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23 04:00 | 豆瓣：Chemin
從女性的角度談論《毒木圣經》似乎無可避免地有一點激進或者說片面化的解讀傾向。女權主義者的污名并不新鮮，一旦要為女性張目，也很難擺脫種種質疑。當《毒木圣經》出版后，如潮的反饋涌向了作者金索沃，來自讀者的感慨有兩種對立的態(tài)度可能最為明顯：一種是深刻的同感，這些感觸來自女性，她們告訴金索沃，我的前半輩子正是困在了一個像拿單·普萊斯這樣的父親/丈夫的生活里；另外一種則是也許被觸到了痛腳的讀者的種種委屈或者憤慨，不可能有拿單普·萊斯這樣一個基督徒，作者的刻畫未免太平面了。對此，當在bbc讀書俱樂部中談論《毒木圣經》，主持人問金索沃，是否在小說草稿中也為拿單·普萊斯留下了獨白段落，以更豐富地表現(xiàn)出拿單·普萊斯的性格時，金索沃斬釘截鐵地回答是：不，我為了純熟地表現(xiàn)出五個女性不同的聲音做了大量的練習和思考，但是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這不是拿單·普萊斯的故事，我沒有想過要寫出他的獨白。
《毒木圣經》故事的源起卻正是牧師拿單·普萊斯，他在1959年接受了前往非洲傳教的任務，由此，普萊斯一家中斷了平穩(wěn)、熟悉的美國生活，前往剛果叢林里的基蘭加村，一家人在十足的他鄉(xiāng)經歷了自然、社會和文化的沖擊，同時也因為國際政治的風云突變，他們在那個邊緣世界的生活也受到波及，每個人的人生由此徹底轉向。特別的是，這樣一個故事，完全是從普萊斯家庭中五個女性的視角講述的，這五個女性分別是母親/妻子奧利安娜和四個個性鮮明的女兒。奧利安娜的講述是回顧性的，在一切變故發(fā)生的多年后，在佐治亞州的桑德林島，她用悲哀、痛悔、甚至帶著辯解的語言回顧自己的過去，試圖通過揭開自己的傷疤以得到不可能的救贖和諒解；而女兒們的故事是“現(xiàn)在進行時”的，當她們被父母帶到之前一無所知的剛果時，最大的16歲，最小的才5歲，當她們講述自己在剛果的生活和際遇時，每個女兒都展示了自己的聰慧、自己的聲音，隨著剛果生活的逐漸鋪展，她們也相應成長成熟和變化。她們不得不依附于家庭，又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應對剛果生活加諸身上的種種困難，這些困難來自父親的選擇，來自這個對她們來說完全異域的環(huán)境，也來自剛果那段動蕩的歷史。
實際上，無論是母親還是女兒們，她們的生活跟剛果的政治風云完全沒有交集，然而，就在她們生活在基蘭加的時候，剛果從比利時獨立，第一次選舉了自己的總理盧蒙巴，而這種過渡尚不足半年，在美國總統(tǒng)的授意下，CIA組織殺害了盧蒙巴，以維護美國在剛果的礦藏財富——剛果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軍事獨裁、長期的混亂和民生不幸。在多年以后，奧利安娜才在自己的獨白中說道：“十五年之后，我在亞特蘭大，坐于收音機旁，聽丘奇參議員及其特別委員會針對剛果召開的聽證會。我的指甲緊摳著掌心，直到摳破皮肉。我當時究竟身在何方？難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嗎？八月的那場政變，我敢肯定我們一無所知。從盧蒙巴遭囚、逃跑，到重新被捕被殺害的五個月里，我又記得——什么呢？干旱天氣里燒水做飯的種種艱辛；教堂里發(fā)生的一場屈辱事件；村里日益嚴重的紛爭……每一天我都過得提心吊膽，我與那些以月或年為單位發(fā)生的事件完全脫離了聯(lián)系。歷史根本沒有出現(xiàn)在我的腦中，直到現(xiàn)在，領悟才悄然而至。如今我知道，無論你有何種負擔，想讓自己與那些強人的命運保持距離，都是妄想。”
