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鐘百超
如何治國安邦，自古至今，多少仁人志士苦苦尋覓，孜孜以求。每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環(huán)境背景，具體的治理之道自然會因時制宜，與時俱進。但是，有沒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共同綱領？答案又是什么？的確值得上下求索。品讀司馬遷的《酷吏列傳》，或許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重要的啟示。
司馬遷在《酷吏列傳》中首先引用了孔子所歸納的兩種治國方略及其評價。一種是“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這種方略強調政治法令和刑罰的作用，主張用政治法令、刑罰等手段來引導和約束人民，雖然能讓社會犯罪率減少，但人民卻缺乏羞恥之心。另一種方略是“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边@種策略強調道德和禮儀的作用，主張用道德和禮儀來疏導和約束人們，其結果是，人民不僅有羞恥之心，還會改過自新。
在孔子看來，一個社會的治理，沒有什么比道德與禮儀更為重要。政治法令和刑罰固然可以產生一定的震懾作用，但畢竟是外在因素，其效果是短暫的、局部的。高壓政策難免導致民心恐懼，人人自危，終究不是治國良策。只有通過道德教化，推崇禮儀，讓百姓把守法遵法當作一種自覺行為，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應該說，這種由內至外的引導方式，比起由外至內的高壓政策，會收到明顯的效果。一個國家的管理，如果遵循孔子所設計的路線，那么，國民素質就會得到極大的提升，社會關系就會更加和諧美好。即使沒有嚴苛的法令，沒有刑罰，國家也都會實現(xiàn)長治久安。
司馬遷接著援引老子的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彼抉R遷為何引用老子的言論？無非是以此支持孔子的觀點。具有高尚德性的人，不注重表現(xiàn)為形式上的德，因此實際上是有德的；德性低下的人執(zhí)守形式上的德，因此實際上是沒有德。換言之，通過政治和法律手段強化的所謂道德，不過是虛偽的表象，一旦法律體系崩潰了，道德也就不復存在。相反，通過教化形成的道德品質，無論社會環(huán)境如何變遷，道德體系不會坍塌，人性不會墮落。
治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達至孔子所提倡的目標，即“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睂徖碓V訟，就是希望人們不要再發(fā)生訴訟的事情。哪怕“下士聞道大笑之”，也要努力實現(xiàn)這個治國理想。
司馬遷認為，孔子、老子所倡導的治國理念“非虛言也”，并以漢朝為例，予以論證。他說：“漢興，破觚而為圜，斫雕而為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睗h朝建立后，破壞了方形的，換成圓形的，對秦朝法律作了較大變動，如同砍掉外部的雕飾，露出質樸自然的本質一樣，法律由繁苛而至寬簡，就像可以漏掉吞舟之魚的魚網，然而官吏的治績斐然，不至于做出奸邪之事，百姓也都平安無事。因此，司馬遷認為，國家政治的美好，在于德治，而不在法律的嚴酷。
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司馬遷進一步引用老子的話，老子認為：“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狈钤絿烂埽I賊反而就越多。司馬遷進而指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狈钍钦蔚墓ぞ?，而不是管理政治清濁的根源。這就是說，管理國家，靠的不是法令，法令不是治國之本。因為“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盡管從前的法網很嚴密，但是，邪詐偽的事情還是不斷萌生，以至于官吏和百姓竟然相互欺騙，使國家頹廢到一蹶不振的地步。
面對這種現(xiàn)狀，司馬遷喟嘆道：“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痹谝粋€沒有道德教化的社會環(huán)境，只能起用酷吏來管理，但是這些酷吏又怎么能勝任管理國家的重任？使用這些酷吏管理，就等于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不會有實際的效果，只能起反作用。當然，即使任命有道德修養(yǎng)的官員來管理，恐怕也扭轉不了局面。
既然有道德修養(yǎng)的官員不能發(fā)揮作用，那就只能利用酷吏來治理國家。但是，看到司馬遷筆下的那些酷吏，我們一方面為他們胡作非為、草菅人命的暴行感到側目和憤恨，又對他們悲慘的命運感到同情和惋惜。
一個封建官吏，要做到盡善盡美是不可能的。那些酷吏，不乏正直、勇敢、守正等品格。例如，“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shù)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因此，司馬遷說：“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钡?，也有及其殘酷的官吏，比如“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仆鋸項，天水駱璧〔推咸〕，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樸擊賣請”等，不可勝數(shù)。這些酷吏，雖然標榜代表正義，實施嚴刑峻法，打壓貴戚、土豪、強盜，乃至平民百姓，但自身也有私心和惡念，也有缺憾和弱點。因此，在權利斗爭中，政敵也會利用其痛處進行有力反擊，結果難免招致自身的滅亡。司馬遷所列舉的酷吏中，幾乎沒有幾個得到好下場。晁錯被戮，郅都被斬，寧成被判極刑，幸虧逃脫而后獲赦免，周陽由被棄市，張湯自殺，義縱被棄市，王溫舒招滅五族，減宣自殺，只有杜周，尹齊等得善終。這些酷吏，得到皇帝重用，有些位列三公九卿，可是最終都不能逃脫悲慘的結局。
在一個缺失自我道德約束和禮儀的政治體制中，一個官吏，無論其職位高低，不管如何忠于職守，其本身的命運是難以把握的，也不可預知。要么立功、立德、立言，要么身敗名裂，淪為階下囚，成為犧牲品，二者必居其一。歷史是一面鏡子，但是，站在這面鏡子之前，誰又能冷靜公正地觀照自己？畢竟，道德體制的存亡決定官吏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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