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義辨說
程平源
[內(nèi)容提要]:朱熹將“中庸”解釋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此解釋基本成為國人之常識,借助郭店楚簡《五行》和文獻學(xué)的幫助,考辨“中庸”其原義乃是“用中”,也即用心,用心之道就是“誠”,因此將今本《中庸》二分,認為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不同,前半部分談“中庸”,后半部分談“誠”之德的“中庸二分說”并不成立。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原義是盛贊周公的“用心之德”,并感嘆這樣的 “至德”已經(jīng)鮮為人知。
[關(guān)鍵詞] 中庸 誠 德之行 五行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1]?!吨杏埂氛f: “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謂中庸?千年來眾說紛紜。其中以鄭玄、程頤、朱熹之說最為有影響力?!抖Y記正義》引鄭玄《三禮日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朱熹《中庸章句》引作程頤之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并闡發(fā)為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常也。”
程朱對“中庸”的解釋基本成為了普通人及學(xué)界對“中庸”的定見。但這一定見是錯謬的。
一 “中庸”:用心
鄭玄解“庸”為“用”,程頤朱熹解“庸”為“常”,《說文》用部有:“庸,用也,從用庚”??贾墨I《舜典》說“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荀子·王制》有“則庸寬惠”,解作“用”解??梢姵讨旖?/span>“庸”有誤。
《堯典》說“帝曰疇咨,若時登庸”,“中庸”的構(gòu)詞與 “登庸”相同。“登庸”也即用登,是用某人登位的意思。 “中庸”則是“用中”?!墩撜Z·堯曰》記載堯傳位舜時說:“咨爾舜,天之歷數(shù)在爾躬,允執(zhí)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中庸》引用了孔子對舜的評論:“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何謂“中”?果如程朱所言“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嗎?
王國維先生說:“古來新學(xué)問之起,大都由于新發(fā)見之賜。”[2]陳寅恪先生亦謂:“一時代之學(xué)術(shù),必有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xué)術(shù)之新潮流。”[3]由于郭店楚簡的出土,使得“中庸”的原義開始呈現(xiàn):
《中庸》有“庸德之行”之句,郭店楚簡《五行》開篇指出:
1.五行。仁型于內(nèi)謂之德之行,不型于內(nèi)謂之行。義型于內(nèi)謂之德之行,不型于內(nèi)謂之行。禮型于內(nèi)謂之德之行,不型于內(nèi)謂之(行。智)型于內(nèi)謂之德之行,不型于內(nèi)謂之行。圣型于內(nèi)謂之德之行,不型于內(nèi)謂之行。
2.德之行五和謂之德,四行和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君子無中心之憂則無中心之智,無中心之智則無中心之悅,無中心之悅則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無德。
儒簡《五行》以“型于內(nèi)”與“不型于內(nèi)”區(qū)分 “德之行”和 “行” , “內(nèi)”是指“心”,這是學(xué)界共識??贾瓿啞蹲鸬铝x》:“君子之蒞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囗之,其所在者內(nèi)矣,民篤(孰)弗從;型于中,發(fā)于色,其囗也固矣,民篤(孰)弗信”,這里“型于中”就是“型于內(nèi)”??梢?/span>“中”,就是“內(nèi)”,也就是“心”。
“中庸”就是用心。中庸之道本是溝通天人的心學(xué),通過詞義的曲解程頤朱熹將中庸之道演繹成了中國式的智慧和圓滑。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說:
略法先王而不知統(tǒng),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子思(前483—前402),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據(jù)《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翟灝說:“謂之《中庸》者,蓋以首篇之名為全書之名。……《史記·孟荀列傳》僅言作《主運》;《屈原賦》尚有《九歌》等,而《史記·屈賈列傳》僅言作《離騷》也。”[4]
