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辦理過程中，清政府各級官員以及朝廷內(nèi)的“洋務派”和“頑固派”，都參與其間，相互作用。
其中，曾國藩因代表朝廷對“天津教案”進行處理而引發(fā)輿論關(guān)注，并因為處理結(jié)果“欠佳”，一時間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有“外慚清議，內(nèi)疚神明”之感，不久就在極度自責中撒手人寰。曾國藩的下場，其實也映射出了清政府治理能力的喪失，昭示著它難逃覆亡的最終命運。
曾國藩
“天津教案”又不僅僅是清政府的獨角戲，該案又涉及列強對中國長期的侵略在中國民間所積聚的民憤，更涉及傳教活動引起的與中國官方、民間的利益和文化沖突這一基本背景。在這種背景下，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終導致民間的士大夫、官紳及一般老百姓與洋人教會之間的矛盾異常尖銳，“反洋教”的暴動一觸即發(fā)。
在那時的中國民間，洋教自然是“異類”，各種惡劣的傳聞也一直不斷。其實，早在列強還未侵華的明末，就有傳教士“使用迷藥拐人，將人殺死后拆割人的肢體、器官用以和藥”的傳說。鴉片戰(zhàn)爭后，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著作——魏源的《海國圖志》，也有關(guān)于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華人眼睛制藥的內(nèi)容。以后，這種傳聞越來越多。例如，很多人說所謂在教會醫(yī)院里，洋人們會把解剖后的死胎兒浸于酒精瓶中，來制作“長生不老藥”；還有人說教會之所以為臨死的兒童施洗禮，其實是為了“剖小兒心肝以制藥餌”。
更大的“誤會”發(fā)生在1870年。那一年，天津地區(qū)發(fā)生疫病，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yǎng)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事實上，嬰兒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嬰堂收留了許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嬰孩，后來實在無力救治，導致這些孩子最終死亡。但是，此事卻被天津的老百姓添油加醋地描繪成謠言，說是天主堂的牧師和修女經(jīng)常派人用藥去迷拐孩子，然后挖他們的眼睛和內(nèi)臟做成“邪藥”。
更令老百姓不能容忍的是，天主堂把那些因病死亡的孩子的尸體，草草地掩埋。這些尸體埋得太淺，導致野狗刨開淺墳，啃食小孩的尸體，場面極度殘忍。老百姓見了更是群情激奮，說這正是洋人迷拐兒童挖眼剖心的證據(jù)。
自此開始，各種謠言越來越多，越傳越廣，相信的人也越來越多，人們的憤怒越來越強烈。
然而，在這種群情激憤、一點就著的情勢下，本應息事寧人的清政府卻火上澆油。恰在此時，天津當?shù)馗米カ@了兩名誘拐童罪的罪犯。天津知府張光藻連夜對二犯提審，然后第二天便將二人處決。接著，天津府貼出告示，說二個罪犯的姓名是張拴、郭拐而且強調(diào)：“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
這份告示中，正式寫明了民間傳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腦刺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而“受人囑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會。
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來的傳言，有關(guān)傳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間捉拿之風陡盛。此時，天津百姓經(jīng)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圍，憤怒地發(fā)表各種言論。就在這時，民眾又抓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迷拐犯。經(jīng)天津府嚴審，這個武蘭珍向官府供稱，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藥是天津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的。
武蘭珍說的是不是實話，外人不得而知，但他嘴里這句話卻在民間不脛而走，天津民眾與士大夫信以為真，于是群情激昂，鄉(xiāng)紳集會于孔廟，書院為之停課聲討。最終，聚集在教堂外的憤怒百姓竟達萬人之多。期間，教民（很多是信教的國人）與普通民眾不僅相互對罵，而且拋磚毆打。
