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是漢建安年間（196—220年）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優(yōu)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認。
“七子”之稱，始于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干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余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后來投奔曹操，地位發(fā)生了變化，獲得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干一番事業(yè)。故而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今河北臨漳縣西）中，又號“鄴中七子”。他們對于詩、賦、散文的發(fā)展，都曾作出過貢獻。建安七子與“三曹”往往被視作漢末三國時期文學成就的代表。
在儒家經學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的兩漢時代，人們對文學的認識多是“依經立義”，以教化為中心，重在對文學與政治、倫理及現實的關系等外部規(guī)律的研究，而相對忽視了對文學的藝術特質及內部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研究。不過，儒家思想本不廢文學，且漢代處于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儒學在爭奪正統(tǒng)的斗爭中也表現出某些進步因素，故儒學在漢代較為自由發(fā)展時就也提出了一些對文學的看法，接觸到文學的特質問題。
此外，道家異端思想在漢代也在不間斷地發(fā)展著，在經學思想統(tǒng)治較為松弛或逐漸衰微時，一些學者受道家思想影響提出了對文學更有價值的看法。文人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對文學的抒情或娛樂性質也逐漸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
這里所說的“文學精神的復蘇”，就是指文人學者們對文學自身價值和特質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并開始自覺以文學創(chuàng)作抒情言志、表達一己情懷或以之作為精神自娛手段的狀況。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評價：“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干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辈茇С３Ｅc建安七子“行則連輿，止則接席”，孔融被曹操斬殺后，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廣征孔融的文章。
“建安七子”與“三曹”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對詩、賦、散文的發(fā)展，都曾作過貢獻。王粲在詩賦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六人。劉勰《文心雕龍?才略》提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蓖豸拥淖髌纷钅鼙憩F哀思，其代表就是《七哀詩》與《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王粲《七哀詩》吟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卑言趤y世的經歷見聞，融入于作品之中，留下最真實的記錄。
七人當中，除被曹操處死的孔融外，其他六人都依附于曹操父子旗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fā)生疫病，當時為魏王世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下的五人竟然全部死于這次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蜿H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王粲
王粲(177～217年)字仲宣。東漢末文學家。山陽高平(今微山縣兩城)人，“七子”之一。少有才名。漢獻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劫持漢獻帝遷長安，其父時任大將軍何進長史，王粲隨父西遷，在長安見當時著名學者蔡邕，深為蔡邕所賞識。
初平二年（192），因關中騷亂，王粲往荊州依劉表，客居荊州十余年，有志不伸，心懷頗郁郁。建安十三（208），曹操大軍南下，劉表病卒，子劉琮投降，王粲遂歸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賴，賜爵關內侯。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晉爵魏公，魏國建，王粲官任侍中。二十二年（217），從曹操南征孫權，北還途中病卒，終年四十一歲。王粲善屬文，其詩賦為建安七子之冠?！段褐尽繁緜饔浲豸又姟①x、論、議近60篇。有明人輯錄遺文《王侍中集》，今存詩23首。后人評價“七子之冠冕”（劉勰）
徐干
徐干（171-217），字偉長，北海（今山東濰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
少年勤學，潛心典籍。
漢靈帝末，世族子弟結黨權門，競相追逐榮名，徐干閉門自守，窮處陋巷，不隨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數年后，因病辭職，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長，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
主要著作是《中論》，曹丕稱贊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后。"（《與吳質書》）其情詩《室思詩》也是一往情深。
阮瑀
阮瑀（約165-212），字元瑜，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名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年輕時曾受學于蔡邕，蔡邕稱他為“奇才”。
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當時軍國書檄文字，多為阮瑀與陳琳所擬。后徙為丞相倉曹掾屬。詩歌語言樸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會問題。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后母虐待的苦難遭遇，比較生動形象。阮瑀的音樂修養(yǎng)頗高，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咸皆是當時名人，位列“竹林七賢”，妙于音律。明人輯有《阮元瑜集》。
應玚
應玚（177-217） ，字德璉，漢汝南南頓縣（今河南省項城市南頓鎮(zhèn)）人，建安七子之一。
擅長作賦，代表性詩作《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初被魏王曹操任命為丞相掾屬，后轉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將時，玚為將軍府文學（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賦數十篇。詩歌亦見長。
孔融
孔融（153年－208年9月26日），字文舉。魯國（治今山東曲阜）人。漢末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家學淵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孫，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少有異才，勤奮好學，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并稱俊秀。
漢獻帝即位后任北軍中侯、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稱孔北海。在任六年，修城邑，立學校，舉賢才，表儒術，經劉備表薦兼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袁譚攻北海，孔融與其激戰(zhàn)數月，最終敗逃山東。不久，被朝廷征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又任太中大夫。性好賓客，喜抨議時政，言辭激烈，后因觸怒曹操而為其所殺。
孔融能詩善文，曹丕稱其文“揚（揚雄）、班（班固）儔也。”散文鋒利簡潔，代表作是《薦禰衡表》，其六言詩反映了漢末動亂的現實。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張溥輯有《孔北海集》。
陳琳
陳琳（？－217年），字孔璋，廣陵射陽（今江蘇寶應，一說鹽城鹽都區(qū)大縱湖）人。漢末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無確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約與孔融相當。漢靈帝末年，任大將軍何進主簿。
何進為誅宦官而召四方邊將入京城洛陽，陳琳曾諫阻，但何進不納，終于事敗被殺。董卓肆惡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府。袁紹失敗后，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后又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與劉楨、應瑒、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陳琳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載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張溥輯有《陳記室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劉禎
