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趣問100題·32·宋仁宗取消殿試“黜落”制度，是因為屢試不第、叛投西夏的舉子張元？
宋仁宗
一、宋仁宗取消科舉考試殿試“黜落”制度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三月，中國歷史上的科舉考試制度發(fā)生了一次重大改變：在當年的科考舉行完最后一場考試“殿試”之后，宋仁宗下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即對凡在此前的“省試”中及格，參加殿試的舉子，不再施行不錄取不合格者制度，而是全部錄取，都成為進士。
中國歷史上的科舉考試，始創(chuàng)于隋朝。隋朝結束南北朝分裂，統(tǒng)一全國后，為了適應政治、社會的發(fā)展變化和社會下層人士擴大參與政權的要求，并加強中央集權，把選拔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隋朝的創(chuàng)建者隋文帝楊堅廢除以社會上層、世家大族世襲壟斷為主要特征的“九品中正制”官員選任制度，于開皇七年（587）設“志行修謹”、“清平于濟”兩科，通過考試選取人才。隋煬帝楊廣大業(yè)二年（606），設“進士科”，以“試策”即考試舉子寫作討論時政的“策論”文章取士。唐朝繼隋朝之后，沿行科考制度，武則天載初元年(690)二月，武則天在稱帝建立“大周”之前，在“神都”洛陽“紫微城”洛城殿親自“策問”舉子，創(chuàng)立“殿試”。
宋朝建立，繼續(xù)實施科舉考試，但宋初的科舉，僅有兩級考試，一級是由各州府舉行的“取解試”，即經州府考試，錄取合格舉子，“解”往京城，參加上一級考試的“解試”，一級是尚書省禮部在京城開封主持舉行的“省試”。宋太祖開寶六年（973），為了表示對選拔“有用于國”的人才的重視，宋太祖在“講武殿”親自主持“殿試”。自此以后，殿試成為科舉制度的最高一級考試，也正式確立了中國科考史上的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制度。
但是，從宋太宗開寶六年到宋仁宗嘉祐元年的84年間，一直實行殿試“黜落”制度，即參加科考的舉子即使通過了“省試”，依然有在殿試中成績落后、不合格的舉子不被錄取位進士，因而失去被授予官職的資格。
宋仁宗嘉祐二年三月初五，宋仁宗主持殿試，殿試結束，下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從此，直至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舉行中國歷史上最后一科科考，殿試“黜落”制度再沒有實施，凡參加殿試的舉子都必然成為進士，只是排名有先后之分。
史籍對宋仁宗取消殿試“黜落”制度多有記載：
《宋史·卷十二·本紀十二·仁宗本紀·四》記：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p>
《卷一百五十五·志第一百八·選舉一·科目上》記：“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p>
南宋·李燾撰《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八十五·嘉祐二年》記：嘉祐二年三月“丁亥（十一），賜進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p>
二、宋仁宗取消殿試“黜落”制度的原因
那么，宋仁宗為什么要取消殿試“黜落”制度？
作為“正史”的《宋史》只記載了宋仁宗取消殿試“黜落”制度這件事，對其原因，則沒有任何記載。
一般被視為正史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在《卷一百八十五·嘉祐二年》則在記載了這一事實后，加注說：“李復圭《紀聞》云，是春以進士群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當考?！崩顝凸?，宋仁宗朝參知政事（副宰相）李若谷之孫、龍圖閣直學士、河中府（治今山西省永濟縣蒲州鎮(zhèn)）知府李淑之子，《宋史·卷二百九十一·列傳第五十·李若谷傳》后有附傳。
李復圭大概寫過書名為《紀聞》的筆記，并對宋仁宗廢除殿試“黜落”制度的原因做了記載，認為是“以進士群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因為歐陽修作為這年科考“省試”的主考官受到在省試中未被錄取的舉子的“群毆”，宋仁宗在在殿試中對參考的舉子“并賜及第，不落一人”。但李燾對李復圭的這一說法并不認同，認為“當考”，應當加以考證。
而李復圭所記歐陽修被舉子“群毆”，《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列傳第七十八·歐陽修傳》記：
（修）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其對宋仁宗廢除殿試“黜落”制度的原因，也沒有一字記載。
而大約為南宋高宗時人的王栐，則在其所撰《燕翼詒謀錄·卷五》中，對宋仁宗廢黜殿試“黜落”制度的原因，記載頗為詳細，且歸咎于舉子張元屢試不第后叛歸西夏，輔佐西夏國主李元昊攻打宋朝所致。
《燕翼詒謀錄·卷五》記：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于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于是群臣建議，歸咎于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后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燕翼詒謀錄》
三、張元其人
對于李復圭所記因“屢擯棄于殿試”而“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的張元，史籍也多有記載。
南宋·洪邁《容齋三筆·卷第十一·記張元事》記為：
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于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
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游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眳且嘤性姟⒅]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于通衢，三人從后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
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余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后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
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云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zhàn)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
承君所記如此。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后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后不審乎？姚、張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字同，蓋非偶然也。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二十六·康定元年》記：
初，華州進士張源（元）逃入賊界，言者請因而懷撫以反間之。戊申，賜其家米十石、錢二十千文。（五月九日捕家屬赴闕，六月乙未送房州。田晝記張源、吳昊事云：元昊倚二人為謀主，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張、吳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后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駿馬輕束而去。）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十四》則記：
華州生張元、吳昊來投，官之。
華州生曰張、曰吳者，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累舉不第，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經略，恥于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而邊帥皆莫之知，悵無所適。聞元昊屢窺中國，遂西走。過項羽廟，沽飲極酣，酬酒像前，悲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大慟而行。既入國，二人自念不出奇無以動聽，各更其名，相與詣酒肆，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飲此”。邏者執(zhí)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未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尚未更名曩霄，所上表奏，仍用中國賜姓也。聞言竦然，異而釋之，日尊寵用事，后入寇方略多二人導之云。
但以上史籍都只是對張元以及與他“相與友善”的吳昊“有縱橫才，累舉不第”，“而邊帥皆莫之知，悵無所適”，“遂西走”，“徑走西夏”，“逃入賊界”，“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余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于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對于張元“累舉不第”、“徑走西夏”之后，“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余年，西方至為疲弊”，是否引起宋仁宗廢除殿試“黜落”制度，則只字未提。
廢除殿試“黜落”制度，是國家大事，依常理分析，宋仁宗應當不至于只因為張元屢次在殿試中落第，叛逃西夏，輔佐李元昊攻宋，就做這樣的事；而李復圭所記宋仁宗廢除殿試“黜落”制度原因的歐陽修被舉子“群毆”，更是在當年的殿試之前，所以《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的作者李燾才對之持懷疑態(tài)度，認為“當考”。那么，宋仁宗廢除殿試“黜落”制度，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或許在得到更多、更直接的史料之前，我們只能像李燾一樣，繼續(xù)認為“當考”吧！
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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