群臣只得再湊1億萬錢為這位“皇帝菩薩”贖身。
梁武帝除了自己佞佛，更要求全國民眾都要信佛。他在全國到處建造佛寺，僅僅為了紀念他的雙親，就在鐘山腳下造了大敬愛寺，在青溪河畔造了智度寺。建康城里由他下令建造的佛寺就有幾十座。
鐘山一帶原來有東晉士族首領王導留下的80多頃田產(chǎn)，梁武帝想把這筆田產(chǎn)買下來施舍給大敬愛寺，可是王導的六世孫王騫不肯賣，說：這田不賣，如果是下圣旨強奪，我也沒辦法。梁武帝不高興了，就叫人把田產(chǎn)估價，硬把錢塞給王家。對于享有特權的士族都強買強賣，那對于一般的民眾更是公然搶奪了，所以這些寺廟建設給人民帶來的是深重災難。
梁武帝做皇帝做到第十年時，下詔宣布自己不再吃肉喝酒。過了6年，又宣布皇帝祭祀天地宗廟所用的犧牲一律改用麥米捏制，以及使用蔬果，不再使用傳統(tǒng)的牛、羊、豬，要求民間祭祀活動也不得使用牲畜。
更為荒唐的是下令不準民間在布帛之類的紡織品上染織動物形象，免得裁剪時“傷生”。同年他下令廢除天下的道觀，勒令道士還俗。在梁武帝的身體力行下，南梁的佛教興盛一時，建康城里的佛寺多達700座，全境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萬人，達到了南朝的最高峰。
南陳的開國皇帝陳霸先（史稱陳武帝），是吳興的無賴，先為鄉(xiāng)里小吏，后來作為南梁新喻侯蕭映的親兵，以戰(zhàn)功起家。侯景之亂時乘機起兵，嶄露頭角，成為最有實力的將領。他利用佛教籠絡人心，在廢梁稱帝的當年就召集無遮大齋會，祭祀他收藏的佛牙。
第二年又學梁武帝的榜樣，舍身大莊嚴寺，并多次到佛寺講經(jīng)。這成為南陳皇朝的慣例，以后的皇帝都曾到佛寺舍身。即使是荒淫的陳后主陳叔寶，也曾舍身佛寺。
北朝的宗教政策比南朝要強硬得多。北魏建國后沿襲十六國少數(shù)民族政權尊奉佛教的傳統(tǒng)，有意識地將佛教作為少數(shù)民族皇權的統(tǒng)治工具。這樣一來，北方的佛教就具有了國家色彩。
信徒的主體也是大眾化的，與北方士大夫不尚清談的風氣相適應，佛教教義注重法術及成佛的實踐性。到達北方的西域僧人比南方要多，印度佛教的經(jīng)典大量翻譯為中文，僧人對于經(jīng)典的研究重視承傳，不像南方僧人那樣好發(fā)議論，形成了北方佛教的傳統(tǒng)。
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燾即位后，起初依然沿襲前代尊崇佛教的政策，經(jīng)常召見高僧，每年四月初八的佛誕節(jié)，都親臨檢閱僧人及信徒的游行隊伍。攻占關中地區(qū)后，延請鳩摩羅什的弟子縣始到平城，又與江南的高僧僧朗通信，請教有關佛教的問題。聽說北涼有高僧縣無讖翻譯佛教的《涅槃經(jīng)》，而且法術精深，太武帝就威脅北涼國主祖渠家遜，要他送出縣無讖。沮渠蒙遜懼怕北魏，只得送出縣無識，又派人在半路上刺殺縣無識。
然而北魏初年的皇帝實際上對于佛教的義理并沒有什么認識，他們注重的是佛教的法術、來世繼續(xù)享受的許諾，所以他們同時對于道教的長生不老術及道教符咒的威力也很感興趣。就在太武帝即位的當年，新天師道的“天師”寇謙之到平城獻上了所著的道經(jīng)，起初太武帝不怎么相信。
以天文星象、足智多謀聞名朝廷，并且為太武帝輔政的唯一的漢族大臣崔浩，本來是討厭老莊之學的，這時卻迅速投到寇謙之的門下成為天師道的信徒，積極向太武帝推薦，并且極力詆毀佛教。
太武帝同意在平城設立天師道壇，道教大盛。寇謙之幾次獻計、預言都得到應驗，太武帝遂逐步信奉天師道教的神力，其宗教政策轉向尊道貶佛。431年，下令在各州鎮(zhèn)設立道壇，每壇收習道的學生100人，7年后又下令禁止50歲以下的人出家為僧。寇謙之稱太武帝注定要先武后文，至天下太平，是有道真君。太武帝欣然在440年改年號為“太平真君”（有點非主流）
