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無疑是一個寶庫，作為一個末學后進的我，想窺其一角，面對那浩瀚的歷史文獻，卻不得其門而入，有幸可以讀到了嚴耕望先生晚年為提拔后來人所作的《治史三書》，我如獲至寶。

其經(jīng)驗觀點精神皆令我久久沉思而有所得，至此才在治史上初窺一絲門路，揭開了一些歷史事件背后的面紗，讓我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古人的情懷與智慧，對于我這個后進初學者無論是在治學還是其他方面皆多有啟發(fā)。

《治史三書》涉及了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體規(guī)律、論題選擇等幾乎各個面面，以及努力途徑、生活修養(yǎng)、精神建設等諸多問題，語言質(zhì)樸流暢，務求實用，可謂“金針度人，功在史林”。本文就此書來談一談嚴耕望先生的治史精神和方法對初學者的一些啟示：

一、 有宗教性的奉獻精神，做一個堅強純凈的“學術人”

嚴耕望，出生于一個窮苦農(nóng)民之家，年少時喜歡讀《三國演義》，對于歷史的興趣由此而激發(fā)，借字典強讀了《三國志》，其后得遇明師李則剛、錢穆等人，打下了堅實的治史基礎，其后一生都獻給了史林，有《唐仆尚丞郞表》、《中國地方行政史》、《中國政治制度史綱》等一系列著作等身，為后來者研究歷史政治制度和人文地理提供了特別有價值的參考與借鑒。

著名歷史學者余英時推崇他是“將生命獻給學問的人”，有兩件軼聞趣事，最能印證為治史甘愿獻出一切的奉獻精神。

其一，某年盛夏周日，蔣介石沒有提前通知“中央研究所”，而是以“總統(tǒng)之尊”搞了個突然蒞臨視察，看到?jīng)]有人迎接，就自己找到了歷史語言研究所，那時因為天氣正熱，嚴耕望是光著膀子在那抄抄寫寫，不時還要拿起一旁的毛巾擦擦漢，聽到有人來，出去看到是蔣視察也沒有湊上去，而是就回去繼續(xù)他的工作了。

其二，余英時受托宴請錢鐘書訪問美國，以同門之誼邀請他出席，他堅守“避開不必要的活動”的原則，繼續(xù)他的工作，婉言謝絕了余的邀請。

嚴耕望認為，歷史學不像其他學科，少有年輕的大史家，其創(chuàng)獲也主要不仰賴天才，必須要下定決心，奮發(fā)努力百折不回地去達成目標，以“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去研究歷史，要把治史當成終身事業(yè)來做，這樣才可能有所成就。

他一生是確確實實地這樣做的，也希望有更多的后來人把眼光放長遠，戒驕戒躁，踏踏實實地去學習研究，不要太醉心于功名利祿，做一個純凈的“學術人”。

要知道，司馬遷撰寫《史記》是在他父親的基礎上，也是花費了整整十三年;班固著《漢書》花費了二十年，幾乎一生三分之一的光陰;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鑒》，在他手下可是有不少出色學者的，可還是歷時十九年才完成?？梢姡问肥且婚T終身的事業(yè)，要治史就非有宗教性的奉獻性精神不可。

二、不必太講究方法論，要多多的仔細閱有讀高度成就學者的好著作

嚴耕望認為史家應對的課題不同，處理的方法也不能一以概之，即便同一個課題，每個人也有自己的了解，就如“兵無常勢，水無長形”，具體的問題要具體對待，不可以生拉硬套。在治史的根本大法上，他只強調(diào)“固守一定原則，不依傍，不斥拒，能容眾說，隨宜適應?！?/strong>

清代戴震提出的“空所依傍”，西方韋伯也提出來“價值中立”，都是在說要以一個客觀中立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相關的事情，一切從事實出發(fā)，不可以因循守舊，而著名歷史學者蕭啟慶更是直接鮮明地棒喝后輩：方法論只有成就的大家，才有資格談。

