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和班固對儒家的評價之比較
司馬談是司馬遷之父，太史令。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介紹了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其論儒家說：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span lang="EN-US">
意謂儒學廣博但不能抓住要領，花費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它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則是不可改變的。雖然有所肯定，顯然過于貶低。
儒家說廣博當然廣博，說簡單特別簡單，《易經(jīng)》三原則：簡易，不易，變易，講得就是儒家的特點。論其要領，不外乎中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圣王歷代相傳的就是“允執(zhí)厥中”的中道。
《易經(jīng)》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yè)。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痹噯?，《易經(jīng)》這段話，儒道兩家誰更配得上；論歷史性的功德事業(yè)，又是誰家更持久偉大？
儒家何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后面有解釋：“夫儒者以六蓺為法。六蓺經(jīng)傳以千萬數(shù)，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六藝指六經(jīng)，即《易》《書》《詩》《禮》《樂》《春秋》?！?/span>儒者以六蓺為法”這句話，無意中說明了唯儒家是六經(jīng)的集大成者和全面繼承者，高于其他五家，蓋五家無不發(fā)源于六經(jīng)。道家不可能超越六經(jīng)，而六經(jīng)則可以涵蓋道家。同時，“六蓺經(jīng)傳以千萬數(shù)”，透露了一個消息：儒經(jīng)雖只六部，解釋經(jīng)文的傳則非常多。可見秦始皇焚坑和項羽火燒阿房宮之前，儒家經(jīng)傳何其豐富。
司馬談認為儒家、陰陽家、墨家、名家、法家等五家都有缺陷, 唯道家圓融周該，盡善盡美。在論道家時又順便批評儒家。他說：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shù)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shù)。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span lang="EN-US">
對道家的贊美、對儒家的批評都不副實，將對道家的贊美移置于儒家身上方才合適。道家絕圣棄智，有嚴重的反禮制和反知識傾向，于六經(jīng)唯推崇易經(jīng)，于易經(jīng)只學得半部，怎么談得上“采儒墨之善”？儒家“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jīng)，統(tǒng)形上形下于一體，集內(nèi)圣外王之大成，內(nèi)則格致誠正，外則齊治平，內(nèi)外統(tǒng)于修身。這才有資格說“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也。
《太史公自序》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云。唐都是漢代著名的觀測星象的專家，所謂學天官，就是學觀測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學；楊河是漢初傳《易經(jīng)》者之一，《易經(jīng)》為儒道兩家所共尊。
黃子即黃生，景帝時博士，好黃老之術(shù),曾與《詩》學博士轅固生爭論過湯武革命問題。轅固生認為湯武革命高度正義，黃子則認為湯武革命是篡弒行為，大逆不道。司馬談以之為師，向他學習，立場和見識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此亦可見，司馬談應是道家。
司馬談由于偏見作祟，導致學術(shù)觀、歷史觀和政治觀有失中正，未能對儒道兩家作出正確的評判，誤導后人不淺，其子司馬遷也在所難免。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指出：“又其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班固是東漢大儒，著名史學家和經(jīng)學家，所著《漢書》是繼《史記》之后又一部重要史書，“前四史”之一；其編撰的《白虎通義》，集當時經(jīng)學之大成。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對儒家、道家、陰陽家、名家、墨家、從橫家等六家亦分別有評論。其評儒家說：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jīng)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袓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鬃釉蝗缬兴u，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yè)，己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后進循之，是以五經(jīng)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span lang="EN-US">
這是站在中道立場上的評論，相當中肯。
班固認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但經(jīng)過孔子集大成，就不再限于司徒，司空司寇、從文從武、為臣為君無不宜。所以班固接著說，儒家涵泳于六經(jīng)文章，特別注意仁義道德，繼承堯舜的道統(tǒng)，效法文王武王的典章，尊崇孔子為師表，以增加言論的重要性，在各派道術(shù)中為最高。堯舜的興隆，商周的盛世，孔子的德業(yè)，都是儒家之道試驗的成效。
孔子集大成，一是作為“圣之時者”，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仁、清、和諸德之大成，二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堯舜文武之大成，繼承了堯舜之道和文武之制。所以，儒家可以完全代表中道，可以與中道劃等號。
一些學者根據(jù)“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這句話，認為儒家思想只是中道之學的一部分，是斷章取義地狹隘化儒家了。唐虞之隆、殷周之盛是王道的典范，仲尼之業(yè)是圣德的體現(xiàn)，內(nèi)圣外王，可見儒學之全面，非一般司徒之官所能及也。
綜上所述可見，司馬談和班固文化立場不同，司馬談立足于道家，貶低儒家；班固立足于儒家，態(tài)度中正，實事求是。2016-8-2余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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