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來，中醫(yī)高校關于《傷寒論》的教學與研究存在著不少誤區(qū)，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們著力于《傷寒論》六經理論以及條文方劑的解釋與闡發(fā)，著力于研究這本書，而不是研究如何用經方，如何化裁經方以治當今的流行病與難治病，如何應用書中的理法指導現今臨床的辨與治，如何創(chuàng)新發(fā)展仲景的理論與治法。
《傷寒雜病論》是“論”，而不是“經”，是張仲景論治傷寒病與當時常見雜病的臨證指南。它不是仲景研究中醫(yī)典籍的作品，而是臨床治病救誤的手冊。仲景著書立說的本意是讓臨床醫(yī)生借鑒他書中的方與法去治病救人，而不是讓人們去研究注釋他的這本書。所謂“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傷寒卒病論集》），正表達了其著書立說的本意。
徐大椿在《傷寒類方??序》中指出：“不知此書非仲景依經立方之書，乃救誤之書也。其自序云：傷橫夭之莫救，所以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當時著書，亦不過隨癥立方，本無一定之次序也?！毙焓险J為《傷寒論》是仲景在臨床實踐中據癥立方的總結，是一本臨床醫(yī)病救誤之書。他堅決反對脫離仲景本意與臨床實際的注釋以及對“六經”框架的無休止的解釋。認為“后人各生議論，每成一書……各是其說，愈更愈亂，終無定論”。
然而，以注釋為主的研究方法是《傷寒雜病論》問世以來致力于傷寒學研究者改采用的主要方法。他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使仲景之學的研究深陷困境。
葉桂開辟了一條學習和研究《傷寒雜病論》的新途徑。他不是用文字來注釋該書，而是在臨床中以臨床病例來闡發(fā)書中的方與證；他不是只研究該書，而是研究如何用書中的方來治病。他窮盡畢生精力研究如何用經方，如何用《傷寒論》的理法在臨床上辨與治，如何變通化裁漢代的經方使之能有效地治療清代的疾病。
更為可貴的是，葉桂在變通應用經方的過程中創(chuàng)新仲景的方證理論，提出了一系列新學說。如他在變通應用麥門冬湯中提出了“養(yǎng)胃陰學說”與“甘寒滋陰生津”的治法理論，在變通應用炙甘草湯中提出了“陽化內風學說”與“咸寒滋陰”、“滋陰息風”的治法，在變通應用旋覆花湯中提出“絡病學說”，在變通應用鱉甲煎丸與大黃Zaozi001蟲丸中提出了“蟲蟻通絡法”，在變通應用建中湯與復脈湯中提出“理虛大法”，在變通應用半夏瀉心湯中提出了論治濕溫病的“苦辛開泄?jié)駸岱ā?，在變通應用麻杏苡甘湯中提出了濕溫病“分消三焦?jié)駸岱ā?，在研究《傷寒論》六經病機與鱉甲煎丸證、大黃蟅蟲丸證、旋覆花湯證、木防己湯證等條文所述病機理論的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溫病“衛(wèi)氣營血辨治體系”與“辨氣分血分在經在絡論治體系”等。
可以說葉桂的學說幾乎都是在研究《傷寒雜病論》與經方變通應用中提出來的。葉桂的研究方法獨具一格，且前所未有，他由此也在《傷寒雜病論》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葉桂研究應用《傷寒雜病論》的方法為中醫(yī)高?！秱摗?、《金匱要略》的教學與研究樹立了典范，開創(chuàng)了未來仲景學說教學與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程門雪先生在《未刻本葉氏醫(yī)案》校讀記中指出：“天士用方，遍采諸家之長，不偏不倚，而于仲師圣法，用之尤熟。案中所載，歷歷可證。”為了使“歷歷可證”的葉氏用經方的醫(yī)案及其研究《傷寒雜病論》的成就能成一集而躍然紙上，我編著了這本《葉天士用經方》，希望能給中醫(yī)高?！秱摗?、《金匱要略》的教學與研究以及有志于仲景之學的同道們帶來一些啟示。
此就葉桂變通應用經方的總體思路、葉氏在《傷寒雜病論》研究方面的主要貢獻、我們研究葉桂用經方的宗旨等問題作一說明。
一、 葉桂是經方之傳人、仲景之功臣，是名副其實的傷寒學家