442年又接受天師所授的符篆，表示接受了統(tǒng)治漢族的天命。第二年廢除民間神廟及自立的佛寺，禁止私養(yǎng)沙門。445年發(fā)生胡人蓋吳領導的反魏起義，席卷了整個西北地區(qū)。太武帝親自前往鎮(zhèn)壓。
途經(jīng)長安，偶然在一個佛寺里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兵器，進一步搜查后發(fā)現(xiàn)佛寺中另有州郡長官及當?shù)馗缓兰拇娴木揞~財富，釀酒器具，供僧人與士女私通的密室。太武帝大怒，隨行的崔浩乘機猛烈攻擊佛教害國。太武帝下令殺光長安的沙門，搗毀所有佛寺，焚燒佛像，又下詔全國各地都照此辦理。詔書痛斥佛教為“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規(guī)定王公以下在當年2月15日以前必須送出私養(yǎng)的沙門，否則沙門處死，寬藏者“誅一門”。這就是446年發(fā)生的“北魏太武帝滅佛”事件。
在平定了蓋吳起義后，太武帝再次下詔痛斥佛教是“大奸之魁”“夸誕大言，不本人情”，是漢、晉昏君引入的“胡妖鬼道”。宣布自己要恢復華夏正統(tǒng)的伏羲、神農(nóng)之治，鏟除佛教，“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規(guī)定“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銅人者，門誅”。
下令將各地的佛寺、佛像、佛經(jīng)全部擊破燒毀，所有僧人無少長全部處死。這件詔書完全是漢族皇帝的口吻，很可能是崔浩等漢族官員起草的，表明滅佛并不完全是宗教斗爭，而是政治斗爭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崔浩等漢族官員力圖用滅佛行動來改造北魏朝廷的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性質(zhì)，為漢族士族階層爭得更多的統(tǒng)治權力。宗教政策成為政治的工具，就會具有極大的殺傷力，變得血腥殘暴。
事實上道教天師寇謙之是極力反對崔浩用如此殘酷的手段來滅絕佛教的，在這以前，太武帝滅北涼，曾下令屠殺3000多僧人，是寇謙之勸止的。滅佛的當年，寇謙之苦勸崔浩不要屠殺僧人，崔浩不聽。
滅佛后的第四年，崔浩被滅族，兩年后太武帝也被太監(jiān)宗愛殺死。鮮卑族大臣源賀等殺死宗愛，擁立太武帝13歲的孫子拓跋浚（皇太子拓跋晃在這之前已死。拓跋浚，史稱文成帝），當年（452年）就頒布了恢復佛教的詔書，規(guī)定各州郡縣設佛寺一座，用財不限，出家大州限50人，小州40人，郡縣10人。
文成帝還親自為一些僧人祝發(fā)，任命師賢為沙門統(tǒng)。當初滅佛時，皇太子拓跋晃就表示反對，并預先通知了不少僧侶，所以佛教并未被徹底滅絕，很多沙門逃脫性命，佛寺的財寶、佛經(jīng)也大多轉移秘藏。而力主滅佛的君臣竟然都死于非命，這對于僧人來說，是因果報應的絕好例證。
佛教卷土重來，統(tǒng)治者的政策又開始回到崇佛佞佛的老路。當年下詔要為文成帝本人雕刻石像，第二年又下詔按照北魏已有的5位皇帝（拓跋浚之父拓跋晃被追謚為景穆帝）的形象鑄造金佛像，各高1丈6尺，共使用了2.5萬斤純金，算是“如來即皇帝”這一北朝佛教原則的形象化說明。文成帝復興佛教的同時并沒有壓制道教，盡管寇謙之在滅佛后兩年病死，但此后北魏的每一代皇帝即位，都仍然要按傳統(tǒng)舉行接受符篆的儀式，表明承天命統(tǒng)治漢族人民。
文成帝為佛教的管理設立了完整的體系，沙門統(tǒng)（后來改稱昭玄統(tǒng)）辦事機構原稱監(jiān)福曹，后改稱昭玄寺。各地設僧曹進行管理，首領也稱沙門統(tǒng)，朝廷的沙門統(tǒng)一般也稱沙門都統(tǒng)。這些僧官都由僧人擔任。
