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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是人類回顧過去的一種方式，人類生活的豐富性依賴于我們對過去的大量記憶，而共同的記憶則是人們構(gòu)建集體認同的重要因素。早在1870年，德國生理學家Ewald Hering就曾這樣寫道：“記憶把無數(shù)單個現(xiàn)象連成整體，要是沒有記憶的凝聚力，我們的意識也早就分崩離析了?！?/strong>
而在構(gòu)建集體記憶的過程中，媒介成為重要因素，能夠?qū)θ粘Ｐ畔⑦M行采集、理解、編輯、存儲、提取和傳播，久而久之，一種以媒介為主導的關于記憶的機制逐漸形成并發(fā)揮重要作用。所以，記憶未必就僅僅只是屬于我們自己的，至少集體記憶不是。
本期全媒派編譯以色列傳播學者Motti Neiger的新論文（有刪減），展示媒介對我們理解“集體記憶”這一術語所作的貢獻，試圖厘清媒介是如何塑造集體記憶的。
何為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一詞最早是由奧地利小說家、散文家雨果·馮·霍夫曼斯特（Hugo von Hofmannsthal）在20世紀初提出的，他描述了不同層次的歷史是如何在當下的人群中產(chǎn)生集體共鳴的。在此基礎上，記憶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法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將“集體記憶”一詞概念化，它正式登上了學術研究的舞臺。
哈布瓦赫（1992）在其著作《論集體記憶》中將記憶類型分為個體記憶、社會記憶和歷史記憶，并將“集體記憶”定義為“一個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jié)果，保證集體記憶傳承的條件是社會交往及群體意識對該記憶的需求的延續(xù)性。”
集體記憶不是一個隱喻，也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其構(gòu)建是一個不斷調(diào)整的動態(tài)過程，具有延續(xù)性。在構(gòu)建過程中，一些重大的分歧被通過各種方法消弭掉，最終達成認同上的一致。因此，集體回憶可以被視為一種工具，用于培養(yǎng)和維持社會的連貫以及成員之間的團結(jié)。
繼哈布瓦赫之后，記憶研究得到了極大發(fā)展。雖然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案例來理解集體記憶，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主張：任何一個社會共同體的存在都需要通過構(gòu)建他們的過去來鞏固其身份認同。
“記憶”本身是指一個人的精神能力，人可以處理和存儲記憶，但社會沒有大腦，是不會自主建立記憶的。“集體記憶”是借用“記憶”的概念來指代一種由社會成員認可的記憶，而社會及其制度的形成和改變正是基于對共同記憶的認可。
當我們在談論“社會如何記憶”時，我們強調(diào)的是社會成員在建構(gòu)往事時的公共表現(xiàn)和具體敘述，而當這些敘述在公共舞臺上被媒介所塑造時，就成為了集體的敘事。
媒介的意義：集體記憶具體化的重要方式
探索文化記憶的傳統(tǒng)方法是，從現(xiàn)在的角度探究社會構(gòu)建記憶的過程，也就是探究我們現(xiàn)在的觀點是如何影響對過去事件的理解的。通過對儀式、博物館、地標建筑等場景的考察，研究者得以分析媒體是如何在同一時間“記住”和“忘記”特定事件，追蹤媒體紀念性敘事的變化。
同樣，過去的事件也會滲透到社會當前的話語中，并影響對現(xiàn)在的理解，這一點在新聞報道中尤其明顯。新聞不僅僅是對剛剛發(fā)生的事情的報道，也是在將事件置于與集體記憶有關的上下文語境中。
即使沒有直接表現(xiàn)出來，所有的新聞卻都與過去有聯(lián)系：過去的事件提供了更深刻的報道背景，讓報道得以從當前的事件展開，并解釋未來的趨勢。因此，新聞報道更多地強調(diào)縱向的時間框架而非當下，而深度報道也讓歷史和時事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在這一意義上，遙遠的過去具有更多的新聞價值。
社會記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需要被具體化才能成為集體的記憶，還需要被物化才能承載其文化意義。而記憶形成和被社會認可的最普遍的方式是在媒體產(chǎn)品中形成的，如戲劇、紀錄片、新聞、紀念網(wǎng)站和社交網(wǎng)絡上的紀念帖子等。
媒體類型的多樣性以及它們對真理價值的不同認知說明了集體記憶的社會建構(gòu)性質(zhì)，而且媒介產(chǎn)品是具體化集體記憶最受歡迎的方式：大多數(shù)人每天都不愿去參觀博物館或者紀念碑，而是使用各種媒體產(chǎn)品來紀念，無論是否帶有目的性，這都涉及到了集體記憶。
因此，媒介記憶研究的一大重點便是研究記憶在不同媒體和平臺上的具體化，這種研究包含了視覺、語言信息及其相互關系的探究。例如，2013年，學者Sonnevend在Stories Without Borders一書中考察了記者在報道1956年匈牙利革命時，是如何用標志性的人物、物品和場所來描繪革命，闡述了集體記憶和相似符號之間的關系。
社交媒體為媒介記憶的具象化提供了一個新的維度。在這個時代，記憶的物質(zhì)化并不局限于媒體專業(yè)人士的生產(chǎn)，因為用戶在社交媒體上創(chuàng)作的每一篇帖子或故事都可能帶有記憶元素，這些記憶可以輕松又迅速地與更多公眾分享。這些內(nèi)容挑戰(zhàn)了大眾媒體的線性邏輯，并為個人提供了講述記憶并呈現(xiàn)過去的機會。
媒介的功能：塑造集體記憶時的三重角色
在心理學理論中，“內(nèi)群體”（in-group）是指個體因成為群體中的一員而感到被尊重的社會群體，主要包括家庭成員和具有共同民族、文化或宗教信仰的人。研究表明，人們往往更喜歡自己的“內(nèi)群體”成員，而不是“外群體”（out-group）成員。
如上文所述，集體記憶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為了形成共同體而對過去的事件賦予某種約定意義的機制，而作為一種必要的記憶主體，媒介被用來劃定“內(nèi)群體”和“外群體”的邊界。