可見,子思的著述是以首篇《中庸》來命名的。至于其篇數(shù),后世文獻多有《中庸》四十七篇的記載。[5]《孔叢子》則記載《中庸》共有四十九篇:
子思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6]
子思的著述歷經(jīng)幾次書厄后亡佚殆盡,現(xiàn)在傳世的《子思子》有南宋和清代的兩種重輯本。輯錄方式乃是將《禮記》輯出《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然后雜取諸書。
對于今本《中庸》之作者,傳統(tǒng)之說乃是根據(jù)《史記》定作者為子思;宋代以后出現(xiàn)了《中庸》晚出論,其重要證據(jù)乃是《中庸》雜有“二載華岳而不重”、“車同軌,書同文”等語,并認為其思想承襲孟子。第三種觀念則是將《中庸》分為二部分,認為一為子思之作,一為子思后學(xué)之作。
先秦古籍竄入一些后人的詞匯甚至是后人的解釋都是普遍的現(xiàn)象,不能以此來斷定《中庸》之晚出,而從思想來看,《中庸》全篇圍繞“中庸”,也即“用心”來展開,闡述的是子思“五行學(xué)說”的精要之道,并且子思的“中庸”之道為孟子發(fā)揮,所謂“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查看郭店儒簡《五行》,在子思首唱的五行學(xué)說中,天道“德”是“德之行五和”,人道“善”是“德之行四和” ,而“德之行”需要型于內(nèi),也即“型于中(心)”,因此“中”與“和”是子思五行思想的重要概念。作為子思著述首篇的《中庸》探討的正是“中”、“和”之道?!吨杏埂烽_篇指出: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當“仁義禮智圣” 型于內(nèi)時, 五種具體的德行內(nèi)化于心了,也即都“德之行”了,但此時是“喜怒哀樂之未發(fā)”,也即一切仍在心中,但“德之行”必須“和”,也即發(fā)而中節(jié)。“中”是本,“和”是用,只用通過這“中和之道”才能達成天道與人道。這就是《中庸》所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也即用心,而這個心乃是內(nèi)在之心,也即中心,是“喜怒哀樂之未發(fā)”。
《五行》說:
君子亡中心之憂則亡中心之智,亡中心之智則亡中心[之悅],亡中心[之悅則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亡德。”(第5、6簡)
顏色容貌溫,變也。以其中心與人交,悅也。中心悅旃,遷于兄弟,戚也。戚而信之,親[也],親而篤之,愛也。愛父,其攸愛人,仁也。”(第32、33簡)
中心辯然而正行之,直也。直而遂之,肆也。肆而不畏強御,果也。不以小道害大道,簡也。有大罪而大誅之,行也。貴貴,其等尊賢,義也。”(第33-35簡)
以其外心與人交,遠也。遠而莊之,敬也。敬而不懈,嚴也。嚴而畏之,尊也。尊而不驕,恭也。恭而博交,禮也。”(第36、37簡)
子思把心分為“中心”“外心”,“中心”是內(nèi)在之心,內(nèi)心必須專一才能成為君子,也即達成天道?!段逍小氛f:
淑人君子,其義一也。能為一然后能為君子,君子慎其獨也。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共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獨也。
帛書《五行》對此解釋道:“能為一者,言能以多[為一]。以多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為一也。”“慎其獨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謂[獨],[獨]然后一。一也者,以夫五為一也。” 劉信芳先生指出:“ 獨是指我心,也就是個人意識,自我意識。慎獨就是指謹慎地看待群體意思中的個人意識,包含著重視個人意識的成分”[7]
最初“慎獨”之“獨”乃是指內(nèi)心,而“多”乃是指“體”,具體就是身體,而身體是以“五官”來指代的。“獨”和“體”的關(guān)系是“心”和“身”的關(guān)系,這就是帛書《五行》所論的“慎其獨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謂[獨],[獨]然后一。一也者,以夫五為一也。”至于后世由于大一統(tǒng)的王朝需要“慎獨”被改頭換面,“獨”被曲解為“個體”,與“群體”相對。
與《五行》思想一致,《中庸》指出君子不可須臾離開“道”,因此需要“慎獨”,也即保守內(nèi)心之專一,因此《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二 中庸之道:誠
由于朱熹對“中庸”的解釋深入人心,以至于出現(xiàn)了“中庸二分說”[8]認為中庸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完全不同,前半部分談“中庸”,后半部分談“誠”之德。二分說最初由南宋的王柏提出,被后世學(xué)者遵從,馮有蘭、武內(nèi)義雄、徐復(fù)觀都先后對此進行更多論證并對其進行分編,多是以二十章為界。在綜合各種二分法的基礎(chǔ)上,梁濤指出:“今本《中庸》下半部分包括第一章以及第二十章‘凡事預(yù)則立’以下,這一部分主要記述作者的議論,……它主要圍繞“誠明”的思想層層展開,從‘天命之謂性’開始,經(jīng)過‘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最后‘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由“天命”而到“性”,由“盡性”而回到“天道”,是一篇內(nèi)容完整,邏輯嚴謹?shù)淖h論文”,[9]