又按照僧人的戒律制訂僧律、內(nèi)律，僧人除犯殺人以上的罪行以外，都由僧曹、昭玄統(tǒng)依照僧律來處理。涼州來的僧人曇曜做了30多年沙門統(tǒng)，大興佛教。460年按照文成帝的詔令開始在云岡開鑿石窟寺，最早的5個窟為北魏的5個皇帝祈福，每窟的佛像都按皇帝的體貌雕刻如來佛，高大雄偉，其中復興佛教的文成帝雕刻得最為逼真。
還遵照北魏獻文帝的命令建造了當時號稱天下第一的平城永寧寺，其7層塔高達300余尺。曇曜還請求皇帝批準設立了“僧祇戶”和“佛圖戶”制度。僧祇戶是佛寺的佃戶，每年向各地佛教僧人管理機構僧曹繳納60斛糧食，就可免除政府的賦役。僧曹將這些收入用于放貸，收取利息，作為佛寺的一個穩(wěn)定的經(jīng)濟來源。佛圖戶是佛寺的奴隸，由政府撥給佛寺一些重罪罪犯、官府奴婢，作為佛寺的勞動力，修造佛寺，耕種佛寺的土地。這樣佛教勢力獲得了雄厚的經(jīng)濟基礎，佛寺正式成為獨立王國。
文成帝以后的北魏皇帝繼續(xù)實行崇佛政策。孝文帝弘揚儒教，以圖建立漢化的皇朝統(tǒng)治，但同時他也注重佛教的作用，并注意到佛寺和政府爭奪剝削對象的問題，曾進行“沙汰僧尼”，清理僧尼的戶籍。492年又規(guī)定禁止私度僧尼，僧曹佛寺每年只能在四月初八的佛誕節(jié)、七月十五的盂蘭盆節(jié)才能剃度僧尼，剃度僧尼的人數(shù)也加以限制，大州100人，中州50人，下州20人。
然而孝文帝遷都洛陽，客觀上又為中原地區(qū)的佛教大流行提供了便利條件。他的繼任人宣武帝元恪大力推行佛教，使用朝廷財力在中原大造佛寺，在洛陽興建瑤光、景明、永明等大佛寺，瑤光寺有500多間尼姑房間，永明寺的僧房更多達1000多間，住著3000多名西域沙門。
又仿照平城的云岡石窟寺，在洛陽的伊闕山開鑿石窟，前后23年動用80多萬民工。這位被稱為“崇佛天子”的皇帝死的時候，北魏全境內(nèi)的佛寺已多達1.3萬多所，而在38年前他父親孝文帝即位時北魏全境的佛寺還不到這個數(shù)字的一半。
宣武帝曾下令僧滿50人以上才可立寺，這1.3萬多座佛寺至少擁有百萬僧尼。佛寺控制下的人口越來越多，已嚴重影響北魏朝廷的財政收入，宣武帝的繼任者孝明帝元詡曾重申孝文帝的度僧限制，并要求地方官監(jiān)督僧曹剃度，禁止奴隸出家。可是與此同時，朝廷佞佛卻變本加厲，如胡太后下令建造洛陽永寧寺，建100丈高的9層寶塔，裝飾著120個金鐸，5400個金鈴。大殿有丈八金佛一座，稍小一點的金佛10座。寺內(nèi)的樓觀僧房1000多間。
上行下效，各級貴族官僚也紛紛鼓勵興建佛寺，百姓為躲避政府賦役也紛紛出家或托庇于佛寺。北魏正式分裂距宣武帝之死才20年，可是全境的佛寺數(shù)量已達到3萬多座，僧尼總數(shù)高達200多萬人（如果確信佛教書籍的記載的話，這個數(shù)字還要翻一番），僅僅洛陽城就有1367座佛寺，平均每80戶就攤到一個，城內(nèi)二分之一的宅院都變成了佛寺。
北魏分裂后，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宗教政策。東魏北齊的統(tǒng)治者比北魏后期的皇帝更熱衷于崇佛佞佛，并且在崇佛的同時推行貶黜道教的政策，最終進行滅道。而西魏北周的統(tǒng)治者先是在佛、道之間維持平衡，后來便推崇儒教，佛、道皆廢。
和東魏北齊高氏統(tǒng)治集團推行鮮卑化的國策相匹配，高歡、高澄、高洋都尊崇佛教。尤其是北齊文宣帝高洋在其統(tǒng)治的后期，一方面荒淫暴虐，一方面又是佞佛無度。當時北齊境內(nèi)的佛寺已多達4萬余座，僧尼200多萬。554年文宣帝策問各地薦舉上京的秀才：僧人道士幾乎占了民戶的半數(shù)，賦稅大減，國用不足，應該廢除哪一個？秀才們不敢亂說，沒人提出可行的建議。文宣帝自己的結論是道教耗費錢財過多。
第二年文宣帝召集佛、道兩方的代表，辯論佛教與道教孰優(yōu)孰劣。既然皇帝是崇佛的，辯論的結果自然是道教失敗，文宣帝就此宣布禁止道教，凡道士一律強迫剃度為和尚，道觀改建為佛寺，并殺死4個不愿剃度的道士作為榜樣，北齊境內(nèi)不再有道士。
