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2月18日晚間，第57界柏林電影節(jié)頒獎典禮舉行，中國導演王全安執(zhí)導的影片《圖雅的婚事》獲得了最佳影片的金熊獎。據(jù)此馬上有媒體評論說，這是中國電影繼《紅高粱》后的20年中，再次抱得金熊歸，是中國電影的一大盛事。但是，相對于當時在場的導演王全安和主演余男的激動擁抱，中國的影迷對此的反應頗為冷淡。不能怪中國影迷不熱心，實在是這些時日中國電影有了太多國外獲獎的消息，中國的影迷的熱情都被《三峽好人》等之前的獲獎電影給消耗盡了。再說，當時國內因為商業(yè)大片的事情鬧得沸沸揚揚，《圖雅的婚事》這樣之前一直默默無聲的小成本的藝術電影實在吸引不了大眾的眼球。
北大的戴錦華教授曾經(jīng)在她的研究中國電影的專著中指出，中國的藝術電影始終走不出一道“窄門”。這道“窄門”由中國導演張藝謀開創(chuàng)。一部影片制作完成后，不參加任何國內院線票房的角逐，而是去參選國外的各大電影節(jié)，一旦在電影節(jié)上獲得獎項，獲得西方媒體的認可，這就等于走向了世界，和通常的國外大片有了同等的競爭籌碼，然后送回國內上映。中國電影，尤其中國的藝術電影，幾十年如一日，始終都是走的這道窄門。但是這道窄門之所以如此之“窄”，就是因為中國的藝術電影生產(chǎn)本身就是跌跌撞撞的過程，想要參選國外的電影節(jié)通過廣電總局的苛刻審查，并且最終還要獲獎，這種概率實在是寥寥無幾。在這個過程中，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可能出現(xiàn)問題，所以夭折者是多之又多。但是，多少年來，尤其是張藝謀的《紅高粱》從這個“窄門”第一次成功突圍后，中國的藝術電影已經(jīng)形成了這樣的一種模式：先國外獲獎，后國內上映。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如是，王全安《圖雅的婚事》亦如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這樣的一種影片制作的預期中，如果想要走這樣的一道“窄門”，一個潛臺詞就是，中國的藝術電影必須要取悅電影節(jié)的評委，首先向西方的觀眾獻媚，獲得西方對東方的認可。對一部獨立的制作的電影人來說沒有比這樣的一種獻媚行為更無奈的了。在中國的幾乎所有在國外獲獎的影片中，幾乎所有的內容都是反映中國這個有著神秘悠久的歷史的國度中一直都苦苦掙扎生存的前現(xiàn)代人類的，那個在西方想象中的東方鏡像，在西方觀眾中已經(jīng)形成了被憐憫被關照的對象。在國外獲獎的藝術電影，基本都是反映中國人民更多的是中國女性，這個更加弱勢的群體，默默的、堅忍的、掙扎的和堅韌的生存姿態(tài)的影片。經(jīng)過多少年中國電影人的經(jīng)驗積累，他們已經(jīng)明白，西方觀眾需要的是中國人民的苦難敘事，只有通過自我施虐－受虐的過程，中國電影才能獲得西方觀眾的情感認同。所以從《紅高粱》開始，到前些日子《三峽好人》以及現(xiàn)在的《圖雅的婚事》，中國導演們幾十年如一日的抒發(fā)著他們對苦難敘事的贊歌。
說實話，看《圖雅的婚事》的時候，心情頗為平靜。這種平靜致使我好像對這樣一部所謂的優(yōu)秀的獲獎影片好像實在無話可說。也許，我們的生活中不乏苦難，我們每時每刻都在為苦難的生活而憂愁，但是面對電影中表現(xiàn)出的苦難生活，我卻感到麻木。我們生活在苦難之中，但是卻缺乏對苦難生活的敬意和對苦難生活的表現(xiàn)方式，一味的把生活的重擔壓在女性身上，然后表現(xiàn)中國女性的良善、堅忍和對苦難默默的抗爭，這種抒發(fā)苦難的方式已經(jīng)不能賺取人們的眼淚了。這樣的通過鏡頭和影像的敘事來抒發(fā)對苦難的贊歌的方式，還不如我多年前讀到胡風給蕭紅的小說《生死場》寫的評論文章中對中國農(nóng)民苦難一生的短短幾句話來的震撼：“蚊子似的生活著，糊糊涂涂的生存，亂七八糟的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種出糧食，養(yǎng)出畜類，勤勤苦苦的蠕動在自然的暴君和兩只腳的暴君的威力下面。”還有蕭伯納的《英國佬的另一個島》里，有一位年輕人這么說他的窮困的父親：“一輩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豬；結果自己也就變成了一片土，一只豬?！?br>看《圖雅的婚事》的時候，我總想起賈平凹一篇類似情節(jié)的小說《天狗》。但是那篇小說中，天狗娶了他的師母，而與此同時他同樣因為挖井而癱瘓的師父是和他的妻子還保留著夫妻關系。在中國大地的某些角落中，這是一種默認的風俗，一個女人可以同時擁有兩個丈夫。而在《圖雅的婚事》中，也許是為了表現(xiàn)政治正確的緣故，導演對此種奇異的風俗作出了巧妙的處理，讓圖雅和她的丈夫巴特爾先離婚具有了正當?shù)暮戏ǖ某绦蚝?，再尋找一個合適的丈夫。這個時候的圖雅，提出她的新丈夫必須答應同時照顧癱瘓在床的巴特爾這種情節(jié)就表現(xiàn)出的一個女子道義和情感上的擔當，而且這種擔當無疑是值得尊敬和抒發(fā)的：這也許就是這部影片的最大看點所在。但是對比賈平凹對在小說種對中國女性身上的品質的那種迷戀，導演王全安在《圖雅的婚事》中還是對中國女性在面對自己婚姻和生活問題的時候那種迷茫則作出了相對含蓄的處理。但是正是這種含蓄的處理方式，讓我對中國電影中一再的抒發(fā)對苦難的隱忍表示出一種失望。如果僅僅是為了表現(xiàn)出所謂的原生態(tài)的苦難生活，以及對此生活用影像的敘事方式，或者說用客觀的鏡頭抒發(fā)出來的話，這種苦難的沉重毫無疑問被轉化為了一種生命的輕逸，和一種單純的西方觀眾的獵奇。生命以及在生活中的暴烈和殘忍的一面被鏡頭拉回了幕后，只有苦難詩意的表達。
還是那句話，我們的生命中不乏苦難，但是缺乏對苦難的表達方式，尤其缺乏影像中的對苦難生活的真正敬意。因此之故，我勸中國電影人，盡量遠離苦難的抒情，直到你真正理解所謂的苦難生活。
思郁
2007-4-29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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