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8月5日，國家文化部頒發(fā)了《古籍定級標準》(WH /T20———2006) ，其適用范圍明確為:“全國各級各類型圖書館、博物館等單位的古籍保護、整理和利用工作，同時供出版、教學、科研及國內(nèi)外相關業(yè)務單位使用?！痹摌藴适菫檫m應和規(guī)范當前舉國上下正在蓬勃開展的古籍普查與保護工作而制定的。雖然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開展全國古籍普查與保護工作的文件2007年1月才頒發(fā)，但從本世紀初《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的啟動就已經(jīng)開始了。2005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通知》(國發(fā)【2005】12號)也已專門提出加強古籍保護工作。
眾所周知， 2001年文化部曾頒布過一個《文物藏品定級標準》(文化部2001年第19號令) ，它是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及其實施細則特別制定的。為配合《文物藏品定級標準》的實施，文化部同時又頒發(fā)了《一級文物定級標準舉例》(文化部2001年第19號令) ，其中有關古籍者即第20條:“古籍善本元以前的碑帖、寫本、印本;明清兩代著名學者、藏書家撰寫或整理校訂的、在某一學科領域有重要價值的稿本、抄本;在圖書內(nèi)容、版刻水平、紙張、印刷、裝幀等方面有特色的明、清印本(包括刻本、活字本、有精美版畫的印本、彩色套印本)抄本;有明、清時期著名學者、藏書家批校題跋、且批校題跋內(nèi)容具有重要學術資料價值的印本、抄本?！睂τ诠偶?，將結合下文討論。但就碑帖而言，竊以為此標準所謂“元以前的碑帖”一詞的概念有點含混，是指元以前的碑帖刻石(法帖或有刻于木版者) ？抑或元以前碑帖刻石的拓本？如果是指前者，則不屬于廣義的古籍善本范疇。按理應是指后者，即便如此，也有疑問:如明拓漢代以前刻石(如漢《曹全碑》之明拓“因”字不損本等) ，價值絕不遜于宋拓唐碑;而不少晚近出土的六朝墓志初拓本，亦或因原石轉瞬遭受損毀而顯得極為珍貴。諸如此類，將之排斥于一級文物之列是否妥當？因本文不討論碑帖，這里順便提及，或于古籍定級有所啟發(fā)。
如將《古籍定級標準》與《文物藏品定級標準》涉及古籍者相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兩者的基本內(nèi)涵是相一致的。《古籍定級標準》的《引言》中說它是“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2001 年第19 號令發(fā)布的《文物藏品定級標準》和《一級文物定級標準舉例》記述善本古籍藏品定級的有關精神”制定的，實際上就連有關文字，諸如用于區(qū)分級別的關鍵詞“代表性”、“特別重要價值”、“重要價值”等，《古籍定級標準》也多所沿襲。僅就這些定級標準的抽象概念而論，《古籍定級標準》似乎是《文物藏品定級標準》的復制品。那么，如果要摸清家底，對所藏古籍進行普查定級，似乎只要將現(xiàn)成的《文物藏品定級標準》拿來用就可以了，一個國家制定兩個相類似的標準，而且這兩個標準又是同一部門頒布的，這是否合適?據(jù)悉，早在當初討論、制定《古籍定級標準》時，就有專家提出過這樣的疑問。然而事實證明，制定這個標準不僅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從客觀實際出發(fā)可以看到，由于《文物藏品定級標準》主要是面向博物館系統(tǒng)制定的，其主旨在于防止文物尤其是一級文物的流失，故該標準影響并作用于文博單位者多，就圖書館而言，通常只有個別大館或參與文物出口鑒定把關者，才會了解參照這個標準。而更多的古籍收藏單位，尤其中小圖書館，不少從業(yè)者甚至連古籍不僅具有文獻價值同時又具有文物價值的概念都未充分認識，可以說對該標準的知曉率很低，更不用說重視與付諸實踐了。再者，這個標準定得頗為原則抽象，只有少數(shù)專家才能領會(在定級實踐中也不排除專家之間存在認識上的分歧從而導致各單位自行其是的情況) ，很難被大多圖書館古籍工作人員所把握;況且其舉例說明僅局限于一級文物，缺乏不同級別層次可以對比的實例，不便于操作，故很少有圖書館據(jù)此標準為館藏古籍定級，事實上政府也未曾要求各圖書館按此標準執(zhí)行。