雙方廝打的喧鬧驚動了離教堂不遠的法國領(lǐng)事館。向來態(tài)度傲慢、不把中國民眾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領(lǐng)事豐大業(yè)(Henri Victor Fontanier)感到十分不爽。氣憤的豐大業(yè)迅速帶人闖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員崇厚、張光藻調(diào)兵鎮(zhèn)壓“刁民”對教堂的無端騷擾。
不過，雖然兩位清朝地方官員對豐大業(yè)多少有些忌憚，但他們也不想替洋人去得罪上萬名憤怒的群眾。豐大業(yè)遭到拒絕后，心里窩火，在返途中，他又遇到了靜海（隸屬天津府）知縣劉杰。
據(jù)說，豐大業(yè)又要求劉杰去驅(qū)趕“刁民”，但劉杰顯然不買他的賬。雙方話語不合，惱羞成怒。于是，豐大業(yè)開槍向劉杰射擊，結(jié)果射死了擋在劉杰前面的役從。
豐大業(yè)的開槍殺人行為立刻引起圍觀百姓的極度憤慨。大家早就受夠了洋人的作威作福，如今這個洋鬼子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殺死朝廷命官的差人，簡直無法無天。
于是，數(shù)百名憤怒的百姓當即打死了豐大業(yè)及其隨從，隨后借著怒氣又沖入法國教堂，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共20人(包括還有幾名俄國人)，以及中國雇員數(shù)十人，并焚燒法國教堂、育嬰堂、領(lǐng)事署。隨后，天津城內(nèi)的好幾座英美教堂也遭到憤怒百姓的焚燒。最終釀成當時震驚中外的大事件。
此次“天津教案”爆發(fā)，清廷內(nèi)部無論“頑固派”，還是“洋務派”，多多少少都是支持老百姓的。不過“頑固派”的支持有些極端，而“洋務派”則更擔心事后會招來列強猛烈的報復。
所以，這次憤怒的天津民眾將焚燒教堂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情鬧大，派人將教堂前的浮橋拆毀，以阻人前進。但是，以激烈反洋教著稱的提督陳國瑞卻派人重搭浮橋，并騎馬立于橋頭，為群眾助威。
主張“中體西用”的洋務派內(nèi)心里也反對洋教，但他們認為頑固派的辦法是不識時務，不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險。
“洋務派”一方面主張對教士教民不能過于遷就，一方面又害怕一旦傷害到教民，會惹惱洋人，導致列強進行武力報復。所以“尤可慮者，民心既已煽動，后患不可勝言”。
“天津教案”發(fā)生后，“頑固派”認為民眾為保衛(wèi)官員而殺洋人，說明“民知衛(wèi)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國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趁此機會，把京城的“夷館”盡毀，京城的“夷酋”盡戮。頑固派代大臣們借此機會在朝堂上公然宣揚“洋人在教堂里專門挖小孩的眼睛”等言論，連慈禧太后對此也深信不疑。甚至慈禧還曾向曾國藩說：“老百姓回了教堂，發(fā)現(xiàn)里面真有死人的眼睛?！?/p>
慈禧
盡管頑固派對政府決策有相當大影響，但他們畢競不會也不敢與洋人交涉。所以，與洋人談判的重任，最后還是落在洋務派官員身上。
暴亂事件發(fā)生在天津，而天津本屬直隸，名重一時的直隸總督、洋務派重要官僚曾國藩，自然是處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選。
在頑固派的影響下，朝廷開始態(tài)度一度強硬，曾下令說：“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jù)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威?！辈⒈硎疽诟鞯刈龊密娛聹蕚洹?/p>
曾國藩到天津后，經(jīng)過一番認真勘察，確認“迷拐、挖眼剖心”等純屬謠言。比如，經(jīng)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被指為教會裝滿嬰兒眼珠的兩個瓶子，其實裝的是腌制的洋蔥。
但是，此時的曾國藩以及背后的清政府面臨著兩方面的巨大壓力：一方面是國內(nèi)強大的輿論壓力，各地激憤的民眾根本不相信這一結(jié)論，天津更是民怨沸騰；另一方面是來自列強的壓力，事件發(fā)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國聯(lián)合抗議，并以調(diào)動艦隊相威脅。
對民眾，曾國藩在《諭天津士民》文告中先是贊揚“天津士民皆好義，各秉剛氣”，然后，又針對他們在沒有“迷拐之確證，挖眼之實據(jù)”的情況下就對教堂打砸搶燒的行為，進行了告誠：“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僨事而致亂?！?/p>
