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文刑辯按】擔保人因債務人對債權人實施詐騙行為后，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因此遭受財產損失，此時，債務人行為如何定性？擔保人能否以被害人的身份追究債務人刑事責任？《刑事審判參考》兩則案例予以分析。
案例一：通過向銀行貸款的方式騙取擔保人財產行為的定性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352號
秦文虛報注冊資本、合同詐騙案
裁判摘要：通過向銀行貸款的方式騙取擔保人財產的行為，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而非貸款詐騙罪。
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行為人向銀行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同時又騙取擔保人的信任，以申請貸款的方式獲取銀行資金后，自己沒有償還貸款能力，而由擔保人代為償還部分或者全部貸款的情況，對此究竟應當以何罪論處存在一定爭議，即究竟構成貸款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
我們認為，通過向銀行貸款的方式騙取擔保人財產的行為，表面上看是騙取銀行貸款，實際上侵害的是擔保人的財產權益，犯罪對象并非銀行貸款而是擔保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財產，對此種行為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了確保所貸出的款項安全可靠，一般均要求借款人在申請貸款時提供必要的擔保。擔保人作為借款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借貸人不能償還貸款本息時負責償還貸款本息（一般擔保）或承擔與借款人共同償還貸款的連帶責任（連帶擔保）。行為人虛構事實騙取銀行與擔保人的信任，非法占有錢款后，銀行可依據(jù)擔保合同從擔保人處獲取擔保，而擔保人則是銀行債務的實際承擔者，受侵害的往往是擔保人。即使擔保人因某種客觀原因如破產等情況導致無法償還擔保，銀行的債權無法實現(xiàn)從而權益受到實際侵害，但只要擔保人與銀行之間所訂立的擔保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銀行與擔保人之間就成立債權、債務關系，法律關系的最終落腳點和行為侵害對象就應認定是擔保人而非銀行。當然，如果行為人提供虛假擔?；蛘咧貜蛽?，騙取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則符合貸款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理應以貸款詐騙罪論處。
案例二偽造購銷合同騙取銀行資金，致使反擔保人遭受巨額財產損失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來源：《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645號
曹戈合同詐騙案
裁判摘要：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偽造購銷合同，騙取銀行與擔保人、反擔保人的信任，以辦理銀行承兌匯票的方式獲取銀行資金后，因合同到期不能償還銀行債務而逃匿，致使反擔保人代為償還債務，侵害了反擔保人的財產權益，應構成合同詐騙罪。
在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曹戈的行為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曹戈的行為屬于民事欺詐行為，不構成犯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曹戈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第二種意見為一、二審判決所采納。我們贊同這一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一）反擔保人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的相對方，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詐騙的對象。擔保法第四條規(guī)定：“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可以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反擔保適用本法擔保的規(guī)定。”第三十一條規(guī)定：“保證人承擔債務后，有權向債務人追償?！睙o論是對于擔保合同還是對于反擔保合同，擔保既是為了保證債權人能夠對債務人享有的債權得到履行，也是為了保證債務人能夠向債權人履行債務，因此，擔保合同的對象應該是主合同的雙方而不是單方，與債權人簽訂擔保合同不影響與債務人存在擔保合同的效力；而在擔保人代替主合同債務人承擔擔保責任使主合同權利義務消滅后，依法因主合同的債權人債權的讓渡而享有的追償權時，擔保人才與主合同債權人脫離關系，而主合同的債務人才能成為唯一相對方。反擔保亦同。既然反擔保人始終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的相對方，就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詐騙的對象。
（二）曹戈具有間接、變相地非法占有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擔保財產的目的。根據(jù)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本案被告人曹戈在沒有償還能力的情況下，采取偽造、虛構購銷合同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與永寧縣農信社簽訂500萬元承兌匯票承兌合同，對于承兌匯票承兌合同中的200萬元承兌后因其無力如約償還債務，導致一連串多米諾骨牌效應式連鎖反應，先由西北亞公司承擔擔保從合同義務，后由恒通恒基公司承擔反擔保從合同的從合同義務，最終使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為其承擔了200萬元損失而得不到追償。曹戈在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為其承擔200萬元承兌匯票債務而無法償還的情況下，逃之夭夭，表面上看似乎占有的是永寧農信社承兌匯票的承兌款，并非恒通恒基公司的擔保款，實質上卻是間接、變相地實現(xiàn)了其非法占有恒通恒基公司200萬元財物的目的，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四項或者第五項的規(guī)定，與直接非法占有主合同相對方財物的性質是一致的。
（三）曹戈具有概括的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犯罪故意和不確定的犯罪對象，不影響對其合同詐騙罪的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曹戈在詐騙的對象和故意的內容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其合同詐騙的對象和犯罪故意屬于概括性的對象和犯罪故意。曹戈詐騙的對象和犯罪故意的內容并非是具體明確的，而是相對確定又具體移動可變的，既可能是永寧農信社，也可能是西北亞公司，還可能是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這是由于主從合同連帶責任的不確定性所決定的。但是相對確定，并非絕對不確定，其犯罪對象和犯罪故意的內容最終的確定要看誰最終蒙受了損失。誰蒙受了損失，誰就成為其非法占有的受害方。曹戈通過一系列擔保合同最終使恒通恒基公司蒙受了損失，所以曹戈的犯罪對象就最終確定為恒通恒基公司。根據(jù)法定符合說原理，曹戈詐騙對象和犯罪故意內容的相對不確定性并沒有超過其詐騙合同相對方財物所可能指向的對象與故意內容的范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特征，應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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