而現(xiàn)在我們所看到的《古籍定級標準》則不然。
首先，它主要面向圖書館，是從圖書館的現(xiàn)狀出發(fā)，根據(jù)國家保護古籍的要求制定的，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盡管博物館系統(tǒng)看重并習慣依據(jù)《文物藏品定級標準》，或者甚至可以因過去對所藏古籍已定過級而不理會《古籍定級標準》(這種現(xiàn)象雖非普遍，但確實存在) ，但對圖書館來說，有沒有《古籍定級標準》，其意義是非同一般的。由于這個標準的制定是以較為先進的版本學理論為指導，以豐富的圖書館古籍整理實踐經(jīng)驗為基礎，對象明確專門，因而又具有很強的實用性。
其次，相較《文物藏品定級標準》，《古籍定級標準》不僅細化具體，并且在務實的前提下有所創(chuàng)新。比如，標準制定者認識到即使同一級別的古籍，其實亦有差異，故該標準在一、二、三級古籍各級之下，又各分甲、乙、丙三等，而不是籠統(tǒng)地簡單劃一;考慮到實際個案情況異同，該標準又提出“不唯時限”、“等次上靠”、“等次下調(diào)”三條定級原則，供靈活運用而非死扣條條框框作一刀切。顯然，這些做法是較為科學的。
而為了配合該標準的有效實施，在2007 年6月，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又特地編制了《古籍定級參考圖例(試用本) 》。該圖例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結合實際工作情況，暫時避免容易引起爭議的案例，為人們提供了大量具有典型而又可用類比的參考資料，使古籍定級在操作上可以按圖索驥。雖然該圖例不是如《古籍定級標準》那樣由文化部作為正式文件頒布，但它凝聚了以國家圖書館為代表的諸多專家的心血，對推動《古籍定級標準》的貫徹落實起到了相對權威與積極的引領作用。
二
《古籍定級標準》剛面世時，因未經(jīng)實踐，多數(shù)人還來不及思考與消化吸收(對之最為敏感的卻是商界，多家拍賣行即刻據(jù)以做生意) ，如今三年過去，通過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及有關古籍工作者的努力宣傳，特別是先后兩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乃至各省級珍貴古籍名錄的申報與評審，該標準如今已深入人心。也因為如此，使人們有了可以結合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對其加以進一步探討的基礎。我們強調(diào)《古籍定級標準》制定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并不是說該標準已完美無瑕了。它的某些概念與規(guī)定在實施過程中還是存在可商榷之處的。在此，筆者不以鄙陋，提出若干淺見參與討論。
首先討論《古籍定級標準》中《術語和定義》存在或措辭有欠嚴謹、或認識岐異等問題。
2. 2. 1 寫本:“習慣上對宋及宋以前繕寫、宋代以后著名學者及名家繕寫、歷代繕寫的佛道經(jīng)卷等均稱寫本;歷代中央政府組織編纂繕寫的巨帙原本，如明輯《永樂大典》、清修《四庫全書》等， 亦稱寫本?！?/p>
按:將“著名學者及名家”并列欠妥，后者是大概念，包含前者。稱今存《永樂大典》為原本，容易引起誤解，因為從版本角度而言，它是嘉靖時重抄的副本而非原本。
2. 2. 2 稿本:“指作者親筆書寫的自己著作的底本。分手稿本、清稿本和修改稿本?！?/p>