與其他有影響力的概念，如“傳統(tǒng)的發(fā)明”（invented traditions）或“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一樣，“集體記憶”概念預設了一個前提：即大眾媒介的存在是為了克服現(xiàn)代國家所造成的差距。與現(xiàn)代化之前的社會不同，后現(xiàn)代社會的成員之間互不認識，需要想象其他成員的存在并分享假想的歷史故事才能成為一個共同體。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中認為，報紙作為晨禱的替代品服務于現(xiàn)代社會的成員。安德森這樣闡述人們閱讀紙質(zhì)報紙時的集體儀式感：“它是在無聲的秘密中進行的，然而每一個讀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儀式正在被成千上萬的人同時復制，他相信其他人的存在，盡管他對他們的身份一無所知?！?/strong>
近年來社會科學中一個主要的課題便是研究“世界主義轉(zhuǎn)向”（cosmopolitan turn）。這種轉(zhuǎn)向體現(xiàn)在媒體消費者的日常生活中，因為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并管理好幾個身份，可以決定使用哪一種媒體來與其他共同體成員進行聯(lián)系。例如，一個人可以作為城市的公民，閱讀當?shù)貓蠹?；可以作為體育愛好者，在專門的頻道觀看足球比賽；也能夠以熱播電視劇粉絲的身份加入社交媒體上的粉絲群。
因此，回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最初的主張，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在這個民族、國家的媒體都需要遵從全球化模式的時代，關于每個民族的記憶是否正在逐漸減少？
集體記憶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將過去作為衡量時事的尺度。學者Lang（1989）曾研究過媒體是如何使用集體記憶來解釋時事的，學者Edy（1999）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研究方向，其研究認為：新聞記者在報道新聞時使用集體記憶是為了紀念和生產(chǎn)一種“歷史的類比”（historic analogies），將時事報道放在縱向的上下文中，為之后的相關報道提供框架和參考。
此外，基于過去的意圖、承諾和創(chuàng)傷等，新聞媒體正在提醒社會的，不僅是關于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回溯性記憶，mediated retrospective memory），還有未來需要做的事情（比如關于履行一些承諾）。因此，在議程設置理論和集體記憶理論之間有一座橋梁，這凸顯了新聞故事作為連接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記憶場所的獨特性。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媒體類型、媒介產(chǎn)品和集體記憶都是建構(gòu)的，人們需要思考的便是這種建構(gòu)是為誰服務的，誰有能力構(gòu)建集體記憶。
從這個意義上說，集體記憶展現(xiàn)了它的社會影響力，而媒介則扮演了“舞臺”、“演員”和“導演”的三重角色。作為一個“舞臺”，媒體服務于其他社會角色，為其他角色的塑造提供平臺；作為一名“演員”，媒體的從業(yè)者如記者、評論員、編導等，他們制作的新聞和節(jié)目都與遙遠的過去有關；而作為記憶敘事的“導演”，媒介決定了誰有權上臺敘述，講述多長時間以及用什么框架講述，換言之，媒介決定了什么會被記住，什么會被抹除，什么會在記憶中被省略。
媒介記憶是“由媒體敘述、通過使用媒體和關于媒體系統(tǒng)性地探索集體的過去”。在數(shù)字時代，技術的快速發(fā)展、多平臺并存、全球化和地方化進程相互交織、受眾獲取媒體文本渠道增加，這些特征都要求研究者重新審視媒介記憶的意義。
參考文獻：
1.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
2.Edy, J. A. (1999). Journalistic 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 71–85.
3.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Lang, K., & Lang, G. E. (1989b).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news. Communication, 11, 123–139.
5.Neiger, M. (2020). Theorizing Media Memory: Six Elements Defining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Shaping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Digital Age. Sociology Compass, 14(5), e12782.
6.Schudson, M. (1992).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How we remember, forget, and reconstruct the past.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7.Sonnevend, J. (2013). Counterrevolutionary icon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1956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Hungarian communist press. Journalism Studies, 14(3), 336-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