劉楨（？-217），東漢名士，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博學有才，與魏文帝友善。
后以不敬罪被刑，刑后署吏。所作五言詩，風格遒勁，語言質樸，重名于世，今有《劉公干集》。
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學見貴。建安中，劉楨被曹操召為丞相掾屬。與曹丕兄弟頗相親愛。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視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勞役，后又免罪署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217），與陳琳、徐干、應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于詩歌、特別是五言詩創(chuàng)作方面。存詩十五首，《贈從弟》三首為代表作，言簡意明，平易通俗，長于比喻。
主要成就
詩歌
“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后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志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yōu)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于漢末戰(zhàn)亂發(fā)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fā)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辭賦
“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捌咦印钡男≠x有三點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M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
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于"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瑀的書記，徐干、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yōu)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捌咦印鄙⑽拿锌兹凇端]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捌咦印鄙⑽脑谛问缴嫌兄鸩今壔内呄?，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huán)節(jié)。
作品集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干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干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創(chuàng)作風格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于詩、賦、散文的發(fā)展，都曾作出過貢獻?！捌咦印钡膭?chuàng)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兹陂L于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瑀，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
其風格的差異在于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瑀比較自然暢達。徐干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玚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捌咦印钡膭?chuàng)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獻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轉為議郎，出至黃巾軍最盛的青州北海郡為相。興平二年（195），劉備表薦他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紹之子袁譚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遷獻帝都許昌，征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在許昌，不滿曹操雄詐，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復拜太中大夫，退居閑職，好士待客，座上客滿，獎掖推薦，聲望甚高。終為曹操所忌，枉狀構罪，下獄棄市?？兹跒榻ò财咦又祝牟派踟S?，F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詩。散文如《薦禰衡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辭藻華麗，駢儷氣息較多；《與曹操論禁酒書》則有詼諧意味。其《雜詩》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寫喪子之痛，哀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長章奏書記。《飲馬長城窟》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長城故事，揭露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
歷史評價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zhàn)亂中，盡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后期他們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后來與曹操發(fā)生沖突，被殺。由于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個統(tǒng)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玚在建安十三年后。
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chuàng)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fā)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于低沉感傷，如王粲《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后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yè)的抱負，內容多為游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tài)度。然而，無論前、后期，“七子”的創(chuàng)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占著主導地位。
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源自時代環(huán)境的刺激。漢末政治動蕩，戚宦爭權，黨錮之禍，州牧割據，連年戰(zhàn)爭，社會動亂，民生困苦，給文人提供了創(chuàng)作題材，藉文學作品發(fā)出慨嘆，反映社會實況及個人遭遇。
詩人也繼承漢末以天下為己任的士風，發(fā)展出一種昂揚奮發(fā)的建功立業(yè)精神。道家思想興起對文人創(chuàng)作的影響，主要反映在詩文擺脫“載道”工具的地位，轉而用來表現作者一己人生旨趣、遭遇、批判社會甚或作為娛樂手段上。比如馬融“以文章顯”，就與他的博通思想有關。費振剛等編《全漢賦》載其賦7篇，其中5篇乃詠物賦，多是娛樂性質的作品。
錢穆《讀文選》說：“文苑立傳，事始東京，至是乃有所謂文人者出現?！兾膶W作品之產生，論其淵源，不如謂其乃導始于道家。如一尊孔孟茍董舊轍，專以用世為懷，殆不可有純文學。”
建安文學源自儒學衰微。由于政治混亂，國家體制崩壞，人們對禮教產生懷疑，相信佛道思想，擺脫儒家經學的束縛，正統(tǒng)思想失去約束力，士人思想解放，擴闊了創(chuàng)作的空間，文學的作用不再是闡發(fā)經義，而是反映現實生活，展現建安士人的個性，抒發(fā)個人的思想感情，有助文學發(fā)展。
建安文學源自政治領袖的倡導。建安末年，曹氏父子掌握政治大權，他們雅好文學，于是形成以曹氏為中心的文學集團，以及盛極一時的“鄴下文風”。
建安文學受漢初樂府民歌的影響。漢代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寫成大量反映社會民生的作品。建安時代，環(huán)境劇變，使詩人得以繼承漢樂府的精神而大量創(chuàng)作。此外，建安文學也受詩經、楚辭及古詩十九首等文學傳統(tǒng)的影響。
建安文學亦源自文學價值的肯定，由于長期創(chuàng)作經驗的積累，形成文學批評的發(fā)展，對文學本質、文學特點的認識都有所提高。曹丕《典論．論文》謂文章乃“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肯定了文學的價值，有助文學的發(f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