按:對稿本的種類與名目，學術界看法不一，暫且擱置不論。但這里將手稿本、清稿本和修改稿本混為一談似乎欠妥。所謂手稿本，是版本形制上的概念;而修改稿本、清稿本(或稱定稿)則主要是從內(nèi)容上分析版本的概念(當然清稿本也含有形制概念) ，與此相關者還有“初稿本”。就版本形制論，如果修改稿本、清稿本都為作者手書，那都應稱手稿本。曩昔公私目錄每據(jù)形制著錄版本，也有“清稿本”或“謄清稿本”的名目，但這類本子往往非作者手書，而是請他人謄錄(至于后人不辨清稿本抑或抄本則另當別論) 。此外，該條前一句話既明確“作者親筆書寫”，又冠以“自己”，未免重復拗口。
2. 2. 3 抄本:“習慣上對元及元以后抄寫的書本稱為抄本?！?/p>
按:將此條與2. 2. 1寫本條作對照，不難發(fā)現(xiàn)有矛盾之處。
2. 2. 6. 2 重刻本:“依據(jù)某一底本而重新刻版印制的書本。”
2. 2. 6. 3 翻刻本:“也稱覆刻本。按照某一底本翻雕印制的書本?！?/p>
按:重刻本與翻刻本的概念是有差異的，但上述兩條似未能詮釋清楚。翻刻本的含義簡單明確，即據(jù)某一刻本翻雕而不是據(jù)其它本子。它相對應的是所翻刻之底本，與翻刻之底本屬同一版本系統(tǒng)。因此，如將“按照某一底本翻雕”改為“按照某一刻本翻雕”似乎更加確切。而重刻本的含義就比較寬泛，其既含有翻刻本的概念，更有與翻刻本截然不同者:一，重刻本所依據(jù)的底本未必是刻本，也可能是稿本、抄本或批校本;二，最為重要的是，重刻本往往是因為已有的刻本或文字有誤，或內(nèi)容不完，故擇別本?？被蛴枰栽鲅a厘訂后重加刊刻，使其成為一個新的傳本。從這個意義上說，重刻本相對應的是書而不是某一個本，與翻刻本是不能混淆的，盡管過去有人隨意混用。
2. 2. 18 善本:“具有比較重要歷史、學術和藝術價值的書本。大致包括寫印年代較早的，傳世較少的，以及精校、精抄、精刻、精印的書本?！?/p>
2. 2. 19 普本:“普通版本的簡稱，相對善本而言。指具有一定歷史、學術和藝術價值的書本?！?/p>
按:“普本”這個名詞似乎只是當今的一個俗詞，而不是一個有學術傳承的專門術語，本不宜專列條目。現(xiàn)解釋為“相對善本而言。指具有一定歷史、學術和藝術價值的書本”，看似成理，但一聯(lián)系上一條關于善本的解釋，又使人感到混沌不解。“善本”一詞至少在宋代就已出現(xiàn)，當時是屬于校勘學范疇的一個術語，專門褒獎書本文字的準確無誤。如要與之相對，那便是?？辟|劣的本子了。隨著版本學的形成與發(fā)展，“善本”的內(nèi)涵逐漸變化，不僅包含?？本?shù)谋咀?，更成為衡量版本文物價值高低的一個專門版本術語。學術界對“善本”有不同的詮釋，并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三性九條”有不同看法，在這里不作討論，但客觀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要以文物價值高低為標準收錄版本、與“三性”有相抵牾之處則是不爭的事實，比如大量乾隆以后的精校、精抄、精刻、精印的書本該目錄就未予收錄。而《古籍定級標準》在2. 3三性原則條中也明確強調(diào)“制定本標準，遵循三性原則”，那么這些乾隆以后精校、精抄、精刻、精印的書本是屬于善本抑或“普本”，又或精校、精抄、精刻、精印之本也要看時代早晚、流傳多寡予以善本與“普本”之區(qū)分呢?如果“普本”中也包含精校、精抄、精刻、精印之本，只是時代晚、流傳多而已，那么“具有一定歷史、學術和藝術價值的書本”的解釋是否合理呢？再者，既然使用“比較重要”與“一定”兩詞以區(qū)別善本與“普本”之差異，那么將善本解釋為“具有比較重要歷史、學術和藝術價值的書本”在文義上也有問題。試問，那具有重要或者特別重要歷史、學術和藝術價值的書本又該稱什么本呢？《古籍定級標準》在這些方面似乎沒有講明白。
三
再討論《古籍定級標準》中的主干部分《定級標準》。我們看到，標準的制定雖然強調(diào)堅持“三性原則”，但事實上主要還是根據(jù)時代早晚、流傳多寡進行定級，未能擺脫《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影響，即主要以歷史文物性為依據(jù)。這其實并沒有錯，在工作中也比較容易操作。關鍵是，為了使另外兩性即學術資料性與藝術代表性也能突現(xiàn)其中，結果就會出現(xiàn)一些問題。我們先看一級古籍定級標準。
3. 1 一級古籍定級標準，具有特別重要歷史、學術、藝術價值的代表性古籍。