對法國，曾國藩拒絕了法國提出的處死天津提督陳國瑞及天津府縣官員張文藻、劉杰的要求，認為如此處理“我朝廷命官”太丟國家、政府的臉面，然后以養(yǎng)病為名將張、劉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風頭。陳國瑞因有醇親王保護而送往京城。
但列強對此處理非常不滿，三番五次威脅朝廷。這時，清廷也有些擔心了，總理衙門一日一催，竟然指責曾國藩有包庇“犯罪官員”的企圖。無奈之下，曾國藩又派人將張、劉二人找回，錄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決將張、劉二人發(fā)配到黑龍江贖罪，而“反教”最激烈的陳國瑞卻因為有醇親王力保，而得以“回揚州治病”。
不過，心中窩火的法國人仍然提出要緝拿兇手，曾國藩知道洋人不會善罷甘休，于是匆匆忙忙“緝拿”了20名“兇手”判決死刑，為那些死在老百姓手里的20名洋人償命。
天津教案公審
其實，這些所謂的“兇手”，其中有些是已被判死刑的囚犯，有些則并無確證。對這種不講證據(jù)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曾國藩的門生李鴻章都不能認同，急忙寫信勸阻。
在“津案”處理后期，因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朝廷又將曾任兩江總督多年的曾國藩調(diào)任兩江總督，由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處理“津案”最后的爛攤子。
曾經(jīng)不贊同曾國藩的李鴻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來的想法行不通，不得不按照曾國藩的原有做法照辦。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4人是俄國人，俄方此時只要求高額經(jīng)濟賠償，并不要中國人“一命抵一命”，所以李鴻章只是將原判20人死刑改為16人死刑，并附帶支付法、俄等國賠款49萬兩白銀。
“天津教案”使曾國藩從“中興名臣”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成為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協(xié)助曾處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擊，被罵為“丁鬼奴”。而且，醇郡王等一群頑固派要員紛紛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討伐洋教、懲處媚外的官員。
最終，洋務派官員為朝廷解決了麻煩，但頑固派卻借此對他們反咬一口，把洋務派罵成國家和民族的罪人。而這也正是慈禧的權(quán)謀策略。
最后的決定是由慈禧拍板的，而且她后來也急于把爛攤子處理掉，但又要保持自己愛國愛民的“氣質(zhì)”，所以洋務派成為她的替罪羊。
后來，丁日昌曾感嘆為朝廷辦事的困難：“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艱難，自然容易說“風涼話”。一旦事情失控，與列強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在旁邊說“風涼話”的人不僅不承擔禍責，“反得力持清議之名”。
事實正如丁日昌所言。一些頑固派官員從自己的“集團私利”出發(fā)，屢屢以激發(fā)民眾的“愛國激情”作為與洋務派爭權(quán)奪利的手段。他們以此方法使自己占據(jù)“道德高地”，而置洋務派于“妥協(xié)”、“賣國”、萬眾唾罵的“道德劣勢”，以達到削弱對手權(quán)勢、壯大自己實力的目的。質(zhì)樸的民眾確實很難想到，自己的滿腔愛國熱情說到底竟成為清政府內(nèi)部黨政的工具。
可惜，頑固派的豪言壯語并不能真正挽救國家命運，只能是不切實際的誤國空談。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員一開始就努力澄清謠傳，而不是縱容、默許甚至煽動民眾的憤怒情緒，事態(tài)很難發(fā)展到這種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國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眾的憤怒無疑是正義的，然而越是正義，也越容易過激。正義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眾情緒、行為將更趨極端。“極端”必然引起嚴重后果，導致清政府最后還是不得不對外談判、妥協(xié)，反過來又不得不控制甚至鎮(zhèn)壓失控的民眾。如此一來，民眾則又把矛頭對準清政府，認為它軟弱、無能，甚至賣國。
雖然民眾罵的是曾國藩等具體經(jīng)辦官員，但何嘗又不是針對整個“清政府”呢？
如此一次又一次，清政府的威望也一次次降低。到最后，它不亡，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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