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西蒙
80年前，1940年9月27日，德國思想家瓦爾特·本雅明在西班牙一個邊境小鎮(zhèn)自殺。對和平主義者而言，當時正處于二戰(zhàn)中的至暗時刻，本雅明的絕望，并不只是面對被迫逃亡生涯時的無奈選擇，更是對整個時代的絕望。這與同樣具有“土象氣質(zhì)”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二戰(zhàn)困境中選擇自殺相似，但本雅明生前并未享受到茨威格那樣的殊榮，其48年的短暫人生，充滿了顛沛流離與懷才不遇，而這一切，直到他去世后才發(fā)生徹底改變，其思想的復雜性與深刻性至今仍在對知識界產(chǎn)生深遠影響。
■難以精準描述的思想家
在將星如云的二十世紀西方思想界大咖中，本雅明是最難被清晰描述與解讀的哲人之一。很多人將本雅明視為法蘭克福學派中的一員，概而論之，如此歸類并非不可，但本雅明與阿多諾、馬爾庫塞等法蘭克福學派的經(jīng)典人物在資本主義批判的路數(shù)上差異較大，他在法蘭克福學派中始終處于較為邊緣與獨特的地位。
如果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脈絡上看本雅明，他的思想出發(fā)點是反思西方啟蒙運動與工業(yè)革命以來的現(xiàn)代性進程，其文化批判與文藝評論中強烈的政治色彩，也的確與“西馬”各路思想大咖有相似之處。但是，本雅明的思想又十分具有“內(nèi)傾性”，并帶有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這又與他的宗教背景、直覺式的思維方式與碎片化的表達方式息息相關。
因此，閱讀本雅明，對很多人而言是非常困難的，其纏繞的文風與綿延的思維，以及大量無法被量化的隨筆內(nèi)容，都讓很多讀者陷入迷霧之中。也正因此，本雅明的思想在其生前很難被人理解。但是，正由于他思想的這份含混性與可解讀性，也成為其迥異于同期思想家的獨特魅力。
立志成為大學老師的本雅明，在青年時代就展現(xiàn)出獨特的思考能力。出生于一個猶太富商家庭的他，早年成長環(huán)境十分優(yōu)渥，但他天生的敏感性格與對“孤獨感”的迷戀，讓他過早地走向了所謂的“異端”狀態(tài)。正如文藝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在《在土星的標志下》中所言：“本雅明是法國人所謂的抑郁寡歡的人。青年時代，他表現(xiàn)出的特征似乎就是‘深刻的悲傷’。他視自己為憂郁癥，但對現(xiàn)代心理學的標簽嗤之以鼻，而代之以占星術的一個標簽：‘我在土星的標志下來到這個世界——土星運行最慢，是一顆充滿迂回曲折、耽擱停留的行星……’”
蘇珊·桑塔格不愧是本雅明在精神世界的“知音”，她敏銳地看到本雅明心靈世界中“拙”的一面。因為行為表面上不夠機敏靈巧，導致本雅明年紀輕輕就體會到世間共通的悲劇感，以及個體面對命運跌宕時的無力感。這種偏重抑郁與脆弱的特質(zhì)，對普通人而言，未必是好的性格，但對思想家與藝術家來說，卻是不可多得的天才氣質(zhì)。
本雅明曾在年輕時候憑借研究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但卻未能如愿進入大學任教。他的天才之作《德國悲劇的起源》，在當時被學術圈的“主流觀點”排斥，認為這些文字邏輯混亂，不知所云。此后，本雅明告別象牙塔內(nèi)的生活，開始將自己的思考、寫作與社會現(xiàn)實結(jié)合起來，一方面為了生存從事自由撰稿工作，另一方面，將自己多數(shù)精力用于創(chuàng)作——當然，這些創(chuàng)作并不需要再考慮學術話語權掌握者的臉色，而是真正書寫心靈之書，其思想的創(chuàng)新性與前瞻性，遠遠超出了同期那些在高校里孜孜矻矻地從事研究的學究們。本雅明一系列影響后世的作品都在這一時期集中誕生：《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單向街》《駝背小人》《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等作品，都成為對國內(nèi)知識界影響很大的思想文本。