“中庸”,其實是“用中”,也即“用(中)心”,用心就是誠,因此今本《中庸》并不能二分。從思想來看,今本《中庸》全篇圍繞“中庸”展開,而“誠”是“中庸”(用心)之道。
“用心”(中庸)之道就在于“誠”,子思提出“德之行”,目的是要對抗儒家反對者對儒家思想“失真”的批責(zé)[10]。而對應(yīng)道家的“真”,子思發(fā)明了“誠”。 日本學(xué)者荻生徂徠認為“誠是從人的內(nèi)心自然產(chǎn)生出來的,不必去努力思慮。哪怕是有一點想努力“變誠吧”的意念.那就不自然,不誠了。因此,“誠”不能靠教育,孔子的“忠信說”沒有談到“誠”。但是,老莊的弟子出現(xiàn)后,攻擊孔子的道是虛偽的人為的道。在《中庸》中,子思大量地談了“誠”的問題?!吨杏埂匪f的“誠”,是“人本來的自然的性”,肚子餓了要吃飯,嗓子渴了要喝水,無須努力,自然如此,這是“誠”。另外,學(xué)做壞事成為第二天性,也是“誠”。因此,所謂誠,原來的先王教導(dǎo)中并沒有,只是子思為了抵制《老子》而發(fā)明的。”[11]在《論語》中沒有出現(xiàn)“誠”,“誠”卻貫穿在《中庸》全篇。
“誠”就是中庸之道,也是“德之行”能夠五和成為天道,四和成為人道的根據(jù)。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zhí)之者也。
“誠”是“性之德”,既是天道又是人道,并且無需外在的勤奮努力,自然存于心中,無需通過思考自然可以獲得。從容演繹這天命之性,就是圣人。從“擇善而固執(zhí)之者”之句我們可知子思之“天命之謂性”的“性”尚有善有惡,其心性論處于孔孟之間。
天下至誠者能夠“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的目的在于“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與天地參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將性分為人性與物性同樣見之于郭店儒簡《性自命出》:
凡心有志也,無(與不可。人之不可)6獨行,猶口之不可獨言也。牛生而長,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7而學(xué)或使之也。
凡物無不異也者。剛之梪也,剛?cè)≈?。柔?/span>8約,柔取之也。四海之內(nèi),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
“四海之內(nèi),其性一也” ,子思的人性論承繼了早期自然人性也即:“生之謂性”的傳統(tǒng),尚非完全的道德人性論。
子思認為從中心而有的誠出發(fā),于是聰明,這就是性,而從聰明達到誠,這就是教。“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是聰明圣智,可達成天德,也即五行之和: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jīng)綸天下之大經(jīng),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茍不固聰明圣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郭店楚簡《五行》指出天道(“德”)的關(guān)鍵在于““圣”、“智”,而人道(“善”)的關(guān)鍵在于“仁”、“智”, “見而知之,智也。知之安之,仁也”(30簡),子思重視“德”(天道)其目的在于“止于至善”,也即對人道的落實?!吨杏埂氛f: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nèi)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成己為仁,成物為知(智),“性之德也,合外內(nèi)之道也”,通過“誠”——性之德,也即盡性之道,天道人道相合。
子思將“誠”定義為“性之德”,因此《中庸》也即用心,正是用誠,可見今本中庸二分說并不成立。
子思的“誠”在乎“盡其性”,“擇善而固執(zhí)之”,對于孟子而言,性本善,于是孟子引用了子思《中庸》的第二十章:“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炙。是故誠者,天之送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也; 誠,未有能動者也”,提出“反身而誠”的論題。
子思的“五行學(xué)說”重“誠”,也即“心之德” ,并在“誠”的基礎(chǔ)上演繹天道人道及其天人相合,其目的是為了構(gòu)建一套實用的治國之道。也即王道。
郭店簡《尊德義》開篇指出“尊德義,明乎人倫,可以為君也”,《君子之于教也》提出“天降大常,以理人倫。制為君臣之義,著為父子之親,分成為夫婦之辨”,君子要“ 慎六位以祀天常”,《六德》的重點則討論以“六德”與“六位”相對應(yīng)而排比的人倫之道, 從這三篇儒簡,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出子思建立在其“天人關(guān)系”之上的王道觀。