———元代及其以前(包括遼、西夏、金、蒙古時期)刻印、抄寫的古籍。
———明清時期各學科名家名著的代表性稿本。
———明清時期著名學者的代表性批校題跋本。
———明清時期朝廷組織編纂的代表性巨帙原本。
———明代及其以前銅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套版印本、饾版印本、拱花印本、饾版拱花印本及用特殊技法印制的各種有代表性書本。
———明代及其以前用特殊紙張寫印、具有特殊裝幀形式的代表性書本。
———清代磁版印本、活字泥版印本。
按:這里前后有六個“代表性”，除最后一個要據(jù)實物而論外，前五個都有可商榷之處。第一個“代表性”似應去掉，因為前面已用“特別重要”這一限制詞與二級(限制詞為“重要”) 、三級(限制詞為“比較重要”) 、四級(限制詞為“一定”)古籍相區(qū)分，如不去掉，會被理解成“特別重要”中的“代表性”，就有點莫名其妙了(此語是從《文物藏品定級標準》沿用而來。同樣有語病的還有“明清時期各學科名家名著的代表性稿本”一條，既強調(diào)“名家名著”，再強調(diào)“代表性”，是名著中的代表性稿本？還是一種名著有多個稿本，要擇其中的代表性稿本？好象都不是，按其文意，其“名著”兩字看來也可以省去) 。
第二、三兩個“代表性”，我們理解其目的是想與二級(使用“重要”限制詞)以下古籍相區(qū)別，這在理論上可以成立，但在實踐中，從業(yè)者真的能分清哪些屬于名家的代表性稿本或批校題跋本，哪些屬于名家的重要稿本或批校題跋本，哪些又屬于名家的一般性稿本或批校題跋本嗎？況且何為“名家”還有爭議。
第四個“代表性”頗令人感到困惑，明清時期朝廷組織編纂類似《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樣的巨帙屈指可數(shù)，似乎不用區(qū)分有無“代表性”。
第五個“代表性”似也可商榷，饾版拱花印本傳世本來就稀少，珍如星鳳，難道還要選擇其中的“代表性”嗎？而問題較突出的是套版印本，在3. 2二級古籍定級標準中將下限至清乾隆六十年以前的套印本一古腦兒都納入，未免失于寬泛，那么所謂一級古籍中的“代表性”又是什么呢？有專家說，是閔齊伋、凌濛初親自刊刻的套印本;而閔、凌族人刊刻者則入二級。筆者注意到率先以《古籍定級標準》編制的《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圖錄(定級圖錄) 》，就是依據(jù)此種說法將明萬歷四十四年閔齊伋所刻《春秋左傳》等若干種套印本定為一級丙等的。暫且不論那些套印本的學術價值，就從印刷術與藝術上評價，閔、凌兩家至多也只是發(fā)展者而不能算是真正的發(fā)明者;何況傳本很多(筆者利用《中國善本書目導航》粗略統(tǒng)計，僅閔齊伋刻《春秋左傳》一種就有71家單位收藏， ) ，難見珍貴(除非或為孤本) ，以歷史文物性而論，分別定為一級或二級合適嗎？不過筆者也注意到《古籍定級參考圖例(試用本) 》只收錄了明萬歷程氏滋蘭堂刻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而沒有閔、凌本，這或許也是專家之間不同看法的反映吧。由此更想到，有些重要的明刻孤本如洪熙元年刻本《臞仙神奇祕譜》等反而被《古籍定級標準》排斥在一級古籍之外，令人頗感無奈。
此外，清代的活字泥版雖是一種別樣印刷之術，卻談不上很高的藝術價值，況且傳本很多，連入二級的標準恐怕也有點勉強。
再說二級古籍定級標準。在3. 2二級古籍定級標準中， 將一般刻本、抄本的下限定在隆慶六年(1572) ，于是成堆的嘉靖刻本，不辨刻印之精粗與流傳之多寡，統(tǒng)統(tǒng)涌入二級(其實即便嘉靖以前，刻印粗劣的本子也很多) ，而諸如明末祁氏淡生堂抄本《論語解》、有朱彝尊題跋的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朱彝尊家抄本等堪可寶貴的本子，卻只能入三級(見《古籍定級參考圖例(試用本) 》) ，這是否合乎情理?或許編圖例的老師自己心里也困惑難解。