然而道士變和尚，政府的收入一點也沒有增加，可見文宣帝滅道主要考慮的是要全面尊崇佛教，樹立“胡神”的絕對權威。他自己濫殺無辜，可是卻極為重視動物的生命，按照佛教不傷生的教義，他在當上皇帝的第7年起不再吃肉，第二年又下令禁止民間百姓捕撈河里的蝦、蟹、蛤、蜆，只能捕魚，還禁止豢養(yǎng)打獵用的鷹鷂。
政府祭祀天地日月星辰所用的牲畜都到市場上購買，不準自行屠宰；祭祀社稷、蠶神只能用酒肉；祭祀風神、雨神等等神靈不能用葷腥，只用果餅酒脯。甚至規(guī)定民間燒荒集中仲冬之月（農(nóng)歷十一月），免得損傷昆蟲草木。
文宣帝要把全民化為佛教信徒，讓百姓每月小齋6次，每年大齋3次，為佛齋戒祈禱?？伤麑τ谥性瓭h族的神靈就沒有這么虔誠了，有一年因為祈雨不靈，把西門豹的祠堂給砸了，還挖了西門豹的墳墓。
文宣帝暴斃后，繼任的皇帝依然佞佛。文宣帝時動用30多萬民工在鄴都建造了金鳳、圣德、崇光三臺，都高達百尺，窮極奢華，而他的弟弟武成帝高湛卻把這三臺施舍給了佛寺，三臺被改建為大興圣寺。據(jù)佛教書籍的記載，到北齊滅亡時，全境的佛寺已有4萬多座，僧尼400多萬。當時北齊控制下的全部人戶不過303萬多戶，人口為2000萬，平均每5個人要養(yǎng)1個僧尼。
西魏北周的宇文氏集團勢單力薄，割據(jù)關中對抗高氏集團，需要漢族士族豪強的幫助，而且也不允許龐大的佛教寺院和朝廷爭奪本來就不寬裕的人力物力。宇文氏集團想以恢復西周的禮教文化為號召，對于佛教并不特別熱衷。相反對于魏晉以來不太景氣的儒學禮教則進行了大力鼓勵，宇文泰時就依蘇綽建議，朝廷行文仿照儒經(jīng)《尚書·大誥》風格，按照周禮改建政治制度。
在宗教政策上大有作為的是周武帝宇文邕，他即位后多次在朝中為群臣宜講儒經(jīng)，立志要以儒教統(tǒng)一佛道。566年，他在皇宮大德殿召集文武百官、沙門道士，親自宜講儒經(jīng)《禮記》。567年有個名叫衛(wèi)元嵩的還俗僧人，寫了佛道二論，上書周武帝，崇道貶佛，請求廢除佛教。道士張賓也著書立說，猛攻佛教。佛教的高僧紛紛著文反擊。
周武帝在當年兩次召集文武百官、道士僧人，討論佛道的教義。第二次會議的出席人多達2000多人，從南梁來的名儒沈重以儒教的觀點解釋佛道，受到儒生的歡迎。佛教的名僧甄鸞不服，但不敢公然攻擊儒教，第二年著《笑道論》，獻給周武帝，專門攻擊道教的偽妄。
可周武帝看了之后，在朝會時向群臣宣布《笑道論》詆毀道教，應該付之一炬，當場燒毀。另一個名僧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崇佛貶道。周武帝本人對道教頗有好感，572年親自到長安玄都觀，升法座宣講道經(jīng)，并主持公卿僧道關于佛道優(yōu)劣的辯論。經(jīng)過多次討論，到574年，周武帝又召集文武百官、儒生及沙門道士討論儒、道、佛三教的先后位次，最終判定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為后。佛教徒不甘心排為末尾，猛烈抨擊道教。
周武帝為了堵住佛教徒們的口，索性在5個月后宣布佛道兩教全部廢除，和尚道士一律還俗為民，承擔政府的賦役；所有兩教經(jīng)典、造像予以毀壞，同時禁止一切國家未規(guī)定的淫祀。過了一個月又下詔設立“通道觀”，挑選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門道士入觀為學士，研究討論兩教如何溝通，一以貫之，弘闡“至道”。
577年周武帝親征攻滅北齊，當年就在鄴都召集500名僧徒代表，宣布在原北齊地區(qū)實行廢佛。名僧慧遠法師當場抗爭辯論，甚至以滅佛者要下阿鼻地獄來威脅周武帝，周武帝說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獄諸苦。僧徒無奈，只得遵命還俗。