嚴耕望在治史方法上明確過一點：“要多多的仔細閱有讀高度成就學者的好著作，體會作者探討問題的線索。”這一點我深為贊同，只有不斷地閱讀，才能真正明確怎么去治史，包括怎么摘錄史料、怎么尋找佐證、怎么撰寫論文等等，這大抵就是從經(jīng)驗中來，到實際中去。

就像西北大學孫皓輝教授撰寫《大秦帝國》這部歷史小說前，他精讀了《史記》、《春秋》、《易經(jīng)》、《商君書》等近百部優(yōu)秀著作，還走訪了很多歷史遺跡，這才有了后來豐滿傳神、厚重大氣的歷史小說《大秦帝國》。

二、 治史既當專精，亦當博通

近代學術分科細化早已成大勢，史學也是如此，這就是所謂的“專精”，比如你是研究唐史的，那么你就要專門去研究唐朝的歷史變遷、政治制度、人文風俗、軍事力量等很多比較精細的東西，可是總不免會涉及到唐朝以前的東西，就像隋朝對唐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這是不可能越過去的，你不能只在唐朝里取經(jīng)，還要去追溯唐朝以前，此謂“博通”。

嚴耕望如此提醒后學：“應該集中‘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點’的研究，在一個大范圍內(nèi)同時注意相關聯(lián)的問題群，則看書時到處發(fā)現(xiàn)材料，興趣自然濃厚，樂此不疲。”他建議治史后學入門者，對中國幾部大的舊書能徹底的看，包括《史記》、《漢書》、《唐史》、《明史》等，這樣才能有一個穩(wěn)固的基礎，將來想研究什么都可以得心應手，有更多的選擇方向。

司馬光，在撰寫《漢書》時，研究的可不光是漢朝當下的情況，還有漢以前秦國的東西，甚至到戰(zhàn)國再到春秋，及至更早的時候，要形成一條完整的脈絡，然后再在所需要寫的人物事件上縱向發(fā)展出去，才為我們后來人展現(xiàn)了一個超前強大的大漢帝國，讓我們知道了我們共同的族名“漢”是怎么被貫上的，那個字背后究竟承載了什么。

三、 在史料上奉行“竭澤而漁”，全面客觀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唐朝以前，因為印刷術、造紙術等一系列科技的相對落后，文獻幾乎做不到刊印，靠竹簡布帛來承載，保存流傳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一來那時候行文大致簡略，二來時間太久歷經(jīng)戰(zhàn)亂遺失太多，所以在對待中古以前的史料，盡量奉行“竭澤而漁”的原則。

而至隋唐，特別是明清，在造紙印刷方面科技力量已經(jīng)是很發(fā)達了，傳世史料數(shù)量極速增長，要想全部看完，終我們一生光陰也不可能，就需要盡可能找一些一手史料來“竭澤而漁”。

就像對待秦始皇這個人物，我們可能從隋唐以后的史料上多見秦始皇就是一個暴君，一個對當時中國民生文化造成了重大破壞的人物，可是我們要讀《史記》，則有這段文字：“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

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

今皇帝并一海內(nèi)，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休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jīng)?！笨梢姡厥蓟式y(tǒng)一六國，立郡縣制，統(tǒng)一度量車馬，功績是不可磨滅的，雖然后期有些昏聵之舉，可大多數(shù)是真正迫切的需要，我們就要推翻“秦始皇是暴君”那個說法，而要設身處地地把自己代入當下那個背景，才可以更公正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種觀點在清朝的樸學一脈也有提出“遇有立之反證則棄之，隱匿證據(jù)或曲解證據(jù)，皆認為不德?！?/strong>（《清代學術概論·十三》），嚴耕望先生嚴重反對史料上的抽樣作證，用于服務政治的目的，認為這是對史家的詆毀，對史學的破壞，對歷史的不尊重。

嚴耕望先生的《治史三書》對于初研究歷史者，是真正入門的鑰匙;對已經(jīng)有了一定經(jīng)驗和成就的歷史學者，是一部有所啟發(fā)的真正著作，值得所有人一觀，望君珍之惜之重之！我謹在此，對嚴耕望先生對于所有治史后進者的“金針之度”表示衷心感謝。

參考文獻：

1. 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增訂本

2.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第一版

3. （清）《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2010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