又如，將清乾隆及其以前內(nèi)府刻印之本與禁毀書不加區(qū)分統(tǒng)統(tǒng)納入二級，也是有待討論的。且不論明代許多內(nèi)府刻本質量不高，就說現(xiàn)存清代內(nèi)府刻本，可謂多如牛毛，據(jù)說北京故宮至今還有大量存儲沒人動過。即便是開化紙所印的內(nèi)府刻本，在當今也難稱稀罕之物。至于禁毀書，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全毀者，有抽毀者，關鍵要看流傳多寡，以稀見為貴，不能凡見諸有關禁毀書目著錄者都入二級，那也會失之泛濫。再者，若已經(jīng)抽毀過的本子，相對價值就低，要逐種檢核。比如清乾隆刻本《吳越所見書畫錄》，現(xiàn)在所見者幾乎都不完整，如有未經(jīng)抽毀或涂抹之完本，方稱寶貴。
再如，二級古籍定級標準中還包括“明清時期影刻、影寫宋元版本，元代及其前人著作的明清時期初刻本，明清時期寫印元代及其前人著作而成為現(xiàn)存最早的版本”。大家知道，明末清初以常熟毛氏為代表的影宋抄本，在乾隆、嘉慶時期官修的《天祿琳瑯書目》著錄中緊挨于宋本之后，版本地位顯著，這不僅是因為其影寫精美，素有“下真跡一等”之稱，更重要的是它們據(jù)以影寫的宋本大都已不可蹤跡，端賴其綿延一線之傳。因此，無論從“三性”的哪一性講，再依照《古籍定級標準》作比較，它們其中的大部分都應有入一級的資格，而現(xiàn)將其置于二級丙等，是否委屈這些寶貝了？反觀有些影宋刻本，比如說清黃丕烈所刻《士禮居叢書》吧，雖然刻印也精美，頗有學術價值，但畢竟流傳較多，未見珍貴，把它們列入二級，或許蕘翁本人也不以為然，須知他老人家看重的，除了宋刻原本之外，就是自己的手書題跋呢。至于將“元代及其前人著作的明清時期初刻本，明清時期寫印元代及其前人著作而成為現(xiàn)存最早的版本”納入二級丙等范圍，確實也是強調(diào)了“學術資料性”，但如果不以“歷史文物性”為前提去判斷取舍，恐怕結果難免會泥沙俱下，事與愿違。
四
最后再坦誠地談幾點想法: 一，《古籍定級標準》既然是國家級的行業(yè)標準，希望它通過實踐總結經(jīng)驗，不斷完善，使其更具權威性和可操作性。因為它不僅是古籍普查與保護工作中的一個準則，同時也應該是當今該領域學術水準的體現(xiàn)。筆者既每天依據(jù)這個標準開展工作，同時也是以此標準及專家老師們的輔導教材結合實踐不斷豐富版本學知識、提高工作能力的。茲惶恐將個人的淺薄認知說出來，目的也是求教方家，以利進步。二，關于“不唯時限”、“等次上靠”、“等次下調(diào)”三條定級原則雖好，但按目前業(yè)界的人員狀況分析，可能只有少數(shù)專家能準確把握，在各地實際操作中會出現(xiàn)很大的隨意性，故請有關專家學者予以更多的關注與指導。三，標準定得好，還需要有一大批內(nèi)行去理解并付諸實施，才能達到目的。因此，殷切地期望國家及各省級古籍保護中心能為年輕古籍工作者提供更多學習進修的機會。
參考文獻
1 WH /T20 - 2006， 古籍定級標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7
2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3 遼寧省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黑龍江省圖書館. 東北地區(qū)古籍線裝書聯(lián)合目錄. 遼海出版社， 2003
4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8
5 李致忠. 《古籍定級標準》釋義. 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8 (1)
6 李國慶. 《古籍定級標準》舉例. 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8 (1)
7 黃永年. 黃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 中華書局， 2007 (9)
8 王紹曾. 如何正確評價黃丕烈在版本學上的貢獻. 臺北中央文哲研究集刊， 199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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