是的，也許，她們只是被剛果政治風云這場漩渦遠遠波及到的小小浪花，當時的她們自己都不曾意識到讓她們顛沛流離的生活圖景的全貌，她們被動地適應著生活加在她們身上的選擇，也試圖在自己的生活中抗爭、努力生存。真相的多元面向意味著每個人眼中的世界都有無可避免的死角，無論是在文學中還是在生活中，這種多元往往帶來矛盾、沖突，也引人沉思、反省，結局也具有各種可能：或者和解，或者是不可彌合的傷痛和無法逃脫的黑暗。當金索沃決定只用女性角色的聲音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就已經表明了她的態(tài)度。金索沃要講述的是，她們作為女兒、作為妻子、作為母親的社會角色，讓她們在生活中受到的種種限制；家庭政治從來就不僅僅關乎家庭內部，女性在學習中、在日常家務以及女性的各種事務中，她們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活力，并且有自己的思想，她們與生活角力，努力尋覓各自的意義和生活的目的，她們也是政治的觀察者，是故事的敘述者。
盡管她們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甚至經歷了大大小小近乎相同的事件，金索沃還是運用高超的技藝和圓熟的文筆，讓這五種聲音那么不同、那么鮮活，無論她們有怎樣共同的遭遇，每個人口中講述的經歷和感受依舊可以如此不同，每個人都依然有自己的見解。也許可以說，金索沃使用最為直白的方式來闡釋了巴赫金的“復調”理念，每個講故事的人都發(fā)出了自己獨一無二的聲音，讀者也跟隨著每個人的敘事，深深地體察這些女性的情緒，同情她們的不幸。當我們在奧利安娜、蕾切爾、利婭、埃達和露絲·梅的聲音里讀到她們的不甘、困惑、質疑和痛苦時，我們會那么真實地體會到女性，無論是妻子還是女兒，她們在家庭中受到的男性權力的傷害，以及她們試圖擺脫這陰影的渴望。也因此，這部小說能容易就能讓讀者辨認出“后殖民”的標簽，在這片被外來勢力的陰影所覆蓋的土地上，苦難和罪惡的源頭是那么容易確認，這些被命運推向陌生大地的女孩們，和這片深受歷史壓迫、遭受種種剝削的土地一樣，同時也成了殖民權力的受害者。家庭故事和悲劇當然肇事于人物和他們之間的沖突，每個人都有想要維護的驕傲、尊嚴，加上種種不可測的偶然和意外，然而讓命運偏偏選擇這條道路的力量，還隱隱來自不可抗力的外部世界，來自我們以為和日常生活很遙遠的政治和社會邏輯。
更特別的是，金索沃用女孩們的人生為這種沖突提供了種種可能的解答。正如利婭所說：“我們最后全都舍棄了自己的靈與肉，以各種方式把它們留在了非洲。甚至埃達也是，她成了熱帶流行病學和新型陌生病毒方面的專家。我們每個人都將自己的心埋進了六英尺深的非洲塵土里。我們都是這兒的共謀者。我的意思是，我們所有人都是如此，而非僅僅是我們家。所以，你現(xiàn)在該怎么做呢？你要找到自己那條路，把心挖出來，將它抖落干凈，再次把它舉到光亮處看一看?！碑斉冊庥隼щy、經受痛苦并且努力構建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她們也通過與非洲建立聯(lián)系做出了各自的回答。歷史從來都是鮮活的，歷史的發(fā)生同我們的過去一樣，甚至在我們自己都還未曾領會緣由的時候，就已經驅使著每個人做出反應和行動。
同樣還在那個節(jié)目里，當談到無論是作為殖民歷史的受益人，還是受害者，應當如何處理那段歷史與我們的關系時，有讀者問金索沃：“書里的角色，您有最喜愛的或者說最贊同的一個人嗎？利婭是否是那個人？”金索沃的回答是，這是一部小說，小說能提供的聲音遠遠不止于作者是否認同的其中的某個角色。作者要講述的故事當然有作者的意圖，但是，當作者把這些人物寫出來的時候，作者是在邀請讀者做出評判，做出自己的選擇。
長大的埃達似乎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所有的人類頌歌就其本質來說只是一首而已?！业纳睿何覐臍v史中偷取了什么，我又如何與之共處。’”無論四個女兒的命運因為父親拿單的選擇而產生了怎樣的曲折，當我們在那段顛沛流離的生活塵埃落地之后，再次回望，還會看到，每個人的人生都依然是各自對歷史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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