子思的五行學(xué)說重視用心之道,也即“誠”,目的在于回應(yīng)對孔子的道“不真”乃是虛偽人為之道的攻擊,但其強調(diào)“圣智”(聰明)和“仁義”的五行學(xué)說同樣受到了道家的批評。莊子在《駢拇》中說: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
三 中庸之為德也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考察孔子此句,其義乃是盛贊周公的“用心之德”,并感嘆這樣的 “至德”已經(jīng)鮮為人知。
在甲骨卜辭中殷人常以“大邑商”,“天邑商”自謂,而殷末周初,周人也自稱“小邦周”、“我小國”,將其東鄰大國稱為“大邦殷”“天邑商”。“殷”的豐美宏大在周人那里記憶是深刻的,迄今中文的“殷”字仍保留了“大”的含義。當武王革命,西方小國周取代了東方大國商成為了新的“天命”所歸,這場革命的勝利似乎并沒有給周人帶來改朝換代的喜悅與輕松,在《尚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以武王、周公為首的姬周統(tǒng)治集團“夙夜不寐”、憂心忡忡。
《詩經(jīng)·周頌》曰: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清廟之什·我將》)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清廟之什·昊天有成命》)
盡管祭祀依舊“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但對于天存著畏懼之心“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緝熙,單厥心”,畏天于是“敬德”,也即: “以敬畏之心來祭祀”。[12]
周公強調(diào)“用心”之德,正是基于此,“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孔子說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而子思則將周公的“敬德” (用心祭祀)去宗教化成為中庸(用心)之道,鋪張儒家天人心性之學(x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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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語·雍也》
[2]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fā)見之學(xué)問》,見《王國維文集》第四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3]陳寅格:《陳垣敦煌劫余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 蔣伯潛:《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頁。
[5] 李翱《復(fù)性書》曰:“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晁說之《中庸傳》曰:“是書本四十七篇。”鄭樵《六經(jīng)奧論》亦曰:“《中庸》四十七篇。”,見蔣伯潛:《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頁。
[6]其實眾多關(guān)于“四十七”篇的記載可能是“九”訛成“七”之后的以訛傳訛。因為在先秦,‘七七’之數(shù)為完整之數(shù)。譬如:鄒衍之作不多不少也正好四十九篇。雖然《孔叢子》一向被視為“偽書”,但李學(xué)勤先生根據(jù)竹簡《家語》推定“《孔叢子》一書可以說是孔氏家學(xué)的學(xué)案。” 李學(xué)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xué)》,《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0-64頁。
[7]劉信芳:簡帛《五行》慎獨及其相關(guān)問題,見http://www.jianbo.com
[8]具體研究綜述可參梁濤:《郭店楚簡與中庸>公案 》, www.bamboosilk.org網(wǎng)上首發(fā)欄 。
[9]梁濤:《郭店楚簡與〈中庸〉公案》 , www.bamboosilk.org網(wǎng)上首發(fā)欄 。
[10] 參:本人論文《儒家德性論源起考》,www.confucius2000.com
[11] 轉(zhuǎn)引自森三樹三郎:《中庸的誠與莊子的真》,《中國典籍與文化》1994年,第111頁。
[12] 對于西周之“德”的考釋可參看本人論文《儒家德性論源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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