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樊錦詩出生于北平，正值抗戰(zhàn)期間。她親眼見過炸彈從天而降，也見過日本兵到處肆虐，不當亡國奴、打敗日本鬼子對當時的她來說，很有感染力。抗戰(zhàn)勝利時，只有7歲的她竟跟大人一樣瘋了似的慶祝。
抗戰(zhàn)結束后，社會風氣良好，她一邊接受著愛國教育，一邊報考了北京大學。進入北大后，仿佛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卷帙浩繁的圖書館，一流師資帶來的知識，都是前所未有的。她走進歷史系，認真研讀起來。
她說：“在那個時代的氛圍下，我覺得我們學習就是要報效國家。這個不是大話，我們心里都明白，國家培養(yǎng)了我們；特別是周總理做了一個報告，說七個農民才能供養(yǎng)一個大學生，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國家培養(yǎng)的，也確實得報效國家，國家需要我們。”
1962年下半年，是北大畢業(yè)前最后一次專題考古實習。她選擇來到荒無人煙的大漠——敦煌。實習結束后，她拖著虛弱的身體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畢業(yè)分配的時候，她父親還為此專門給學校寫了一封信，但是這封信最后被樊錦詩扣了下來。
1963年夏天，北大畢業(yè)的她背上行囊，義無反顧跳上了去往大漠深處的火車，不成想一去就是40年。
雖說對大西北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她早有心理準備，但當樊錦詩真正住進莫高窟旁邊的破廟之后，才深刻體會到什么叫“反差”。那時候敦煌保護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搖電話，通訊困難。且沒有電燈，晚上只能用蠟燭或手電照明。就連廁所都是奢侈品，想上趟廁所都要跑好遠的路。
對此，樊錦詩坦誠地說：“說沒有猶豫動搖，那是假話。和北京相比，那里簡直就不是同一個世界，到處是蒼涼的黃沙。”
半夜里，她見過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著掉在自己的被子上，也經歷過水土不服帶來的煎熬，她也會望著窗外的月亮，思念家鄉(xiāng)。但每走過一個石窟，都會使她驚嘆：“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輩們鍥而不舍的精神也激勵著她，最終她還是堅持了下來。
樊錦詩剛來敦煌不久，就遇到了一個大難題。1998年，全國掀起“打造跨地區(qū)旅游上市公司”熱潮，莫高窟成了一塊香餑餑，有些部門想將莫高窟捆綁上市。當時樊錦詩堅決反對，即便知道會得罪很多人，她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
“文物保護是很復雜的事情，不是誰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錦詩不想讓位，你要是做不好，把這份文化遺產毀了怎么辦？全世界再沒有第二個莫高窟了。”她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好祖先的遺產，“如果莫高窟被破壞了，那我就是歷史的罪人。”
面對敦煌旅游開發(fā)的熱潮，她一樣非常矛盾，敦煌作為世界獨一無二的遺產，應該展示給公眾，但是每參觀一次，石窟就會受損一次，除了控制參觀人數外，她還大膽提出“數字敦煌”的構想。
將洞窟、壁畫、彩塑及與敦煌相關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數字圖像，同時也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研究成果以及相關資料匯集成電子檔案?！氨诋嬤@個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边@促使樊錦詩考慮要用“數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現(xiàn)在，去敦煌莫高窟參觀前，都要前往游客服務中心觀看影視畫面、虛擬漫游、文物展示等作品，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風貌、歷史背景、洞窟構成，然后再由專業(yè)導游帶入洞窟做進一步的實地參觀。
這些都是樊錦詩的提議，“這樣做不僅讓游客在較短的時間內了解到更多、更詳細的文化信息，而且極大地緩解了游客過分集中給莫高窟保護帶來的巨大壓力。”
樊錦詩在敦煌研究所工作了40余年，被譽為“敦煌女兒”。2007年11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2018年12月18日，授予改革先鋒稱號。2019年9月17日，授予“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2019年9月25日，獲“最美奮斗者”稱號。2019年12月6日，獲2019第七屆“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
樊錦詩老先生最令人欽佩的不是她獲得多少獎項，而是她為了守護千年的文物奉獻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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