從張仲景《傷寒卒病論集》來看，他親身經歷了傷寒病流行肆虐對人體生命的嚴重危害，因“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才下工夫研究這種病，并“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尋找前人論疾治病的理論與方劑。非常幸運的是，他在“博采眾方”時得到了《湯液經法》，從而奠定了他編撰《傷寒雜病論》的基礎。陶弘景《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載：“商有圣相伊尹，撰《湯液經法》三卷，為方亦三百六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實萬代醫(yī)家之規(guī)范，蒼生護命之大寶也。今檢錄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備山中預防災疾之用耳。”陶弘景將《湯液經法》方稱為經方。關于《湯液經法》與《傷寒論》的關系，陶氏說：“外感天行，經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湯。昔南陽張機，依此諸方，撰為《傷寒論》一部，療治明悉，后學咸尊奉之?！?br>
將《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所載之方與《傷寒論》方比較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仲景并不是一成不變地照搬古方，而是根據他所遇到的疾病的特點，靈活化裁，變通應用，制定出了一系列新方新法。如桂枝湯，《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載：“小陽旦湯，治天行發(fā)熱，自汗出而惡風，鼻鳴干嘔者。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生姜二兩，切，甘草炙，二兩，大棗十二枚。”仲景在應用此方時，一方面擴大了此方的應用范圍，制訂出桂枝湯方證20余條，另一方面靈活化裁此方，如見桂枝湯證而項背強者，加葛根，制訂出桂枝加葛根湯方證；見桂枝湯證而腹痛者，加芍藥，制訂出桂枝加芍藥湯方證；見桂枝湯證而汗出遂漏不止者，加附子，制訂出桂枝加附子湯方證等，由此新制訂桂枝湯加味方、桂枝湯減味方、桂枝湯加減方的方證近20條。經過變通應用經方的實踐，最終“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不僅發(fā)展了《湯液經法》，而且建立了以方證為核心的中醫(yī)辨治學的規(guī)范。
葉桂治學與臨證的方法與仲景幾乎相同。他面對清代江南多發(fā)的流行病與各科雜病，亦“博采眾方”，而對《傷寒雜病論》尤其推崇，稱其為“仲景圣法”。葉氏得到《傷寒雜病論》后，沒有步前人后塵去注釋仲景的書，而是悉心研究其中的理法方證，并用于臨床研究。他如同仲景得到《湯液經法》一樣，不是刻板地守用《傷寒雜病論》原方，而是據病變通，因證化裁。仍以桂枝湯為例，第一，他進一步擴展了此方的應用范圍，用其治療溫病、瘧、勞傷外感、咳嗽、哮喘、痰飲、噯氣、脘痞、胃痛、腹痛、脅痛、腹脹、虛勞等疾病；第二，或加減變化，或合法應用，制訂出一系列桂枝湯加減法，如桂枝去芍加茯苓湯、桂枝去芍加杏仁苡仁湯、當歸桂枝湯、桂枝加當歸茯苓湯、桂枝去芍加當歸茯苓湯、桂枝去芍加參苓歸茸湯、參歸桂枝湯、桂枝加當歸黃芪湯等；第三，在桂枝湯的應用中提出“辛甘理陽”與“辛甘理營”的治法理論，發(fā)明用桂枝湯變制方論治奇經病，創(chuàng)造性地用變通桂枝湯辛潤通絡論治絡病，開創(chuàng)用變通桂枝湯開太陽以溫化痰飲，發(fā)明用桂枝湯治療溫病等，從而創(chuàng)新發(fā)展了仲景桂枝湯的方證理論。
程門雪先生在《學習<金匱>的點滴體會》中評價說：“天士為善用經方之法者，歷來諸家之用經方，當以此翁為最善于化裁?！背涕T雪先生的評價是客觀、公正的。據我們統(tǒng)計，葉桂常用的經方多達108首，其中桂枝湯、炙甘草湯等方，每一方的醫(yī)案就多達80余案。相比之下，喻昌《寓意草》載醫(yī)案60余例，其中采用經方的僅20余首；徐大椿《洄溪醫(yī)案》載治病證50多個，其中采用經方者僅10首；曹穎甫《經方實驗錄》載錄了運用桂枝湯、麻黃湯、葛根湯等40余首經方的驗案，共92則，其中16案還是曹氏門人的治驗。由以上數據可以看出，葉氏用經方的頻率之高，遠遠超過公認的經方家。
因此，我們認為應該重新評價葉桂的歷史地位。從本書所提供的資料來看，可以說，葉桂是經方之傳人、仲景之功臣。葉桂在經方變通應用與《傷寒論》理法創(chuàng)新應用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傷寒學家，是經方化裁應用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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