本雅明兩部經(jīng)典著作在國內(nèi)的早期譯本。
■“閑逛者”與“光暈”里的現(xiàn)代性體驗
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家面對一個共同的歷史起源式的命題：如何看待一戰(zhàn)以來世界走向混亂與無序的“緊急時刻”？通過這個思考原點，才能更深入地介入對政治、哲學、文藝等多領域的闡釋，在思想史的脈絡上，這就體現(xiàn)為現(xiàn)代性批判的諸多不同的路數(shù)。
身處這樣的歷史空間中，本雅明的思考與創(chuàng)作，自然也離不開上述問題的“羈絆”，只是他的態(tài)度顯得更加糾結(jié)與曖昧。且因為本雅明寫作風格的晦澀，同期與后世讀者對其誤讀之處也比比皆是，如此一來，原汁原味的本雅明的思想反而被“遮蔽”了。
還原本雅明思想的本來面貌，需要回到歷史現(xiàn)場，整體觀察其碎片式的表達，才能勉強獲取其思考的吉光片羽。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巴黎，是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典范之城，層次感分明的街區(qū)，繁華喧鬧的道路，來自整個歐洲的不同階級的人群，都集中在這座歷史感與現(xiàn)代感兼?zhèn)涞某鞘兄小Ｓ绕涫钱敯７茽栬F塔的燈光照亮時，這座自古埃及胡夫金字塔之后最高的人類建筑，給人的沖擊感是空前強烈的。當那些從田園社會進入巴黎都市環(huán)境的人感到“震驚”時，便產(chǎn)生現(xiàn)代性的體驗，這種來自內(nèi)在直覺的體驗，被本雅明敏銳地捕捉到。
本雅明通過研究波德萊爾的文學與思想，來闡釋其對現(xiàn)代化的城市生活與現(xiàn)代性思維的理解。在《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本雅明借助波德萊爾的視角，來觀察巴黎都市的現(xiàn)代性狀況。他在書中寫道：“波德萊爾懂得文人的真實狀況：他們好像是一個閑逛者走進市場，說是到處看看，實際上是尋找買主?！痹谶@里，“閑逛者”（或者說“游蕩者”）是本雅明點出的關鍵概念，這些在城市街道中游走的人，看起來是漫無目的的閑逛者，其身份可能是外來手工業(yè)者，還可能是流浪漢、妓女，但正因為他們跨越不同階級的“體驗”狀態(tài)，才更容易擁有現(xiàn)代都市建筑與空間對其構成的“震驚”體驗。
本雅明認為：“震驚防御機制的特殊成就或許體現(xiàn)為，它能夠在意識中以犧牲內(nèi)容的完整性為代價，把某一時刻指派給一個事故。這可能是理智的最高成就之一；它將把事故變成曾經(jīng)體驗過的一個時刻。”由此可見，本雅明直覺式與反理性邏輯的思維方式，在研究波德萊爾時就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來。如果說后來?？绿岢龅摹艾F(xiàn)代性給人的暈眩感”是一種直覺式體驗的話，那么本雅明在20世紀早期就明確感知到的“震驚”，則是對現(xiàn)代性更具前瞻性的直覺式呈現(xiàn)。
在這些研究中，本雅明注意到巴黎城中的大量拱廊街，并由此產(chǎn)生《拱廊街計劃》的寫作構思。盡管直到去世本雅明都沒完成這部巨著，但已經(jīng)創(chuàng)作的部分還是給思想界帶來了不小的沖擊。澳大利亞學者德波拉·史蒂文森在《城市與城市文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本雅明希望把城市環(huán)境當作集體記憶與體驗的集中陳列室來研究，他研究的是現(xiàn)代性的符號、隱喻和幻象?！笔聦嵳侨绱?，在本雅明的筆下，通過巴黎城市空間中的各種元素，現(xiàn)代性的隱喻得以建構，不論是街區(qū)中心的廣場，還是連廊盡頭宏偉建筑的穹頂，都是一種隱喻或象征。