后來還俗僧人任道林又上書，要求辯論滅佛。周武帝把他召進皇宮，讓他站著表達意見。任道林反復爭辯，最后周武帝表明態(tài)度：佛生在西域，我不是五胡，對佛沒有尊敬之心。佛教既然不是正教，就應該廢除。任道林詞窮，只得請求入通道觀鉆研。
周武帝宇文邕名為廢除佛道兩教，實際上是廢除當時擁有龐大勢力的佛教。整個北方因此而廢除的佛寺有4萬余座，佛寺的房屋有不少賞賜給了王公貴族做府第，佛寺的財產(chǎn)都被朝廷沒收后散賜給群臣。被強迫還俗的僧人有300多萬，大批的佛寺奴婢、部曲得到解放。
由于準備比較充分，強調(diào)三教的融合統(tǒng)一，實施的手段也比較溫和，因此沒有引起社會的動蕩，比北魏太武帝滅佛的成果更大。
然而周武帝在578年病死，即位的宇文赟即位才一年就讓位給自己8歲的兒子宇文闡，大權落入周宣帝的岳父楊堅手中。楊堅尊崇佛教，就在周靜帝即位的當年，他通過這個小皇帝下詔，挑選120名已還俗的有道高僧披發(fā)“為國行道”。第二年又允許這120名僧人重新剃度，佛教又開始復興。到581年楊堅稱帝廢周建隋后，正式宣布恢復佛教，重修佛寺。當渡江滅陳以后，隋文帝于593年懺悔北周武帝廢佛之罪，為重興佛教捐出財物。于是佛教又一次風靡全國。
南北朝時期各皇朝宗教政策的出發(fā)點主要有這樣幾個：
一是要鞏固朝廷統(tǒng)治，尋找進行統(tǒng)治的最佳精神支柱；
二是企圖以宗教勢力來幫助進行統(tǒng)治，控制宗教“化民成俗”，為朝廷的統(tǒng)治服務；
三是要防止宗教勢力過于龐大，和朝廷爭奪剝削對象。具體政策的出臺就要看皇朝的統(tǒng)治者在這三點中側重于哪一個。
北魏、北齊的政策明顯側重于第一點，而北魏孝文帝、南朝的大多數(shù)皇帝及北周武帝的政策則側重于第二點，同時也相當注意第三點。
歷史事實證明，完全搞神權政治、依托宗教，尤其是外來宗教對中國進行統(tǒng)治是很難維持下去的，相比較而言，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等統(tǒng)治者的宗教政策還算是成功的。至少使佛教沒有能夠取得國教的地位，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佛教的中國化，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符合歷史發(fā)展的總的趨勢的。
宗教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南北朝時期各封建皇朝這種大起大落、左右搖擺的宗教政策，反映了當時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及政治形勢，也反映了各個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困難過程。
然而宗教畢竟不是朝廷政策所能完全控制的，朝廷的宗教政策往往只能收效于一時，兩次滅佛的成效都不過幾年而已，佛教的大流行也并不完全是由于朝廷佞佛所導致的。
北魏末年及北齊時期北方佛教有如此大的規(guī)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反映了地方豪強勢力的惡性膨脹，假借佛教名義來逃避政府的賦役，割據(jù)一方，朝廷對此也無良策。統(tǒng)治者的宗教政策、嚴厲的行政及司法手段能夠影響到宗教的發(fā)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宗教的發(fā)展，但總的來說不可能完全滅絕或徹底推行某一種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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