本雅明對城市空間的敏感，以及這種直覺式體驗的思維方式，也融入了他對藝術作品的理解。最代表其藝術思想的概念之一，就是“光暈”（aura，或譯為“靈暈”“靈光”等），本雅明稱之為“在一定距離之外但感覺上如此貼近之物的獨一無二的顯現(xiàn)”。簡單來說，就是在前現(xiàn)代時期，藝術品具備不可復制性，因而其擁有了獨特的審美價值，但在工業(yè)技術的助推下，已經(jīng)沒有不可復制的藝術作品了，其稀缺性的審美價值也就不斷弱化了，這便是“光暈”的消逝。但本雅明并不否認“光暈”消逝后的技術價值，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開篇不久，他就講明：“技術復制達到了這樣一個水準，它不僅能復制一切傳世的藝術品，從而以其影響經(jīng)受了最深刻的變化，而且它還在藝術處理方式中為自己獲得了一席之地?！?/p>
可以說，我們都身處一個靈光消逝的年代，這也是現(xiàn)代性的基本特征，但本雅明不只是看到其藝術的審美層面，還看重其政治性的一面。本雅明認同技術進步的現(xiàn)實價值，但他也反對資本與技術對人的異化，尤其是對藝術作品價值的扭曲，這是他反思人類文明面臨“緊急時刻”的一個基點，也正因此，其思想始終繞不開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與批判。不論從哪個角度看，解讀本雅明，都不能忽視其政治性的一面。不同于阿多諾、馬爾庫塞等法蘭克福學派的大咖在后來逐漸放棄文藝對政治的改造性，本雅明始終將文藝與政治放在同構的關系上來思考，隨著時局的變化，其思想也走向更加隱晦與決絕的一面。
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
■一幅畫背后的終極隱喻
1939年8月23日，蘇聯(lián)與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讓處于法西斯陰影下的世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晦暗時局。此事距離本雅明在絕望中自殺，只有一年的時間。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本雅明寫下了絕筆之作《歷史哲學論綱》，這既是對時局的隱喻書寫，也凝結(jié)了本雅明對歷史與未來的終極思考。
《歷史哲學論綱》大多為碎片式的敘述，依然是本雅明不成體系的、纏繞綿延式的思維方式的體現(xiàn)，其中最令后世遐想與品味的，當屬“新天使”這篇。本雅明生前最喜歡的一幅畫，就是保羅·克利的畫作《新天使》。
他用詩化語言呈現(xiàn)的這段文字，也成為“本雅明式文風”的經(jīng)典文本——“畫的是一個天使看上去正要從他入神注視的事物旁離去。他凝視著前方，他的嘴微張，他的翅膀展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他的臉朝著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著尸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張旭東譯本）這段文字很晦澀，并非是中文翻譯的緣故，而是因為本雅明的原文就充滿著隱喻與象征。如同《尤利西斯》引發(fā)后世各種研究，本雅明的“新天使論”也令人眾說紛紜，這也是本雅明思想中最大的謎團之一。
面對本雅明的終極思考，不要忘了他思想中的神秘主義與“土象氣質(zhì)”。當我們凝視本雅明晦澀的文字時，可以想象他曾無數(shù)在深夜時分獨自凝視《新天使》畫作上那夸張怪異的面孔。在其精神世界深處，自己或許與“新天使”已經(jīng)融為一體，這個神奇的生靈，一面的翅膀指向已經(jīng)破碎與扭曲的所謂的“歷史線性進步”，另一面則指向更加不可知的未來，而中間的肉身與靈魂，則被現(xiàn)實陰影所覆蓋。呼喚彌賽亞的降臨，成為本雅明面對《新天使》時純粹的想法，哪怕這個想法是孤注一擲的理想主義的念頭。
雖然本雅明沒能看到二戰(zhàn)后猶太人歷盡艱險、重獲生機的那一天，但他對歷史的縱深思考，卻具有前瞻性，他對“審美烏托邦”的決絕追求，也成為現(xiàn)代性體驗者中的一個殉道者。在今天重讀本雅明，并不只是簡單地回顧或紀念，而是要在其獨特的思維與表達方式中，找到理解歷史與想象未來的“另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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